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68；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 译者闲聊：本文似乎是某些人指涉的身份政治学术的重要里程碑文献，然而细看不难看出，本文首先并不学院派相反很江湖草根，其次实际上有着亲康米的色彩（自称社会主义者+工作阶级视角）与交叉性分析先驱的底色，硬要无视其他段落的叙述，只抓住一两句话来发明所谓身份政治道统（无论褒贬）就挺无聊的，讼棍总想找一些节点来发明自己的合法性源头。
黑人女性主义宣言
我们是一个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团体，自1974年以来一直在一起会面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参与了确定和澄清我们政纲（politics）的过程，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团体内以及与其他的进步组织和运动联合开展了政治工作。目前，对我们政纲的最概括性的声明是，我们积极致力于与种族压迫、性别压迫、（强制性）异性恋压迫和阶级压迫作斗争，并将发展综合性的分析和实践（基于主要压迫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这一事实）视为我们的特殊任务。这些压迫的综合性创造了我们的生活条件。作为黑人女性，我们将黑人女性主义视为合乎逻辑的政治运动，这样的运动将与有色人种妇女所面临的所有多重压迫进行坚决抗争。
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以下四个主要议题：（1）当代黑人女性主义的起源；（2）我们相信什么，即我们政纲的具体领域／内容；（3）组织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困难，包括我们这个团体的小故事；（4）黑人女性主义的议题和实践。
1. 当代黑人女性主义的起源
在审视黑人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之前，我们想要肯定这样一个发现：我们自身起源于非裔美国妇女为生存和解放而持续进行生死斗争的历史现实。黑人妇女与美国政治系统（白人男性统治的制度）之间极其消极的关系，一直是由我们在受压迫的种族和性别中的成员身份来决定的。
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关于黑人妇女在奴隶社区中的角色的反思》指出的那样，黑人妇女总是表现出反对白人男性统治的立场，即使只是在她们的身体表现中，也积极地以戏剧性和微妙的方式抵制白人男性统治对她们及其社区的入侵。一直以来，都有黑人妇女活动家——有些是众所周知的，如Sojourner Truth, Harriet Tubman, Frances E. W. Harper, Ida B. Wells Barnett, and Mary Church Terrell，还有成千上万的默默无闻者——她们都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如何与种族认同相结合、从而使她们的整个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变得独一无二。当代黑人女性主义，是无数代的个人牺牲、战斗精神和母亲姐妹们实践的产物。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存在发生了明显的演变／进化。黑人妇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劳动妇女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场女性主义运动，但外部反动势力和运动本身内部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都模糊／掩盖了我们的参与。1973年，主要位于纽约的黑人女性主义者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单独的黑人女性主义团体。这就是全国黑人女性主义组织（NBFO）。
黑人女性主义政治也与黑人解放运动有着明显的联系，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些运动（民权运动、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黑豹党），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在这些解放运动中的经历和幻灭，以及在白人男性左翼里靠边站的经历，导致我们需要制定一种不同于白人女性的反种族主义政策，以及不同于黑人和白人男性的反性别歧视政策。
不可否认，黑人女性主义也有其个人起源，也就是说，其政治意识来自于黑人女性生活的个人经历。黑人女性主义者和更多没有将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者的黑人妇女，都经历过性别压迫，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持续性要素。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和男孩不同，我们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例如，为了保持“淑女风度”，同时也为了让我们在白人眼中不那么令人反感，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保持安静／温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男性物理层面和性层面上的虐待的威胁。然而，我们那时没办法将其概念化，哪怕它对我们如此明显；我们知道的，是事情实际上发生了。
黑人女性主义者在意识到性政治、父权制统治以及最重要的女性主义的概念（我们女性用来反抗压迫的政治分析和实践）之前，常常会谈论关于自身的疯狂[craziness]感受。种族政策和种族主义是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因素，这一事实过去不允许、现在仍然不允许大多数黑人妇女更深入地审视我们自己的经历，并从这种意识的增长与分享中、得以建立一种改变我们生活并结束压迫的政治。我们的发展还必须与黑人的当代经济和政治地位相联系。二战时期的黑人青年，是黑人中第一波能够最低限度地参与某些教育和就业选择的人，这些选择以前完全不对黑人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地位仍然处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底层，但由于教育和就业方面象征性的做法，我们中的少数人能够获得一定的工具手段，这可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与我们的压迫作斗争。
一开始，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联合立场把我们（黑人妇女）聚集在了一起，而随着我们在政治上的发展，我们致力于处理资本主义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和经济性的压迫。
2. 我们相信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纲最初源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黑人女性天生/内在地就有价值，我们的解放不是作为他人的附属品，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类对自主性的需要。这似乎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听起来过于简单，但很明显，没有任何其他表面上的所谓进步运动，将我们的特定压迫视为优先解决事项、或认真致力于结束这种压迫。仅仅列举黑人女性（如奶妈、女族长、蓝宝石[愤怒的黑女人]、妓女、女汉子）的轻蔑性刻板印象就足够令人义愤，更不用说那些我们所受到的残忍、甚至是谋杀式的待遇，这些都表明在西半球的四个多世纪的奴役中、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践踏摧残的。我们意识到，唯一关心我们并为我们的解放进行不懈努力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纲是从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姐妹和我们的社区的爱演变而来的，这让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斗争和工作。
这种对我们自身所遭受之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概念中。我们认为，最深刻、也可能将是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身份，而不是致力于结束别人的什么压迫。[译者加粗]就黑人妇女而言，这是一个特别令他人厌恶、具有危险与威胁性的概念，因此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因为从我们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来看，很明显，（在那些运动里）任何人都比黑人妇女更值得解放[译注：轻蔑的口吻]。我们拒绝王座、拒绝戴上女王皇冠，也不喜欢优雅地走在他人之后。我们想要的只是被承认为人类、平凡的人，这就足够了。
我们认为，父权制下的性别政策与阶级和种族政治一样、普遍存在于黑人妇女的生活中。我们还经常发现很难将种族、阶级、性别的压迫分开，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们往往是同时经历的。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种族－性别压迫，它既不是单纯的种族压迫，也不是单纯的性别压迫。例如，白人男子强奸黑人妇女的历史就是作为政治镇压的武器。
尽管我们是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但我们与进步的黑人男性团结一致，并不主张白人女性中的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所要求的分裂。作为黑人，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在种族问题上团结一致，白人女性当然不需要与白人男性团结一致，除非是ta们作为种族压迫者的消极团结。我们与黑人男性一起反对种族主义，同时我们也与黑人男性一起反对性别歧视。
我们认识到，要解放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工作的组织方式必须为了从事工作和创造产品的劳动者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为了老板们的利润。物质资源应该在创造这些资源的人之间平等地分配。然而，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时是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革命，那我们也无法相信这样的革命能保证我们的解放。我们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发展对阶级关系的理解——考虑到黑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通常处于边缘地位的具体阶级状况，而在这个特殊时期（1970年代），我们中的一些人突然暂时地被视为白领和专业人士的双重理想象征。我们需要阐明那些并非是无种族、无性别式工人的人的真实阶级状况，因为种族和性别压迫是ta们工作/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决定因素。虽然我们基本上同意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适用于他分析的具体经济关系，但我们知道，为了让我们理解我们作为黑人女性的具体经济状况，马克思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扩展。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出的一个政治贡献是对女性主义原则（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的拓展。例如，在我们的精神觉醒会议上，我们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白人女性的启示，因为我们正在处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作用。甚至我们作为黑人女性使用黑人语言谈论/作证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风格，也引起了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共鸣。出于必要，我们花了大量精力钻研我们所受压迫的文化和经验之本质，因为这些问题以前从未被考虑过。以前没有人探究过黑人女性生活的多元结构。这种启示/概念化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一次会议上，当时我们讨论了我们生命早期的智识兴趣是如何受到同龄人、尤其是黑人男性的攻击的。我们发现，因为我们黑人女性既被认为是“聪明”的、也被认为是“丑陋”的，即“聪明－丑陋（Smart-ugly）”。“聪明－丑陋”体现了我们大多数人被迫以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才得以发展智识的方式。黑人和白人社区对黑人女性思想家的惩罚比白人女性高得多（如果是受过教育的中产／上层阶级的[白人]女性，那就更不必说了）。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拒绝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立场，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分析或战略。它忽略了太多太多的人，尤其是黑人男性、妇女和儿童。我们对这个父权制社会中男性被社会化成什么傻叉样子、有很多批评和厌恶：他们支持什么，他们如何行动，他们如何压迫她人。但是我们没有被误导，错认为是他们的男性特征——即生理男性特征——造就了他们。作为黑人女性，我们发现任何类型的生物决定论都是建立特别危险与反动之政治的基础。我们还必须质疑，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是否是一种充分和进步的政治分析和战略，即使对那些践行者而言也要做如此质疑，因为它完全否认性别因素以外的妇女受压迫的任何来源、否定阶级和种族的事实。
3. 组织黑人女性主义者的问题
在我们作为黑人女性主义者团体而一起度过的岁月里，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快乐和痛苦，胜利和失败。我们发现，很难围绕黑人女性主义的议题进行组织，甚至很难在某些情况下声明我们是黑人女性主义者。我们流泪思考着这种困难的原因，特别是在白人妇女运动发展壮大并向许多方向延展的情况下。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我们面临的组织问题的某些一般原因，并具体讨论组织我们自身之团体的诸阶段。
我们政治工作的主要困难来源是，我们不仅仅反对一条或两条战线上的压迫，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压迫。我们没有种族、性别、异性恋或阶级特权可依赖，我们甚至没有拥有这些特权对应群体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资源和权力。
永远不能低估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的精神负担，以及这在觉醒政治意识和从事政治工作方面带来的困难。在这个既种族主义又性别歧视的狗屎社会中，黑人女性被赋予的精神价值卑如尘土。正如一个早期团体成员曾说过的，“仅仅因为是黑人女性，我们都是受伤／破碎的人。”我们在精神上和每一个层面上都被剥夺了，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努力改变所有黑人女性的状况。在《黑人女性主义者寻找姐妹情谊》中，米歇尔·华莱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以女性的身份、黑人的身份、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存在，每个人都暂时地各自为战，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一个与我们的斗争相容／适合的环境，因为身处底层，我们将不得不做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将不得不与世界相抗争。”
华莱士对黑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的评估是悲观的，但也是现实的，特别是她提到了我们大多数人面临的近乎典型的孤立。然而，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在底层的位置，明确地向革命行动迈进。如果黑人妇女是自由的，这将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自由，因为我们的自由需要摧毁所有的压迫制度。
然而，女性主义对大多数黑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质疑了关于我们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即性（别）应该是权力关系的决定因素。以下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本黑人民族主义小册子中对男性和女性声音的定义。
“我们明白，男人是一家之主，这是而且一直是传统的做法。他是家族/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他对世界的了解更广，他更自主，他的理解更全面，他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更明智……。毕竟，男人当一家之主是合理的，因为他能够捍卫和保护他的家园的发展……。女性不能做与男性相同的事情--她们天生就有不同的功能。即使在抽象理念的世界里，男女平等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男人并不等同于其他男人，比如在能力、经验甚至理解力的方面。
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可以看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ta们并不相等，但都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男人和女人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男人和他的妻子就没有房子/家庭。两者对任何生命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大多数黑人女性的物质条件，导致她们几乎无法扰乱（主导性的、父权制的）经济和性安排，而这些安排似乎代表了她们生活的某种稳定。许多黑人女性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都有很好的理解，但由于懂得都懂的日常生活的限制，她们不能冒险与这两者作斗争。
黑人男性对女性主义的反应是出了名的消极。当然，由于黑人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围绕我们自身的需求组织起来，他们甚至比黑人女性更受威胁。他们意识到，他们可能不仅会失去在斗争中宝贵而勤恳的盟友，而且还可能被迫改变与黑人女性互动和压迫的那些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方式。对黑人女性主义分裂黑人斗争的指责，是对自主的黑人妇女运动发展的重大阻碍。
尽管如此，在我们团体存在的三年中，仍有数百名妇女在不同的时期活跃。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黑人女性，都是出于对某种程度的可能性的强烈需求，而这种需求以前在她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当我们在1974年初NBFO第一次东部地区会议之后首次开始会谈时，我们没有组织战略，甚至没有焦点。我们只是想看看我们有什么。经过几个月的离别后，我们在年底又开始见面，并开始进行各种激烈的意识觉醒活动。我们有一种压倒性的感觉，那就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彼此。尽管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从事政治工作，每个个体继续参与女同性恋政治、反对滥用绝育和争取堕胎权利的工作、第三世界妇女国际妇女节活动，以及对Kenneth Edelin, Joan Little, and Inéz García的审判的声援活动等。当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夏天时，成员人数大幅下降，我们中的那些人仍然认真讨论在黑人社区为受虐妇女开设庇护所的可能性（当时波士顿没有庇护所。）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决定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因为我们对NBFO的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立场及其缺乏明确的政治焦点有严重意见分歧。
当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联系了我们，我们曾与ta们合作开展争取堕胎权利的活动，ta们想鼓励我们参加在黄泉村（Yellow Springs）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会议。我们的一名成员确实参加了，尽管在那次会议上宣传的意识形态很狭隘，但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状况，并进行自己的经济性分析。
进入秋季，当一些成员回来时，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的相对消沉和内部分歧，这最初被认为是女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裂，但也是阶级和政治分歧的结果。在之前的夏天，我们这些仍在开会的人已经确定了做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并超越了意识觉醒和仅仅作为情感支持团体的需要。1976年初，当一些不想做政治工作、也表达了分歧的女性自愿离开时，我们再次寻找接下来的焦点。我们决定增加新成员并成立一个学习小组。
我们总是互相分享我们的阅读材料，在上述决定做出的几个月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写了关于黑人女性主义的论文供小组讨论。我们开始作为一个学习小组运作，也开始讨论创办黑人女性主义出版物的可能性。我们在晚春举行了一次务虚会，为政治讨论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提供了时间。目前，我们正计划收集一批黑人女性主义作品。我们认为，向其他黑人妇女展示我们政治的现实是绝对必要的，并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写作和传播我们的作品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黑人女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都孤立地生活，我们的人数很少，而我们在写作、印刷和出版方面有一些技能，这一事实使我们希望在继续与其他团体联合开展政治工作的同时，将这些类型的项目作为组织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一种手段。
4. 黑人女性主义的议题和项目
在我们共事期间，我们已经确定并致力于许多与黑人妇女特别相关的问题。我们政纲的包容性使我们关注任何影响妇女、第三世界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情况。当然，我们特别致力于那些种族、性别和阶级同时成为压迫因素的斗争。例如，我们可能会在雇佣第三世界妇女的工厂里参与工会组织，或纠察一家正在削减第三世界社区本已不足的医疗保健的黑心医院，或者在黑人社区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围绕福利和日托问题组织起来也可能是一个工作重点。
要做的工作和这项工作所代表的无数问题仅仅反映了我们压迫的普遍性。团队成员实际从事的议题和项目还包括滥用绝育、堕胎权、家暴、强奸和医疗保健。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妇女会议上举办了许多关于黑人女性主义的讲座和科普活动，最近还为高中女生举办了这些讲座与活动。
我们主要关心的一个议题是白人妇女运动中的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开始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作为黑人女性主义者，我们不断痛苦地意识到白人妇女在理解和打击她们的种族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这要求她们对种族、肤色、黑人历史和文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消除白人妇女运动中的种族主义，顾名思义是白人妇女要做的工作，但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并要求问责。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并不认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当的。许多反动和破坏性的行为，都是以实现“正确的”政治目标的名义进行的。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并不想以（进步）政治的名义打乱人们的生活。
我们相信集体议事规则和我们团体内部的非等级式的权力分配，以及我们对革命社会的愿景。我们致力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不断审视我们的政治发展，这是我们实践的一个基本方面。罗宾·摩根在她对《姐妹情谊是强大的》的导论中写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白人异性恋男子能扮演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因为他们正是反动的既得利益力量的化身。”
作为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我们知道我们有一项非常明确的革命任务要完成，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毕生工作和斗争。
（1977）
Notes
1. This statement is dated April 1977.
2. Michele Wallace, “A Black Feminist’s Search for Sisterhood,” The Village Voice, 28 July 1975, pp. 6–7.
3. Mumininas of Committee for Unified Newark, Mwaaamke Mwaaanchi (The Nationalise Woman), Newark, NJ., ©1971, pp.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