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life frequently erupted like a slap: Elena Ferrante’s Neapolitan Novels as narrative intertexts of 1970s Italian feminist praxis。
日常生活如一记耳光般将人唤醒：埃莱娜·费兰特作为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实践的叙述性互文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 对整个四部曲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左派失败的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革命低谷，到反革命时代：革命力量被国家权力吞噬殆尽，因其内部矛盾而走向自我对立。父权制正是这些背叛与模糊混淆的温床。 ......
或许，能最全面、连贯地概括被称作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包括其意大利分支）的各种不同形态的观点是： 女性的政治处境进入人们的思想，并非主要通过概念提炼，而是通过叙事铺陈。 自我认知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震撼时刻——比如被一个年长许多的男人令人厌恶地勾引、意识到丈夫出轨、无奈接受家人永远不会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这类事——进行叙事化处理。......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魅力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从自身经历中构建叙事。尽管这样的叙事结果给故事中的角色带来的慰藉寥寥无几，甚至毫无慰藉，但它那引人入胜的情节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在小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最清晰交汇的时刻，费兰特将这种与女性写作的关系作为主题： 女性天才的写作以及她们带有女性特质的劳动，极大地游离于资本逻辑之外。
从莉拉年轻时写的、最后付之一炬的《蓝色仙女》，到她对劳动环境的精彩描述——“她把一个人的麻烦引向另一个人的麻烦，用闳辩的言辞将所有问题串联起来”——可以看出，莉拉的写作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但她的文字却让她最重要的读者埃莱娜受益匪浅， 这表明了该系列小说所暗示的、价值形式之外的使用价值，这也是女性文学创作及其它劳动的不受拘束的状态。 。”
Daily life frequently erupted like a slap: Elena Ferrante’s Neapolitan Novels as narrative intertexts of 1970s Italian feminist praxis。
日常生活如一记耳光般将人唤醒：埃莱娜·费兰特作为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实践的叙述性互文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摘要
本文从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角度对埃莱娜·费兰特 （Ele na Ferrante ） 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Ne apolitan Se ries） ”进行了历史考察。这四部小说从现象学的角度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左翼自治主义的发展历程，但与大多数关于这一过程的历史记录不同，小说主要聚焦于该政治环境中的性别矛盾。要理解这一叙事脉络，就需要结合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卡拉·隆奇 （Carla Lonzi） 、玛丽娅罗莎·达拉·科斯塔 （ Mariarosa dalla Costa） ，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英语思想家的观点来进行背景分析。 “那不勒斯四部曲”探讨了女性关系中的女权主义潜力，即使这些女性在通常意义上来说还并没有政治意识，而通过与那些最热情、最有迷惑性的男性马克思主义者所产生的压迫性影响形成对比后，这种潜力便得以彰显。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也是本文的核心—— 费兰特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女性悲惨的生活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空洞论述进行描述时，她也对男性无产阶级反叛者进行了批判 。简而言之，本文以费兰特（及其极高的人气）为切入点，思考当前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再度产生的兴趣，这一兴趣展现了一种愿景，即调和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原则。
正文
21世纪10年代初，如果在纽约乘坐地铁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不少女性把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那标志性却饱受争议的淡色封面书籍放在腿上翻阅。 （作者注：如需全面了解对费兰特书籍封面设计的批评与赞赏，可参阅艾米丽·哈尼特于2016年7月3日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费兰特糟糕书封背后的精妙之处》。） 批评家们认为，这些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生动地描绘了埃莱娜·格雷科 （Elena Greco） 和莉拉·赛鲁罗 （Lila Cerullo） 从少女时期到老年的复杂友谊。在本文看来，“费兰特热”与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的重新关注相呼应，并认为这种同时出现的热潮反映出一个事实： 这些小说和相关理论都清晰呈现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革命动荡，到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时代的发展脉络，而最后这一时代在2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
“那不勒斯四部曲”开篇于二战后意大利政治生活的重新调整时期，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Silvia Federici） 认为她那一代意大利女权主义者的激进主义正是源于这一背景。后法西斯时代的全国性反思是“我们出生时就面临的残酷现实”，或者用费兰特极为相似的表述来说，是“我们出生在一个可怕的世界”。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和费兰特笔下那不勒斯女主角们的少女时代环境，见证了父权制性别角色的再度强化，这种性别角色以天主教对苦难的尊崇以及母亲全方位奉献的观念为核心。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母性崇拜的复兴，在意大利遭遇了要求更平等性别关系的呼声。保守派呼吁回归所谓的传统性别角色，而女权主义者则主张意大利男性和女性必须迈向现代的平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引发了“关于所谓‘家庭危机’的危言耸听的言论”。 这种动态是一场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争论的一方是由宗教、君主主义和法西斯政治势力以各种组合构成的战后反动势力，另一方是充满活力的左翼力量，其政治理念源自反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正是战后这种压抑了左派、因而也激发了左派斗志的保守主义，在一个关键领域——性别关系领域——被左派自身再生产了。 就和左派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一样，意大利共产党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缩写为PCI） “在家庭问题上持有道德保守主义的观点”，而且“‘共产主义家庭’的话语……由一种坚强的母亲/妻子形象主导”。 在这一时期，左翼政党认识到组织女性力量的必要性，因此对性别问题表达出“前所未有的关注”。 （作者注：20世纪60年代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未得到广泛实施，因此也没有切实改变职业女性的现实状况。例如，从法律层面来讲，“雇主必须设立幼儿园日托服务”以及提供“母乳喂养空间”，但这些服务并未落实（布拉克，《女性与政治的重塑》，第 39 页）。同样，尽管1963年废除了婚姻限制条款，但女性通常在生育后就会辞去有薪工作（布拉克，《女性与政治的重塑》，第39页）。） 然而，这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传统观念来设想变革。 他们认为，当女性通过教育、就业和参政成为“与男性平等的正式公民”时，解放就会到来。 但关键的是，这种构想基于一种“幻想…… 即（女性的自由）可以在不触及私人/家务领域的情况下实现”。 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工会的优先事项上，这些优先事项“受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影响”，因此忽视了职业女性的特殊关切。
对传统共产主义政治中反动成分感到的失望，促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被称为“自治主义 ” （Au tonomia，指工人 自治） 的时期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整。 “自治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兴起，这些人对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党结构以及调解工人与老板之间对抗的工会感到不满。 像“持续斗争” （Lotta Continua） 和“工人力量” （Potere Opeario） 这样的组织，主张普通工人自己对劳工斗争进行掌控，并将诸如工人怠工、偷老板东西、野猫式罢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骚乱（最终甚至发展到炸弹袭击和暗杀）等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这种趋势背离了以往共产主义者对劳动处境的关注，转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贬损人格的，并且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动化，以尽可能减少劳动。自治主义从国际上传播的革命思想和实践中汲取灵感，这些思想和实践包含了从美国的黑人权力政治到世界各地的反殖民运动等诸多方面。 （作者注：战后 时期， 作为意大利福利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女性在立法方面取得了诸多胜利。这些成果包括：离婚和结婚合法化；“废除丈夫对妻子实 施体罚的权利（1956年）；……不再惩罚通奸的女性（1968年）；以及无过错离婚 合法（1970年）”（布拉克，《女性与政治的重塑》，第21－22页）。） 费兰特在该系列的第三部小说 （译者注：即《离开的，留下的》。） 中阐述了自治主义的观点：
“这个世界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不公，必须加以改变。然而，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之间的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是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工人政党的改良主义政治，这些都旨在让无产阶级处于从属的观望状态，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就是， 如果全球僵局持续下去，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占了上风，那么几个世纪以来取得胜利的都将是资本 ……”
但自治主义的环境，如同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传统一样，在其政治实践和理论中都奉行着一种对女性关切视而不见的男性主义；而费兰特正是如此精准地记录了这一现实。 意大利女权主义既深植于这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之中，同时也受其塑造，但关键的是，它也是在对这种环境的抵制中发展起来的。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这种环境内部以及与之对抗的过程中，这些男性气概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是女权主义主要的政治对话者”，因为“女权主义在政治实践上与之最为相近，且共享一套以解放和反极权主义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尽管在这些圈子里普遍存在一种左派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 “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了女性在法西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厌女症交织的这种动态环境中的经历，这种动态构成了当时女性的日常生活。
这些小说描绘了在那个左派环境中兴起的一场意大利女权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根基最为深厚，内部差异也最为多样”。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女权运动不同，它并非以大学为中心，而是具有反体制的倾向和基础。要理解费兰特的作品，有四个观点尤为重要。 首先，意大利女权主义的分析关注在工厂劳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女性自治运动。 这种关注发展出了“社会工厂 ” （the social factory） 的概念，该概念源自马里奥·特龙蒂 （Mario Tronti） 的《工人与资本》 （Operai e Capitale） 。书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逻辑和关系开始支配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与工厂之间的界限已经瓦解。 意大利女权主义者认为，资本生产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工厂”，并非从生产场所向外延伸至社会，而是首先始于并以厨房、卧室和家庭（家务劳动/再生产劳动）为中心……然后才从那里延伸到工厂。
其次，将厨房与工厂车间联系起来的循环，在再生产劳动理论中得到了充分阐述。这一理论为争取无薪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支持。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主张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以工资补偿女性从事的烹饪、清洁、情感关怀和生育等劳动。玛丽亚罗萨·达拉·科斯塔、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利奥波蒂娜·福尔图纳蒂 （Leopoldina Fortunati） 、塞尔玛·詹姆斯 （Selma James） 等人的著作指出， 资本主义自从封建主义的废墟中崛起以来，其结构并非仅仅基于工人与老板之间单一纯粹的矛盾，而是围绕着工人阶级内部的裂痕构建的，其中最显著的是工人阶级在种族和性别阶层方面的差异 。 （作者注：正如罗斯玛丽·亨尼西和克丽丝· 英格拉汉姆所说：“社会所产生的种族、性别和国籍差异与阶级并非毫无关联，它们在劳动力分化中 直接或间 接地发挥 着关键作用， 确保并合理化了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同时决定了某些社会群体将遭受严重剥削，而另一些群体则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 （2）。） 资本主义通过加剧这些内部的阶层差异来实现稳定，它让白人工人和男性工人从女性的无偿劳动中获益，并享受有色人种工人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 在这种分析中，性别阶层的定义就基于女性无薪因而被视为无价值的家务劳动与男性工资所代表的权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因劳工斗争一直忽视无偿的再生产劳动而愈发尖锐。正如“意大利罗塔妇女组织” （Lotta Femminista） 在1973年所写的：“工人斗争始终未能将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这种再生产因无薪而被掩盖的情况纳入考量”， 因为“家务劳动的私人属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因素”让人一直觉得家务劳动是女性出于自然的家庭之爱而提供的私人服务。 将再生产劳动政治化能够弥合工人阶级中最普遍存在的裂痕，因此：“如今，女性要求为家务劳动获得报酬，这是对整个阶级而言最具革命性和战略性的诉求。”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希望，对女性日常劳动的关注，能让她们的政治视野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参加左派会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左派人士。 正如罗马女权运动组织 （Movimento Femminista Romano） 的一位成员在1973年指出的：“我们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 它涵盖了所有女性，无论她们在工作场所、家中，还是在任何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只要她们决定掌控自己的生活和争取自身的解放。” 费兰特的小说帮助读者理解女权主义分析是如何从生活中最微妙、私密且难以言说的领域——女性的仇恨与愿望、她们的家庭和亲密关系——中产生的。
第三，意大利女权主义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对性别差异理论 （a theory of sexual difference） 的坚持。 该理论认为，现有的所有对人的价值标准都是为了肯定那些被视为男性所有的特质和能力而设定的。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在英语国家读者中传播时，被当作一种男女之间的绝对的、本质的差异， 但性别差异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理论，它拒绝任何自由派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与男性平等的呼吁，认为这是重新融入这种价值等级标准的倒退且虚伪的观念。 （作者注：英语世界对性别差异理论的理解大多来自对露西·伊利加雷作品的研读，她的主要理论框架是精神 分析。隆齐及其所处的学术 圈子极为推崇伊利加雷，但她们在其性别差异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女性反抗》 （Rivolta Femminile） 的共同作者卡拉·隆齐 （Carla Lonzi） 在对意大利女权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作品《让我们唾弃黑格尔》 （Let’s Spit on Hegel，1970年） 中，表达了对男性马克思主义传统根基的对抗态度。在这部作品中，她指出，女权主义对性别和工作的分析意味着要基于性别对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隆齐写道：
“通常所说的女性平等，往往是指在承认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前提下，女性有权参与社会权力的行使。但近年来，女性的真实经历带来了一种新的认识，引发了对男性世界进行全面重新评估的过程。…… 作为女性而存在，并不意味着要参与男性权力，或者获得一方高于另一方的权力，而是要对权力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 。”
隆齐和她的姐妹们改变了女权主义对阶级与性别关系的理解，认识到将反对父权制和男性特质作为阶级斗争的核心前线是必要的。 （作者注：正如评论家戴娜·托尔托里西所说：“差异女权主义流派 （在崇尚平等主义的美 国并不流行）——在我读费兰特的作品之前，我对它毫无头绪。（她的）小说以一种极为清晰且丰富的方式，将这些观点生动地呈现了出来。”米兰达·波普基指出，这些小说以身体体验为核心，包括月经、怀孕、分娩、母乳喂养（我还要补充荷尔蒙避孕药的影响和女同性恋欲望）。在这方面，费兰特帮助我们理解了性别差异理论。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这些身体体验；但由于父权制权力将这些体验一概与女性联系起来，而且因为它们代表了相对于男性普遍性的差异，所以在哲学和文学史上，这些体验长期被忽视。性别差异揭示了这种权力运作；它并没有将女性特质神秘化为一种无法定义的本质。）
最后，意大利女权主义践行了一种名为“自我认知” （Autoconoscienza） 的思想生成方式。 这类似于英语语境中的“意识提升 ” （consciousness-raising） ，但深受自治主义思想的影响。 “自我认知”是一种分析个人经历与“塑造自我体验的历史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践，目的是认识到个人经历是由集体历史和政治所塑造的。 （作者注：布拉克，《女性与政治的重塑》，第 19 页。关于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之间深刻对立的历史，可参阅艾丽斯・埃科尔斯所著的《敢于坏：1967—1975年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前者认为男女之间的矛盾是首要的，而后者则将阶级矛盾视为构成所有其它社会差异模式的对抗根源。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的历史，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提供了对这两种理解女性压迫和女性权力方式兼容性的分析。 费兰特的小说通过真实反映意大利女权主义者所深知的一点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悲惨生活与在异性恋父权制下的悲惨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 其目标是“自我呈现”，它源自“一种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政治分析”。为了培养自我呈现的能力，意大利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的思考必须“从自身出发 ” （partire da sé） ， 也就是从“不平等和不自由的日常经历”出发，这些经历构成了“重新理解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的叙事起点和政治指南”。 （作者注：同上。）
对于叙事中的政治潜力的考察将我们引回“那不勒斯四部曲”。这部长达千页的作品详细描绘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那不勒斯一个贫困街区的女孩和妇女生活中相互交织的复杂且特殊的方式。这个故事重新诠释了斗争性的定义，揭示了它在“厨房、卧室和家庭”中的实践。费兰特对“社会工厂”的描绘表明，这种再生产领域的斗争性与生产环节的劳工起义是不可分割的，而后者从传统政治角度来看是易于理解的。这四部小说改变了我们对大众通俗作品政治意义的理解。它们具有一种叙事推动力，让“引人入胜的读物”这种说法有了实际意义，因为它们是浪漫小说，但这里的浪漫并非发生在男女主角之间，而是存在于两位女主角之间。她们彼此并不互补，不会像异性恋言情故事教导我们所向往的那样合二为一。 （作者注：有关这些小说阅读节奏的分析，可参见莎拉·千早（Sarah Chihaya）所著的《缓慢燃烧：导论》，发表于《45后》（Post 45），耶鲁大学，2015年6月22日。） 她们的差异——这正是性别差异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她们相互挑战、彼此推拉、激烈地相互刺激的过程中，维系着她们对彼此的强烈情感。 这四部小说也是反浪漫小说，打破了文化女权主义所强调的要将女性塑造成高尚、平和形象的要求。在一个“污水横流、苦难深重”的街区，“人们因疏忽、堕落、受虐而死去”，无论是女性还是工人，仅仅靠善良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这两个群体都要通过集体的机智和反抗，从这个世界中“艰难地求得生存” （Woods，伍兹语） 。 “那不勒斯四部曲”向我们表明，女性的生存之道在于理解从母亲传给女儿、从朋友传给朋友的日常生活，通过个人、两人之间以及集体对自我的探索来不断深化这种理解。 这种探索认识到自我并非完全独立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的。 这也是意大利女权主义的启示。这些小说蕴含的乐趣之一，就是我们能看到埃莱娜和莉娜在不断领悟这一点。
《我的天才女友》与《新名字的故事》—— 联结与资本
该系列的前两部小说讲述了埃莱娜和莉拉从童年到青春期的关系故事。两个女孩在小学相遇，一开始埃莱娜因莉拉出众的才智、无所畏惧的性格以及在各方面的 “精湛技艺”而心生怨恨，后来却又爱上了她。她们一起玩洋娃娃，还共同渴望写一本像她们最爱的《小妇人》 （Little Women） 那样的书，这样就能发财。莉拉的父母不允许她继续上学，于是她跟着父亲做起了制鞋生意，而埃莱娜则进入了中学。在此期间，莉拉偷偷学习，稳步朝着设计出完美鞋子的目标努力。20世纪50年代，在她们那不勒斯的街区，童年时光转瞬即逝。《我的天才女友》的结尾，16 岁的莉拉嫁给了杂货店老板斯特凡诺·卡拉奇 （Stefano C arac ci） ，他是被谋杀的黑手党法西斯分子堂·阿奇勒·卡拉奇 （Don Achille Caracci） 的儿子。
这个故事清晰地展现了资本与“女性在约会和婚姻上的选择选择”的关系。在女孩们十三四岁时，费兰特就揭示了她们为了实现物质目标，将约会和恋爱当作一种手段而进行的算计。莉拉用方言建议埃莱娜去做邻家一个男孩的女朋友，“条件是整个夏天他都要给（女孩们）买冰淇淋”。莉拉精明地明白，男性的关注是衡量女性“价值”的“货币”，并且可以用来换取真正的资本——男性“价值”的“货币”。
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这种认知往往被视为愚蠢的卖弄风情或不道德的操纵，但在这里，它与莉拉对女性的有力捍卫完美契合。当掌管这个街区的黑手党家族的儿子马尔切洛·索拉拉从车里探出身来抓埃莱娜时，莉拉挥舞着她的鞋匠刀，说道：“再碰她一下，我就让你看看后果。”埃莱娜和读者都看到了后果 ——“刀尖……划破了马尔切洛的皮肤…… 渗出一丝细细的血”。尽管莉拉深知男性的关注能带来什么，但与其她“没有这种关注就觉得自己毫无意义”的女孩不同，她“不需要男性的关注”。 莉拉在少女时期通过观察街区里性别权力的运作而形成的直觉，首次暗示了她日后解读权力以及推动权力重组的能力。
年轻的共产党员帕斯卡莱·佩卢索 （Pasquale Peluso） 是谋杀阿奇勒先生的罪犯的儿子，他父亲彼时正在狱中。正是帕斯卡莱促使少女莉拉的政治意识觉醒。莉拉问他：“帕斯卡，什么是纳粹法西斯分子？谁是君主主义者？黑市又是什么？” 他向莉拉讲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以及作为这段历史一部分的有组织犯罪，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在那不勒斯延续影响的主要形式。这次政治启蒙改变了莉拉对街区的认知。 突然间，这个街区不再仅仅是家庭暴力的发生地——比如在小说开篇，莉拉的父亲盛怒之下将她扔出公寓窗外，导致她手臂骨折。 帕斯卡莱让莉拉了解到，这个街区还留存着重大政治暴力的遗迹。 他指出了那个“参加过战争并杀过人”的人，还有另一个“曾用棍棒打人并强迫别人喝下蓖麻油”的人。突然间，一条街道变成了“他们曾经游行并行法西斯礼的石板路”，莉拉还发现“街区的酒吧背后是黑手党在进行走私和放高利贷活动”。帕斯卡莱让莉拉掌握了知识和概念，从而能够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认识到这里充斥着暴力和剥削的历史遗留问题。这让两个女孩亲身经历的暴力事件有了历史背景。
当这些女孩、帕斯卡莱以及街区里的其他朋友来到另一个地方——阿米迪欧广场 （the Piazza Amedeo） ，遇到家境更为富裕的孩子时，深深扎根于他们街区的这些政治意识便展现了出来。费兰特巧妙地表达了埃莱娜和她的朋友们所感受到的阶级羞耻感。正如埃莱娜所说，当她们看着那些女孩时，“她们看不到……我们。我们仿佛不存在…… 。她们只看着彼此”。那些富家孩子悠然自得的模样让这些女孩们既感到不安，又为之着迷；觉得自己丑陋，却又忍不住想象，如果有办法重新塑造自己，好好打扮、化妆，把自己装点得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莉拉带头扭转这种权力态势，她嘲笑那些女孩和她们的穿着，把一个女孩的裙子比作“奶油泡芙”，与此同时，街区里的男孩们则对富家男孩动起手来。回想起这些言语和拳脚冲突，埃莱娜得出结论：“有钱人肯定比我们坏。”这些贫穷的那不勒斯孩子之间产生了一种阶级团结感。在这种团结中，男孩和女孩有着不同的反抗方式，但在表达对富人的敌意时，ta们站在了同一阵线。关键的是，这场斗争与高尚无关；不同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尊严感，在这里是阶级羞耻感主导。 女孩们的策略是尖酸刻薄的言语，男孩们则是耍流氓的行为。这种反抗并没有被规划成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它与自治主义的观点相符。自治主义主张，在阶级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全面的反抗，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在生产环节组织一场理性的斗争。
在这种自然而然形成团结的场景中，性别矛盾就像一条磨损的缝线，随时可能断裂。帕斯卡莱是第一个向莉拉求婚的人。她拒绝了，说她“会永远感激他向自己解释的一切”，但她不能嫁给他。随后，马尔切洛·索拉拉 （Marcello Solar a） 开始追求莉拉，给她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每天登门拜访。他主要的追求手段是让她的家人认识到他的经济潜力；他向莉拉解释说：“钱得流通起来。从一个地窖起步，一代接一代，就能有大成就。”在马尔切洛面前，莉拉说要自杀，埃莱娜“立刻站在了她这一边”，因为莉拉的父亲威胁要杀了她，就因为她破坏了全家人与索拉拉家族联姻的机会。 莉拉可以直接拒绝帕斯卡莱，因为他很穷；而对于马尔切洛，就必须想些办法周旋。
主要是为了摆脱与马尔切洛的纠缠，莉拉接受了杂货店老板斯特凡诺的追求。斯特凡诺向莉拉示好的方式是投资她家的制鞋生意。他先是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莉拉设计的鞋子，对莉拉来说，这些鞋子象征着她和家人对向上流动的渴望。莉拉告诫斯特凡诺：“马尔切洛想尽一切办法要得到我，但没人能买走我。”斯特凡诺回应说，如果他觉得无利可图，“一个里拉都不会花”。莉拉顺应了生活中的物质转变，告别了那些“属于孩子幻想的光辉”——艺术、创作以及经济独立的梦想，这些梦想“曾只关乎莉拉和埃莱娜”；如今她走向了务实、成年和婚姻。金钱是这一转变的核心：“金钱的概念就像水泥，能巩固我们的存在，防止它消散…… 如今占主导的基本特征是具体实在，是日常的行为，是协商。”女孩们得出结论，对莉拉来说，斯特凡诺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富有”。而且，当西尔维奥·索拉拉继承了阿奇勒先生在街区放高利贷和充当权力掮客的角色后，街区爆发了紧张冲突，而斯特凡诺似乎有意缓和这种局面，这表明他“人也不错，心地善良”。当女孩们在两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两个法西斯分子——马尔切洛和斯特凡诺之间做选择时，她们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她们“喜欢那种自己处于恋爱这些事情中心”的感觉。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她们意识到权力，也就是说：“财富，如今体现在斯特凡诺身上，呈现出一个系着油腻围裙的年轻人的模样，有了容貌、气味和声音，展现出善良和美好，这个男人是我们一直都认识的，阿奇勒先生的长子。”
她的男性同龄人，“那些或暗中或公然爱慕莉拉、渴望得到她的年轻男子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反应。帕斯卡莱将嫉妒隐藏在政治批判背后，他断言莉拉“本应该离家出走，而不是让马尔切洛上门追求她…… 她本应该用锤子砸烂那台电视机”。在帕斯卡莱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莉拉表现得像个贵妇人，可身上流淌着这个街区所有穷人的血。她和她的整个家庭都被收买了”。 但帕斯卡莱最严厉的批判是，莉拉参与了性与婚恋的货币化交易：“‘她把自己卖了。而且她对自己每天花的那些脏钱毫不在意。’…… 他说出了几个月来一直想说、想向整个街区大声喊出的话：‘荡妇，我就这么叫她。莉拉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就像个荡妇。’” 读者在此看到的，是阿米迪欧广场一幕中所体现的阶级团结的瓦解，以及男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局限。帕斯卡莱会很快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偿劳动是迫不得已的，因此从事这种劳动并非道德缺陷， 但他却忽视了一个与之并行且相互交织的事实：在这个街区，父权制通过暴力得以强化，在这种环境下，异性婚姻同样是迫不得已的，因此女性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不过是明智之举。 正如利奥波蒂娜·福尔图纳蒂所论述的，对再生产劳动货币化的绝对排斥，解释了社会对性工作者的诋毁，这也正是帕斯卡莱的辱骂伤人的原因。 费兰特所传达的这一启示并不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悖，相反，它继承了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 将异性恋父权制的真实历史运作纳入考量，视其为榨取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强制性手段。
的确，莉拉的婚礼进一步印证了，尽管帕斯卡莱的看法有误，但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就如同在工厂里一样，在教堂里也是如此：资本家和父权主义者最终总是赢家。 危险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埃莱娜帮莉拉做婚礼准备的时候；新娘莉拉十分焦虑，她逼着埃莱娜答应继续学习，因为：“你是我聪明的朋友，你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莉拉流露出对未来丈夫的怀疑。斯特凡诺为了平息家族间的争斗，邀请马尔切洛·索拉拉家族的大家长、他的父亲西尔维奥·索拉拉在婚礼上致辞，以此向对方示好。想到这一细节，莉拉坚持认为，斯特凡诺“只有在 [她] 不拿真金白银冒险的时候才爱 [她] ”。
费兰特在对婚姻关系进行基于物质层面分析的这一场景中，巧妙地融入了埃莱娜对自己的性欲在与朋友关系中所起作用的短暂认知。当莉拉脱衣服时，埃莱娜意识到：“我从未见过她裸体，我感到很尴尬。如今我可以说，那是一种因愉悦地凝视她的身体而产生的尴尬。我帮她洗了澡。” 这一时刻是小说中“自我认知”实践的顶点，因为在她们即将面临象征性分离的这个节点，埃莱娜认识到自己的女同性恋欲望是莉拉对她全部意义的身体展现。 莉拉望着眼前由资本所要求的社会范畴构成的虚空，带着“恐惧”问道：“我会怎么样啊，莱农？” 费兰特展开了一种结构性分析，探讨资本是如何形成社会关系的。她的政治视野不仅涵盖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还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统治源于男女与资本和工资的不同关系，并且起到了分化男性和女性无产者的作用。这一场景引导读者去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不勒斯，女性的欲望有助于女性生存，但就像女性为维持日常生活所做的大多数工作一样，与异性恋结合不同，它没有物质回报。
在《我的天才女友》的最后几段中，索拉拉兄弟不顾莉拉明确表达的意愿，来到了婚宴现场。埃莱娜注意到，当她们俩看到马尔切洛·索拉拉穿着莉拉设计的那双完美鞋子时，莉拉的脸色变得苍白。当初斯特凡诺追求莉拉时，花大价钱买下了这双鞋。而如今，斯特凡诺为了换取与马尔切洛的友谊，把这双鞋贱卖给了他，实际上相当于白送。 这看似平常的交易，读者却从中见证了阶级社会的重演。 资本家、黑手党成员和法西斯分子之间会互相争斗，但当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他们也会达成和解。然而，他们和解的象征并非鞋子本身，而是莉拉——也就是说女性——的权力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窘迫。
在《新名字的故事》中，第一部小说里那些不祥的预感都变成了现实。莉拉在婚姻中遭遇的暴力不断升级，费兰特将这一情节与对性别和财富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婚宴结束后，在车里，莉拉就索拉拉兄弟的事与斯特凡诺当面对质，而他“用有力的手打了她一耳光，这猛烈的一击在她看来就像真相的爆发”。 斯特凡诺从投资和资本扩张的角度为自己促成休战的决定辩护：“你设计了鞋子，你父亲和哥哥都是能干的工人，但你们三个人加起来也没办法让钱生钱。而索拉拉兄弟能。” 斯特凡诺点明了资本利益与为其效力的各政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索拉拉家族与“各个政党、君主主义者、法西斯分子”都有联系，这些与政治势力的关系“很丑陋，但对赚钱很重要”。 费兰特将这些想法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在那辆载着莉拉从婚宴前往蜜月之旅的车里。
抵达酒店后，莉拉一边欣赏着浴缸，一边分析着资本扩张逻辑与人际暴力体验之间的这种交织关系，最后她得出结论：“她的”，也就是斯特凡诺在那不勒斯为ta们的新房购置的那个浴缸，“更好看”。但随后她开始审视自己对斯特凡诺给她买的东西是否拥有所有权：“她的？可实际上，这个浴缸…… 到底属于谁呢？…… 它是卡拉奇家的 [财产] ，而她自己也同样是卡拉奇家的财产。 ”在意识到自己如同被占有的商品这一身份后，书中接着用很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她在蜜月酒店房间里遭遇婚内强奸的经历。在这段经历中，莉拉感觉阿奇勒先生的幽灵以他儿子的模样浮现出来，扇她耳光，威胁要杀了她，“带着疯狂的残暴撕扯她的肉体”。在前一部小说对斯特凡诺处理家族生意传承关系的探讨之后不久，这种幽灵般的现身生动地展现了父权制的根源与延续。
并非只有男性传承他们的角色。蜜月结束后不久，在ta们家中为莉拉的哥哥与斯特凡诺的妹妹举办的订婚派对上，莉拉受损的下体让她“坐下都疼”，但尽管她伤痕明显：“就连她母亲”都没注意到“她肿胀发青的右眼、下唇的伤口、手臂上的瘀伤”。 这种有意的忽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街区里的女性都认为，任性的莉拉就该被打，而且她的伤势反而增加了“对斯特凡诺的同情和尊重”，因为这证明他“知道如何做个男人”。 费兰特用以下的话解释了这种街区里常见的认知：
“我们从小就目睹父亲殴打母亲。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陌生人绝不能碰我们，但父亲、男友或丈夫却可以出于爱、为了教育我们或让我们改过，在他们想打的时候就打我们。”
埃莱娜抛下深陷暴力泥沼的莉拉，通过在比萨大学接受教育逃离了那个街区。然而，在那里她又遇到了同样基于性别的束缚，只不过换了新的形式。她的男友弗朗科·马里 （F ranco Ma ri） 来自富裕家庭，也是一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他试图“重塑”她的思想，将她引入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其中包括左翼圈子所倡导的“性自由”理念， 这一理念既让她落得个“随便的女孩”的名声，又以“半处女是最糟糕的一类女人，是那些不肯好好行事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信条”给她施压。 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促使她与彼得罗·艾罗塔 （Pietro Airota） 建立了恋爱关系，并最终步入婚姻殿堂。彼得罗是一个显赫富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家庭的儿子，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认真投入以及高贵的出身吸引了埃莱娜。在接下来的两部小说中，这段关系作为埃莱娜与莉拉关系这一核心情节的支线展开。读者可以看到：彼得罗对性生活缺乏关注，拒绝承担家务或照顾孩子，他迂腐地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想法至上，一旦埃莱娜离开他，他的家人就会阻断曾为她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还有一次，彼得罗对埃莱娜实施了身体虐待，不过事后他立刻表示出了原则性的懊悔。 总之，这些左翼的、富有的男性伴侣，只不过是为压迫和贬低女性提供了新的借口和不同的方式。 大学所带来的阶级和地域上的声望推动埃莱娜逃离了街区的暴力， 但正如隆齐所指出的，这又将她卷入了另一个充满暴力的性别等级制度中，最终她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离开的，留下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末 从工厂车间到信息时代的性与共产主义斗争
第三部小说《离开的，留下的》与本文的探究最为相关，因为它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的左翼政治环境。通过我们早已熟知的角色，费兰特向我们展现了在学生运动、产业工人斗争和女性自主运动相互交织中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读者初次接触到这种交织的情形，是在埃莱娜拜访她那位身为女权主义者的嫂子玛丽亚罗萨 （Mariarosa） 的时候。玛丽亚罗萨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左翼政治沙龙。 在聚集的激进分子中，有一位名叫西尔维娅的女性，她一边听着男性激进分子们你来我往的政治讨论，一边给孩子喂奶。在埃莱娜看来，她就像是一个“不协调的母亲象征”。在这种氛围下，女性们感觉自己“就像昏昏欲睡的小母牛，等着两头公牛决出胜负”。埃莱娜原本期待勇敢又聪慧的嫂子能加入讨论，然而“弗朗科和胡安没给我们留任何机会”。 当晚，胡安走进埃莱娜的房间，执意要与她发生性关系；当她拒绝时，与小说中左翼男性用政治语言为自己的性要求辩护的模式如出一辙，他称埃莱娜是个“伪君子”，因为她竟敢写关于性的内容，却又故作正经地拒绝和他发生性行为。
那次会面中的性别动态与埃琳娜随后不久的一段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回到了那不勒斯，在街上遇到了吉耀拉 （Gigliola） ——米歇尔·索拉拉 （Michele Solara） 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妻子。吉耀拉热情地称赞埃琳娜的书真实地描绘了女性的经历：“你写得真好，莱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些不堪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只有身为女人，你才会了解这些秘密。” 埃琳娜很惊讶，吉耀拉虽然是个被忽视的家庭主妇，还骄傲地支持着她那身为黑手党的丈夫——这个丈夫只借钱给贫穷的邻居，却以殴打和死亡相威胁来收取利息——竟能与她书中对性别所做的所谓现代探索产生共鸣。对埃琳娜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她能从自己的不堪经历中辨认出那些不堪”。 受压迫的女性对性方面“不堪之事”的关注与男性截然不同，这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权力与性别差异背后的政治因素。通常人们认为，打破性禁忌进行谈论，是将性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让男性受益；而埃琳娜和吉耀拉主要是渴望并赞赏通过谈论性来审视性别本身。 吉耀拉的反应是：“这是个新情况，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能力后来才出现，是通过埃琳娜沉浸于意大利女权主义运动获得的，这也让她回想起莉拉在思想和行动上为她树立的榜样 。
在这部小说中，这些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政治遭遇，与一场最典型的阶级斗争场景同时存在：一家工厂里的一场常规劳工运动。莉拉离开了斯特凡诺，和新伴侣恩佐·斯坎诺 （Enzo Scanno） 搬到了那不勒斯郊区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在儿时相识的布鲁诺·索卡沃 （Br uno Soccav o） 所拥有的一家香肠工厂找到了工作。这家工厂工资低，工作环境危险；尤其危险的是切片机，经常会切掉工人的部分手指。在索卡沃工厂工作的另一个危险，是女员工经常遭受性骚扰。 费兰特从三个方面将这种侵害行为描述为一种管理手段： 首先，布鲁诺·索卡沃利用在肉类冷藏库的性侵行为来惩罚女员工。其次，他允许车间经理对被视为有颠覆倾向的男女员工进行侵扰性的搜身，这是经理树立权威的主要方式。第三，老板和经理对男员工对女员工的性侵犯行为持容忍态度，还通过传播关于索卡沃性侵过的女性的性暗示来煽动这种侵犯行为，从而掌控员工关系。
莉拉对在索卡沃香肠工厂 （Soc cavo sausage facto ry） 工作的第一印象，包括注意到男性的性侵犯行为构成了职场的一种常态：
“在工厂里——她很快就明白了，过度的劳累让人们不想回到家后和疲惫又毫无欲望的妻子或丈夫过性生活，而是想在工作时，趁着上午或下午的某个时候解决。男人们一有机会就会动手动脚，哪怕只是路过，也会向你搭讪；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不再年轻的，会笑着用丰满的胸部蹭蹭他们，陷入爱河，爱情成了一种消遣，缓解了劳作的辛苦和无聊，给人一种生活有滋味的感觉。”
在这里，费兰特将与性欲相关的情感和行为描绘成工厂车间运作的一个核心方面。首先，带有性意味的互动为被劳作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工人们提供了最起码的补偿，即最基本的“生活的感觉”。
在一个男女从事相同劳动、因此按照资本主义逻辑理应拥有同等权力的工作场所中，带有性意味的行为也是男性重新确立权威的一种手段：
“从莉拉上班的头几天起，男人们就试图靠近她，像是要嗅她的气味。莉拉把他们都推开了，他们要么大笑，要么哼着满是淫秽暗示的小曲走开。一天早上，为了把态度表达得清清楚楚，她差点扯下了一个男人（埃多 Edo）的耳朵。这个男人路过时说了句下流话，还在她脖子上亲了一下。……莉拉一只手抓住他的耳朵，用力拧着，使尽全力拉扯，指甲抠进了耳膜，死死抓着不放手。”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行为是一种管理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工人阶级男性迫使工人阶级女性为他们服务，以缓解他们的无聊和疏离感。莉拉通过策略性地利用对方在性方面的窘迫感，对这种男性权威的强加进行反击。在这里，拧耳朵是莉拉针对性别矛盾最具体表现的回击。 费兰特并不否认，正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工厂生活的悲惨境遇是工人阶级男性骚扰工人阶级女性的背景条件。但费兰特没有陷入那种认为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双方达成共识来克服的幻想，而是表明需要激化这种对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法，通过表达对施虐男性的憎恶，使这种局面激进化，将带来理想的结果。
除了是个厌女者，埃多还是一群自治共产主义者的坚定激进组织者。这个群体由学生和工人阶级革命者组成，他们聚集在工厂，试图让那不勒斯的食品包装行业实现工会化。但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因为老板们会依靠街区里的黑手党 - 法西斯分子来袭击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邀请莉拉参加一场组织会议，在会上，她听着他们的演讲。这些演讲将工厂的现状置于意大利劳工形势的转折点这一背景下，认为工人阶级必须进一步推动变革。她抱着年幼的儿子回答说， 她对“工人阶级”这个抽象概念一无所知，相反，她只了解“她工作的工厂里的工人，无论男女，从这些人身上，除了悲惨境遇，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莉拉详细描述了构成这种悲惨境遇的亲身经历，她问道：“你能想象…… 每天站在齐腰深的摩泰台拉香肚烹饪水里八个小时是什么滋味吗？你能想象进出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冷藏室，每小时只为了多拿十里拉——十里拉——的低温补贴是什么感觉吗？” 恰恰就在此时，莉拉将她的分析扩展到了性别矛盾上：
“如果你能想象这些，你觉得从那些被迫这样生活的人身上能学到什么呢？女人们得任由上司和同事摸她们的屁股，一声都不能吭。要是老板有需求，就得有人跟他去调料间；他父亲以前也提过同样的要求；说不定他祖父也是；然后，在他扑向你之前，这个老板还会跟你说一通无聊的话，讲什么香肠的味道如何让他兴奋。”
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指向的时刻，莉拉既在向组织者们表明ta们对工人处境的理解太过天真，也在针对埃多以及其他那些行为致使女同事处于如此境地的男人们发声。会议结束后，尽管她之前有所推辞，但她作为一名有组织能力的组织者的才能还是显露无遗：“她把一个人的麻烦引向另一个人的麻烦，用雄辩的言辞将大家团结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把午休时间变成了秘密集会时间”，同志们在这个时间里整理出了“由工作环境导致的疾病清单：手部损伤、骨骼损伤、肺部损伤”。莉拉既能在劳动场景中发挥作用，又能与之对抗，既与男同事们一起反抗老板，又代表所有女性反抗男同事，这种能力是意大利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梳理后的精髓体现。
与此同时，组织者们将她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一本小册子，然后分发给走进工厂的工人。其中一本落到了老板们手中，他们随后对莉拉以及那些因她惹事而转而反对她的同事进行了惩罚。一个少数派派别召集起来，要求莉拉代表大家向老板提出诉求，她同意了。然而，这种局面带来的压力让她疲惫不堪，而且还有别的问题：组织者们想象力有限，这让莉拉感到沮丧。她自责道：
“莉拉·赛鲁罗，你真是无可救药。你为什么要列那张清单？…… 你想改善自己和这些人的处境？你坚信你和他们，从现在的状况出发，就能加入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的进军队伍？…… 荒谬。……你知道这种状况很糟糕，它不该被改善，而应该被根除，你从小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还是我们，ta们还是ta们。那你为什么不接受现实呢？都怪这颗不安分的心，总是在寻找发挥作用的途径。……赛鲁罗，承担起你的责任，去做你一直想做的事：吓唬吓唬索卡沃，让他改掉在烘干房里骚扰工人的恶习。”
费兰特将老板的性侵行为和同事间的性侵行为描绘成相互助长的行径，其目的是让工厂里的工人安分下来，消除他们的政治诉求。然而，这部小说也暗示，这种情况不会通过改革或老板对有限诉求的让步而得到改善：这种世代相传的性剥削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劳动本身 。
仿佛索卡沃能察觉到她即将走向革命的临界点，他把莉拉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莉拉发现他还叫来了街区里的另一位老朋友——米歇尔·索拉拉。自从他们小时候莉拉拿刀抵着他弟弟的喉咙起，米歇尔就一直爱着莉拉。布鲁诺·索卡沃把索拉拉叫来，是为了说服莉拉停止煽动劳工活动，撤回她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并收回那本小册子里记录的、她关于工厂中性侵行为的言论。莉拉站在这两个男人面前，拒绝照做。米歇尔感到挫败，便劝索卡沃“认命吧，她从来都不听话…… 你瞧，她的脾气真的很坏”，但不知怎的：
“你得原谅她，因为她有很多优点，能弥补她的坏脾气。你以为你雇的只是个工人？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远不止如此…… 她的问题在于：尽管她极其聪明，但她搞不清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因为她还没遇到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会让女人安分守己。她不会做饭？那就学着做。房子脏了？那就打扫干净。一个真正的男人能让女人做任何事…… 要是你知道怎么调教一个女人，那很好。要是你不知道怎么调教她，那就别管她了。”
在这里，费兰特强调了一种逻辑关联，即在管理逻辑中，家庭中生育性的厨房劳动场景与工厂里生产性的劳动场景是相互联系的。 一个被丈夫调教得温顺的女人，会成为一名顺从老板的、温顺的产业工人。
但费兰特的描写不止于此。突然，米歇尔·索拉拉变了脸色：“他的表情变了，声音也变了，他迫切地想要羞辱她。他不耐烦地猛地转向莉拉，用方言一连串恶狠狠地骂道”：
“但对付她可不容易，想打发她没那么简单。可你看看她那模样，眼睛小，胸脯小，屁股也小，瘦得像根扫帚把儿。对着这样的人，你能有什么办法，根本提不起兴致。但就那么一刹那，仅仅一刹那：你看她一眼，就想跟她上床。”
在这里，费兰特展现了埃多以及工厂里其他工人阶级男性、男性老板，还有闯入工厂的法西斯分子常用的一种策略：他们都利用带有性意味的羞辱手段来确立男性对女性的权威。
费兰特的描写表明，对于莉拉来说，她作为一名女工的处境与她作为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那个在她年少时追求她的邻家男孩，在她成年后成了与她的老板勾结、镇压她组织劳工活动的法西斯暴徒。他对她求而不得的欲望通过在工作中对她进行惩罚得以宣泄。她拿刀威胁索拉拉兄弟的那次事件，是女权主义斗争的一个象征，也是后来拧人耳朵事件的前奏。这种反抗男性贬低女孩和女性的传统，是她如今面对因身为女工而遭遇的性暴力时的一种自卫方式。老板并非游离于社区社会生活之外的抽象存在，相反，他与她所在社区里男性的关系，使他得以掌控劳动场所。 费兰特的描写生动展现了社会工厂的运作，以及与工人生活全貌没有紧密联系的阶级斗争的局限性。正如道恩·特夫特 （Dawn Tefft） 对费兰特作品的评论：“描绘了…… 贫困的人物在集体抵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方面最有贡献。但她也提醒我们，ta们所承受的负担往往更为沉重。莉拉试图组织劳工的举动几乎让她丧命。”
事实上，这部小说以米歇尔·索拉拉妻子的尸体开篇，又以其结尾。吉耀拉的尸体横在街上，嫁给一个长期施暴的男人耗尽了她的生命，最后被无情抛弃。莉拉和埃莱娜偶然发现了这具尸体：
“她那张美丽的脸已不复往昔，脚踝肿得厉害。她的头发曾经是棕色的，如今却红得像火，而且很长……但稀疏了，散落在松软的泥土上。一只脚穿着一只破旧的低跟鞋；另一只脚套着一只灰色羊毛长袜，大脚趾处有个洞，而那只鞋在几英尺开外，仿佛她是在因痛苦或恐惧而挣扎时把它甩掉了。”
埃莱娜从这个男人的妻子 —— 也就是最终的阶级敌人的妻子——的尸体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法西斯分子直接使用暴力，阻碍工人阶级进行组织活动。 这种认同感并没有消除将老板的妻子和女工区分开来的阶级差异。 然而，这确实表明，妻子们在为丈夫操劳，而女工们同样在为老板和男同事发挥着性方面的“功用”：从这个角度看，在职业女性所处的政治现实中，所有工人之间的团结纽带与所有女性之间的团结纽带相互交织 ：
“有多少曾和我们一同成长的女孩已不在人世，从这世上消失不见。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她们的神经系统无法承受折磨的“砂纸”磋磨，还有的是因为鲜血洒尽。”
费兰特的小说对这两种团结纽带如何相互作用进行了细致入微、具体且极具煽动性的探讨。和吉耀拉一样，莉拉为了物质保障嫁给了一个男人。埃莱娜则是出于爱情、思想和政治考量而嫁人。她们的结局不尽相同，但她们各自的结局在结构上却存在关联。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离开了资本的操纵，丈夫便无法存在，也就是说，离开了老板，丈夫便无法存在。 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是没有黑手党暴徒，老板也难以长久立足。而暴徒则将他作为丈夫的手段和腔调磨炼得愈发娴熟。 女性之间的同情既为绝望情绪提供了宣泄口，从而维持了这个体系的运转，但作为宣泄口，也帮助女性在这个体系中生存下来。吉耀拉那遭到摧残、饱受虐待最终横尸街头任人围观的尸体，便是没有女性之间相互支持的后果 。
在又一次拜访玛丽娅罗莎时，她的嫂子启发埃莱娜去读隆齐的作品。费兰特引用了隆齐对女性的劝诫：“唾弃男性文化”，因为“大学并没有解放女性，而是完成了对她们的压制”。这篇短文令埃莱娜惊叹不已，她心想：“这怎么可能……一个女人竟能如此思考。……这才是思考。这是一种反抗性的思考。……莉拉…… 懂这些。这是她的天性。”在同一次旅行中，埃莱娜拜访了西尔维娅，她堪称“不协调的母亲象征”。西尔维娅在一次激进政治活动中发言后，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殴打和强暴。在这里，埃莱娜同样将法西斯分子把性侵作为政治工具的行径，与“斯特凡诺对莉拉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通过建立这种联系，埃莱娜意识到，她和莉拉小时候她对莉拉的那份情感，与她所研读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将日常、抽象概念和历史相贯通的做法，是她理解政治的方式，也几乎“秘密地”促成了她的第二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塑造”。埃莱娜从审视自我出发，达到了自我认知，但莉拉并不止于此。莉拉采取了行动：
“莉拉…… 她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付诸行动；莉拉沉浸在街区的文化氛围中，根本不把警察、法律、国家放在眼里，她坚信有些问题只有用鞋匠的刀才能解决；莉拉深知不平等的可怕；莉拉……在革命理论和行动中找到了发挥自己活跃思维的途径；莉拉已经将，并且还在将我们对贫穷和虐待的亲身经历，与反抗法西斯分子、反抗老板、反抗城市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
正是莉拉，她的战斗精神至关重要，超越了潮流，最终也超越了谨小慎微。
《失踪的孩子》：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作为反革命模板的父权制
在该系列最后一部小说的开头，埃莱娜为了尼诺·萨拉托雷 （Nino Sarratore） 离开了丈夫。尼诺曾明确表示，男性有必要帮助女性伴侣平衡家务与脑力工作。似乎该系列作品对男性和异性恋的悲观看法有所改观。恩佐和莉拉是意大利最早掌握计算机专业技能的一批人，他们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编程公司，让索拉拉兄弟以及曾虐待过莉拉的前夫斯特凡诺在经济（进而在社会层面）上低头。Ta们的成功反驳了埃莱娜的疑虑，即她认为那不勒斯太过落后，不适合开展前沿业务。因为在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80年代，街区与那不勒斯相连，“那不勒斯与意大利相连，意大利与欧洲相连，欧洲与整个世界相连”。 看起来莉拉的故事可能会以一个“积极进取型女权主义”的寓言告终：去工业化将她曾经从事的危险且繁重的工厂工作外包出去，而她则凭借智慧在新兴的全球信息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然而，莉拉虽然无论涉足哪个领域都能取得顶尖成就，但她仅仅将这一成功视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 当她年幼的女儿失踪后，她失去了掌控资本的动力。该系列小说在结尾处回到了起点：莉拉从现实生活中自我隐退，彻底拒绝继续参与这个丑陋的世界。
在这部最终章小说里，异性恋如同资本一样，最终令人失望。在整个系列中，尼诺一直上演着俄狄浦斯式的对父亲的拒斥，但最终却与父亲和解了。而他的父亲（尼诺此前并不知情）曾是在埃莱娜少女时期对她进行性骚扰的人。这种和解预示着一系列真相的揭露：先是尼诺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妻子，后来又发现他与埃莱娜在一起后仍有过无数风流韵事。 但更为深刻（且与之并非毫无关联）的是，尼诺在政治上背叛了女性和工人阶级。 曾经倡导平衡家务劳动的尼诺，变成了“连地上的袜子都不会捡起来”的男人，成了“想解放别人的女人，却不想解放自己身边女人”的人。当埃莱娜抱怨时，尼诺又用那种如今已让人熟悉的对自由的曲解来回应：“你的解放…… 不应意味着（我的）自由的丧失。” 听到这话，埃莱娜推测，也许“与男人的每一段关系都只会重现同样的矛盾……同样自以为是的回应”。
对尼诺来说，家庭如此，阶级问题亦如此。读者会逐渐发现，在整个系列中，他那温和的社会主义立场中始终潜藏着反动思想。而在这部最终章小说里，他变本加厉地嘲笑埃莱娜的革命理念。 他逐渐向右翼靠拢，先是宣称“法西斯分子…… 并非总是错的，我们应该学会相互交流”，接着以中间派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议员，之后因卷入政治腐败而入狱，最后，他巧妙地大幅右转，重新获得了议会席位。 费兰特将尼诺的放荡不羁视为其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一旦有利可图，这种法西斯主义便会暴露无遗。 对整个四部曲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左派失败的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革命低谷，到反革命时代：革命力量被国家权力吞噬殆尽，因其内部矛盾而走向自我对立。父权制正是这些背叛与模糊混淆的温床。
在《我的天才女友》结尾处莉娜的婚宴上，尼诺向埃莱娜表达了他对文学之无力的看法，他觉得小说不过是“闲聊废话”。他寻求在政治事务中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干预措施”，同样也青睐实用的文体：论文、文章。后来，弗朗科认为埃莱娜的第一部小说是“一段段琐碎的风流韵事”，并基于类似的政治理由对其不屑一顾。毫无疑问，怀着对这些批评的思考，埃莱娜·格雷科希望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能“契合这个充满示威游行、暴力死亡、警察镇压以及对政变的恐惧的时代”。埃莱娜·费兰特写出了这种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小说。但同时，她也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展现了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交织的体系下生活的那些细致入微、个人化且常被忽视的经历。
这些小说提供的并非一面能让女性读者清晰映照自身经历的镜子，而是一份指南，帮助她们从混乱的身体感受、无序的直觉以及隐约察觉到却难以言表的不满中，构建出连贯的叙事。 “日常生活如耳光般突如其来” ，就在发现尼诺的背叛之前，埃莱娜如是感慨。 这些小说反复呈现这些“耳光”时刻：女性角色在这些时刻意识到，并非某个特殊事件，而是日常生活的日常运作带来了暴力影响。
或许，能最全面、连贯地概括被称作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包括其意大利分支）的各种不同形态的观点是： 女性的政治处境进入人们的思想，并非主要通过概念提炼，而是通过叙事铺陈。 自我认知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震撼时刻——比如被一个年长许多的男人令人厌恶地勾引、意识到丈夫出轨、无奈接受家人永远不会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这类事——进行叙事化处理。 把这些经历从令人困惑的“当头一棒”中抽离出来，融入一个有反派角色、英雄事迹、沉闷重复的情节线以及晚年回溯性分析的故事里。在这个故事中，如果夫妻双方不够警醒，就会成为千篇一律的角色，落入俗套。女性朋友若能打破既定叙事，就能成为故事中的女英雄。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魅力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从自身经历中构建叙事。尽管这样的叙事结果给故事中的角色带来的慰藉寥寥无几，甚至毫无慰藉，但它那引人入胜的情节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 在小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最清晰交汇的时刻，费兰特将这种与女性写作的关系主题化：女性天才的写作以及她们带有女性特质的劳动，极大地游离于资本逻辑之外。 从莉拉年轻时写的、最后付之一炬的《蓝色仙女》 （The Blue Fairy） ，到她对劳动环境的精彩描述—— “她把一个人的麻烦引向另一个人的麻烦，用闳辩的言辞将所有问题串联起来” （这些话还被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引用）——可以看出，莉拉的写作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物质利益。 但她的文字却让她最重要的读者埃莱娜受益匪浅，这表明了该系列小说所暗示的、价值形式之外的使用价值，这也是女性文学创作及其它劳动的不受拘束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