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七日。
今早起床时，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频道。广播中传来消息称，阿富汗的女性正在抛弃头巾。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想到我所熟识的女性们为了这一天最终到来已经期盼了数年之久这一事实。但这所谓的“胜利”是如此的空洞。对于被称之为“我们和她们”的心态，我实在是深感厌恶。所谓“我们”，即，获得自由的美国人，必须拯救“她们”，即，广大受到压迫的女性。而我们所谓的“解放女性”的大业，是通过屠戮同族的男性、甚至是恰巧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妇女儿童时——这到底算是哪门子“女性主义”的胜利？作为一名美国女穆斯林，一位因在公共场合行走就会感到恐惧的有色族裔女性，我的那些朋友在911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周里因殴打所曾遭受的痛苦，如今我也能够感同身受。我们一丝不苟地盯着数字不断增长：2起，5起，7起，……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些人会说我笑了——那些人会摸遍我的全身——当我试图争辩的时候，他们会拿我寻开心，抓着我，反剪我的双手，告诉我滚回自己的国家去，抢走我所有的钱，最后逃之夭夭。我的另一位朋友则告诉我：他们打我，踢我，叫我“人妖”——他们翻出了我包里的小册子，我在这里作为酷儿活动家而接受庇护——我的论文刚刚整理好——在这个国家里作为男同性恋者并不安全。下面这些话来自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我们不想报警，因为为什么要引发又一次种族刻板印象定性（指警察因肤色或种族而怀疑人犯罪）呢？警察们是绝不会劳神去找那些加害者的。他们只会用我们的痛苦作为更多暴力的挡箭牌，用我们的痛苦为更多的暴力开脱。这些就是我在这座令人心碎的城市里一次又一次听到的故事，也是我开始观察其他国家的生活的契机。
然而，属于有色族裔的女性主义在这之中到底有什么体现呢？事实上，处处都有体现。作为有色族裔女性主义者，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Bushra Rehman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二日。
最开始我以为这些茶杯都摔过。这些参差的茶杯被安置在Bushra和她姐姐Sadia共有的阁楼公寓的一个架子上。这些茶杯上下遍布着极细的蚀刻纹路，看起来就像是老教材里的书写字体，彰显出岁月在它身上经过的痕迹。我以为它们已经和这个家庭共度了数年的时光，然而随后我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是Sadia为了她的艺术展览创作出的作品。她制作出这些茶杯，而后用她家族里的女性成员的名字为每只茶杯命名。每个茶杯都对应一位她的女性家人，而其破损程度则反映她们每个人各自的反抗程度。这些茶杯中的一部分只有些许破损，而另外一些则完全裂开。这些杯子互相堆叠在一起，就仿佛有人需要将其清洁一番。
这些破碎的茶杯，正如同同样破碎的女人们一般。这便是正值华盛顿以反恐之名发动战争时，坐在薄薄的地毯上，编辑这些女性主义的论文的我的感受。我仿佛感到生活正遭受着蓄意破坏。在以西班牙语播送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一位身在阿富汗的男子称：“一架敌机掠过之后，就有一名哭嚎的女人。”他的这句话如同诗句一般令我难以忘怀。“一架敌机掠过之后，就有一名哭嚎的女人”。我想象着那哭泣的女人，以及在哥伦比亚的媒体镜头——我的母亲就来自哥伦比亚。画面里展现出散发着血腥气的街道以及其中哭泣的女人们。我的母亲拒绝观看这些镜头。但我却无法忽视。悲伤和感激交织在母亲的目光中：作为一名美国人，我的女儿只用在电视上看这些画面就可以了。阿姨为我们斟茶，并让我在手机上看刚刚讨论过的消息。FBI会让人人间蒸发的谣言正传播开来。阿姨则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在我的窗户上贴了一面星条旗，决意保卫我们的安全。
——Daisy Hernandez
当我们着手开始编辑本书的时候，我们对彼此仍知之甚少。我们都只是两个混迹于作家、酷儿、艺术家和女性主义者的圈子中的黑发女性。我们曾经在纽约市见过面。彼时我们共同参加了名为“文学和书信中的女性”（Women in Literature and Letters, “WILL”）的活动。这一活动以有色族裔女性为中心，组织了多个成本可负担的写作项目。然而，实际上直到编辑本书时，我们才意识到，来自皇后区的巴基斯坦裔女性穆斯林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古巴－哥伦比亚混血女天主教徒，我们这二人之间可以有多少共通的地方。
我们都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移民社区中长大，并同时掌握两种语言。来自父母故乡的宗教和传统伴随着我们度过童年时光。在早些年中，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在外，我们都对这些风俗习惯熟稔于心。我们都跟随父母的信仰，正如一名得体的女儿所应该做的那样。这种跟随直到我们长大成人。Daisy在15岁时，她听闻了一名修女说《圣经》根本没有必要按照字面含义理解，并且诺亚方舟并未存在过。自此，她便退出了强制性的周日弥撒，以及天主教。而Bushra在16岁时，她探索了自己的身体——并且不再每天做五次礼拜。
诚然，我们之间也有差异。Bushra的生长环境让她意识到在有色族裔之间，暴力就和友谊一样随处可见。她的家庭曾经从巴基斯坦搬到纽约，而后迁往沙特阿拉伯，再之后是巴基斯坦，最后又回到纽约。而相对地，Daisy则在欧洲裔白人移民中长大。这些所谓的“移民”已逐渐成为白种美国人。她的家庭也只是曾从镇子的这头搬到那头而已。我们同家庭决裂的方式也大相径庭：Bushra在尚未结婚时就离开了家，而Daisy则待在家里并开始同女人约会。
我们个人的反抗导致了同家庭的决裂。而与此同时，它也将我们带向了另外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其他不甚完美的南亚裔和拉美裔女性。她们也同样在为社会变革而不懈奋斗。仿佛我们穷尽一生来寻找同这些给予我们熟悉感和归属感的女性在一起的空间。而这两种感觉在我们此前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我们可以同这些女性们一起讨论我们的原生家庭，并获得可以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回到家中的共鸣。然而，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单打独斗只是基础。若要引发变革，我们必须同其他有色族裔女性站在一起。要编纂好这部书，我们必须要迈出自己的舒适圈。
而后，“9·11事件”突然发生了。我们社区里的人们开始调转矛头，以新的方式互相攻击。戴着头巾的小学女生们在学校里遭受其他有色族裔女同学的掌掴。任何同阿拉伯男性约会的拉美裔女性，对于她的社区都显得形迹可疑。我们曾认为是朋友的人，现在对任何中东裔男性、穆斯林和阿拉伯移民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尽管他们自己之前也曾是移民。居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人们在行动和言语上升级的暴力行为，作为其对悲痛和恐惧的回应。而我们也感到了同家庭关联的恐惧：Daisy担心，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美国优先思潮，她的母亲会因为不会说英语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Bushra则挂念她戴面纱的母亲和姐姐，以及因蓄胡须而有“恐怖分子”面孔的父亲和兄弟。
作为对战争的应对措施，我们曾希望一些“老派的”活动家工作，即组织集会并进行抗议游行，然而又感觉到放弃本书的编辑工作并不合适。我们的一位资助人，名为Darice Jones，用Angela Davis的名言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面临旧有的行动主义力有不逮，而今日的行动主义正要将不同社群联合起来的新局面。”这便是我们对本书的期许。尽管我们的语言、肤色和阶级存在差异，但我们都有一段漫长的受到压迫并奋起反抗的历史。于我们而言，本书便是行动主义的化身。它提供了一种方式，延续有色族裔女性之间的对话的方式，正如在《我背为桥》《扮鬼脸，筑灵魂》等早期著作中可见一斑的那样。
历经许多场深夜谈话之后，我们为本书选择了Cristina Tzintzún的论文标题，以便彰显出女性的故事和殖民主义二者之间的密切相关。但当我们第一次坐下来撰写这份简介时，辞典告诉我们，所谓“殖民”，指的是“建立一个定居点”。这描述听起来是如此简单而祥和。我们重新撰写了定义。所谓“殖民”，是“将某人从其文化、语言、领地、家庭结构（即任何使其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个体的要素）剥离开来的行为”。讽刺的是，该辞典帮助了我们更好地表述了本书的意义。它警示了我们为有色族裔女性写作的重要意义。我们拒绝将定义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女性主义的权利拱手让人。
如同其他的有色族裔女性一样，我们两人首先接触女性主义是在大学期间。当时我们是以白人中产阶级的视角学到的——这也是殖民的一种形式。女性主义本应拉近我们同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家人之间的距离，而实际上却并没有这样。正相反，它将我们彼此推开。散发着学术气味的女性主义，并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同家中的女性交流，讨论有关她们选择同酗酒的丈夫一同生活或者戴头巾的原因。在拒绝了解／交流她们作为女性做出的这些选项时，我们丢失了自己的一部分和自己的历史。
撰写这些部分并不容易，因为最开始，白种人的女性主义确实令人感到极其自由。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理解我们父辈们的沉默和脾性，以及我们母亲们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它赐予我们Ani Di Franco的音乐，以及教导我们“不，父权制并不仅仅出现在我们有色族裔的家庭里，它无处不在...”的教授们。它提供了一个系统，使得我们可以由此分析问题并最终发起变革。
但我们同这“白人女性主义”的经历，最好也不过是苦乐参半。当女性主义者们聚集在专属于中产阶级的客厅里，一起讨论血汗工厂的时候，谈论有关她父母的工厂工作，令Daisy感到非常的不自在。而每当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时，Bushra便会被她那女性主义的姐姐要求在她“穆斯林”和“美国人”的二重身份之间选边站。这让她意识到她们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在大学里“启蒙了的”女性主义者朋友们之间以及在“未启蒙的”女性家人之间的双重身份总是存在。我们的母亲们将6名子女养育成人，在商店、工厂和家里夜以继日地劳作，甚至收获了街头的霸凌者的畏惧和尊重——而依据女性主义的思想，达成上述成就的母亲们是消极被动的。而我们想知道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而后，就在大学毕业后，藉由其他有色族裔女性的推荐，我们接触到了另外一种女性主义。这些团体关注属于有色族裔女性的女性主义，无论她们有时如此宣称或完全缄默。Daisy加入了WILL， 一个由三名拉美人创立的合作团队，其愿景是以笔做政治斗争的武器。在那里，她首次阅读了Cherrie Morgana有关同性恋的作品，并开始撰写她自己的作品。Bushra则加入了SAWCC（南亚女性创意小组）。在那里她收获了一位她的观众，以纽约为起点开始发布她的诗集，并最终走向全国。正是在这些女性中间，我们都开始建立起以女性主义的方式看待生命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我们作为女性收获的各种糟糕处境和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家庭联系起来。
我们的女性主义处在其他人想不到的地方。在我们撰写此篇简介时，（宣称）参与了鸡奸Abner Louima的警察刚刚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我们看到该名警察亲吻她妻子的照片见诸各大报端的景象。针对性暴力和警察施加于黑种海地人移民的野蛮行径的此番所谓的“制裁”，仿佛抽了他们一耳光。作为一名有色族裔女性，这便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赖以生存的空间。当媒体污名化某一种族整体时，当一名女性打破某个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时，当她离开她所属的社群，只为了能够在她的艺术与文学创作中将其再现时，又或者当我们的邻居变得日益中产阶级化时，这些也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赖以生存的空间。
作为年轻的有色族裔女性，我们和女性主义的联系同母亲那一辈人相比，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我们的成长中伴随着堕胎合法化，民权运动的遗产和同性恋自由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仍需同来自性骚扰、来自女性主义者的种族标签、以及来自社区中的恐同心态作斗争。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现在在性别研究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这课堂既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但又排外，而这课堂所处的社会则做出一副种族融合的姿态，内里却仍旧种族分隔。
伴随我们成长的，还有过去三十年以来由有色族裔女性创作的大量文字作品——譬如Alice Walker有关妇女主义的内容、Gloria Anzaldua有关边境生活的理论、以及Audre Lorde有关沉默和生存的作品。在阅读为这份选集所提交的内容时，我们意识到正是这些作品让年轻的有色族裔女性得以保持理智，以便度过整个大学期间、堕胎时以及第一次同女性结婚的时期。我们中的许多人极其迫切地需要书籍：我们需要另外一位有色族裔女性，提笔写下爱上一位黑人女性的身体时所经受的恐惧、或者关于作为一名怀孕的黑人女性时对于缺少选择了相同道路的同伴的感受。
在同本书的其他作者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想起出自Audre Lorde的诗歌《生存的连祷文》（A Litany for Survival）中的一句：“我们从不注定存活”。我们这些年轻女性，对着男人的恩赐、老师的侮辱、宗教经典的束缚以及一个宣称“这世界不属于你”的世界顶礼膜拜——到底有谁会认为我们这些人将幸免于难？对本书中的年轻女性而言，依照自己的模式生活是一种存活和表达拒绝的行为。与此同时，这也是关于女性和有色族裔的更大的解放困境的一部分。
伴着手头的想法和论文，我们一次性闭关了几个星期直到本书成型。我们决定关注4个主要方面：家庭和社会、母亲、文化风俗以及反唇相讥。本作的第一部分名为“家庭和社会：生存的连祷文”。这一部分主要描述了由于俗论中的敌意，我们被人冠以“西班牙佬”“黑鬼”“基佬”“恐怖分子”之类的称呼；或政治和经济的战争就存在于住在尼加拉瓜或菲律宾的亲友（离我们自己只有一通电话的距离），等等诸如此类的形式，体现了我们如何接近自己所依凭的母国、家庭与文化。但当你吻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对信仰发出质问，或者和白人男孩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家庭就不再是一个安全区了。在我们族裔的社区，我们也被期待压抑个体的表达和异议，以便在种族主义（基于种族的暴力与仇杀可能）面前显得团结强大。这一节将展示混血女性写给质疑她们属于有色族裔社区的人的信。这些女性寻求建立非血缘的家族，因为家里实际上没有男人，她们表现得像“家里的男人”——她们在被诊断出患有HIV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放肆。她们构建出了基于（拟似）家族模式的女性主义和社区行动主义。
“我们的母亲，来自燃烧世界的难民”则主要关于我们作为年轻的有色族裔女性，将我们的母亲视为菲言厚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倾向。尽管学院教育或许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我们希望获得一个行之有效的关于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意义的说明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会回顾自己的家庭，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从风俗业者的母亲那里学习女同性恋的技巧，还是模仿一个在哥伦比亚开妓院的大胆的阿姨。在这一节里出现的母亲们都是强大的女性。她们教导我们要结婚、接受教育、坚持祷告以及避免房事。她们在遭受精神疾病、贫困或多子的折磨时，依靠彼此、依靠姐妹、邻居以及好友照看我们。Cherríe Moraga在二十年前曾经宣称我们的父母是“来自一个燃烧的世界的难民”。而她所描绘的正是这些女性。那时我们还只是孩子，却不仅会在街上玩耍，还需要为我们的母亲在超市购物和就医时充当翻译。
我们的第三部分题为“跨越边界”，则主要描绘了当我们的每一部分在检查站都是脆弱的时候，当我们被要求注意我们的语言、着装、以及门口的食物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自离开父母独自谋生时便开始协商自己的身份。当我们的父母怀着期待和不安来到这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要放弃一切。当他们期待我们能获得更好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意识到他们正在放弃拥有良好的印度裔、尼日利亚裔或是墨西哥裔的女儿。“穿越边境”是我们选取从传统中保留的内容，以及带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内容的专属方法。现在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性手里拿着吉他，演奏黑白两种肤色的美国的流行文化乐曲。
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反唇相讥，夺回自我”。这一标题借鉴自贝尔·胡克斯的书名。这一部分主要展示了女性们对白人女性主义者、白种人美国人、一般男性、她们的母亲以及自由派等人的反驳。对年轻的有色族裔女性而言，女性主义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意味着反击和夺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模范少数族裔还是参与平权运动的孩子，这都是对我们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是对强加于我们的角色的打破。当有人跟我们说，种族歧视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非裔美国人出现在重点班里的时候；当我们无法在街上穿着想穿的衣服行走，因为我们担心遭受性骚扰的时候；当有人跟我们说，黑人女性在身体形象方面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杂志上的所有女性都是白人时——这些女性们便会反驳回去。本部分便是女性们同刻板印象作斗争，取回否认我们的历史的过程。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那些认为女性主义与我们的社区无关，而只是专属于白人男女的哲学的女性们，展示有色族裔女性主义的一些理念。我们也希望本书能够深化年轻有色族裔女性之间的沟通。我们坚信在解决如何同区隔我们的事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交流我们之间的共通和差异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从这个过程和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本书，我们自己作为作家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我们希望其他年轻女性也能行动起来。当然，我们知道，毕其功于一书是不可能的，我们繁忙的结局生活也令与同样缺少这些资源的女性保持联络变得更为困难。但我们希望这本选集可以启发其他女性参与进来，填补我们的空白并将其向前推进得更为深入。就像Shani Jamila在她给本书的尾言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这一代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我们的全新的权利地位看做在战略上打破这窘境的武器，而非某种战利品。因为这一滩烂泥还会苟延残喘相当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