原刊：『東アジアのなかでの「ファウスト系」』「巻頭言」，本译文据週末批评2025年8月2日刊译出。
原文链接：
https://worldend-critic.com/2025/08/02/transnational-otaku-culture-k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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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宅文化的全球化
2020年代，是御宅文化全球化以新一波浪潮展现其存在感的时代。从2017年的《碧蓝航线》开始，到2020年的《原神》、2021年的《蔚蓝档案》、2022年的《胜利女神：NIKKE》等，中韩推出的社交游戏不仅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传统的文艺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动态。
以刘慈欣的《三体》（2008）获得世界好评为契机，原本局限于本地的中文小说开始跨越海洋，在日本也广受欢迎。华语推理、科幻、百合的“三剑客”可以说是代表性的类型，如今已在日本的文艺界开拓出独特的读者群体。
©Nexon Games/アビドス商店街。
内容产业中大资本间的合作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占据日本御宅文化一角的美少女游戏品牌“Key”，其母公司VISUAL ARTS被中国资本腾讯控股收购，而腾讯又对角川进行追加投资，通过进一步的资本合作加速御宅内容的全球推广。即使是像《水仙》（2005）这样略显实验性的文字类游戏，如今也将在中国被改编成电影。
在X上有一个经常被调侃的话题，中国的《原神》，韩国的《蔚蓝档案》，与日本的“野兽先辈”，三国各自出口的这些文化组成了新时代的“三角贸易”。但这个网络迷因无意中也呈现了御宅文化的“大航海时代”，换句话说，其全球化非常显著的特征，进一步的，也包含了“三角贸易”一词本身所蕴含的负面含义。
东亚御宅文化的一体化，对于享受它的御宅族们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同时也会让人感到某种复杂的情绪。原因在于，大家都隐约预见到了这样一个未来：在大型平台资本的全球战略下，我们亲手培育的文化会被以非预期的形式利用，并逐渐被舍弃。
角川式 vs. 浮士德式
2021年出版的《角川媒体组合全史：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试图将这种御宅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作为“正史”来描述。从台湾角川开始，到以广州天闻角川动漫的身份进入中国大陆，再到在美国扎根，以及在亚洲各地设立“酷日本学校”等，御宅文化的全球化被视为酷日本政策和大型内容公司全球战略成功的典型案例。
的确，大型内容公司和大资本的全球战略在构建享受御宅文化的流通渠道，即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接受这种全球化的“在地”（Local）语境也同样重要。当然，角川的全球战略并非没有在地要素。其中自然也有与当地出版社和文化产业交流的场景。但那更像是对在地的文化进行重组，并在其上进行“指导”的举动。台湾角川和广州天闻角川正是这种“指导”下的产物。
关注当下全球御宅文化的读者，可能会本能地对上述“角川史观”产生疑问。因为像《原神》和《蔚蓝档案》这种来自中韩的御宅文化产品，虽然自然而然地采用了类似于角川的媒体组合（media mix）战略，但其内容中几乎看不到“角川式”的东西。
例如，由角川旗下电击文库出版的轻小说《刀剑神域》（2009–）不仅在亚洲，甚至在欧美都极受欢迎，可以说是全球通用的轻小说的代表。然而，同样受到轻小说影响的《原神》和《蔚蓝档案》，许多用户都能亲身感受到它们与前者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差异。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可以这样的关键词——“浮士德系”。担任《蔚蓝档案》剧本导演的isakusan在采访中提到，对他影响深远的日本作家包括奈须蘑菇、西尾维新、舞城王太郎等。1而与《原神》一样由中国miHoYo（米哈游）开发的《崩坏：星穹铁道》（2023），其制作人David Jiang也承认，青春期所接触的“TYPE-MOON”作品是他创作活动的起点，并且他也实现了与奈须蘑菇对谈的梦想。2
不可思议的是，大家列举出的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对象，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批创作者。而这些创作者，正是曾在日本零零年代风靡一时的文艺杂志《浮士德》的核心人物。
（《浮士德》是由讲谈社编辑（后任星海社社长）太田克史于2003年创办的文艺杂志。它标榜与当时主流轻小说划清界限的“新伝綺”风格，并在2011年出版第8卷后停刊。参与该杂志的不仅有奈须蘑菇、西尾维新、舞城王太郎，还有佐藤友哉、泷本龙彦、上远野浩平、龙骑士07、东浩纪、笠井洁等新锐作家与评论家。2006年，台湾尖端出版社曾以《浮文誌》为名发行繁体中文版。此外，2008年的第7卷还策划了中国特辑，刊载了后文将提及的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的小说及访谈等。——[週末批评编辑部注]）。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活跃于类似角川集团的中国平台资本的创作者们，会对日本零零年代这本相对小众的文艺杂志所衍生的系列文艺作品及文化运动，展现出如此深厚的崇敬？在日本的御宅族看来，这恐怕是看似能理解却又难以理解的、相当奇妙的现象吧。
然而，我们中国的御宅族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为什么以《浮士德》为代表的2000年代文艺的想象力，能够超越像角川这样的全球大资本，以及支配御宅文化的流通架构，对中韩乃至东亚产生巨大影响呢？
本刊《东亚视域中的“浮士德系”》并不直接讨论上述正在进行的文化现象，而是从华文世界的经验出发，回顾这种现象产生的历史和地域语境，以及在这种语境中“浮士德式作品”的作用，并为解开这个疑问提供一个“视角”。这正是本刊的目标。
互联网中心模型的局限性
刚才我们已确认到，角川集团在其社史刊物中自认为御宅文化的引领者，将东亚地区的文化接受现象包装为“酷日本”政策成果。倘若这种“角川模式”代表了御宅文化全球化的侧面，那么本刊所介绍的华语圈接受史及其独特脉络，或许可视为对这种文化霸权的一种在地式的抵抗。
而若要论及华文世界对日本御宅文化的接受历程，“互联网”与“盗版”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在角川等资本巨头构建正规流通渠道之前，字幕组（爱好者自主字幕制作）、BBS（网络论坛）社群交流、P2P文件共享技术等实践，已然在地下构筑起了一套非正规的网络传播体系。这些实践在众多研究中，被高度评价为具有草根革命性的文化接受运动。
例如，1990年代中期发祥于台湾的“ACG”（Anime・Comic・Game）3这一词语，虽然用于指代日本御宅文化，但也蕴含了独特的含义。4的确，在不存在正规流通渠道的时代，通过盗版、字幕组和网络论坛进行的消费与信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接受模式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尤其当它试图通过媒体环境的变迁对御宅文化接受史进行一口气的全面解释时，反而遮蔽了在地文化积淀的层叠性，以及制度、历史、政治等复杂脉络的深层互动。
“断裂的欲望”的不可见化
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接受模式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媒介，互联网被描述为一种切断了现有的文化和制度语境的“革新”，这便产生了遗忘此前当地粉丝社区和文化实践，仿佛将它们视作不存在的危险性。
的确，事实上互联网形成了许多新的社区，但其成立也涉及了诸如制度限制、审查、经济差距、出版政策等多种历史条件。然而，由于被媒体环境的剧烈变化所吸引，这种变化引发的“断裂”是如何被结构化和正当化的，这一问题却被搁置了。
而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这种断裂往往是粉丝社群主动追求，且刻意建构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正是基于对旧时代制度与文化权威的疏离，以及对全新故事、美学及共同体的渴求，日本御宅文化才成为我们的选择。因此，其背后涌动着的正是一种“断裂的欲望”。
因内疚而向制度回归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通过上述盗版等非制度手段形成的接受实践，常常会引起粉丝复杂的情感。
的确，以制度外的方式来接触喜欢的作品，会带来某种（从现有制度中）解放的快感，并促进着新社区的形成。然而，粉丝们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行为在法、制度上是“不正确的”，且常常会伴随着轻微的罪恶感，与对自身危险立场的自觉。这种内疚感最终会促使粉丝们试图与制度达成和解，并采取各种“补偿行为”。
例如，曾经以非正规渠道消费作品的粉丝，会在正式发行时重新购买（中文称之为“补票”）；或者通过使用具有制度合法性的平台（如正规出版社、订阅服务等），试图为自己的实践赋予“合法性”。在这里，制度的回归反而成为粉丝内在需求的一部分，并且在此过程中，非制度的实践逐渐被改写成制度化的故事。这是“恢复正确性”的自我叙事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叙事过程容易与“正史”——即基于角川全球化战略的制度成功史——相连接。
多样叙事的压抑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互联网这种媒介所创造的同时性幻想，容易将文化的接受均质化。
通过SNS和发行平台，对特定作品的反应可以实时可视化，容易产生“大家都在看”“大家都在同时感受”的感觉。然而，其背后依然存在着由于通信环境、接入地区、语言障碍等因素所导致的时间差和接收差距。
这种差距使得对内容或信息的“反应速度”成为文化参与的前提，结果就是，那些晚些入门的接收者的观点容易被视为“落后”而遭忽视。互联网这种媒介的结构，本身也是一种压抑文化接受多样性，并将其吸收进主流叙事的装置。
考虑到这些问题后便能看到，从“互联网”这一媒介视角所讲述的文化接受叙事，蕴含着制度性与技术决定论的一面。这种叙事方式或许注定会与角川式的东西合流。无论是接受的热情还是创作的欲望，最终都会被编织进“正史”的叙事中。这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的力量，恐怕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也渴望着被制度所吸收。
为了重新审视这种“纠葛”，我们也需要刻意将目光从互联网上移开，不再将媒体的变化置于历史的中心，转而关注那些在边缘反复发生的断裂与持续的运动，以及那些难以察觉的变革与摸索的轨迹。正是在那里，才能有重新编织“与制度若即若离的叙事”的余地。
全球性、本地性、跨越性
刚才我说过，华文世界接受御宅文化的历史和语境，可以作为对角川主导的全球霸权的一种在地抵抗。而经过上述讨论，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另一个层面。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身也渴望被制度所吸收。
这种欲望，在在地实践被整合进全球叙事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然而，正是在这种对制度框架的连接欲望，与不愿被制度所束缚的创作冲动之间，才有鲜活的文化生成。在既不偏向“全球”也不偏向“在地”的“中间”地带，文化欲望的扭曲和错位才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
《浮士德》在华文世界中成为停留在这种“中间”地带的象征，恐怕并非偶然。这不单是因为它在制度之外，也不只是因为它很小众。更是因为《浮士德》从一开始在编辑方针上模糊性，以及其作为文艺杂志的同时又具有轻小说性质，而带来的类型上的悬置。最重要的是，它激发了读者心中“这本杂志可能会改变些什么”的想象、激发了一种期待与误解相交织的想象力。
《浮士德》是一个“场所”，一个“间隙”。这种“场所”或“间隙”的不稳定性反而激活了粉丝们的想象力，使其避免被制度回收，也获得了缓冲的空间。也正是如此，浮士德式作品才能不依靠角川式的全球化轨道，也不封闭于在地，而是深入到了东亚御宅文化的深层吧。
这是一种跨越性的文化实践。这里的“跨越”并不是指作品内容单纯地跨越国界流通，即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三角贸易”；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在被制度承认，在正规流通中被回收的同时，又不断从中溢出，形成独特的接受与抵抗姿态，且“彼此共鸣”着的，“误配”之物。
本刊正试图记录、批评并重新描绘这种中间性的实践。跨越性不是指跨境这一事实本身，而是指围绕跨境的关系形式，以及其实践的方式。
本刊收录论文摘要
在本刊《东亚视域中的“浮士德系”》中，各位作者基于上述跨越性视角，回顾了御宅文化在华文世界中的接受史、由此衍生的实践，以及“浮士德系”在此脉络中的影响。以下是各论文的内容介绍。
1.中国大陆篇——《浮士德》的变奏
本刊由“中国大陆篇”“香港篇”“台湾篇”三部分组成。首先，“中国大陆篇”从2000年代中期中国青春小说的旗手郭敬明与文艺杂志《浮士德》的偶然接触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大陆独有的轻小说文艺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功过。
这一部分首先刊登了本刊主编，本人红茶泡海苔的论文《对〈浮士德〉的误读、对青春的变奏：2000年代中国轻小说文艺运动与我的批评起点》。
郭敬明与《浮士德》的接触后，中国大陆出现一种将日本轻小说“误读”为文学的接受。本文回顾了由此产生的将轻小说与中国青春小说相连接的文艺运动历史；并以此运动中代表性的文艺杂志《漫客·小说绘》为中心，重新确认其在文艺与批评方面的价值，并进一步验证了角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前跨越式想象力场域的形成。5
接下来是甚谁的论文《“新概念”与〈浮士德〉——关于2000年代中国轻小说的可能性》。他主攻中国文学，是我博士课程的学弟，也是郭敬明的母校上海大学的校友。
这篇论文与我的文章相互补充，从中国文学史的内在视角分析郭敬明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局限性，以及“浮士德式作品”被引入中国青年文学的意义。具体论证了轻小说的中国化是如何与“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获得名校保送资格）出身的作家们相连接，并动摇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边界。
这两篇论文都描绘了“浮士德系”与轻小说如何在“中国的文艺制度”这一独特土壤中变奏，并时而成为模仿、时而成为抵抗的起点的。这场始于“误读”的运动，恰恰是中国大陆接受“浮士德系”的本质所在。细致梳理其变奏轨迹的中国大陆篇，提出了本论文集的一个核心论点。
2.香港篇——批评与创作的桥梁
接下来的“香港篇”则以香港这一独特的文化交汇点为舞台，详细描述了繁体中文圈对“浮士德系”的接受与变化，以及其文艺与批评影响。
首先是冒业的论文《“浮士德系”在港台华文推理中的的垂死与复兴》。冒业是活跃在华文推理第一线的推理小说家。他不仅从事创作，还在香港积极介绍推理与御宅文化的相关评论。
2000年代通过台湾出版社引入的“浮士德系”推理小说，最初并未被人们所理解。而随着2010年代日本御宅与亚文化批评的译介，其价值逐渐被重新评估。冒业的论文借助众多作家与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重新评价的过程。该论文揭示了“元推理”和“后期奎因问题”等类型理论如何影响了香港与台湾的华文推理作家，并催生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实验性作品，成为展现东亚批评想象力变迁的一份重要记录。
接下来介绍的是张彧暋的《日本次文化动漫批评在香港的展开》。张彧暋在大学任教的同时，与日本御宅·亚文化批评界也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仅与评论家宇野常宽有长期交往，还在日本批评节目中亮相，并在日本出版著作，是连接华文世界与日本批评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论文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日本社会与动漫”课程为中心，回顾了将日本零零年代批评（大塚英志、东浩纪、宇野常宽等）引入香港教育实践与同人活动的过程。该论文探讨了以《浮士德》为代表的亚文化知识与批评，如何作为“场所”而非“制度”得以流通，并描绘了“思考”动画、漫画的文化，与香港的学术界和社会运动交相发展的图景。
两篇论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将《浮士德》作为一个起点，将其与在地的语境相连接，并从当事人自身的视角详细记录了开拓新创作与批评回路的实践者的活动。在香港，“浮士德系”并非单纯的进口文化，而是作为连接批评与创作的方法论发挥着作用。香港篇记录了其轨迹，是本刊中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独特部分。
3.台湾篇——审查制度下的想象力萌芽
台湾篇聚焦于殖民地经验、审查制度与亚文化实践的交汇点，多层面地描绘了动画、漫画文化的接受与变迁。
首先是梁世佑的论文《变动的典范转移：台湾、中国大陆与日本动漫文化传播与转换的关键时刻》。梁世佑经营着一家从事日本御宅产业研究、进口业务咨询的公司，近年来还主办以日本御宅文化为主题的论文比赛，致力于构建华文世界的御宅文化研究体系。作为本刊主编的我也曾参与过这一比赛。
他的论文以1990年代台湾的动漫杂志《先锋动画》《神奇地带》为起点，论证了台湾作为日本与华文世界之间的文化中转地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那里，同时诞生了对日本动漫的热情接受，与用自身语言和视角“研究”它的批评文化，并最终承接了“ACG”一词的诞生及其制度化。台湾在审查、法规与版权的夹缝中，通过“复制”培育原创性，换而言之在“违法与创造的边界领域”中培育了文化。
对梁世佑论文做出补充的，是nt的回忆式论文《回忆1970年代到1987年在台湾的日本漫画》。nt是创造“ACG”一词，并在之后的台湾动画、漫画的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团体“傻呼噜同盟”中的一员，也是目睹御宅文化在华文世界扎根瞬间的人。“傻呼噜同盟”还负责了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2001）繁体中文版的监修。我本人也是通过他们监修的书，才接触到了零零年代批评。
她的论文描绘了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对日本漫画的修改，即重绘、性别转换、思想改写等审查操作，如何冲击着读者的想象力，并产生了无法触及故事“真实”的思想裂痕。nt见证了台湾读者如何利用碎片化的知识和图像意识到“这原来是日本的漫画”，并在这种断裂与抹除的痕迹中，培育出了独特的情感解读。这正是在审查制度下追求“欠缺的信息”与“被禁止的原作”的欲望，亦即本刊所讨论的“断裂的欲望”，是如何催生出御宅想象力的典型例证。
两篇论文说明了，台湾对动画、漫画文化的接受，并非媒体传播等简单模型所能涵盖，而是在与审查与制度的接缝中所培育出来的这一事实。该过程奠定了台湾作为华文世界独特“翻译地”的文化位置的基础。
至此，本刊收录的六篇论文，各自从不同的时代、地点、制度的裂隙中，记录了那些曾与“浮士德式作品=跨越性”的御宅文化相遇的读者的实践。在那里并非只有单纯的进口与翻译史。正是在被删减的文字、被涂污的图像，与被改写的名字的痕迹中，某种御宅式的感性才被唤醒，并被赋予了形态。信息的缺失反而唤起了过度的想象力，对无法触及的原作和未被讲述的语境的憧憬，最终作为“断裂的欲望”在文化底层流淌。
作为御宅文化“异乡人”的我们
驱使着我们编篡这本这本同人志的，是一个在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在那时，在那个地方，“浮士德式作品”会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们？为什么这段记忆至今仍在心底隐隐作痛？
《浮士德》这一媒介，并非单纯的日本文艺杂志。它是制度与抵抗之间摇曳的创作与批评的碎片，跨越了不同地区与体制，甚至超越了互联网，彼此遥相互呼应，是一种使“读者”跃向“撰写者”的磁场。在那里，作品不仅仅是被享受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可以改变自身、改变周遭的语言，在读者们的心中栖存。
我们这些在跨越性的磁场中成长的人，借用《蔚蓝档案》剧本导演isakusan的话来说，可以称为“御宅文化的异乡人”。6作为东亚御宅族的我们，虽然深深憧憬日本的主题，但也是从“外部”观察它，带着错位去接受它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处于劣势，或只是旁观者。正因为是“异乡人”，所以才获得了能够超越单一文化的目光与跨越多种文化的想象力，而这正是绘制御宅文化新地图的可能性所在。
本刊《东亚视域中的“浮士德系”》所收录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各种实践，论证了“浮士德式作品”如何在不同制度、历史、媒体环境中被误读、变奏、回收，却依然存活了下来。那里有“全球化”、“酷日本战略”，抑或“地方抵抗”等现有叙事无法捕捉的，更为复杂、更为迫切的脉络。被审查涂改了的一格漫画、超越于时代的小说类型、被正史所回收的青春文学轨迹——所有这些，都在我们作为“御宅族”的身体上刻下了跨越性的痕迹。
因此，我们必须作为“异乡人”来发声。不仅从作品内部，也从其外部、从错位中、从限制中进行发掘。跨越性并非仅仅是横跨距离的移动；它是承受不可见的压抑、误配、断裂，却仍试图与他人相连的情感轨迹。
《浮士德》正是描绘这一轨迹的原爆点。它以不同于角川式叙事与制度的形式，作为误读、作为碎片，持续连接着东亚各地的想象力。在那里产生的错位、混淆、以及诠释的余地，正是御宅文化跨越性创造力的源泉。
本刊正是为了挖掘这些声音而存在的。
当各位读者拿起这本同人志时，如果能够回想起属于自己那份的地图碎片，还请务必与我们一起发声，描述你自己的“跨越性”。本刊的标题《东亚视域中的“浮士德系”》可以供各位随意使用，愿本刊能为你的发声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