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篇推送5w字速通以下女性主义关键概念？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存在主义、交叉性理论、第三次浪潮、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与酷儿&跨性别、后殖民与全球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男性凝视…
原书：
- 《Reading Feminist Theory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 《Feminist Film Theory and Pretty Woman》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女性问题”和启蒙思想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深层的理论根源在于启蒙思想——一个在十八世纪动摇了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社会生活根基的思想体系。“启蒙”一词来源于这种新的社会思想可以把世界从黑暗无知的时代带入一个科学和理性思想之世界的想法。这些彼时激进的思想为十八世纪的主要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和口号。为了组建政府，公民应当有一份书面契约，规定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公民不可未经同意而被统治，若政府背弃其责任或公民权利甚至可以推翻它。启蒙思想家还坚持公民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然而，在“女性问题”方面，许多启蒙思想家所持观点远没有他们的批判观念表现得那么进步。这在选文8中独立战争前夕阿比盖尔·亚当斯和她的丈夫约翰之间的通信中可明显看出来。当她的丈夫起草《独立宣言》时，阿比盖尔要他“记得女性”。约翰回之他“不能不笑”阿比盖尔“奇特”且“调皮”的要求。他对选举权的看法是启蒙思想家的典型，揭示了在他们拒绝给予女性选举权时，性别、阶级和种族问题是如何交错其中的。像其他许多男性启蒙思想家一样，约翰·亚当斯将财产所有权视为选举的资格。他认为没有财产的人“太过依赖他人以致没有自己的意志”。因此，尽管启蒙运动思想在它的时代是激进的，许多人仍被排除在它所自豪宣称的权利之外。
现代早期美国女性运动的兴起
已婚妇女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控制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源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婚姻法里具有统治性的“遮蔽主义”。该原则认为，一旦男人和女人结婚，他们在法律面前算作一（one)。这个“一”即为男人，他控制家庭财产和收入，法律上有权管教和惩罚他的妻子孩子。选文16，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描绘了遮蔽主义的束缚和这个短篇小说中的妻子以为她的丈夫死于火车事故时感到的自由。
废奴运动是十九世纪美国女性运动的关键导火索。在选文10《关于两性平等和妇女状况的信》（1837）中，著名女性主义和废奴主义者Sarah Grimké将她对自由女性在发展智识的能力\机会方面的“悲惨匮乏”境况的女性主义批判，与对奴隶妇女遭受的暴政和性暴力的有力描述结合在一起。Grimké问道：“任何一个美国女性，能面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放荡和残忍场面，却冷眼袖手旁观，说‘我与奴隶制无关’吗？她不能如此，亦不能无愧”。
在废奴运动中，女性学会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技能。然而，她们也知道了自己无法与男性废奴主义者一起平等地发挥作用。女性不仅被禁止加入一些废奴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为（女性）仅仅是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权利）而斗争。一些白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推动其女性主义要求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强调在她们自己缺乏自由的状况与奴隶之间的 相似性 。这在选文15《因非法投票被捕后的讲话》中得到体现。这是苏 珊·B·安东尼在她和其他15名妇女因试图在总统选举中投票而被捕后的一次审判中的发言。这里安东尼讨论了自由女性和奴隶都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控制自己的收入、保留自己的名字，或拥有对孩子的抚养权 。正如第5章里讨论的，很多非裔美国女性不喜欢这种比较——鉴于奴隶的生活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参政论者的生活有明显的区别。
塞内卡瀑布城《感伤宣言》
184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内卡瀑布城举办，他们的要求表达在著名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中，即选文11。这份文件由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起草，以《独立宣言》为蓝本，强调了《独立宣言》所支持的权利与妇女被排除在这些权利之外之间的矛盾。《感伤宣言》列举了数十种男性施于女性“暴政”的方式，如“剥夺她不可剥夺的选举权”；“夺走她对财产的一切权利，甚至是她赚得的工资”；以及“使她一旦结婚，在法律眼中便民事性地死亡了” ，她们还要为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而斗争，因为这个时代罕见的离婚情况下，由男人获得抚养权。
这些要求是与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对立的——通常被称为 “主妇居家崇拜 ”（cult of domesticity）或 “女人味崇拜”——它将女性的角色浪漫化为家妻、主妇和母亲。这种话语得到了 “领域隔离学说 ”（又称性别二元论）的支撑，该理论认为家庭的私人领域是妇女的领域，而家外的公共领域则是男人的领域。当然，女性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理想，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奴隶妇女以及大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妇女都必须在家庭之外工作。尽管主妇居家崇拜是为了将享有阶级特权的“女士们”与其他女性区分开来，但它依然限制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
现代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爱情、婚姻和性的观点
由于英格兰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所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些最早的著作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者撰写的。选文9来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的导言。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通过宣称自己是美丽、纯洁和精致的天生拥有者，只获得了表面上的地位。她强调需要进行文化、教育和经济改革使女性能够培养自己的技能，并赋予理性和自我实现以重要意义。通过这些方式，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她那个时代的性别之社会建构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女性主义批判。
半个世纪后，英国作家哈丽特·泰勒·密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呼应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并强调了现有的婚姻法是如何将妇女禁锢在暴力和压迫的关系中的。选文12来自哈丽特·泰勒·密尔的《妇女的选举权》，而选文13来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位作者都写了大量关于改革婚姻、离婚和儿童抚养法的重要性的文章，而理性和自决的启蒙思想也贯穿于其作品中。由于这些性改革主义的倡导者把性暴力呈现为更大的不平等性别关系问题的症状，其为后来的女性主义对家暴和性侵的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波环保主义活动
与主要和自己社会阶层的人合作的温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相比，许多中产阶级、左翼自由主义的妇女参政论者在这个时代从事环保主义活动，她们在安置所或互助会工作，并/或发起各种集体生活形式的实验，例如公共厨房和儿童护理。由于安置所和互助会都位于社区内，这些社会改革者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工作，因此她们对贫穷和肮脏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最有名的安置所，即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提供健康护理、儿童护理和成人教育，并倡导工人阶级的工会权利。
赫尔之家的妇女大量参与解决环境问题。她们在市政持家的名义下工作，强调这些问题如何直接影响到她们的住房和家庭的安全。数以千计的妇女动员起来解决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卫生问题、食品销售和职业安全等。选文18节选了部分简·亚当斯关于市政持家的著作。亚当斯不仅指出了妇女在传统上是如何处理健康和卫生问题的，而且还指出她们在这些严重影响她们的家庭和社区的问题上应该有投票权。
在现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献中经常被忽视的是，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是如何对市政持家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通常是通过黑人妇女俱乐部和/或建立互助协会。总的来说，黑人妇女俱乐部运动比她们的白人同行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处理。在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棚户区和贫民窟中，不仅健康状况危险，而且像儿童护理这样的问题对绝大多数黑人妇女来说也更为迫切。 事实上，这些妇女处理的社会问题跨越了从托儿所到养老院的整个生命周期。她们的活动帮助弥补了黑人学校、医院和诊所资金不足的问题。
赢得选举权
1890年，美国两个主要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合并为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该组织将其精力用于赢得投票权。 在20世纪初，新一代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妇女参政论者已经长大成人。在爱丽丝·保罗的领导下，这些妇女参政论者组成了妇女党（Woman’s Party）。她们专门为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通过而工作，采用了比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更广泛的策略——这些策略是保罗从她与英国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的接触中学到的。她们在白宫外进行抗议，甚至进行了绝食抗议。所有这些活动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激进的，这些妇女有几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为获得选票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活动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耗时甚久，从塞内卡瀑布会议到1920年通过第十九修正案取得妇女选举权的胜利，已经过去了70年，据NAWSA前主席凯莉·查普曼·卡特估计，这一共涉及到：
56次面向男性选民进行公决的运动；480次旨在让立法机构将选举权修正案提交表决的运动；44次旨在让州宪法会议将妇女选举权写入州宪法的运动；277次旨在让州政党会议把妇女选举权纳入政策的运动；30次旨在让总统政党会议采用妇女选举权政策作为竞选纲领的活动，以及29次一共19届国会的活动。
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后，爱丽丝·保罗呼吁开展新的运动以通过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这项修正案简要地指出，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削减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然而到1920年，为实现投票权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妇女运动因疲惫而偃旗息鼓。直到40多年后，美国女性主义者发起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才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
浪潮之间的进步与挫折
尽管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后，基于群众的活动势头有所下降，但在192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妇女已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30年，在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中，有40%是女性，这一比例是1900年的两倍，令人吃惊。传统的妇女工作领域——如护理和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两次浪潮之间妇女职业角色的增加。在高级学位方面，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最欢迎女性。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对两次浪潮之间的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在选文19所展示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介绍了 “莎士比亚的妹妹”—— 一个“不曾写下一字的诗人”，她“被埋葬在十字路口”，无名无利，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无法受到教育和写作。但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的妹妹仍然活在你我心中，她在此开始大声呼吁妇女拿起笔来，发出她们的声音，并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来自同一本书、标题为“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选文20中，伍尔夫思考了为什么母亲没有财富留给女儿，并讨论了妇女被缩减为抚养孩子和家庭工作是如何对产生收入和文学作品造成严重障碍的。她的结论是，500英镑（经济独立）和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一个不受日常生活干扰和要求的地方）是妇女写作的先决条件。
晚期现代性的自由女性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将众多的女性放置到战时经济与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职业中。然而，当士兵们回国后，已婚或怀孕的妇女往往被私人和公共雇佣政策逼得离开她们的工作，而投入男人的怀抱。
事实上，经常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浪潮的书籍——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1963年）笔锋直指主妇居家崇拜。弗里丹的重点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已经实现了当时被认为是妇女的 “美国梦”——成为家庭主妇和在家妈妈，有养家糊口的丈夫，有自己的家，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过体面的生活。如选文22所示，弗里丹记录了许多家庭主妇正经历着深刻而持久的抑郁症。弗里丹称这种现象为 “无名的问题”，并将其归结为与做家庭主妇和母亲有关的成就感匮乏。后来的女性主义作者批评弗里丹忽视了妇女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因其没有设法解答是否 “做女佣、保姆、工厂工人、职员或妓女，比做一个休闲阶级的家庭主妇更有成就感？”。然而，弗里丹的分析道出了那个时代许多妇女的担忧——鉴于二战后的繁荣为男性提供了高工资，使美国的在家母亲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之一。
弗里丹还对比了 “一个世纪前，妇女如何为高等教育而奋斗，而在1950年代，她们上大学是为了”找一个丈夫“。她哀叹年轻女性如何被教导去怜悯那些想成为诗人、医生或总统的 ”没有女子力“的女性。在战后美国，有“真正的女子力”的妇女不想要职业、高等教育、政治权利或第一波妇女努力争取的机会。弗里丹把这种削弱妇女愿望的女性概念称为女性的奥秘，它把妇女的愿望降低到砂锅大小。她将此归咎于形成美国社会规范核心的系统化、性别化的世界观，并呼吁妇女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争取平等。
1966年，弗里丹与其他赞同这些观点的妇女一起成立了NOW （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其第一份 “宗旨声明 ”可以在选文23中找到，其他在这个时代为平等而斗争的主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是妇女选民联盟、妇女平等行动联盟和联邦就业妇女的组织。一个专注于宪法权利的主要自由主义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经常为女性主义者提供法律服务，并在法庭上发动法律斗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协助取得了第二次浪潮中的一个重大胜利——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确立了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以及堕胎的合法化。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充当了通过ERA而进行的漫长而艰难的斗争的先锋，1982年ERA的失败对第二次浪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保守的 “道德多数派 ”的“家庭价值观 ”运动占据了美国全国的风头，共和党人开始享受选举的全面胜利。这些右翼保守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竞选和 STOP-ERA运动将福音派基督徒和世俗保守派联合起来的结果。
激进女性主义
在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涌现的所有女性主义观点里，激进女性主义是最为女性－中心式的方法。与此同时，激进女性主义在沟通个人与政治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最大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是第二次浪潮中的佼佼者，她们强调女性解放需要女性理解、保护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们同样对抗以前被归入人际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各种压迫，如雷普 [rape]、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无论是强调与性行为有关的危险还是强调其快乐，激进女性主义者们都揭露并分析那些一度封闭或隐匿在家庭中的问题。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激进女性主义者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于1969年首次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并成为第二次浪潮的真言。一方面，这个口号强调了如家庭暴力等许多与性别有关的 “私人 ”问题不应由个人解决，而应作为根源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来共同地（collectively）解决。另一方面，它要求女性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她们的政治实践和她们所宣扬的东西。使“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中的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一个强大的组合。她们将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她们呼吁建立一种既能改造个人又能改造社会的女性主义。
性的辩证法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1970）是最具影响力的激进女性主义声明之一。其结论章节的摘录可在题为 “革命的要求 ”的选文28中找到。费尔斯通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最早和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它为所有后来的压迫形式，例如基于阶级、种族或性取向的压迫提供了蓝本。与其它大多数女性主义将妇女的压迫归根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准则不同，费尔斯通将妇女的压迫归咎于生物学，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一直受 “月经、月经不调和’女性疾病’的摆布，持续的痛苦的分娩、哺乳和照顾婴儿都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性生存”。在她看来，性别分工只是这些生理差异的反映。
假设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生理性因素，给社会变革留下的空间就几乎不存在了。对费尔斯通来说，女性必须等到有新的生殖技术，能够实现子宫外生殖后，才能实现最终解放，从而使 “人类的生殖差异在文化上变得不再重要”。在这以后，对于繁衍来说异性性爱将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人们可以体验多种多样的性的体验，她将其称之为 “泛性恋”。与弗里丹不同，费尔斯通认为任何“将女性纳入男性世界而不是彻底消除性别阶级差异”的想象都是 “1984式的噩梦”的一部分。她并不希望看到一个 “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削弱 ”的社会。与之相反，她呼吁双性同体[androgyny]。
费尔斯通是创建“纽约激进女性 ”（NYRW）组织的重要活动家。她们在1968年对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抗议是第二次浪潮中第一个被全国媒体头版报道的女性主义示威。在这次抗议中，一只羊被加冕为美国小姐，并提供了一个 “自由垃圾桶”，供女性扔掉 “女性垃圾”，如 “胸罩、束腰带、卷发器、假睫毛和假发”，这一事件很可能促成了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被贴上 “焚胸罩者 ”的传奇标签（尽管实际烧胸罩的情况从未被记录下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和女性－认同之－女性
直到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我们才开始看到主要论述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之间关系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声明。例如，选文30中：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的《反抗中的女同性恋》（Leslians in Reversion）一书中讨论了一位女性－认同之－女性，她为了获取政治、情感、肉体和经济上的支持而献身给其他女性。她将“女性－认同之－女性（Woman-identified-woman）”与那些将自己首要的承诺献身给男性的女性进行了对比。在她看来，“对男人的支持和爱胜过对女人的爱，使压迫她的体制永固”。
邦奇认为，异性恋使女性彼此分裂，迫使女性为追求男性而竞争，并鼓励她们通过男性来定义自己。她还点明了异性恋女性如何获得特权作为她们对自己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比如作为母亲受到尊重，作为妻子或情人被社会接受，并获取一些经济上的保障（这些特权赋予了异性恋女性为之维持现状的政治利益，这可能会导致她们“背叛她们的姐妹，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这一利益的女同性恋姐妹”。因此，“女性认同的女同性恋不仅仅是一种性偏好； 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邦奇和其他赞同她观点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呼吁 女性主义分离主义 ，这意味着妇女有意识地、自愿地从各种形式的父权控制中分离出来，包括在女性认同和女性控制的社区中与男性分开生活。
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选文29，由激进女性同性恋者（组织名）编写的“女性－认同之－女性”（1970年）中找到。这个组织起源于纽约的“薰衣草威胁”抗议活动——该活动抗议女同性恋（译者注：作为议题）在妇女运动中的缺失，重在攻击NOW拒绝解决女同性恋问题。“薰衣草威胁”一词引自贝蒂·弗里丹的评论，该评论称女同性恋是妇女运动中的“薰衣草鲱鱼”，会分散人们对更严重、更广泛的妇女问题的注意力。直到激进女性主义者，例如激进女性同性恋者（组织名），在全国妇女大会上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NOW终于在1971年同意应对女同性恋问题。
弥合第二次浪潮中女同性恋／异性恋的分裂
也许在第二次浪潮中，在弥合女同性恋/异性恋的分裂上最成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是以诗歌和散文闻名于世的艾德琳·瑞奇（Adrienne Rich）。选文35摘录自她广为传诵的《强制性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1980年），瑞奇呼吁将异性恋和女同性恋女性联合起来。她关于女性－认同之－女性的概念牵涉了一系列宽泛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尽管她将其称为“女同性恋连续体”，但她的女性关系包含了从与女性的性亲密关系到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挚友关系。因此，它包括所有女性与其他女性之间已经或可能存在的关系。
尽管瑞奇本人是女同性恋，但她认为 性别比性取向更重要 ，并敦促女同性恋在政治上与异性恋女性主义者结盟，而不是与男同性恋者结盟。她强调了异性恋男性和同性恋男性都享有的特权，如较高的收入和赚钱能力。她指出了“男女性关系的性质差异”，并列举了男性如何进行更多的“匿名的性行为”，而女性则更注重关系。她批评男同性恋者的一些做法，如恋童癖和施虐受虐，以及“男同性恋者在性吸引力标准方面明显存在年龄歧视”。对于瑞奇来说，成为女同性恋是一种“深刻的女性体验”；“将女同性恋的存在等同于男性同性恋，因为两者都被污名化了”（这种说法\行为）抹杀了女性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她认为“同性恋一词可能使我们需要识别的轮廓模糊了，而这些轮廓对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由至关重要”。瑞奇的许多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会受到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家的严厉批评。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理论缓和了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的一些矛盾与对立。
瑞奇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于费尔斯通。瑞奇对性别和性采取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而不是驱动着费尔斯通著作的生物决定论。对瑞奇来说，异性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和感官倾向，而是“强迫和潜意识地强加给女性”。强制性异性恋是指通过各种制度、意识形态和规范手段创造和严格执行的异性恋，通过情感和情欲上的忠诚实现女性对男性的屈从。瑞奇指出，在历史上，许多女性是以巨大的代价来抵抗异性恋的，例如被监禁、受到身体折磨、精神手术、社会排斥和贫穷。她问道，如果异性恋如此自然，为什么社会需要如此暴力的限制来强制执行？
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1976）中，瑞奇对分娩和母性采取了与费尔斯通不同的方法。 瑞奇 强调了生物妊娠、分娩、护理和养育孩子所带来的考验和磨难，以及其中纯粹的喜悦。这种温暖、情感化、社会化的母性生活方式与费尔斯通堪称冷淡、分析化和非人情化的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呼吁女性将自己从生物繁衍的锁链中自由\解脱出来——而包括女性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女性不太可能喜欢这种自由。瑞奇还区分了作为体验的母性或任何妇女与其生殖能力和孩子的“潜在关系”以及作为“父权机制”的母性，后者的目的在于确保这种潜在关系仍然在男性控制之下。瑞奇明确表示，她批评的是父权制制度，她并没有要求结束女性在生育上的职责。
相比之下，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她们的攻击指向男性，而不是父权制。选文27中的1969年的 “红袜子宣言（Redscockings Manifesto） ”便采取了这一立场。红袜子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组织，其再利用了19世纪用来贬低受过教育之女性的“蓝袜子”标签，而用红色来表明其激进性方针。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所有男性都从对女性的压迫中受益，所有男性都是压迫者。她们甚至辩称，把责任从男性身上转移到体制身上是一种逃避，是为男性的压迫行为开脱。而需要改变的是男性。
激进女性主义者阵营之内，存在着如此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也体现于另一场分裂第二次浪潮的论战中，这场论战即所谓的“性战争”。
“性战争”
“性战争”一词被用以囊括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着眼于各类性实践[sexual practices]对女性解放的影响。女性主义者就情色、性工作、审查、虐恋和其他色情行为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构成了非父权制的性形式，或者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在这场辩论中，“挺性”的一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审查或其他形式的对于性实践的限制，以促进性开放和自由。与之相对，她们的反对者--今天通常被称为 “受害者女性主义者”--强调某些与性实践相关的暴力和危险，并对区分父权和非父权的性实践的构成有着明确观点。
性是快乐的领域
如上文所述，费尔斯通在呼吁性表达自由的过程中采取了亲性的态度，她将泛性恋视为女性解放的一部分。盖尔·鲁宾（Gayle Rubin）是亲性合唱团中的另一个重要声音，她认为结束性压抑是结束女性压迫的核心。在她广为传阅的文章《 思考性：性政策的激进理论注释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cies of Sexuality）》（1984）中，鲁宾攻击了所有性压抑的意识形态——不管这些意识形态来自左翼、右翼还是女性主义者本身。在研究了宗教、医学、精神病学和关于性的流行论述中的性价值等级制后，她认为在那（性价值等级制）“存在着一种必要，在好的性和坏的性之间画一条想象的线”——这条线介于“性的秩序和混乱”之间。
鲁宾坚定地反对任何试图用 “罪恶、疾病、神经病、病理学、颓废、污染或帝国的衰落 ”来描述性的意识形态。她深信性压抑是文明控制人类行为的最不合理的方式之一，她认为性的放任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在选文37《思考性》中，鲁宾讨论了女性主义者规定哪种类型的性是父权制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是多么的错误。对她来说，性压抑就是一种压抑，与谁制定规则无关。她的观点与后来的酷儿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
性是危险的领域
第二次浪潮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某些性行为描述为暴力的和/或父权制的，她们的动机是希望结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如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她们不是因女性在性暴力面前是被动的或软弱的受害者而感到愤恨的受害者女性主义者。2* 相反，她们将某些性行为称为暴力的和/或父权制的行为，阐明其中的不公正，使女性拒绝成为受害者。分裂了第二次浪潮，并在激进女性主义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分裂的主要是两个问题：（1）女性主义者是否应该立法规定某些性行为构成父权制的和/或暴力的形式；（2）女性主义者是否应该审查暴力和有辱人格的画面，或者仅仅关注暴力行为和举止。
20世纪80年代，在色情话题上最具发言权的女性主义者是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这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将色情制品置于“虐待循环的中心”，并将其视为“核心建构实践”，色情制品通过创造一种容忍性攻击和性虐待的社会氛围，使两性不平等制度化和合法化。她们认为色情不仅 仅是一种幻想、一种模仿或一种想法。不如说，这是一种具体的歧视性的社会实践，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自卑和从属关系制度化，她们要求制定法律来处理这种歧视。选文38节选自德沃金和麦金农共同撰写的 《 反色情公民权力示范条例 （Model 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inance）》。虽然经常被误解为主张审查色情制品，但该条例只是允许那些能够证明因色情制品而受到伤害的人提起关于歧视的民事诉讼。
事实上，人们的应对是多种多样的。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做出了更大胆的回应，你可以在选文31中找到她著名的声明“色情是理论，雷普是实践”。一些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如《女士（Ms. Magazine）》杂志的创始人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区分了“情色”与“色情”，前者是平等和同意的主体之间相互愉悦的性交流的意象，而后者则是将女性客体化，将性描绘成暴力的、有辱人格的或非人化的。选文34的《曼陀罗，II》为向读者展示的情色文学例文，节选自由阿奈丝·宁（Anais Nin）写的一篇《小鸟：情色》（Little Birds:erotica）短篇小说，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女性情色文学作家之一。另外，为了反驳激进女性主义者们是缺乏幽默感和政治正确的严肃女性这种刻板印象，我们将格洛丽亚·施泰纳姆的《 如果男人会来月经 （If Men Could Menstruate）》列为选文36。
激进女性主义对酷儿理论的回应
鉴于激进女性主义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观点之一，吸引了人们对女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因此必须了解这一观点与后来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酷儿理论有何不同。苏珊娜·沃尔特斯（Suzanna Walters）在选文39《 从这里到酷儿：后现代主义和女同性恋的威胁（ From Here to Que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Lesbian Menace ） 》中，指出了激进女性主义对女同性恋理论和政治的方法与酷儿理论的基本假设之间的主要差异。虽然沃尔特斯赞扬了酷儿理论家取得的一些进展，总体而言，她认为酷儿理论和政策的意图虽是好的，却“误入歧途”并 “在理论上值得怀疑”。她不仅认为酷儿理论家描绘了一幅 “女性主义是僵化的、恐同的和无性的不公平画面”，而且她还认为酷儿理论抹杀了女同性恋的特殊性和性别在人们生活中制造的巨大差异。因此，它“消除了女性主义的重要性”。沃尔特斯哀叹性别超越[gender transcendence]的形象/能指是“疑似男性”——比如“变男同[going fag]”或模仿男同性恋性行为的概念被许多当代酷儿女性宣称为赋权式的。 她还为今日的性方面的“坏女孩们”如同对抗男性权力一般对抗（against）她们的女性主义前辈的反叛（rebel）方式感到悲伤。她甚至询问她们的“无性别、非规范性的愿景是否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沃尔特斯进一步认为，通过揭露性别的社会结构来解构和动摇性别，并不等同于推翻性别的权力。对她来说，酷儿理论家所信奉的性别表演主题是空洞的，除非它与对复杂社 会政治现实的理解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单纯的表演修辞最终是非历史性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功课”。她谴责酷儿理论叙述中的 “无情的自恋主义和个人主义”，认为这是一种 “对自我的强迫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个人的成为政治的，而是政治的成为个人的。最后，由于酷儿理论家将自己定位在边缘、作为规范性的永久批评者，沃尔特斯担心这些理论家 “将边缘浪漫化”，忽略了（边缘者的）实际的心理和物质成本。
总之，各种各样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她们揭示了以前被视为个人问题的压迫，如雷普、乱伦、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是应该共同地处理的政治问题。她们还通过颂扬女性的身体和文化，以及女性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来为妇女赋权。甚至她们的本质主义口号，如 “ 姐妹情谊是强大的 ”和 “ 姐妹情谊是全球的 ”，也在美国第二次女性主 义浪潮中为社区和集体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妇女压迫的起源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男性理论家几乎没有讨论过妇女受压迫的情况。除了第二章中讨论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这个时代做出最重大贡献的男性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如选文41所示，恩格斯为妇女定位的压迫之根源并非在生物学上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他认为，最早的人类社会——狩猎和采集社会——并没有形成基于阶级或性别的分层系统。更确切地说，ta们是在母系氏族中组织起来的，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在经济维生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狩猎和采集伴随着风险，难以适应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因此与后来的生产方式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分享或互助。他的分析是基于现有的文化人类学资料，如亨利－路易斯－摩根对美国本土部落的研究。正如第八章所讨论的，摩根的工作为一些美国女性主义者所熟悉，她们也对在这些部落中建立起来的、更好的性别平等充满兴趣。
恩格斯认为，在以土地和奴隶的私有制为基础、并且将财产权和父权支配作为城邦权力 根基的古代农业社会中，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是同时出现的。为了实现跨世代的阶级的再生产，私有财产必须传给自己的子孙。这就要求树立家父长制度来控制妇女的性活动，例如将有产阶级的妇女限制在家庭中，以及在通奸案处罚女性而不处罚男性的法律。因此，父权制——意味着制度化的男性对妇女和儿童的统治，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最初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权和阶级特权而产生的。这样一来，恩格斯便将妇女受压迫的起源与阶级压迫的起源联系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之路要求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掉私有财产、推翻家庭和国家法律中的父权支配成分。
妇女的家务劳动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1898）提供了19世纪对家务劳动和照顾儿童的最坚实的女性主义分析。吉尔曼将妇女受压迫主要归结为她们受制于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她的许多著作呼吁以更集中的方式提供照顾儿童、做饭和清洁的服务，使妇女能够在其他形式的劳动中实现自我。选文42提供了她得到最广泛选文的作品——《黄色壁纸》（1892）的摘录。这部女性主义小说强调了一些妇女在困于家庭并且很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时候所经历的压抑——这种现象被半个世纪后的贝蒂·弗里丹称为 “无名的问题”。
《黄色壁纸》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妇女，她的写作努力受到了她丈夫（一名医生）和她所处时代的医疗机构的阻挠。这部小说不仅批判了女性工作选择的匮乏，还批判了19世纪末的医疗实践，医生为患有神经紊乱或 “歇斯底里”（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子宫）的妇女开出 “休息疗法”。在这种休息疗法下（吉尔曼曾经历过），妇女被禁止从事任何劳动，吉尔曼认为这种疗法只会使妇女的抑郁症恶化。在《黄色壁纸》中，妻子不仅被困在家中，而且还被困在以前的托儿所，托儿所的窗户上有栅栏，象征着丈夫如何像创造孩子一样创造他的妻子。托儿所里的墙纸有复杂的设计，在妻子看来是一个迷宫，禁锢了妇女对自由的渴望。因此，墙纸成为一种隐喻，即家庭和装饰性的女性气质扼杀女性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方式。
女性生活和劳动中的阶级差异
许多第一次浪潮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是劳工组织者，这些人的著作关注工人阶级和贫穷妇女的困境。选文44《密尔沃基酿酒厂的女奴》，是玛丽·哈里丝·琼斯（人称琼斯妈妈）的作品，她是安那其主义的世界劳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为终结童工而斗争的社区活动家。选文48“劳动妇女和母亲”是由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所写，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苏联创建的关键人物。尽管她们的作品描述现实大于理论思辨，但她们都深刻地强调了20世纪初女性之间存在的巨大阶级差异。这些女性主义劳工组织者呼吁制定各种旨在帮助工人阶级妇女的政策，如保护孕妇的劳动立法、生育保险和国家补贴的儿童保育。
克丽丝特尔·伊斯曼（Crystal Eastman）是一位劳工律师、社会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也是《平等权利修正案》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颁布时的四位起草作者之一。她也是1907年纽约第一部工人赔偿法的起草者，如今该法已成为美国其他州法律的典范。在《论妇女与革命》的选文49中，伊斯曼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足以结束对妇女的压迫。她质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阶级压迫置于性别压迫之上（over）的做法。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一样，伊斯曼要求对性别和阶级给予平等的考虑。
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些最有名的图景，发足于工人阶级的妇女在第一次浪潮中做出的斗争。每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制定于1910年，是为了纪念女工的重大罢·工。它是由德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提出的，她因倡导妇女权利而在欧洲享有盛誉。“面包和玫瑰 ”这句口号，起先由詹姆斯－奥本海姆（1911年）作为一首诗发表，此后成为劳动妇女权利的颂歌。这首诗通常与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纺织女工罢·工运动联系起来，该罢·工又名 “面包和玫瑰花罢·工”。而这首著名颂歌的第一节，在选文46中能看到。
早期现代性中的爱情、婚姻和性实践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女性主义者那时呼吁 “自由恋爱 ”或 “性－爱”，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人们有权与其所爱的人发生性关系并结婚。她们还认为，由于妇女很少有经济独立的机会，她们是被强制地结婚以获得自身的经济保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左翼女性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将传统婚姻比作一种卖淫形式。
关于卖淫形式，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贩卖妇女》（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中的选文45，是在第一波浪潮中一针见血的名作。戈德曼对那个时代的现行卖淫法加以严厉的批评。她讨论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妇女往往会如何成为这些法律的受害者，而为性行为付费的富人却逍遥法外。她还指责那些富裕男性的妻子对妓女不屑一顾，对自身虚伪追捧的美德却赞赏有加。通过在贫困和/或妇女的贫困与就业选择层面探求卖淫的根基，戈德曼也就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联系了起来。
安\康主义女性主义者是美国第一批主张妇女享有节育和堕胎权利的女性主义者。那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只支持自愿生育，或是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的权利。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节育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是一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作为护士为贫穷的和工人阶级的女性服务。正如选文50《我的节育奋斗史》所揭示的那样，桑格亲眼目睹了产妇是如何因分娩而死亡的、以及无节制的生育是如何危及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期，除紧急状况外，即便是已婚夫妇使用避孕措施也是非法的。由于避孕相关信息被视为色情制品，对其传播也是非法的。尽管如此，桑格还是发行了传授避孕知识的杂志《女反抗者（the Woman Rebel）》，并因开设节育诊所，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妇女提供体检和节育小册子而被捕。许多年后，桑格创立了后来被称作是计划生育的组织。
因为许多 安\康 女性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劳工组织，她们成为了最早关注工作场所中的危险的活动家的一员。二十世纪初和十九世纪的环境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空气和水污染、 垃圾和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以及工业健康和安全。尽管这些问题影响着所有人，但它们最严重地影响了生活在工业工厂附近和过度拥挤的城市地区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市政持家运动侧重于关心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忧虑之处，她们被贬称为 “下水道社会主义者”，并成为在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中针对左翼的迫害行为的受害者。
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集中在失业问题上，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上，实际上排除了所有其他问题。战后的1946—1960年是美国经济扩张和主导世界的时期，也是麦卡锡主义的猎巫运动所担保的冷战和超级爱国主义的时期。所有激进的和自由的团体都受到压制；而可能的妇女解放事业......与其他事业一起被扼杀。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撰写于两次浪潮之间的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在此书中德·波伏娃阐述了她的社会主义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她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 , 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 。 这句话不仅阐明性别是被社会地建构的，还阐明女性是如何参照男性而被定义和区分的，而不是男性参照女性；女性是偶然\伴随的，是与本质的相对的非本质的。对德·波伏娃来说，他者性（otherness）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影响到所有从属的群体。
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由所做之事和行动方式来定义的。现实和存在是通过行动和介入（engagement）来表达的。对德·波伏瓦来说，家庭之中依据性别划分的世界削弱了女性在世界中行动和介入的能力。出自《第二性》的选文52，说明了家务劳动的周期性、重复性和不可视性所带来的存在论影响。德·波伏瓦的散文不仅抓住了这项工作的节奏，也抓住了家庭主妇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挫折和单调。德·波伏瓦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如何阐明了人类意识的 具身性和处境性 ，“据此，经验和感知从未完全脱离人类主体所卷入的血肉之躯，实际上也没有脱离它们所发生的物质环境”。
晚期现代性中的女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其对于女性在屋内和屋外的工作的分析。在晚期现代性中，它们提供了存在于工作场所中有关性别不平等的详细历史数据，同时也为如同工同酬、性别隔离职业等女性主义问题打下了理论的基础。因为它们将女性的家务劳动视为解放她们的主要障碍，还对分析“隐于家庭”的妇女劳动给予了莫大的关注。
玛格丽特·本斯顿的《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例示了一个典型的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径（见选文53）。根据本斯顿的说法，由于女性在历史中通常被归为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的主要责任的类别，因此男性和女性与生产资料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个差异的中心，是围绕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生产和交换价值生产之间的区分而展开的。屋外工作是用于交换的生产，因为这类的劳动力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会以工资的方式获得直接收入。与之相反的是，没有保姆或家政参与的家务和育儿则是使用性生产——指向了直接使用而非买卖的劳动。本斯顿将这种区别视为构成现代社会女性不平等的必需条件，因为使用性生产不仅是无偿的，而且对女性经济独立也是毫无推进作用的。即使是对职业女性来说，同时承受育儿和家务的重担也必然会抑制、干扰和减少她们工作的专注度和时间长度，从而使得她们在挣钱能力方面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不平等）。
本斯顿对比了屋内和屋外的工作。例如，工人们在工厂里是以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一起工作的，然而家庭主妇则是相对独立的，这使得她们在政治上更难组织起来。在缺乏专业化[分工意义上]的家务劳作当中，女性通常被视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厨师、清洁工、护士和保姆——而不是公认的专家。反过来说，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长，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通常需要随叫随到式地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或是喂养嗷嗷待哺的婴儿。本斯顿将无偿的家务劳动视为主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劳动。她没有强调它是如何服务所有男人，而是强调它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服务资产阶级，如提供一个在劳动力短缺或战争时期都可以调用的廉价后备劳动力——家务和育儿是无偿的。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不幸联姻：朝着更进步的联合》（1979）里批评了这一类别[上文的本斯顿]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选文55里可以看出哈特曼运用了遮蔽主义的概念、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绑定在一起的逼婚必然导致“不幸的婚姻”，马克思主义将终结女性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之前的伊斯曼一般，哈特曼论证道资产阶级并非是唯一一个将女性社会地位边缘化为家庭主妇后的受益者；相反，包括工人阶级在内，所有男人都是受益者。忽视这些性别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压根就是对性别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选择“视而不见”。
哈特曼的“父权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理论令性别－阶级 这个天平平衡了。它要求验证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和生殖领域（父权制统治的基础）。哈特曼口中的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实则有着二重维度。其一是日复一日的家务或育儿劳动，这使得打工人得以在家修复心之壁和体力以便加班每一天。其二是通过分娩和养育孩子来达到两代人之间的劳动力传递、增加与再生产的作用。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建立在这二重维度之上。
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
政治哲学家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将波伏瓦的存在主义见解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方法相结合，将她的工作集中在人类意识如何位于生活的身体上。选文56来自她的名篇《像女孩那样丢球：女性身体组合、运动性和空间性的现象学》（1980）。与波伏瓦相呼应，杨讨论了性别和女性气质的限制如何将女性定义为 “他者”，并限制了作为人类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杨关注的是妇女的实际身体运动如何展现出作为一个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主体，同，仅作为他人物品之间的张力。
杨用 “像女孩那样丢球 ”的描述作为反映女性身体举止、身体活动之限制的例子。她认为，女性的身体运动与男性不同，通常不会让整个身体参与有经过指导的运动。女性对她们的身体缺乏信任，经常以 “胆怯、不动、不确定 ”的方式来完成任务。妇女也限制了她们对空间的使用；她们等待和反应，而不是去行动。杨明确指出，这些女性身体行为的模式是社会建构的，“其根源在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受到的性别主义压迫的特殊情况”。对她来说，这个问题的根源 “在于妇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客体和主体来生活”。她描述了这种客体化是如何体现在妇女对身体入侵的恐惧中，比如强奸，以及 “被看见的威胁”，因为美和外表在女性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妇女在身体上是残缺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
选文58来自多萝西·史密斯的《有问题的日常世界：一种女性主义社会学》（1987）。史密斯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民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也译本土方法学、常人方法论）交织在一起。史密斯强调了，从日常生活的立场和实践开始研究、如何标志着对于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程序（或她称之为“知识的客体化[objectified]形式”）之偏离。她强调了人们凭借其具体的日常经历所拥有的知识是最简单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对于我们做什么、如何做事、如何完成的了解，比如去哪里购物、如何乘上一辆巴士、如何洗碗、弯腰清扫地面等。她认为，这种知识很少作为话语讲出来使用，因为它被视为无趣的、无关紧要的或例行公事罢了。
史密斯分析性地区分了“超地方（extralocal）”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后者是从属的、被压制的和被忽视的，尽管它是其上级的社会地基——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出发，就可以看到她们是如何被分配了照顾男人、孩子、老人身体以及她们自己的身体的工作的。她们还被指派为这些活动发生的地方——即家庭——而负责。妇女的日常工作不仅将男性从这些任务中解放出来，而且妇女在这项具体工作中越成功、它作为独特的社会劳动对于男性而言就越发成为不可见的(D. E. Smith, 1990: 19)。男性创造的传统知识形式既不能理解妇女的立场，也不能理解日常生活的世界。史密斯将她的工作称为制度族群学\民俗学，因为它研究了日常生活的场景是如何编织成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之形式的——从家庭的日常实践，到当地社区与学校的日常实践，再到更大的官僚机构与国家。
由于立场理论和后现代认识论经常被混淆，贯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方法的一条共同主线是它们对后现代认识论中判断相对主义的批判。在《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讲述真理》（1996）和《文本大陆中的正午》（1993），多萝西·史密斯嘲笑了后现代相对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认为，如果知识要对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存在一种叙述（叙事）能使另一种叙述无效化的实际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植根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她们认为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地追求私人利润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来源。这并不意味着前工业时代没有对环境进行掠夺。然而，这些前现代的环境问题与自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的大规模环境破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安那其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有环境恶化的问题，并指出了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样的生态灾难。她们通常支持以地方和社区政治为中心的小型、分散、民主的社会组织，认为大型、集中、官僚的形式与她们的目标背道而驰。诸如 “小即是美 ”或 “简单生活 ”的口号，在她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论证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无法在地方层面得到充分解决，来反驳这种安那其主义对小规模和地方的偏爱。其指出，各种污染都溢过地方、区域和国家的边界，并认为像酸雨、臭氧消耗、核灾难和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通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方案解决。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神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选文60引用了 “赛博格宣言和断裂的身份”，来自她的书《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1991）。哈拉维呼吁发展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分析从现代工业社会向新的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她所说的 “赛博格 ”是指一种部分是人类/部分是机器的传说生物。赛博格是技术官僚主义方法的一个隐喻，它错误地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哈拉维将这种技术官僚主义的方法与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愿景相对比，后者认为妇女应通过拥抱女神崇拜并拒绝科学、技术和工业来拯救地球。哈拉维认为这两条道路对妇女和环境都是危险的。然而，如果被迫选择，她认为非理性的、反科学的、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道路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无效。
交叉性理论
本章聚焦于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其被描述为“迄今为止的女性研究里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它是由那些认为现有的女性主义没有充分地解决其问题的居住在美国的有色女性发展起来的。诞生于必要和忽视当中的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适当\充分地解决她们的关切。
早期现代性中交叉性分析的先驱
十九世纪的主妇居家崇拜和它所依赖的领域隔离学说表明，妇女需要从男性主导的公共范围内受到保护，然而所有种族的贫困与工人阶级的妇女并不被包含在这个岛宇宙式的白人优势阶级妇女特权当中。具有阶级优势的白人女性被灌输着贞洁、纯洁、和身为一个伟大母亲的重要性，但有色人种妇女和所有的贫困妇女则是受到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和社会控制的支配。
在选文61中，前奴隶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的著名演讲《我不是一个女人吗？（Ain’t I a Woman?）》揭发出了（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奴隶劳工的苛刻要求。这个即兴演讲是在一个关于妇女权利的会议中发表的，会议里的白人妇女演讲者被观众席上的男人们所质疑，他们声称妇女没有理由去抱怨，因为她们（白人妇女）如何被男性所追捧崇拜——真相很快刺穿了这个神话，特鲁思讲述自己如何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负荆劳作，同时看到她的孩子被“卖作奴隶”([1851] )。她坚持不懈且重复地辩驳“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揭露了女性气质的种族和阶级构造。
二十世纪早期非裔美国女性主义作家艾达·贝尔·韦尔斯（Ida B. Wells-Barnett）因她反对私刑的运动和在妇女权利方面的激进行为而闻名国际。摘自于她的演讲《美国的私刑法律》(1900) 的选文65展现了对私刑的详细记录。因为强奸白人妇女经常被用作私刑的借口，白人妇女对这种暴力的谴责往往不那么强烈。贝尔·韦尔斯在揭露了“黑鬼强奸犯的神话”的同时，指出“白人妇女必须免受黑色怪物的侵害”这个主张本身的讽刺性： 强奸有色人种妇女的白人男性，却往往不会受到惩罚 。
我背为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一系列以种族/族裔问题、身份政治为关切的新社会运动兴起。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参与，往往以这些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多种族斗争为切入点，争取黑色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权力，在实际上和象征上成为美国内部“第三世界人民”新的共同阵线。然而，由于对此番多种族斗争中挥之不去的性别歧视和白人女性运动中的种族主义感到失望，许多第二次浪潮中的有色女性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理论分析。 其中一个团体是康巴希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选文68正是她们最为标志性的作品《黑人女性主义声明（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1977)。这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声明之一。这个由黑人，社会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组成的团体使用了“横向压迫”一词来代指那些在性别认知，种族，阶级和/或性取向 的基础上划分出妇女之间的差异。她们还指出了多重压迫的连锁性质，例如她们自己特有的作为黑人、女同的经历。这个对同时的和多重的压迫之关注将形成交叉性理论的核心。
与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基于单一身份或压迫去构建统一的群众运动（如妇女运动）相反，康巴希河社团呼吁建立一个基于交叉性社会位置的多轴身份政治，如种族，阶级，性别认知和性取向——在这些位置上，联盟所提供的联系在许多且身份认同差异的群体之间促进了基于群众的集体行动。这里的思想是，身份被当作了政治的出发点、作为行动的动机，同时也作为划定政治关切的基础。ta们写道：“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以及潜在地最激进的政治是直接来自于我们的身份（identity)，而非致力于拯救别的什么人。”
交叉性理论家对第二次浪潮中的“本质主义女性（essentialist woman）”的批判，也强调了后者对边缘女性的忽略。本质主义一词指的是对被定义成一个特定实体或团体之核心特征的先天的、固有的或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信仰\信念。这些属性不仅可以被用于将一个团体与其他团体进行区分（比如女性与男性），而且可以在集体政治实践中将该群体的成员联合在一起。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经常引用“姐妹情谊（sisterhood）”这一概念来在政治上动员妇女，同时也展示妇女的共同关切。然而，无论妇女所共享的特征是否被理论化为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本质主义都淡化轻视了她们经验中的差异。在《底边女人(The Inessential Woman)》（1988）中，伊丽莎白·V·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把本质主义者看作“女性主义其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妇女运动内部分裂的痛苦根源。
在《姐妹/局外人》（Sister/Outsider）（1984）一书中，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认为以女性这一词来概括女人通常是错误的。她指出许多白人女性主义者忽视女性之间差异的案例。例如，她对她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同志说到：“你们担心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父权制并举办反对你们，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从车上拖下来摁倒在地、在街上被射杀或窒息，而你们却对这些死去的孩子们之所以会死的原因选择视而不见。”。
来自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的小说《笼中鸟歌唱的理由我已知晓》（1969）的选文67也强调了这种被内化的压迫。这是一个关于对自己是黑皮肤感到自卑的非裔美籍小孩的故事，展现了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如何将支配性集团的价值观和信仰内化、从而破坏了ta们自己的自尊和赋权感。在选文69《不可视是一种非自然死亡（Invisibility Is an Unnatural Disaster）》（1979）中，Mitsuye Yamada论述了她是如何因为亚籍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而感到成为一种不可视的存在，同时也提到了有时她的行为/思想是如何助长了这些刻板印象的生长的。
同时的和多重的压迫
选文74《将种族和性别的交集去边缘化：一位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反歧视信条、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1989），是法律学者Kimberfe Crenshaw创造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一词的标志文章。在这里，Crenshaw关注的是那些只处理压迫的 “单一轴心 ”的理论框架如何掩盖了有色人种妇女经验的多面性。她的出发点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有色人种妇女文集之一的标题——《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有些人是新异的[Brave]：黑人女性研究。》
例如，1976年，五名黑人妇女对通用汽车公司提起诉讼，声称雇主的资历制度延续了过去对黑人妇女之歧 视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在1964年之前没有雇用过黑人妇女，1970年之后雇用的所有黑人妇女在基于资历的裁员中失去了工作。然而，由于这家公司之前既雇用了 “女性”（白人妇女），也雇用了 “黑人”（黑人男子），法院驳回了该案，理由是通用汽车公司没有基于性别或种族的歧视。通过这种方式，Crenshaw阐明了多种压迫的交叉性是如何 “大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总和”。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都无法充分地强调有色人种妇女经历压迫的多种形式。
从边缘到中心
尽管交叉性理论家接受立场理论，但其立场方法不同于上一章讨论的“女性立场”。正如前面提到的，与这种单一轴心的立场方法不同，交叉性理论采用了多轴立场方法，抓住了同时存在的多重压迫，如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些都影响着人们在现实中的优势地位。为了把捉这种压迫的多重性，她们经常谈论复数的边缘和复数的中心，而非性别立场。
在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中，胡克斯认为边缘的社会位置为理解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加关键的有利条件，因为从属的群体往往必须在两个世界之间移动——ta们的世界和占支配性地位的群体之世界——这样ta们才能工作，购物，进行日常生活，而占支配性地位的群体进入边缘世界的理由较少。因为被边缘化的人对边缘和中心都有了解，她认为，通过将ta们的声音转移到女性主义话语的中心，女性主义理论将得到加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交叉性理论家都对从属群体的知识给予特权。例如，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更谨慎地指出，这些批判性的见解只是潜在的。对她来说，被压迫者的观点既不是无辜的，也不能免于被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柯林斯认识到，由于受到的压迫，人们会被限制获得重要的机会使其能够扩大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例如好的学校或更健康的身体。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在第一章的选文7中也赞同这一观点，她讨论了 “双重视野的黑暗面”。
去中心化和差异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生殖选择自由和计划生育\节育、性教育和堕胎的权利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保守派、反女性主义者的关键目标。然而，在美国妇女运动中，有色人种妇女一再指出，她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生殖公正——不仅是计划生育的自由，而且是主动生育的自由，保留她们的孩子，不强迫她们采取避孕措施，这些自由是处于特权阶级地位的白人妇女已长期享有的。
选文77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撰写的《弃儿母亲和代孕者：九十年代的种族主义和生殖政治（Outcast Mothers and Surrogates: Racism and Reproductive Politics in the Nineties）》。在80~90年代，为不孕不育夫妇开发的新生殖技术以及代孕问题，在广大公众和女性主义者之间引起关于母亲和分娩的白热化争论。正如南希－卢布林（Nancy Lublin）在《潘多拉的盒子：女性主义面对生殖技术》（1998年）中指出，第二次浪潮就这些问题出现了分歧。例如，女性主义者对代孕母亲在分娩后改变主意的情况下，谁的权利应占上风立场各异。这种争论解构了母性的含义——尤其考虑到质疑妊娠和生育还是育儿最重要？的问题的话。
戴维斯指出，这些对母性之解构的关注已非新鲜事；相反，母性的意义早已在种族和阶级的基础上解构完了。她讨论了美国的奴隶制是如何高效率地剥夺了非裔美国妇女做母亲的许多方面，因为她们的孩子被从她们的怀抱中夺走、在奴隶市场上贱价买卖。反过来，当有色人种妇女充当特权阶级二代们的“奶妈”和保姆而服务时，她们被看作是适当的代理养育者（并时至今日继续如此），但却被视为自己孩子的不适当养育者。戴维斯还描述了所有种族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妇女是如何 “像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被投进工业无产阶级”，在那里，她们的工作要求往往与她们做母亲的能力相冲突。她进一步指出，二十世纪的强制绝育做法对贫困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和残疾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戴维斯看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只有当母性的解构直接影响到更多的特权妇女时，才会成为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显著问题。新生殖技术所派生的辩论集中在富裕的、年长的、不孕的妇女之生殖问题上，而与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群体最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生殖问题则围绕着所谓年轻、单身女性群体过分生育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遭受医疗基金对堕胎方面的限制反而被剥夺了负担得起的堕胎，哪怕联邦政府其实愿意资助她们的绝育手术。对戴维斯来说，所有这些例子皆可归于有色人种妇女群体的身体 “带有殖民化的证据”。
将残疾研究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
罗斯玛丽·加兰·汤姆森(Rosemarie Garland Thomson)是将残疾研究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的主要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她在选文79中指出，残疾研究严重缺乏女性主义分析，正如女性主义研究在其讨论中很少提及残疾一样。她称赞交叉性理论是少数在关注性别、种族、阶级和性问题的同时也考虑到残疾问题的女性主义方法之一。
加兰·汤姆森指出了性别和残疾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各种相似之处。她指出，西方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将女性与残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比男性更不理性、更不聪明、更歇斯底里。她还讨论了 美貌和正常状态 这双重意识形态如何将女性和残疾人的身体作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时也作为被塑造的符合规范和文化标准的柔韧的身体。她认为，受种族、阶级、性别、性态和残疾奴役的身体一直被描述为“有缺陷的或放荡的”历史。通过杀死婴儿、强制绝育、隔离政策和规范化手术的历史实践，ta们成为了被控制和被消除的目标。加兰·汤姆森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将残疾研究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以增加我们对这些压迫系统如何相互交叉和构成的理解。
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酷儿&跨性别理论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很多现代思想的特征。现代思想家经常毫不犹豫地使用群体概念，例如工人阶级或女性。相反，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所有群体分类 （categories） 都可以、也应当被解构为本质主义者 ；正如朱迪斯·格兰特（Judith Grant）声称的那样：“群体不是从整块布上剪下来的”；ta们“对现实的愿望或憧憬并不单一”，而是由拥有不同经历的人们组成。这一观点对许多早期女性主义取向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虽然交叉性理论家质疑，本质理论的“女性”分类忽略了女性的种族、社会地位和性取向的差异，但可以对她们自身的群体概念（如“黑人女性、亚裔女性”）作出类似的批判。
酷儿理论家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对“黑人、中产阶层、美国、女同性恋身份（这些概念）的使用，如何使该分类的宗教、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之差异沉默”进行了论述。其认为，群体分类，例如种族、阶层、性别，以及基于这些分类的身份，总是造成沉默或对差异性的排斥。正是出于这些原因， 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反对身份政治 ，共享福柯的自由观，将其视作“生活在无身份的快乐边界”。
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 话语的作用并不是代表或反映现实，而是创造和指导我们的现实感 。Ta们认为，群体概念和身份只是社会建构乃至社会虚构，用来规范行为和排斥异己。它们是一个更大的符号化秩序——符号和象征——的一部分，建构了我们的社会现实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现实是依赖话语的。 Ta们的目标是解构这些虚构，从而破坏霸权论述。
权力和话语
现代权力和不平等理论常将权力概念化为个体或群体拥有或不拥有的事物 ——例如物质资源、政治资源和制度资源。现代式的女性主义，尽管存在差异，但都持有这些等级化的、二元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观。相反， 后结构主义者呼吁终止二重思想和二元论思想，提倡更加发散和多方向的权力观 。选文80来自《性史》第一卷，米歇尔·福柯虽然认同宏观层面的权力形式，但他主张权力“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来自底层”。福柯认为，性方面话语的产生必须被理解为“多样的、移动的权力关系”。
选文87来自里基·威尔金斯（Riki Wilchins）的《性别酷儿：超越性别二元的声音》（2002），将福柯对权力的见解与她自己的个人叙事相交织，其叙事包括她作为MTF跨性别者的生活和遭到的断然拒绝，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大众，还来自女性主义者。在她的日常交际中，对身体、性和性别的话语权无所不在，甚至是当她进行无伤大雅的活动时也如此，如买一份报纸或坐在公共汽车上。她将这种权力描述为“在数以百计的日常交易中行使的小权力”。
现代性的权力手段
福柯 质疑了在启蒙精神影响下，认为历史朝着人类自由不断进步的观念 。他指出，随着民主共和国兴起，相比起前现代社会中的高压和极权，那些更为隐晦的权力、统治和规训形式逐渐占据上风。女性主义者们尤其关注福柯如何 将“身体”概念引入对权力的讨论 。在《规训与惩罚 》 中，福柯描绘了前现代时期的酷刑如何成为一种公共展览，展现权力对被统治者身体的作用。绞刑或断头台不仅仅是公众奇观，更表明这些惩罚方式直接将权力铭刻在身体之上。酷刑和折磨标记了身体:它应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或者是通过在其身体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进入现代之后，诸如此类的当众处刑被更隐晦和有效的规训模式所取代，它们不仅限制和压迫身体，并且生产出“驯从身体”。他将这种对生命过程的全新管理形式称为 “生命权力” （biopower）——通过“爆发大量、多样的惩罚技术”来规范被统治者，从而达成对身体和人群的控制。
在来自《不堪重负：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一书的选文83中，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提出，福柯对权力如何“从下往上”运行的分析，对理解女性气质（femininity）助益颇深，因为 女性看上去十分乐意接受针对理想化女性气质的标准，甚至努力去附和这些标准 。她研究了一系列与性别相关，且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的身心症候：十九世纪晚期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a），二战后的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以及近几十年来的厌食症。博尔多揭露了这些女性症候与女性气质的“正常”实践之间的联系，比如“厌食症导致的瘦骨嶙峋”将自身展现为“当代女性追求极致苗条的讽刺画”。她的分析展现了 女性气质在社会建构中的种种矛盾（即努力附和社会建构的标准） ，以及 女性自身如何同时促成了这些矛盾的形成和统治 。
在讨论应对女性症候的医学手段时，博尔多运用福柯的分析方法，说明十九世纪的科学进步如何孕育更隐晦、更现代的权力技术。例如现代医学和社会科学如何明确什么样的身体算作正常或变态、心智健全或精神错乱。对福柯来说，这些新的讨论“以科学之名撒下了监视和控制的铁网”，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规训”或“监视”的社会。
全景监狱——十九世纪的监狱模型。模型中，几个守卫位于监狱中央的一个圆形结构内，囚犯无法看见他们，守卫们却能全方位凝视囚犯及其活动。不管守卫是否真的在场，预期效果是“在囚犯中引起一种永久可被看见的恐慌，由此确保权力的自主运作”，从而“人人成为自身的囚徒”。对福柯来说，全景监狱是关于规范化结构的自我监管和控制的隐喻。
在来自《福柯，女性气质以及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一文的选文81中，桑德拉·李·巴特基（Sandra Lee Bartky）运用福柯全景监狱的概念来研究 女性如何将女性化和美的标准内化 。通过遵守规训，例如节食、塑形运动和整形手术，女性不仅自我监督，也在她们的从属地位上与其他女性互相串通。她写道：“一个全景监狱式的男性鉴赏者存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意识之中：她们永久地站在他的凝视中，屈服于他的判断”。 跟福柯一样，她并不认为父权制是一种二元的压迫形式，而是一系列弥散的、无处不在的去中心化力量。 她写道，“将女性气质铭刻在女性身体之上的规训力量无所不在又无处可寻；人人都受到规训，又没有谁受到直观明显的规训”。的确，就理想化的女性气质和美感来说，规训权力的来源丰富多样，包括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几乎所有的媒体渠道。我们也从父母、朋友、爱人，甚至陌生人身上学习理想化的女性气质和美感表达。
对性征（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分，在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中非常典型。与此相比， 后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性征和性别都是社会建构 （包括医疗权威的性别化假设） 的产物 。
总体来说，福柯坚持驳斥许多被我们珍视的对社会的预设——尤其是坚持将那些看上去自然的分类揭露为社会建构——这种坚持被视为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人文科学的“真理”试图建构身份并标记什么是“正常”和“自然”，福柯对这种“真理”的敌意不仅让我们注意到特权话语的危害，而且有助于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即社会世界可以“除此以外”。
酷儿理论
同女性主义理论一样，酷儿理论具有深厚的政治性。它源自一个观念，那就是 我们必须认可、弘扬并维护性/别差异 。正如女性主义理论由女性主义运动启发，并影响女性主义运动一样，酷儿理论与LGBT Radicals的运动相辅相生。
要认识“酷儿”一词，或许最重要的是明白，它不是LGBT身份或非直群体的同义词。与之相反， “酷儿”批判一切通过宣扬“正常规范”（normal）而传递压迫的事物 。在1993年的选集《对酷儿星球的恐惧（ Fear of a Queer Planet ）》中，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声明，酷儿一词“拒绝……简单地代表一种政治利益，而选择更彻底地抵制那些宣扬正常化的制度”，并且“将自己定义为反正常化而非反异性恋”。换句话说，酷儿并非站在异性恋欲望的对立面，也不意味着成为普通的、受尊重的同性恋公民，拥有和异性恋公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是抵制那些试图让所有人顺从于一种“正常化”秩序的文化和机制。这是酷儿理论的主要前提。
选文88是从朱迪斯（杰克）·哈伯斯坦的《在酷儿时间与地点（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着重批评了“规范性（normativity）”或“常规形式下的身份联系、归属和认同”。根据福柯的论断，同性恋的威胁在于它是“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性爱方式。哈伯斯坦认为 “酷儿”不是一个由同性性行为定义的类别，而是一个描述在家庭安全和性/别尊严之边缘地带的生活经验的类别 。与“酷儿”相对，规范性的要求依赖于有关性别与性经验的僵化观念，包括围绕一夫一妻制婚姻、核心家庭，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来组织我们的日子。 酷儿文化弘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往往以当地酒吧、公共表演、行为艺术、倡议作品、群体性探索和延伸社群为中心。因此成年酷儿持续参与到一些被异性恋成年人认为是幼稚、放纵或空想的活动中（比如换装表演、朋克乐队，或组织上街游行）——成年人被鼓励放弃这些行为，以显得更可靠。 酷儿时间因而反抗与异性恋本位的成年时期息息相关的社会规范，酷儿空间则是可供酷儿亚文化生存的地点。
另一个关于酷儿理论的前提，是 性别和性取向认同——关于自己是男性/女性的认同，或者异性恋/同性恋的认同——是人为赋予的，并且是不稳定的 。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尽管大部分人把我们的性别和性取向认同当作生来就有，并且视之为我们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把性别看作一个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创造物是更准确的。长期以来，性别被用于为人分门别类，排序比较，以及约定秩序”。如选文82的标题《模仿和性别逆反》所指出，巴特勒拒绝接受“性别是一个表达内在自我或关于性征之内在现实的东西”这样的观点。相比之下，性别更像是一种述行表演（performance）—— 性别是一种个体的仪式化行为，这些个体行为构建了一种社会虚拟的内在心理认同 。对巴特勒而言，“某种行为未必源于某一个人，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被无数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动态塑造的”。她运用述行表演的概念来描述性别行为是如何从性别话语中产生的——这些性别话语代代相传，就像某个角色的剧本台词在演员手中代代传承一样。“就像剧本台词一样”，性别的述行表演需要每个独立个体作为演员来“演绎、迭代，就如同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过”。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不得不重复上演的剧本，不断展示着一个人怎样是女人，怎样是男人，怎样是异性恋，怎样是酷儿；这个剧本永远不会被写完，并且正是通过这种表演性别与性经验（sexuality）的仪式化的规训过程，我们看似连贯与自然的“自我”才得以形成。这也是为何 巴特勒形容性别为一种“对非原创的再复制” 。
第三个重要的酷儿理论前提是， 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性别规约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等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等级制度 。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之下，似乎“社会需要在‘好的性’和‘坏的性’之间画一条线”——这条线，区分了什么是“性的秩序和混乱”。酷儿理论家坚决反对任何尝试把性“归于罪恶、疾病、心理错乱、病理、意志颓废、污染，或者是让帝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她的观点是， 主流而具有伦理意义的性取向是用来规范一切人的，这其中也包括拥有小众性别性取向、种族和经济能力的人 。
异性恋正统主义——或者说一种自然而然默认异性恋是天然、正常而正确的想法——是性别等级制度里面影响尤为广泛深远的一部分——这种性别等级制度源于对男女同性恋的歧视。 酷儿理论提出，异性恋正统主义是女性、男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浪漫、性爱、成年、道德、婚姻、儿童抚育和变老这些概念之构建的核心。
跨性别理论
跨性别研究的核心是对性别二元的批判, 即人类非男即女的生物二元决定论。 性别二元通过把人们划分为性别角色、为人们规定秩序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性别是一种自然定位，并且对任何冲撞男女性别二元的行为进行出警。女性受压迫是性别二元秩序的普遍而持久的结果，但它并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影响。酷儿、跨性别者以及任何身体或性别表达不符合男性/女性二元的人，在一个只相信两种异性的社会中都受到规训。事实上，由于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各自文化中刻板的性别理想，因此性别二元对每个人都有压迫作用。
对某些人来说，实现这些僵化的性别理想尤其困难。例如，在美国，接近 2% 的儿童出生时是间性人（intersex），具有一些通常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和/或染色体特征的组合。尽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几十年来，西方认为人们要么完全是男性、要么完全是女性的信念，导致美国的医生对间性儿童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改变ta们的身体以确保ta们符合一种性别类别或其他。相比之下， 认识到“女性”和“男性”正在演变、可塑性和有争议的类别是跨性别理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关注性别人格被映射到身体上的方式 。女性主义研究通常关注这种映射的影响，而跨性别研究则集中在这种性别分配最初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以及当我们的性别分配受到质疑或否认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跨性别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 “误认” 。因为性和性别承载着如此多的意义， 我们都学会了塑造性别化的身体，来更好地适应社交场景或引发他人的反应 。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在以性别化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身体，但跨性别理论家和活动家希望我们可以关注这一过程：其认为 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塑造出能够引起最佳认可形式的身体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性别痴迷的世界。这包括变性——声称与出生时的分配不同的性别——以及能够根据自己想要的性别改变自己的身体来被识别。
来自朱丽亚·塞兰诺（Julia Serano）《鞭打女孩（ Whipping Girls ）》（2009）的选文89中，作者则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强调跨性别女性面临的特殊歧视形式，甚至呼吁对许多女性主义者与跨性别恐惧和厌跨女症（trans-misogyny）的共谋提出责难。特别地，作者指出了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框定了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以女性身份出生的女性）的概念，并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其活动之外。
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妇女运动见证了女性主义运动和学术在新一代青年女性主义者中复苏，因其发生之突然、规模之大，故有人将其称为“性别地震”。第三次浪潮激进主义的激增，部分是对那些在1982年就声称女性主义已死或不再有意义的媒体的回应，当时的杂志将十几二十几岁的女性称为“后女性主义者”一代 （ 甚至连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新闻最后的堡垒的《纽约时报》也在其周刊的封面故事中唱起了悲歌，开头是 “妇女运动已经结束了......” ）。当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杂志《女士（Ms.）》上宣称：“我不是后女性主义者，我是第三次浪潮。”(1992），这是对那些为女性主义哭丧者/高高在上宣布女性主义的讣告者之蔑视。
第三次浪潮的历史基础
当第三次浪潮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步入成年时，她们遭遇的世界与第二次浪潮的前辈们已截然不同。政治上，她们面临“新右派”（New Right）领导下高度动员的保守主义反击，这个派系在里根/小布什时期的政坛影响甚巨。新右派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里根总统选举和STOP-ERA运动使福音派基督徒和更世俗的保守党人联合起来的结果。相比之下，第二次浪潮则是在强劲、自由、左翼的社会运动中兴起的，诸如民权运动和反越战。
经济上，第三波女性主义者面对的是二战以来最差的就业市场，也是战后第一代预期会混得比父母一辈差的人。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衰落，以及低薪服务业工作的增加，第三波女性主义者Michelle Sidler将这个灰暗的经济时期称作“活在麦当劳” 。她讨论了大学学费的高价如何让她的同辈人背负巨债，即使幸获学位，高薪工作也少之又少。
第三次浪潮也成长于新电子和数字技术兴起所酝酿的“新信息社会”和全球“技术文化”。第三次浪潮者的生活浸渗在崇尚消费主义和广告的大众文化之中，发声以新闻、网络的形式传播。因此，新的浪潮把大众文化作为其主要抗争阵地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次浪潮与交叉性理论之间的暧昧关系
许多第三次浪潮作者，无论其种族或民族背景如何，都将自己的系谱追溯到第二次浪潮的有色人种妇女、她们开创了交叉性理论。例如，在《第三波议程》中，编辑莱斯利·海伍德（Leslie Heywood）和珍妮弗·德雷克（Jennifer Drake）说：“是美国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塑造了一种语言和原则，可以解释我们在世纪之交的生活”。《不是我母亲的姐妹》（Not My Mother’s Sister）一书的作者阿斯瑞德·亨利将“对在多种压迫中同时存在、相互交缠的本质的洞悉”看作“第三波女性在学习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不得不品尝的一道美味教训”。许多第三次浪潮作者都在对妇女之间的差异有敏锐认识的同时，对本质主义持批评态度。
处于第三次浪潮关键领导权位置的有色族裔与混血妇女，使这次浪潮成为美国女性主义中第一次由有色妇女所引领的女性主义浪潮。对多重的、盘互交错的压迫的关注，使得第三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们接受了更广泛的不平等和正义的概念，即与其把激进主义分子带入妇女运动中来，不如将女性主义带入到激进主义分子里去。
选自由莱斯利·海伍德和珍妮弗·德雷克共著的《全体目光向本杰明[货币头像]看齐：美国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经济性因素》为第三次浪潮所特有的“各打各的”活动形式提供了进一步的阐述。海伍德和德雷克认为，她们这一代人是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们更可能会参与其他有关社会正义的运动当中，以反映她们对交叉性差异的承诺。然而，与身份政治相比，第三波者更倾向于以“本地化”、“激进的分散”的形式来创建自己的媒体网站和网络工作室——更能抵抗“全球技术文化的收编”。
反过来说，她们认为对妇女问题或“父权压迫”的关注对于她们这一代人而言“只在某些情境下有用。她们论述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如何导致了大多数美国人的阶级滑落，同时也使得这一代男女的收入更加均等。因为“全体目光向经济因素看齐”，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者“因此与其同世代的男性有着更加多的共同话题”。由于上述原因，作为政治运动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更广泛地分散\深入群众”。
与交叉性理论家一样，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作者也呼吁对那些学术界内外的多种理论生产场所、以及常被习惯性地称为理论的活动进行更加广泛的描述。她们与交叉性理论家尤其相同，都对社会生活中的知识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一点可以在她们表达观点时对自己身上的小叙事运用自如中看到。第三次浪潮文本的分析者表明：“大多数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迅速将自己定义为非学术性的。”
例如，第三波女性主义作者维罗妮卡·钱伯斯（Veronica Chambers）和琼·摩根（Joan Morgan）就强调了她们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社会生活知识与她们在妇女研究课上获得的学术知识之间的区别。两人都对 “学院女性主义 ”——如何经常被视为唯一被授权戴上大写字母 “F ”的女性主义桂冠——这一知识形式提出批评。琼·摩根在她的经典嘻哈作品《庭院里有两只鸡》里，呼吁建立一种与嘻哈相似的、能与年轻黑人妇女对话的女性主义。她担心，“如果女性主义要与绝大多数黑人妇女联系起来……那她就必须把自己从学院的象牙塔里拯救出来”。摩根还分析了弥漫在嘻哈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矛盾，并解释她是如何处理对嘻哈的热爱和嘻哈中所含有的厌女情绪的这种矛盾。
这种对流行文化进行的政治性介入在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尤为明显和普遍。许多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被暴女这种音乐风格所启发，于是通过制作自己的音乐、杂志，发展自己的唱片公司等手段，在朋克摇滚的世界中为女性创造了自身的空间与安全。暴女们所采用的自力更生原则被许多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们所接受，她们经常描述自己通过制作杂志和创建赛博讨论组来传播ta们的政治信息所体验到的赋权。选文90是一张约在1991年的名为《比基尼杀戮》杂志的封面，现在可以在《暴女全收集（The Riot Grrrl Collection）》中找到。比基尼杀戮是一个朋克乐队，由 Kathleen Hanna、Billy Karren、Kathi Wilcox 和 Tobi Vail 组成，被认为是暴女运动的先驱。这样的杂志说明了这样多种形式的理论化所能释放出的创造力。
第三次浪潮与后结构主义及酷儿理论之关系溯源
与大众文化一样，性是第三次浪潮行动派的另一个主要场所，其对性实践的处理很好地展现了后结构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影响。像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一样，第三波关注挑战和颠覆现状的越轨行为，并钟情于 “女性主义坏蛋 ”的形象。酷儿的理论假设广泛存在于第三波的作品，这些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性别主体，并对性实践采取兴趣盎然[lusty]的、“不放过任何一种性乐趣 ”的态度。正如一位作者所说：“’酷儿’一词被用来标志这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新的政治构想”。
第三波也追随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的脚步，拒绝身份政治。丽贝卡·沃克写道：“我们担心身份会支配和规制我们的生活，瞬间将我们与某人对立起来，迫使我们选择固着不变的一个立场，女性与男性对立，黑人与白人对立，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对立，好人与坏人对立。同样地，Danzy Senna认为，”挣脱身份政治的束缚 “使她 ”认识到我们所继承的世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第三次浪潮渴望更多流变的身份观念，这被深情地描述为第三次浪潮的 ”生机勃勃的混乱“。
《听好了》的编辑 Barbara Findlen ，描述了她的同行们是如何认为 ”如果某件事情吸引人、有趣的或流行的，它就不可能是女性主义“。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是她们的土气、朴素和”太过严肃的姐妹“的老生常谈，在其他第三波作家中有广泛的共鸣。与之相对地，在许多第三波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交织着对幽默与矛盾的灵活使用，正如来自苏珊·简·吉尔曼的《再见，芭比》的选文92所展现的那样。
来自丽贝卡·沃克的《真实》的选文91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规训\纪律性进行了更为严肃和严厉的描述。
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一年前，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女性化的熔炉。我做的每一个决定，相处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在道德和政治上站位正确，都必须符合我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和对于女性赋权的设想。一切都有一个性别化的解释，不符合我的女性主义观念的就是“坏的、不道德的和有问题的”。
在《真实》的 ”后记“中，第二波的交叉性理论家Angela Davis称自己惊讶地发现，Walker的文集中竟有如此多的作者感到女性主义 ”监禁了她们的个性——她们的欲望、目标和性实践 “。（ Davis认为，第三次浪潮者将女性主义描绘成苦行的、纪律\规训性的，但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主义状况” 。）
关于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深入讨论，可见于摘自 贝利Cathryn Bailey 《解开母/女的包袱》的选文94：
许多年轻女性认为自己在为拒绝成为某种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女性主义者而抗争。因此，她们或许呈现了一种抵抗，这种抵抗并非直接指向现实的女性主义者，而是指向一个内在于女性主义者的治理者——“全景式的女权警察”。
贝利举例说明了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女性主义者间沟通的不充分，并为减少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建议。贝利同样反对许多第三波作家所信奉的后现代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她以唐娜·明科维茨（Donna Minkowitz）对丽贝卡·沃克的文集《真实》的贡献为例，明科维茨描述了她如何对用棒球棒雷普青少年（这一幻想中的暴力场景）感到色情[erotic]、以及她如何希望能够自由地表达出这种感觉。丽贝卡·沃克称赞她所有的作者都很 “真实”，对所谓的“反革命行为 ”——那些会被大多数第二波作者所批评的行为——进行了 “勇敢的反思”。
而且为R. Walker的文集写了前言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Gloria Steinem，也的确对明科维茨的叙述提出了批评。贝利也对明科维茨关于自由或真实自我的相对主义概念感到不舒服。她认为，一个人仅仅认为她或他的行为是颠覆性的或有利于自由和抵抗是不够的，“在主体自己的解释和他人的解释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在这里，贝利认真地梳理了困扰许多第三波著作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的问题。
《捕捉浪潮》的作者罗里·迪克和艾莉森·皮普梅尔也谈到了困扰第三次浪潮写作的相对主义问题。在其看来，女性主义含义的边界的缺席，“掏空了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纲领”，导致了 “女性主义的门户大开”，任何观点和行为的人都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对其来说，这是对交叉性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格言“女性主义为所有人服务”的“最糟糕解读”。
同床异梦的姐妹情谊？
阿斯特里德－亨利(Astrid Henry)在选文98《孤独的姐妹情谊：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2005年）中，关注了许多在第三次浪潮时期出现的著作中所表現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她将第三次浪潮的文本描述为 “充满了对女性主义的个人化定义”，亨利指出了个人主义思想反映在第三次浪潮写作对微观个人叙事的偏好中。与日记或日志一样，这些个人叙事突出了她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矛盾、不确定性和困境。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则很少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写作。相反，ta们认为分析应该从个人的、个体的反应转向集体的、大众政治的反应。一些第二次浪潮的作者对第三次浪潮的写作风格进行了针对性的批评。一位批评家提到了《听好了！》一书的作者们是 “业余的回忆录作家”、其把 “感觉不好 ”和压迫混为一谈，“认为她们的日常生活对陌生人来说是有着更加内在的意义”。
亨利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们并不那么苛刻。相反，她承认，第三次浪潮的个人主义写作方法反映了她们对滥用本质主义、以及第二次浪潮的集体化的“我们 ”和替其他妇女说话的抵制。显然，这是她们从后结构主义和交叉性理论中学到的一种受欢迎的批判姿态。然而，她认为现在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超越个人性的叙述，去参与到更宏大的政治和理论探索，并从个人转向集体的时候了。虽然亨利赞赏第三次浪潮作者的做法使得女性主义吸引了更多的男男女女，但她认为，当女性主义被表现为对个人而言想要的任何东西时，它就 “失去了关键的政治视角”，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车尾贴纸，对后面的司机们宣布着’女孩的权力’”。
亨利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概念未免太过迎合二十一世纪美国政治的保守化现实，即强调个体对社会集体问题的解决。她感叹失去了共同的斗争、可定义的政治目标和有针对性的敌人，她的结论是，通过建立共同的政治目标，第三波可以从仅仅是 “一种由个人采取的单一的世代立场，转变为批判性的政治观点，在承认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差异的同时，强调需要集体行动来影响社会”。
女性主义与反帝反战、后殖民
罗莎·卢森堡论帝国主义与妇女问题
在1912年的《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中，卢森堡认为，拒绝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资产阶级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工人阶级妇女（将在选举中）赢得选举、并投票反对有利于大企业的法律。在这一解读中，她对布尔乔亚女性的蔑视也很明显，她认为其是依靠其它劳动为生的寄生虫。
在她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论著《资本积累论》中，她关注了迫使资本主义企业向境外扩张的经济因素。对卢森堡来说，帝国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破坏例证了原始积累的过程或者说使用野蛮武力和暴力去征服前现代人民、去篡夺和私有化其土地以及将前现代的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状况。正因如此，她认为军国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文107《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1913年）是《资本积累论》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军国主义是如何榨干可以用于更人道目的的税收的，以及帝国政府对新的、技术更先进的武器的不断需求是如何填满资本主义军备工业的金库的。因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认识到了永久性武器经济和军工复合体的崛起——几十年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会更加笨拙地发展这些见解。
在她那个时代，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比得上卢森堡对西方帝国主义破坏前现代社会关系的深切关注。与一般视角相反，她并没有反复强调这些组织的落后，而是专注于它们非凡的坚韧、弹性和适应性。她特别强调了欧洲帝国主义是如何摧毁世界上剩余的土著社会组织的——这些组织“提供了最具生产力的劳动过程，并为其连续性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保证”。
反越战运动
越南战争直接影响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的丈夫、爱人、兄弟和朋友被征召加入美国武装部队。这种直接影响使她们更加关注全球问题，以及美军和CIA在外国公开和秘密搞事中的作用。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参与了反越战运动，她们学习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技能，并沉浸在新旧左翼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然而，正如第一次浪潮的活动家在废奴运动中意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次等地位一样，许多第二次浪潮的活动家因为新左翼和反越战运动中的性别歧视而走向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下面描述了这种性别歧视：
思考我们参与了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斗争，人们慢慢意识到，我们在运动中做着同样的工作、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就如同在运动之外：打字、煮咖啡，没有政治。
在女性主义者努力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期间，其反越战运动中的反战行动主义被（敌人）用来（作为口实）反对她们。特别是，声称女性主义者非国民\不爱国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会将女性扔到战场上厮杀的说法，增加了保守阵营STOP-ERA（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的皈依者。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冷战也扩大到了用于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理论流派中。现代化理论家往往要么是保守派，要么是温和的自由派，他们是顺从资本主义的，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归结于它们自己的内部因素，例如人口过剩、文盲、传统价值观/文化的桎梏和/或这些国家缺乏资源和技术。
与之相反，依赖性理论家往往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或亲社会主义者，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即第一世界政府的新殖民主义和跨国公司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些廉价劳动力将财富从第三世界输送到第一世界。依赖性理论家将这种通过第三世界剥削获得的第一世界财富称为“不发展的发展“。
选文112，是艾琳·廷克（Irene Tinker）的《发展对妇女的不利影响》（“The Advers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n Women” 1976年），总结了一些早期全球女性主义研究的发现。廷克讨论了一种无视性别的现代化方法是如何意味着当她写作时，“在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阶层中，女性相对于男性失去了自己的领域”。这种“可悲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的规划者经常忽视了女性在家庭内外同时肩负着工作的双重责任。例如，廷克描述了欧洲殖民统治者是如何认为男性比女性更优秀的，即使在女性是主要耕种者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当引入新的农业技术时，这些妇女没有得到及时的指导。即使在二战后许多前殖民地独立后成为国家的时代，发展专家仍然忽视引入先进技术对妇女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工作量和/或工资的负面影响。
受依赖性理论启发的女性主义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得到跨国资本的聚焦后迅速扩张。这些全球血汗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了利润丰厚的家园，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拥有对第一世界抱有好感的精英阶层或政权、低水平的工会存在和低水平的监管、廉价劳动力和高失业率。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年轻女性如何压倒性地构成这些全球工厂的劳动力。选文Barbara Ehrenreich和Annette Fuentes的《全球装配线上的生活》（1981），揭示了这些工厂中的高度剥削。当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寻求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时，她们遭到警察的暴行和/或公司只是转移到劳动力更温顺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依赖性理论的女性主义者还强调了离岸外包和外包不仅会影响第三世界工人的生活，还会影响在离岸外包与外包的过程中失业的第一世界工人阶级的生活。1965年至1985年间，美国工业制造业的就业率从60%下降到26%，而服务业的就业率从40%上升到74%。新增的服务业工作无法补偿蓝领制造业工作的减少，因为从事服务业工作的许多人工资低，缺乏与蓝领工会挂钩的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福利。
来自第三世界的许多人移民到第一世界国家，充任不断增长的低薪的服务业工作，扮演第一世界全职妈妈曾经扮演的角色[保姆\佣人]。全球移民的女性化，是指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工人跨越全球寻找工作。
节选自格蕾丝·张（Grace Chang）的《全球贸易中的菲律宾劳工》（The Global Trade in Filipina Workers）（1997）的选文121，描述了女性从贫困地区到富裕地区的全球移民。在那里她们担任性工作者；担任私人家庭中的保姆和女佣；担任医院、临终关怀院、儿童保育中心和疗养院等机构环境中的护理人员。她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实施如何助推了移民的女性化。为了移民工人寄回家人的外汇，第三世界政府经常动员女性和男性移民国外。这些海外工人的汇款为政府偿还国债提供了急需的储备货币。
与新殖民主义问题展开战斗的更加个人化的叙述还可以在选文118中，交叉性理论家琼·乔丹的《巴哈马报告》（June Jordan’s “Report from the Bahamas”）中找到。乔丹对种族、阶级、性别和新殖民主义的不断自省的意识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影响了她在阳光明媚的巴哈马短暂假期的时光。身为一个游客，一个消费者，与当地打扫其房间的女人和在当地市场出售手工制品的女人相比，她所拥有的相对特权是无可置疑、无从躲避的，这迫使她批判性地去质问其中政治性联系的基础。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依赖性理论家呼吁第一世界有义务对第三世界的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保护全球贫困人口和工人阶级妇女权益的政策。她们还呼吁采取集体化的政治行动，例如被跨国公司雇佣的工人们自主成立工·会，或者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抗议那些有害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决议。
激进女性主义的全球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在强调与说明父权制的实践是如何给全球妇女解放的道路设置路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玛丽·戴利（Mary Daly）的《地理/生态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1978] 是关于全球父权制实践的最广泛被阅读的激进女性主义书籍之一。她的书中有关于印度殉夫（sati）、古代中国缠足和非洲割礼的章节，作为针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暴力的架构。她说，她的书将“分析一些野蛮的仪式”，以寻找构成父权制“萨多—仪式（sado-ritual）综合症”的“它们的基本的共同模式”。在选文113中，戴利描述了这种“萨多－仪式综合症”，并以印度殉夫（sati）为例进行了讨论。这篇选文还显示了戴利如何强调“阳具道德的普遍同一性”。
由罗莎·卢森堡作品所激励的全球女性主义分析
鉴于罗莎·卢森堡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针对前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的关注，受她作品启发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在批判性地质疑西方发展模式和认识到这些模式带来的负面生态影响方面走得最远。来自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的选文119《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资本积累：国际分工中的妇女》（1986年）讨论了这种破坏，并强调了妇女（的处境）如何因此而比男性更加糟糕。同样，在玛丽亚·米斯更早合著的《妇女：最后的殖民地》一书中，她描述了资本主义对印度妇女的影响：
现有的数据可以形成一个论点：即，资本主义的渗透导致众多原本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之贫困和边缘化；其次，女性比男性更受这些过程的影响，男性可能仍然部分地被吸收到实际的工薪劳动力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的渗透[面向国外的非资本主义形式]远远没有带来男女之间的更多平等...事实上引入了父权制度和性别歧视的新元素。
米斯解释了这一过程如何导致贫困的女性化以及对妇女的暴力增加，因为她们的地位相对于男性恶化了。她还讨论了家庭的解体，因为贫困男性迁移到城市从事工薪劳动，而妻子和女儿留在当地村庄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或转向卖淫来维持生计。
另一位受卢森堡作品启发的女性主义者Vandana Shiva用“畸形\不良发育”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破坏。从前对发展的分析，无论其是政治上的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主要使用经济增长作为其发展的主要指标。这种分析认为，为了增加生产和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工业化必须取代效率较低的前现代生产形式。现代化和依赖性理论家都持有这一观点，工业化的好处是这些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共同点。
Shiva拒绝这些发展路径。她对未来的愿景在与玛丽亚·米斯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她们使用自给自足视角和生存视角来指称其替代性愿景。这种生存[subsistence]视角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将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生产不断扩大的“商品之山”转变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对社区交换[物物交换]和社会纽带的依赖取代了市场和金融机构\制度，而水、土壤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既没有私有化也没有商业化，而是被视为社区责任。
后殖民和跨国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观点的兴起，见证了全球女性主义分析范式的重大转变。今天的许多女性主义者更喜欢使用跨国化分析手法，而不是遵循早期现代的全球女性主义分析所青睐的概念路径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框架。正如Inderpal Grewal和Cren Kaplan解释的那样，这些早期的理论框架包含了“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残余，在这种世界观中，掌握全球核心权力的人被描绘成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和动摇者，而地方一级实际的复杂的阶级划分被忽视了。
在选文131，《沟通的愿景：跨国时代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alking Visions: Multicultural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Age 1999）中，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称赞了交叉性分析做出的贡献，但她批评美国的交叉性理论家很少讨论她们自己身为第一世界国家和全球超级大国之公民的特权地位。肖哈特指出，美国国内对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反对，从来没有保证反对美国海外的全球霸权。例如，她讨论了有色人种如何经常利用美国军队作为向上流动的途径，并在许多美国军事帝国主义的海外侵略中服役。肖哈特认为，“第一世界”，即使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也包含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必须在讨论地方/全球联系时得到注意和承认。
后殖民一词是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介入和质疑殖民主义话语、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遗产。后殖民理论家也更加关注全球化的文化和话语表现。Ta们没有忽视政治经济学，而是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与文化和话语分析交织在一起。选文123来自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这是后殖民理论的基础著作之一。萨义德再次关注持续存在的西方偏见，即来自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阿拉伯伊斯兰和亚洲民族/文化，他称这种西方偏见为“东方主义”。他描述了“东方”是“西方”的物质－话语建构，然后这种“东方”又投射到东方被殖民的土地和民族上。这一过程需要“东方”的“他者化”，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定义和巩固“西方”。因此，东方主义对西方的描绘，与其通过西方的滤镜对东方的描绘一样多。后殖民理论的目的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构成过程的社会含义。
去殖民化的女性主义思想
选文124，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在西方人的眼中：女性主义研究和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1984）。这是一篇向美国女性主义者介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标志性文章。莫汉蒂的目标是解构和拆除在许多第一世界全球女性主义话语中所发现的特权和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她特别批评了弥漫在这些话语中的本质主义，即西方女性主义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复合的概念，即“第三世界女性”是一个具有相同兴趣和欲望的群体，而不管她们的实际阶级、民族或种族位置如何。
她认为，这种“第三世界女性”的同质构建经常暗示她们贫穷、无知、受传统束缚和受到压迫的侵害。她们没有明说，但在这里已经预先假设，第一世界的女性相比第三世界女性，是受过教育和现代化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有控制权，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这种二元话语不仅“对第三世界的女性采取了父权家长式的态度”，而且还将第三世界的女性贬低为受害客体，“剥夺了她们的历史和政治能动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杂志《Off Our Backs》的封面上找到，题为“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者会面”，封面上的女人表征了莫汉蒂认为被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了的所谓贫穷、受害的第三世界女性。
像莫汉蒂的作品一样，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的作品也揭示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其隐含的殖民主义性质的立场与假设的看法。在选文129《混乱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World Feminism 1997）中，纳拉扬以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玛丽·戴利（Mary Daly）的作品为例（见选文113），探索了“第三世界传统”的表现，这些传统的“印象”再现了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主义立场”。纳拉扬明确表示，并非所有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文化实践的批评都是固有着殖民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相反，采取殖民主义立场需要采用传教士框架般的陈述，在这种框架下，第三世界妇女被视为受害者，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解救出来。因此，她们被视为没有能动性，无法代表自己，无法为自己发声。殖民主义立场还抹去了文化传统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框架。这些文化传统被视为不变的和“永久存在的”，使第三世界国家显得像“没有历史的地方”，像没有属于地方形式的抵抗那样。
纳拉扬还解构了“西方化”等术语的含义。她讨论了“西化”一词是如何经常被用作“流放策略”的，在这种流放策略中，倡导妇女权利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被恶人们归类为被西化的“社群叛徒”，以破坏她们的女性主义的正当要求和行动。她指出，她的对手总是选择性地挑选被认为是西化的东西——他们开车或使用电脑，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叛徒行为。总之，她呼吁就西化等术语的含义进行更具批判性的辩论，以解构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滥用。
庶民能说出话吗？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特征，不仅关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还关注它们的话语含义\寓意。后者在斯皮瓦克的选文125《庶民能说出话吗？》（1985）中得到了强调。斯皮瓦克是印度庶民研究集体的成员，她使用“庶民（subaltern）”一词来指“从属群体的一般属性，无论这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还是任何其他方式来表达的”。
对斯皮瓦克来说，殖民地人民所被强加的帝国准则\编码和实践，破坏了其本土的符号系统——斯皮瓦克称之为认知暴力。这种暴力断裂的文化影响是复杂的，但它们也包括了本真的本土文化之沉默。对斯皮瓦克来说，那些真正的庶民——最边缘化的群体——无法说话。如果庶民能说话，她或他将不再占据庶民的位置。一些作者将这一立场阐释为对于作为历史主体和斗争者的本土人民之排斥或沉默化。然而，斯皮瓦克的意思与此非常不同。对她来说，反帝国主义作者和活动家显然不在作为一个话语领域的帝国主义之外，因其直接地与之打交道。那些被认为对殖民话语进行理论批评的人很难占据庶民的位置。ta们自己的特权和杂交性必须得到认识和承认。
斯皮瓦克的立场不同于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的立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认为边缘化的人拥有最关键的优势，从而被压迫者（或庶民）的知识被赋予了特权。相比之下，斯皮瓦克认为这样的项目“从长远来看是深深的侮辱”。她认为，这些作者只能在“代表”下层的幌子下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女性主义者给被压迫者的知识赋予特权时，实际上是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为被边缘化者的立场进行阐释和发声。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突出了被边缘化者的立场，但实际上（将其）隐藏在幕后，不承认后者的阐释作用或其间所涉及的错位/替代——当ta们为被压迫群体发声和阐释立场时。对于斯皮瓦克来说，如果一个人假装实际上代表着另一人，而不承认这种错位/替代，那么ta将成为一种新的支配形式的同谋，即使它是建立在激进或解放实践的基础上的。
斯皮瓦克的工作很有价值，因为它在进行如此仔细的分析性区分的同时，坚持在女性之间建立联系——通常是一种困难的全球联系。她敦促女性主义者承认，所有的女性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白人、西方有色妇女还是后殖民理论家写的——都必须被质疑和解构其可能的帝国主义逻辑。她教我们批判性地“阅读世界”和“抛掉个人的特权”，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责任。
移民与后殖民空间的性别政治
后殖民理论家，如Avtar Brah和Trinh T. Minh-ha，不光是简单地将全球移民描绘成主流文化的受害者，而是指出移民是如何不断挑战主流文化的边缘化冲动的。因此，主流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例如，Brah的《流散地漫画》（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1996）讨论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们从英国前殖民地大量移民到大不列颠，“大不列颠性[Britishness]”是如何被分解和重建的。通过这个过程，老伦敦\英国味[Englishness]成为了许多族群中的仅仅一个族群性。这个想法在选文126，Trinh T. Minh-ha的《女人，本土人，其它：写作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1989）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西方痛苦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存在，反之亦然。“主人”必然会认识到他的文化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同质、单一。“他”非常不情愿地发现，“他”其实不过只是“其它人”中的一个。
Minh-ha的作品破坏了任何文化中“真正的自己人”的概念，揭示了每种文化是如何混合并形成的。相比之下，“西方对文化杂交的支配性态度是，杂交总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或者它正在渗透一个被假设为、一直是纯粹和不变的身份认同或位置”（而这样的纯粹位置从来都不存在，这也是Minh-ha想要指出的）。纠正这一理想化的假设是西方思想“去殖民化”的目标。
女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在选文127，《分散的霸权：后现代性和跨国女性主义实践》（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1994] 2006）中，格雷瓦尔（Inderpal Grewal）和卡普兰（Cren Kaplan）讨论了将后现代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论化的重要性。Ta们特别关注了后911时代跨国军国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增长所带来的挑战。Grewal和Kaplan呼吁采取唯物主义－解构的方法，来审视当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膨胀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将这些跨国全球冲突视同为“文化战争”。
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经常可以看到将当今的全球冲突描述为文化战争的迫真姿态，在美国，西方要么与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联系在一起，要么与其现代世俗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文化都被描绘成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敌人。甚至一些当代理论家也认为，全球冲突是传统结构的社群对现代性所培养的话语框架的反弹，例如对西方倡导的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和鼓励个人主义理想的反弹。在这里，重点再次放在文化差异上。
格雷瓦尔和卡普兰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国外的反西方情绪不仅是由文化战争引发的，而且是由早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引发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到西方霸权是如何制造与自己相关的全球热点的。例如，正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帮助下，促成了1953年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上台的（反民主）政变。美帝的巴列维傀儡独裁统治，最终正是在1979年被今天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推翻。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时向塔利班提供了军事和财政支持。20年后，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反而与塔利班开战。
格雷瓦尔和卡普兰警告女性主义者们，不要让历史健忘症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西方之前对专制政权的支持是如何一手制造了当代全球冲突的。Ta们还敦促美国女性主义者不要只关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父权性本质，而且要审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它对共和党的影响是如何通过限制生育选择的资金和发展实践，影响了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生活。
将穆斯林妇女描绘成压迫性宗教/文化习俗的受害者，经常被用来为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赢得支持。例如，乔治·布什总统利用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争作为他致力于妇女权利的证据，并试图吸引女性选民支持共和党。在选文132中，莱拉·阿布·卢古德（Lila Abu-Lughod ）提出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妇女真的需要存款储蓄吗？”[译者注：应该是捏它了穆斯林文化中对贷款利息的厌恶]。她警告女性主义者要警惕“纯洁\简化的文化偶像\meme是如何被贴在更混乱的历史和政治叙事上的”，这些叙事声称“正在解放穆斯林妇女”——尤其是当军队支持这些信息的时候。
在讨论戴面纱和罩袍的政治时，阿布－路霍德还讨论了女性主义者“需要以何种手段去反对将戴面纱作为女性被压迫的典型标志的简化解释”。（据她的说法）女性主义者必须接受差异——注意到其他女性对自由和正义有不同看法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阿布－路霍德警告女性主义者不要落入到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不要停止对于压迫性实践的批判或反抗。对阿布－路霍德来说，将穆斯林女性塑造成需要拯救的人，这让人想起了最初西方白人从棕色男人（指印第安男人）手中拯救棕色女人一般的家长式殖民主义形象。它强化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一种值得并必须挑战的傲慢形式。
跨国女性主义组织
古普塔（Jyotsna Agnihotri Gupta）在选文134《走向跨国的女性主义》（2006）中讨论了“跨国女性主义”的含义，以及这个概念与早期的“全球姐妹情谊”概念的不同之处，后者从关注女性之间的共性开始，而跨国女性主义的概念始于承认全球女性之间的差异。跨国女性主义的方法也承认一个人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权是如何与另一个人的受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它需要对多重化、重叠化和离散化的压迫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像早期的全球姐妹情谊方法那样构建一个假设的预构的统一的女性主义议程的普遍性别理论。
尽管致力于交叉分析、纵横政治和植根于后殖民批评的实践，但跨国女性主义方法也寻求克服女性主义后殖民方法中政治经济问题领域的理论化不足，这些方法仍然陷入文化和话语辩论。为了解释这一点，古普塔从莫汉蒂的后殖民方法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变化中吸取了一些见解。莫汉蒂的早期作品，如《在西方的眼睛中》（Under Western Eyes 1984）见于选文124，专注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去殖民化。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如《无国界女性主义：非殖民化理论，实践团结》（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莫汉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是一个更加紧迫的斗争战场”。莫汉蒂明确指出，她并没有切断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之间的联系，只是转移了焦点。对古普塔来说，这种既关注本土语境、主体性和斗争的微观政治，也关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和进程的宏观政治的唯物主义－解构方法是跨国女性主义的核心。
女性主义与电影理论：男性凝视
阳具嫉妒？
或许由于对精神分析仅有的了解便是创始人弗洛伊德指责女人都患有阳具羡妒，读者们倾向于想象这是一项本质上厌女的研究。因此可能很难向女生们解释，为何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电影评论家会对精神分析如此情有独钟，为何许多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还在重度依赖精神分析的洞见。
……由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技术的关键就是把特定症状的形成追溯到性压抑，他开始相信是他所处的社会所特有的对女性性欲的过度限制导致了女人的病症（如歇斯底里的躯体化）。尽管弗洛伊德算不上女性主义者，但他提供了一个起点，从此异性恋父权制对女性性欲的定义开始受到挑战。
……
阳具羡妒，任何人？
该死，还真是！在这样的文化秩序中，身为女人却不羡妒阳具的拥有者，那才是咄 咄怪事。并非是女人必然想要阴茎本茎——这个器官是否那么有吸引力尚存争议——但谁又能拒绝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呢？（很快我们会发现这些权力在许多方面是幻觉，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认为男童有理由摆脱俄狄浦斯情节而愿意接受社会为他安排的角色：放弃弑父娶母对于未来成为（为社会尊崇的）父亲这巨大的收益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本。而认为女性进入那样一个遭人贬抑的“他者”位置——一个总是早就被阉割的人——的意愿有待解释，是理所当然的。
弗洛伊德因此无法理解，为何女性没有拒绝有问题的“缺失之人”的称谓。公开的压迫明显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无法完全解释为何女人普遍顺从地安于次要地位。对此，弗洛伊德又开始以他那套俄狄浦斯情节概念进行解释：生产了标准\规范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 社会化进程 。
和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识到，社会将阴茎提升到一个特殊的地位，赋予它的拥有者一些特权，而那些缺失它的人则被剥夺了。但拉康走得更远，他认为这些特权的地位完全是虚幻的：事实上，没有人——即使是拥有最大阴茎的人——能抵达支撑着异性恋父权制（作为男性支配的系统）的关于阳具权力之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取笑一些男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男子汉（阳具）地位而采用的巨大皮带扣、牛仔帽和红色敞篷车的原因。拉康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戏法下的绝望，他认为作为社会权力象征的阳具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参照物，阴茎并不等于阳具，无论一些男人多么希望如此。
也就是说，因为男人拥有阴茎，而且因为社会倾向于自动地将阴茎与阳具的力量混为一谈，男人可以说比女人更容易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并不缺失。男性气概的孔雀舞（巨大皮带扣、牛仔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否认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的缺失——基础性的阉割。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对女性的社会压迫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说它没有任何具体的后果——显然它有——而只是说，用拉康的术语来说，男性对权威的展示相当于一种徒劳的尝试，试图抹去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一样是支离破碎的，一样被撕碎。
电影缝合与精神分析
早期女性主义，包括西尔弗曼，对电影缝合 (suture) 的分析都倾向于关注其问题性的一面，即，它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将我们卷入各种幻想世界当中，是因为它依赖于易被人们识别的原型，这其中就包括性别刻板印象。西尔弗曼认为，缝合不仅通过提供一个明确的模型来说明我们应该是谁，从而使得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显现”，而且也随着时间，维持着——重复“激活”——我们的主体性。特瑞莎・德・劳拉提斯在《Alice Doesn’t》一书中表达得更为具体：“如果女性观众要买电影票和爆米花，那么影片的功能……可以说需要女性的同意/许可；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叙事电影的目的就如同欲望一般，旨在引诱女性掉进女性气质当中。”简而言之，德・劳拉提斯认为，如果异性恋父权制的社会秩序想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引诱女性融入女性气质当中——在西尔弗曼的意义上不断地“重新激活”为女性主体。缝合，尤其是屏幕上那些千娇百媚的女性气质的具象形式，是为了完成重新激活的电影机制，正如德・劳拉提斯所说，女人被“翻来覆去地制作”为女性。
西尔弗曼和德・劳拉提斯的叙述为那个让弗洛伊德困惑的女性气质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她们暗示——如弗洛伊德做过的——规范性的女性气质之特征是如此令人反感，以至于必须要给女性提供强有力的理由，来使她们与这个系统共谋；准确地说，她们必须被引诱进女性气质之中。缝合反倒成为了引诱的工具之一，作为说服女性的一种方式，使其认为做一个非主体（non-subject）——欲望的消极被动对象——是令人愉快的。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后来的观众（Spectatorship）理论坚持认为，影像叙事必须与观众保持一个相对更大程度的距离，并声明观众并非仅仅是被主流文化编码所骗的蠢货，而是这些法则之创造（和修订）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对缝合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文化中规范性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再生产。
男性凝视
穆尔维在1975年所发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所写的这段话，依然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宣言：只要男性还是欲望的主动主体，而女性只是欲望的被动客体，那么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唯一适用的欲望形式就是被欲望着，即渴望成为男性凝视下完美的欲望客体。换言之，女性的欲望是间接的，因此她们所能体会到最接近欲望的感情就是渴望男性的欲望；本质上来说，她们想要被人需要。就这样，女性的情色性（eroticism）是基于她们对自己的客体化而构建起来的。
在教授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套理论能让许多年轻女性清醒过来，因为她们立刻就从中意识到，穆尔维对女性渴望被欲望的阐述仍然与自己息息相关。可以肯定自1975年以来，情况已大有不同：如今的广告牌、杂志、电视节目和好莱坞电影充斥着男性，他们被展示出来（经常是半裸的），供女性凝视；如今，女性完全可以去观看男性、客体化他们、欲望他们，等等等等。事实上，对主动的女性欲望表示认可，已成为21世纪最成功的广告伎俩，仅次于“女性赋权\赋能”的论调（后者用以推销衣服、化妆品、香水到汽车和公寓的一切）。
但与此同时，女性受到的诸多方面期望依然在告诉她们，要展现她们的可被欲望性（desirability），而不是去直接接近她们的欲望客体；她们被如此期望——要（通常来说是小心谨慎地）暗示自己的可用性，好让她们感兴趣的男性收到信号，采取行动，接近她们。因此，尽管我们可能想要去认为，往昔一去不返，女性不再会降格为男性凝视中的客体了，但这种流向的印记并未消散：女性（或多或少）都被要求，去被动地等待男性做出决定，判断她是否足够可被欲望，接受他的追求。
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最著名的当然还是穆尔维）对经典好莱坞电影提出，其中的男性凝视是通过三种“观看”得到激活：（1）摄影机的观看（它将女性置于屏幕上被观看）；（2）电影叙事中男性角色的观看（屏幕中的男性角色如何观看屏幕中的女性角色）；以及（3）观众的观看，这种观看会自动将观众与男性主角（即屏幕中的行动代理者）并置，认同代入其中，因而无论性别差异，观众都会认同主角的观点、主角之所见，这当中也就包括了他所看到并予以评价的女性。
穆尔维认为，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如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往往是围绕着男性凝视所组织的，摆在女性观众面前的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她们也加入男性凝视，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观看屏幕上的女性；要么她们认同代入屏幕上的女性，接受她们的处境，也就是凝视的被动客体。这选哪一个都不好受：选第一种就和当虐待狂没什么两样，具体到本文语境，指的便是一种驱力，想要将自己的欲望客体置于审视甚至侵犯性的凝视当中；而第二种选择，对女性观众而言则很不幸，和当受虐狂没什么区别，也就是屈从于他者的控制性凝视……每当她们选择后一种认同，她们便在其中学着客体化自己，以此为乐；此外，就和她们在屏幕上的另一个自己一样，她们想着去顺从异性恋父权制的幻想，化身成为那神话般大写的女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唤起男性的欲望，为此沾沾自喜。
因此，从穆尔维的分析来看，好莱坞电影就和我们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教导直女去觊觎成为男性凝视客体的机会，因为她们想要获得任何的能动性（agency），有且只有这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她们的性征（sexuality），对男性进行有限的控制。尽管客体化很可能是内在于情色描写中的，每一个欲望的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客体化，但父权制的无意识创造了一种性别化的分工，使得直女的快乐源于她们对自己的客体化，而不是来自男人对她们的客体化。
反思男性凝视
……《迷魂记》中的一段购物戏拍得很是辛辣，在这段戏中，斯考蒂陪着朱迪去了一家昂贵的百货商场，尽管朱迪大声地表示抗拒，但斯考蒂还是亲自帮她精挑细选了一堆衣服。这些衣服和朱迪当初穿上扮演玛德琳的别无二致，因此朱迪非常清楚，斯考蒂正试着重现他的幻想。希区柯克非常清晰地呈现出了异性恋父权制下的权力流向：朱迪试着抵抗转变，而斯科蒂则气急败坏地回应道：“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正因此，我们对《迷魂记》的解读就不能像穆尔维那样简单。希区柯克在角色塑造上非常有巧思，他将斯考蒂描绘成一个执着于自己所幻想的女人之人。这样的一出设计，也让我们有理由辩称，《迷魂记》并不是穆尔维所想的那样、在教导女性对自己进行客体化，以此取乐，而是在锐评异性恋父权制的暴力。
凯伦·霍林格（Karen Hollinger）在1989年写过一篇文章，她就穆尔维对《迷魂记》的解读进行了重新分析。霍林格在文中声称，穆尔维在将男性凝视从其叙事背景（比如购物桥段）中单拎出来讨论时，忽略了一种可能性——《迷魂记》或许并非再度肯定异性恋父权制，而是揭露“男性欲望同女性的个体性、独立与解放是互不相融的。”朱迪为了满足斯考蒂的幻想，备受折磨，努力压抑着自己的个性，影片正是让观众去目睹这一过程，让观众逐渐感受到斯考蒂凝视中的变态倒错与不安，以此破坏了观众认同代入他的能力。这样，等看到最后，观众可能就会像穆尔维本人一样，对男性凝视的强迫性加以批判。
贝尔·胡克斯还提供了一种黑人女性主义视角：即对女性观众会自动服从男性凝视的假设，这一假设实际上建立在观众都是白人的前提上。胡克斯认为，虽然白人女性可能会担心自己受到男性凝视的客体化，但黑人女性所面对的担忧却不一样，因为男性凝视经常略过她们，没有留意过她们这一群体的存在——从主流的吸引力标准来看，黑人女性根本“不算数”。这并不是说黑人妇女从未受到过客体化。恰恰相反，胡克斯意在表明我们的社会不仅是异性恋父权制的，还是种族主义的。主流文化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理想中不包括黑人女性，她们成了不可视的存在。
胡克斯提出，这种困境催生出了一种政治化的观看方式，以此去接触影像。在这种观看当中，享乐并不源于自满的缝合，而是在对这些图像进行争论和批判时产生。胡克斯称这种批判态度为“反抗式凝视”（the oppositional gaze）。这是一种具有反抗性的凝视，旨在积极挑战对女性气质所设立的规范、定义，以此反击男性凝视。正如胡克斯总结所说，“具有批判意识的黑人女性观众既不认同菲勒斯中心主的凝视，也不认同白人女性的身份构建，视其为一种匮乏，她们基于观看关系建立了一套理论，其中电影所带来的视觉愉悦是一种审讯的快乐”。
上述这些对穆尔维观点展开的批评，挑战了一种认识，即观众对影像会形成易于区分的认同。其次，正如琼·科皮克在《阅读我的欲望》（Read My Desire，1994）中提出的，“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首先就并不太能准确反映观众和影像之间的流向关系。在科皮克看来，影像不只是促进我们去认同那些赏心悦目的另一个自我（甚至都不是主要促因），而是在邀请我们向其投以自身的欲望。而欲望反过来并不总是像男性凝视（根据穆尔维的理解）那样，能够掌握其客体。相反，欲望常常会造成掌握\驾驭权的丧失，甚至带来焦虑。因此，我们在电影中收获快乐，绝不等同于我们将电影屏幕当作一面镜子，从中取得自恋式的满足。
当客体回以凝视
科皮克主张欲望可以使主体（包括观察主体的行为）去其中心化、甚至使主体遭遇创伤，这关联到版本更严谨的拉康派凝视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诸如科皮克本人、托德·麦高文和齐泽克等拉康派所发展的，这几位一直批评英国杂志《银幕（Screen）》相关的一些电影理论家们过于简单化地套用拉康的思想，比如《银幕》在1975年发表了穆尔维的论文。
如果说穆尔维以及追随她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们，将“凝视”直接等同于（男性）主体的观看行为”，那么我刚刚提到的批评者们则正确地指出，实际上，拉康是将“凝视”与主体视域下出现的不安空洞或缺失（absence）联系起来。这种空洞和缺失本身产生出欲望，正如麦高文所言，“它首要地驱使着观众们前往电影院。”麦高文解释道，一个全视的主体不会具有观看的欲望。相反，我们之所以渴望看到，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一切，因为我们的视域被空白点所扭曲，而电影银幕就是这样一个空白点。
如麦高文所阐明的那样，“凝视是视域中的一种扭曲，基于这点，看似无所不能的视觉崩溃了”；凝视“以污点的形式出现，使一部分视域模糊不清\令人费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式的凝视与穆尔维所分析的征服性\主人性（男性）凝视完全相反：拉康式的凝视摧毁了征服\掌控，凝视带来的恰恰是令人费解的无能感\阳痿。
在这个表述中，凝视是在客体的一侧，而非主体。齐泽克例举希区柯克电影中的一个主体接近一幢具有威胁性的房子的例子阐明他的观点：“主体的眼睛看到了房子，但房子，即客体，似乎以某种方式返还了这种凝视。”
……
回望的对象拒绝维持于静态的客体，几乎要反客为主，因此观察者的主体连贯性（一致性），以及他或她掌控被观察图像的能力受到质疑。这是另一种理解为什么拉康式凝视与穆尔维的男性凝视完全相反的方式。这就是为何麦高文断言，从拉康的角度来看，在谈论主体的观看行为（穆尔维分析的行为）时，我们应该使用“看（look）”而不是“凝视（gaze）”这个词。因此，尽管穆尔维明确提到了拉康，但她对男性凝视的解读更多偏向福柯式的而非拉康式的，她更关注异性恋父权制的权力，有关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而不是（欲望）主体遭遇客体回望凝视后的去中心化和创伤性影响。
尽管如此，这些对凝视的不同理解之间也可能存在共通之处。首先，男性凝视对于察觉到自己成为这种凝视对象的女性来说，可能会使其遭遇精神创伤、去中心化。这个女人可能不会因为自己的欲望而迷失方向，但她可能会因（通常不情愿地）这种男性注视她的欲望而感到不适。一方面，男性凝视与齐泽克所描述的怪异凝视完全不同，因为不同于后者，它通常来自具体的主体；另一方面，从成为其目标的女性之角度来看，它又可以呈现出与齐泽克和其他拉康主义者的拉康式凝视联系起来的同样怪怖\诡异、令人不安和威胁性含义。
在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男性凝视具有公然的侵略性，但在其他情况——这使其与拉康式凝视进行比较变得可行——因为就像我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房子凝视，即使我知道它存在；我也经常看不到实际的男性的凝视，尽管我非常清楚它的存在：我知道一个男人在看着我，但因为我由于太恐惧（恐吓于他的注目）而无法回头，我并没有实际看到他在看我，我也仍然感觉得到他的目光。某种程度上我不用真正看到，便能感知他的凝视。这难道不或多或少是拉康所说的凝视是“视野中的空白点”的含义吗？这难道不正是拉康所说的，“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处于某人的凝视里，尽管我并没有看到甚至察觉出对方的双眼”的绝佳举例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很想说，从作为男性凝视对象的女性角度来看，令人不安和精神创伤的窘境，与沙丁鱼罐头、房子和窗户一样：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出发，一名男性，尤其是一名观察她的陌生男性，是一个持续盯着看她（主体）的怪怖\诡异客体（违背了所有的逻辑）。由此可见，女性自己故事里的主体（她或磕绊或平静的生活里的主体——当她并不想表现为被欲望的对象时），一个男性，尤其是一个盯着她观察的陌生男性，通常给人一种模糊的威胁感，并且是一个会令人毛骨悚然的客体。
我们已了解到，男性凝视的去中心化和创伤性影响是由于它试图将女性主体进行客体化。 一个盯着我看的陌生男性（对我来说）并不是主体，我对他一无所知，就我而言，他可以是沙丁鱼罐头，就像是静态的银幕，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物体。但是他认为如果他剥夺了我的主体性，如果他把我变成一个被动\消极的客体，他就能成为主动\积极的主体，一个有权力的实体。这种交易中存在一种暴力：就像拉康语境上的凝视可能会破坏主体的连贯\一致性一样，穆尔维语境里的男性凝视也可能会破坏女性的主体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希望将 穆尔维 的理论视作过时的。更者，根据穆尔维论证的逻辑，当男人凝视的女性回望他时，男性主体性开始出现混乱——即情况发生了逆转：在男人眼中本该保持客体的女性却坚持成为一个主体；她变成了一个怪异的有生命的客体，一个回望的半主体（房子、窗户），拒绝接受作为一个被动\消极客体的身份，从而（有时）使男性主体心烦意乱。正如劳拉提斯所观察到的，每当一个女人主动观看时，“阉割就[弥漫]在空气中”。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穆尔维男性凝视的主体转移到它的客体上，一个有时会决定回看的客体，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更严格的拉康式凝视相兼容的空间里。
有人可能会说，任何客体的凝视——无论是男人、女人、其他性别的人、无生命的实体，还是德里达的猫——都潜在地对于自认为持有凝视的主体有着去中心化和创伤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回望凝视主体的客体，其自身性别并不重要：客体，无论是谁或任何东西，都会窃取其主体默认为本该是其特权的凝视。然而，女性主义理论在这种看似中立的情景中关注的是异性恋父权制权力的要素：我们社会中的男性在历史上比女性拥有更多权力，他们在历史上被定义为主动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客体，这意味着他们的凝视——当一个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普通客体的陌生男性，将目光转向我并坚持要把我转变成一个客体的那一刻——会造成更多的精神损害。（同样的情况也能反映在种族主义里，正如法农（Frantz Fanon）关于成为“白人凝视”下的黑人客体时所说的那样。）
这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电影中的角色，比如《风月俏佳人》，眼神通常不会回望观众。而《傲骨贤妻》这部时而大胆的作品，在第 6 季开始时，艾伦·卡明几乎是直视着观众。带来的效果不仅是惊异的；还以我所描述的方式破坏了缝合：即观众立即意识到在他或她背后操纵图像的电影装置。这就是为什么《风月俏佳人》里的薇薇安不能够直视观众的原因，这样做会立即粉碎电影的梦幻世界，破坏观众对叙事的沉浸体验。一般，浪漫喜剧和其他主流影视不太可能包含任何形式的拉康式凝视，而艺术电影往往会故意寻求这样的不安感和创伤来刺激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