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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玛格丽特·桑格回忆其护士工作中接触贫困女性及不安全堕胎的经历,并叙述这段经历如何促使她投身节育倡导。

本文为《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 50

导读:(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节育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是一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作为护士为贫穷的和工人阶级的女性服务。正如选文50《我的节育奋斗史》[1920]所揭示的那样,桑格亲眼目睹了产妇是如何因分娩而死亡的、以及无节制的生育是如何危及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期,除紧急状况外,即便是已婚夫妇使用避孕措施也是非法的。由于避孕相关信息被视为色情制品,对其传播也是非法的。尽管如此,桑格还是发行了传授避孕知识的杂志《女反抗者(the Woman Rebel)》,并因开设节育诊所,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妇女提供体检和节育小册子而被捕。许多年后,桑格创立了后来被称作是计划生育的组织。

我的避孕之战

觉醒与反抗

1912年初,我突然发现,护士的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在缓解我的痛苦上完全治标不治本,只是徒劳无功罢了

没人能相信那年我护理过的妇女在家里的境遇有多糟糕。当时,甚至直到现在,也仍有社会机构完全没能触及的底层人。

他们的生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厌恶也恐惧一切对其家庭或生活的窥探。他们讨厌被人嚼舌根。女人们偷偷摸摸地从家溜到市场,像老鼠溜出它们的洞穴。男人们有时把妻子打得鼻青脸肿,也无人制止。孩子们被掌掴、被追打,但胆敢让家丑外扬的孩子就会倒大霉!犯罪或酗酒往往是这种漠视的根源,每个家庭里都会有些秘密,比如衣柜里的一具枯骨。男人都是阴郁沉闷的粗工,偶尔打工,平时失业,没日没夜地在屋子内外晃荡。

女人们和邻里的其他女人毫无交集。她们经常被怀疑在必要时扒窃或“顺走”物品。怀孕几乎成了她们的一种慢性疾病。我知道有个女人曾经在没有专业医疗照料的情况下生了八个孩子,最后一个在她十岁儿子的目睹下生在厨房。他按照母亲的指挥,清洗了床褥,用纸包着胎盘和其它脏东西,从窗户扔到了下面的院子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堕胎和生产成为了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许多个周六的晚上,我看见五十多到一百岁的妇女成群结队地走进社区里有名的咨询室,进行廉价的堕胎。我问过几名妇女那里面会发生什么,她们的回答很一致:一场快速的问诊,一根刺入子宫的探针,转个几圈破坏受精卵,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一般来说女人会从第二天开始流血,持续四到五周。时不时地会有救护车载着受害者去医院刮宫,而她如果最终能够回家,会从此因为幸运而被高看一眼。

这种事成为了我的一个噩梦。没有任何意义可以掩饰它的荒诞,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这样浪费一名母亲的生命,也没有任何一项权利能耗尽女人的生命力,在三十五岁前就把她们扔进垃圾堆。

我四下张望,只有痛苦与恐惧如影随形——男人害怕丢饭碗,女人则害怕更糟糕的噩梦降临到她们头上。再一次怀孕的威胁像一把利剑,悬在那年我认识的每个贫困女性的头上。困扰她们的问题一直都是同一个:我要怎么避免它?或者,我要怎么逃离它?她们之间有时会苦涩地交谈。

“有钱人才有法子,”,女人们会说,“而我们只有孩子。”然后,如果这些女人是天主教徒,她们就会提起“美国佬的法子”,并且问我知不知道新教徒都怎么控制家庭的规模。当我说我不认为有钱人知道的比她们多多少,她们就会嘲笑和怀疑我是不是为了钱才不透露。她们会用胳膊轻轻推一下彼此,嘴上说着要在护理结束前花钱让我说出来那个“秘密”

终于,这件事愈发不容忽视,也在三周的时间里愈演愈烈。那三周里,我护理了一名住在纽约下东城格兰街的重病妇女。

她是Sacks夫人,只有二十八岁;她的丈夫是一名粗工,三十二岁。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五岁、三岁和一岁。这些孩子既不结实也不强壮,但光是让他们保持干净整洁、有吃有穿,再加上一个长成体面人的机会,就花光了他们的父亲所有收入、绞尽了母亲所有脑汁。

这对父母为孩子和彼此已经倾尽了一切,但女人又怀孕了。之后她听从邻居的建议,吃了各种各样的药和泻药。接着,在绝望之下,她用了朋友借给她的工具。丈夫下班回到家时,发现她倒在地上,身旁是大哭的孩子们。邻居建议不要叫救护车,并且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友好的医生。丈夫是不会接受送她去医院的,但因为存了点钱在银行,所以又叫来了一名护士,一场为保住这条珍贵生命的战争就此打响。

那是七月的中旬。三室的公寓变成了拯救垂死患者的医院。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专注度,去挽救这名年轻母亲的生命。邻里的女人们在白天来来往往,为我们的舒适做些必要的杂事。孩子们被送到了朋友和亲戚家,医生和我则安顿下来,准备战胜愤怒的自然的威力。

我从不知道还能有这样的情况。七月份闷热的昼夜融化成了炙热的地狱。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只敢断断续续地打盹儿,因为太担心那颗脆弱的心脏的情况,所以从不敢离开病床太久

两周之后,她的康复肉眼可见,在第三周的末尾,我准备离开这名脆弱的病人,让她回归生活中的琐碎,重拾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所有人都在恭喜她的康复。来自邻居们的善意的同情与理解纷纷涌向她,给她送来了康复餐食、汤品、蛋挞和饮料。但她看上去依然忧心忡忡。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似乎与这些贺词和祝福毫无关系。我一开始以为她还保留着一些无意识时的记忆,正沉默着加以消化。

但是随着我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她显得更加焦虑,最终声音颤抖着说道:“再怀一个我就完了,我觉得。”

“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我说,而且保证我会问问医生他有什么建议。他过来的时候我说:“Sacks夫人担心自己会再怀孕。”

“她很可能会,”医生回答道,接着站在她面前说:“要是再这么乱来,年轻人,就没必要再叫我了。”

“是,是——我知道,医生,”病人颤抖着声音说到,“但是,”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像是鼓足了所有勇气一样开口道,“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

“哦吼!”医生无恶意地笑了,“鱼和熊掌你都想要,是吗?呃,这是不行的。”接着,他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背,拿起他的帽子和包准备离开。并说道:“只有一件你能做的事儿,让你老公Jake睡屋顶上!”

说着他关上门下楼了,留我们两个震惊在原地。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看着我面前的这张脸,我的嗓子被堵住了。那张脸上布满了纯粹的恐惧。我一时间以为她会疯掉,但她的理智战胜了那些不知名的情感。她转向我,绝望地问:“他不懂,对吗?——他毕竟是个男人——但是你懂,不是吗?你是个女人,而且你会告诉我法子,我发誓我绝对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说。”

她像祈祷一样合起双手,身子前倾,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恳求我告诉她点儿什么——那些我真的不知道的事情。我像是被困在刑架上折磨,让我招认我不曾犯下的罪行。认罪就能不再痛苦,否则拷问就不会停止。

我不得不转过头,不看那张哀切的面孔。我当时没有办法回答,只能尽我所能地安抚她。她从我的泪水中看出来我被打动了。我向她发誓,几天后我会回来告诉她她想知道的东西。邻里的女人们听说有钱人用性交中断或避孕套这些简单的避孕方法时会哈哈大笑。她们不相信,而我也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告诉她这样的答案,一定会被置之不理,视为无用。

不久后,趁她睡着时,我离开了她家,并且下定决心以后要离这类病例远一点。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很无助。我好像被锁起了手脚,只希望能有一场地震或火山爆发,把世界从沉睡中震醒,直面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

年轻母亲睿智地推理出,要避免再发生那种情况——多么合理,多么正当——是的,我向我自己保证,我一定会回去和她好好谈谈,跟她讲讲道理,或许她不会笑,而是会相信那些真的就是目前已知的所有方法。

但是时光飞逝,几周变成了几个月。那恳切的、哀求的面庞日夜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无法从思绪中抹去那颤抖的声音,如此谦卑地乞求她本就有权获取的知识。三个月后,在我即将就寝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个焦急的男声求我立刻过去帮帮他再次病倒的妻子。是Sacks夫人的丈夫,而挂断电话之前我就有一种直觉,去了也于事无补。

我害怕见到那个女人。我试图让别人代替我。我希望地铁里或者大街上能发生一场事故——任何能阻止我去那个家里的事情都行。但我还是去了,医生和我前后脚到。那个女人奄奄一息,陷入昏迷。在我抵达后十分钟,她就去世了。死因和曾经千百次的死亡如出一辙——堕胎而死。她又一次怀孕了,吃了药,接着咨询了五美元一次的专业堕胎师,死亡接踵而至。

医生听完心跳后摇了摇头。我知道她已经离去;她无声无息、对我们的迟到毫无知觉地去往彼岸,就像每年离去的成千上百位母亲一样。我看着那憔悴的面庞,如今布满了死亡的平静。我将她瘦弱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回想起它们曾在最后一次难忘的分别时,向我苦苦恳求。这位温柔的女人,尽职的母亲,深情的妻子,抛下了她发狂的丈夫,孤独无助地在绝望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紧紧攥着头发,悲号着“上帝!上帝!上帝啊!”

革命降临了——但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也不像历史上所记载的那样。它降临在我的人生中。 就在那个夜晚,那个年轻的母亲因无知而丧命的夜晚,在我为她合上双眼、覆上白布,踏上回家的路之后,革命就开始了。

离开那座凄凉的房子之后,我走啊走啊走;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我不停地走着。手里拎着包,思索着,惋惜着,惶惶着不敢停下。我畏惧我的良心,害怕直面我那不断质问的灵魂。凌晨三点,我回到家,手里紧紧攥着沉重的包,但我却对它的重量无知无觉。

我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走进房子,然后透过窗户俯瞰这座在昏暗中沉睡的城市。这一刻,这座城市中的苦难与问题像一幅全景图一样在我眼前清晰地展开:拥挤的家庭,过剩的儿童;婴儿们死于襁褓,母亲们不堪重负;各种各样的托儿所;无人照看的饥儿,焦虑不安的母亲——因为担心自己无法给予孩子们需要的安慰与照顾。母亲们在大多时候都病恹恹的,但“病痛缠身,意志坚韧”;女人们被迫做苦力;孩子们在地下室打工;小孩六七岁就被推入劳动市场,帮忙维持生计;一个婴儿奄奄一息,又一个,接着另一个;一个婴儿生下来就死了——谢天谢地;一个大点儿的孩子死了——难过,但仍然谢天谢地——保险派上了用场;一位母亲死了——孩子们纷纷被机构收容,而他们的父亲,则绝望,酗酒;他悄声溜走,成了一个被社会困住、抛弃的边缘人

我一动不动地伫立了几个小时,期待些什么。我目睹着天光渐明,黑暗退去,迎来破晓的第一道曙光。接着天空绚烂无比,预示着太阳的升起。我知道,崭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崭新的世界也展现在我面前。

这就像是一道启示。我现在能看清生活的各个社会层面,其所有问题的核心似乎都围绕着无节制的繁衍。对此我们只能高声疾呼,拉响警铃,轰轰烈烈地唤醒!唤醒美国妇女,拯救世界女性!我几乎麻木的双手松开了无意识中紧紧抓着的护理包,我将它猛地扔向房间的另一端,撕下身上的制服,一把扔进角落,从此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所有保守疗法。

我再也不会回去照顾那些妇女病弱的身体,却忽略她们如同繁星般无边无际的痛苦。我受够了表面上的治愈,受够了那些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他们明明直面妇女需求的巨大真相,却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必须看清这些事实。我决心要让妇女了解避孕知识。她们有权了解自己的身体。我将挺身而出——我要在屋顶上高声呐喊。我要告诉世界这些可怜妇女的生活现状。我的声音一定会被听见。无论代价如何。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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