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75；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
The Matrix of Domination
支配矩阵
压迫累加模型牢牢植根于充满欧洲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这套思维里，一个人要么是黑人，要么是白人。而对自身种族和族群认同模糊的人，则不断与“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展开斗争。这种强调量化和分类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要求必须对二分法下的双方排序。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做法，要求抬升一方，而贬低另一方。特权在双方的对比关系中得以显现。
用环环相扣[interlocking]的模型取代压迫累加模型，有望创造出新的范式。将种族、阶级和性别视为环环相扣的压迫系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方法促进了范式转变，激发对其它压迫形式的包容性思考，如年龄、性取向、宗教和族群。种族、阶级和性别代表了对非裔美国女性影响最大的三个压迫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可能并不是最根本的压迫因素，而且其压迫的对象肯定不局限于黑人女性群体。其它有色人种、犹太人、贫穷白人女性和同性恋者所处的受压迫地位，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理由。不同类别的人们，只要被贴上“他者”标签，就都等同于彼此，也等同于动物和自然。
将非裔美国女性和其它被排斥的群体一同置于分析中心，得以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换为“兼而有之[both/and]”的概念观点。在这种立场下，所有群体都曾在过去创造的系统中或多或少受到惩罚或获得优待。例如，在这个系统中，白人女性因其性别而处于劣势，但又因其种族而享有特权。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是压迫者，也可能是被压迫的一员，或者同时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坚持“兼而有之”的概念观点并不意味着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之间可以互换。例如，尽管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在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性别压迫似乎更依附于性爱[erotic]的基本权力，并通过家庭的相互作用和个人意识侵入私人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的种族压迫在非裔美国人及其它种族或族群中创造了明确的社群，并由此激发了抵抗文化。这些社群虽然将黑人与白人相区隔，但同时也为诸如非裔美国人这样的从属群体提供了反体制的缓冲，使其得以抵制主导群体的思想和制度。社会阶级可能也是类似的结构。传统上，社会阶级被定义为个体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但可能看作社群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些。此外，从家庭和社区的集体视角来看，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压迫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现有的社群结构提供了抵抗种族和阶级压迫的主要阵线。但是，由于性别跨越了社群结构，因此很少有可类比的制度基础以推动抵抗。
接受“兼而有之”的概念观点，使得我们从累加的、分离的系统方法研究压迫，转向我现在所认为的社会关系支配中更根本的问题。在更广义的支配矩阵中，种族、阶级和性别构成了压迫的轴心，并刻画了黑人女性的经历。其它群体可能会遇到这一支配矩阵的不同维度，比如性取向、宗教和年龄，但最重要的关系是支配及其对应产生的激进行动主义的类型。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将这一矩阵称为“支配政治”，并描述了它如何沿着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这些相互交错的轴线运行。“支配政治”指的是这些轴线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即相信支配以及高低贵贱，正是这些信念构成了整套体系。对我而言，这就像一个房子的所有部分共享地基，只不过“支配政治”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信念，并由此构建了支配的概念。
约翰拉·巴特勒（Johnella Butler）声称，从这种新范式中发展出来的新方法将是“非等级制的”，并将“拒绝以种族、阶级、性别或族群为首要地位，而是要求承认它们之间矩阵式的相互作用”。种族、阶级和性别可能不是最根本或最重要的压迫制度，但它们对非裔美国女性的影响最为深刻。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有潜力揭示围绕宗教、族群、性取向和年龄等其它轴线组织的社会支配关系的深刻见解。因此，研究黑人女性的特殊经历将得以揭示大量更具普遍性的支配过程。
Multiple Levels of Domination
多层次支配
除了沿着种族、性别和社会阶级等轴线建构以外，支配矩阵还在一些层面之上进行建构。人们在三个层面经历并反抗压迫：个人传记层面；由种族、阶级和性别所创造的文化背景所属的群体或社群层面；以及社会制度的系统层面。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强调，这三个层面都是支配场所和潜在的反抗场所。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人传记，由其具体经历、价值观、动机和情感组成。没有两个人占据相同的社会空间；因此，没有两本传记是完全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可以是自由和赋权式的，就像黑人女性的异性恋关系或非裔美国人家庭和社区中的母亲力量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可能是限制和压迫性的。家庭暴力和虐待，或是主流图像助长黑人女性内化压迫的情况，代表了个人层面的支配。同样的情况可能看起来截然不同，这取决于人的意识对它的解释。
个人意识的这一层面是新知识能够产生变化的基本领域。传统的说法认为，作为支配的权力是从上而下运作的，即通过强迫和控制不情愿的受害者，使其屈服于更强大的上级意志。但是，这些说法未能解答诸多疑问。例如，为什么女性明明有充分的机会离开，但仍与虐待她们的男性待在一起，或者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奴隶选择杀死他们的主人。这种说法忽视了受害者可能在自己的受害过程中与支配者串通一气的意愿。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即使胜利机会看起来很渺茫，受害者也会持续抵抗。通过强调自我定义的力量和自由思想的必要性，黑人女权主义表明了非裔美国女性思想家将意识视为自由领域的重要性。黑人女性知识分子意识到，支配的运作不仅自上而下地建构权力，而且自下而上汲取底层能量并视作权力加以吞并，以达到自身目的。在努力阐明非裔美国女性作为群体的立场时，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家为非裔美国女性个体提供了反抗压迫的概念工具。
与群体或社群其它成员分享经验和思想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仅给个人传记赋予了意义，而且构成了经历和反抗支配的第二个层面。所有人的个人传记都植根于几个重叠的文化背景，例如由种族、社会阶层、年龄、性别、宗教和性取向定义的群体。文化因素包括思维和行为所使用的概念、个人概念阐释的社群验证、获取知识所使用的思维模式以及评估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可识别的历史、地理位置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最具凝聚力的文化背景。对于黑人女性而言，非裔美国人社区使得以非洲为中心的群体视角能够持续存在。
从属群体的知识，如黑人女性的反抗文化，是在受压迫群体控制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导群体的目标是用其自身的专门思想取代从属群体的知识，因为主导群体意识到，若能控制从属群体生活的这一层面，就会让控制变得更加轻巧。虽然影响受压迫群体经验的这一层面的努力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成功，但是控制知识还是比起主导群体想让我们相信的要难得多。例如，坚持外在的审美标准导致许多非裔美国女性不喜欢自己的肤色或头发质地。同样，内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性别意识形态导致一些黑人男性虐待黑人女性。这些都是将主导群体的专门思想灌输到非裔美国人日常文化背景中的成功案例。但是，通过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黑人女性的蓝调传统以及当代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的声音所表达的黑人女性抵抗文化的长期存在，都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想要消除作为抵抗基本场所的文化背景非常困难。
主导群体所控制的社会制度构成了经历和反抗支配的第三个层面，包括学校、教会、媒体和其它正式组织。这些制度使个人接触到代表主导群体立场和利益的专门思想。虽然这些制度承诺让个人识字和习得其它技能，可用于个人赋权和社会变革，但它同时也要求顺从和被动性。这样的制度会让我们相信，精英的理论化构成了理论的全部。非裔美国女性思想家的存在，如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ewart）、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卓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范妮·卢·哈默（Fannie Lou Hamer），她们虽然被排除在这些制度之外和/或在这些制度中被边缘化，但仍继续产出理论，有效地反对这种霸权主义观点。此外，最近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在这些制度中的复苏，即当代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涌现，直接挑战了弥漫在这些制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Resisting the Matrix of Domination
反抗支配矩阵
支配通过引诱、施压或强迫非裔美国女性和其它从属群体成员，试图以主导群体的专门思想取代个人及文化的认识模式。因此，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认为，“革命变革的真正焦点从来不是我们寻求逃避的压迫环境，而是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压迫者的那一小片。”或者正如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简洁地指出:“革命从自我开始，并在自我之中开始。”
洛德和班巴拉的假设为黑人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学者和活动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在某种主要的压迫体系中——无论是种族、社会阶级、宗教、身体能力、性取向、族群、年龄还是性别——识别自己是受害者并不困难，但这些人通常看不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如何维护别人的从属地位的。因此，白人女权主义者经常自信地指出其作为女性所受的压迫，但不愿看到她们的白人皮肤给她们带来了多少特权。对种族主义有着卓越分析的非裔美国人，往往坚持将贫穷白人女性视为白人权力的象征。激进左翼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有色人种和女性能看到其真正的阶级利益，”激进左翼辩称，“阶级团结能消除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从本质上讲，每个群体都把它觉得最紧迫[comfortable，译者取其相当大的含义]的压迫认定为最基本的压迫，而把所有其它压迫归类为次要压迫。之所以压迫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是因为这些方法没有认识到，在支配矩阵下很少有纯粹的受害者或压迫者。每个人都在框定其生活的多重压迫制度下或多或少受到惩罚或者获得特权。
更广泛的关注强调了压迫的环环相扣的本质，这些压迫是在多个层面上构建的，从个人到社会结构都是更大的支配矩阵的一部分。坚持这种包容性模型，为每个个体都提供了所需的概念空间，让每个个体看到自己既是多个主导群体的成员，也是多个从属群体的成员。将分析转向研究支配矩阵如何沿着某些轴线构建（种族、性别和阶级是与非裔美国女性相关的研究轴线），揭示了不同的压迫系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支配的系统或人际关系机制。
赋权包括拒绝那些会使得客体化和非人化延续下去的知识维度，无论这些维度是来自个人、文化还是制度。当我们理解并使用我们个体、群体和学科的知识维度以培养我们作为完整人类主体的人性时，非裔美国女性和其它从属群体的个体就会变得强大。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女性重视我们的自我定义，参与黑人女性的激进传统，将以非洲为中心的女权主义认识论作为我们世界观的核心，并将在学校获得的技能看作为黑人社区发展而进行的重点教育的一部分。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这种整体认识论定义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将其任务和承诺定义为一种认识方式，使个人能够在社会中掌握其个人传记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用个人立场参与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赋予个人力量。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认为:“只有当我公开地整合我是谁的所有部分，允许来自我生活的特定来源的力量在我所有不同的自我中自由地来回流动，而不受外部强加的定义的限制时，我的能量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集中。”
From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pp. 225–230 Copyrishr © 1990, 1991, by Routledge. Used by permission of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UC.
摘自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赋权政治》（波士顿：昂温海曼出版社，1990年），第225-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