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BL”（Boys Love）一词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被广泛使用，指代处理男男浪漫关系，通常包含工口描写，通常由女性创作，面向女性观众的散文、图像小说及相关类型作品，如游戏、动画和电影。然而，女性文学文本中的男同性恋主题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小说家森茉莉（Mori Mari，1903—1987）被认为是这一创新主题的先驱，她在1960年代初发表了数部中篇小说。尽管森茉莉当时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独特美学的特立独行的作家，她的作品仍启发了许多年轻的女性作家、艺术家、读者和批评家，她们在1970年代将“少年爱”（shōnen’ai）的主题，自“少女漫画”（shōjo manga）的体裁中发展而出，并在1980年代扩展至漫画与小说领域。相关术语如“耽美”（tanbi，即唯美，可见欧洲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艺术文学运动）和“㚻”（yaoi，含工口描写，多指同人创作）。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少年爱”和“Yaoi”仅获得了有限的批评与学术关注，直到最近，BL才被日本及非日本学者更广泛地承认为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用“BL”这一术语分析女性对男同性恋幻想的叙事，并不总是最为恰当。藤本由香里（Fujimoto Yukari）和铃木和子（Kazuko Suzuki）在本文中依据叙事主题和模式对“少年爱”“Yaoi”以及“BL”等类型进行了区分，这种方法值得学界认可。例如，藤本指出，她关于女性逃避现实的冲动与女性对男同性恋幻想之间关系的讨论，仅适用于“少年爱”，而不适用于“Yaoi”或“BL”。然而，出于几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分析并不在这些类别之间划定清晰的界线。首先，许多BL研究者使用“BL”或更较少地使用“Yaoi”作为总称，并未明确划分这些子类型。其次，正如藤本本人所指出，这些术语的明确定义从未被确立。最后，尽管在分析时，这些子类别或可被粗略地视为独立的实体，但它们在主题上仍相互交织。
从事BL研究的学者数量显著增长，研究所探讨的主题也日趋多样。总体而言，日本BL大约在1990年代初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当时几家出版社（包括大型出版社）创办了新的BL杂志，并开始定期出版BL漫画与小说。这些社会现象逐渐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并促发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正如藤本与金田淳子（Kaneda Junko）等批评家指出的，中岛梓（Nakajima Azusa）于1991年出版的《沟通障碍综合症》（Komyunikēshon fuzen shōkōgun）被公认为是对日本BL的第一本全面的批判性分析——我们认为，这标志着BL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开端。中岛梓/栗本薰（Kurimoto Kaoru，1953—2009）是一位知名小说家，她以“栗本薰”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描写男同性恋的小说，并以“中岛梓”的笔名发表文化批评，同时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经常出现在日本媒体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岛的自反性分析引出了若干重要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大量日本女性热衷于男同性恋叙事。
日本BL研究兴起以来已有二十余年，如今，该领域已扩展至涵盖多样的主题与文体探讨。因此，现在正是回顾日本BL研究话语的历史演变，并分析研究者所提出的若干关键议题的时机。这份历史与分析性综述也将探讨未来日本BL研究中尚待开拓的新方向。
精神分析方法及其超越
关于BL叙事的学术讨论最初聚焦于促使一些日本女性创作/阅读那些被视作“变态的”男同性恋叙事的动机。在这一初期分析阶段，研究方法主要是精神分析取向。在此期间，批评家普遍将BL解读为专为女性创作的叙事作品，反映了女性潜意识中对逃避社会既定女性规范的渴望，因此，是对此类理想化规范的一种背离（或偏离）——BL叙事的本质被视为其至少能暂时满足这种渴望的能力。
例如，中岛认为，在父权社会中持续处于规范性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试图通过投身于男同性恋幻想的理想化空间来逃避自己的女性身体（以及诸如女性美、母性、性的生殖功能等社会强加的范式）。同样，藤本在1990年代指出，BL作品中女性性欲的困境，无疑涉及一种逃避性行为中处于被动所带来痛苦的冲动。藤本的观点得到了绿松（Midori Matsui）的印证，他分析了竹宫惠子《风与木之诗》（Kaze to ki no uta，1976–1984）中角色吉尔伯特反复遭遇强奸的情节。松井认为，吉尔伯特作为强奸受害者——而这一受害形式通常与女性身份联系起来——这一设定使得女性读者能够通过体验一种移情式恐惧来与他产生认同，这种恐惧反映了她们自身作为过去或潜在受害者的脆弱感。铃木和子也指出，BL幻想使女性读者得以逃避将女性性欲限定在生育功能的父权霸权话语。据铃木指出，“通过描绘男同性恋关系来抛弃女性身体，是对一个以性压抑为特征的社会深感失望的表现。”
通过分析导致女性在获取情色材料时产生负罪感和羞耻感的社会文化背景，长池一美（Kazumi Nagaike）指出，女性对消费BL色情作品的心理态度本质上是矛盾的。她指出，女性BL读者必须动用包括投射性认同和窥淫性解离在内的复杂心理机制，才能在享受情色内容的同时，升华她们不可避免的负罪感和羞耻感。长池断言，女性通过将自身被压抑的性欲（尤其涉及情色方面）投射到BL中的男性角色身上，从而逃避面对自身的性压抑。如此，与“享受”色情内容相关的性压抑以被完全投射到BL中的男同性恋角色身上，因为女性读者认同了这些被情色化的男性角色。然而，矛盾的是，女性读者因其窥淫性取向与这些男性角色保持心理上的距离，使她们得以在情感上安全且舒适的方式涉入色情内容。正因如此，这些BL批评家的理论视角预设了女性性欲在本质上是被动的。这一预设体现在他们反复援引的几个核心概念中，如痛苦、恐惧、被遗弃感与羞耻等。这种对女性性欲的消极理解几乎完全主导了他们在BL语境中对性的论述。
然而，自2000年以来，一些日本BL研究学者开始质疑这种广泛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认为将BL解读为女性逃避其性别角色中负面层面的冲动，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解。相反，这些学者认为BL叙事本质上是“以愉悦为导向”的。例如，金田批评中岛将BL读者与作者‘病理化’且重申了关于日本女性心理脆弱的神话。金田希望将日本BL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其他方向，尤其是女性读者如何通过与BL文本的互动获得愉悦。在这一背景下，帕特里克·加尔布雷斯（Patrick Galbraith）对“萌”（moe）交流的分析，揭示了“以愉悦为导向”的女性BL活动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斯指出，“萌”是一种再现特定幻想的欲望或依恋，体现在女性BL爱好者自主创造并沉浸于BL幻想的欲望中。在积极搜寻“萌”要素的过程中，BL的女性创作者与消费者共享一种加尔布雷斯所称的“腐女滤镜”，这是“腐女”端详世界的方式。
在另一种理论路径中，永久保曜子（Nagakubo Yōko）提出的“性别的娱乐化”（jendaa no gorakuka）与德里达的“能指的无尽游戏”形成某种呼应。她通过对381部BL小说中的角色特征的量化分析发现，BL的娱乐元素与“攻－受”主题的无尽变奏紧密相关，其中BL角色可以根据其潜在伴侣的性格特征扮演“攻”或“受”的角色。永久保指出，“攻－受”的二元区分表面上似乎是重申了异性恋范式，但实际上却以戏仿的方式揭示了性别操演所蕴含的多样可能性。森奈绪子（Mori Naoko）同样提出，将BL视作自慰式女性情色文本并探索其中潜在的解放性解读。本书中大友りお（Rio Otomo）的论文同样讨论了BL的色情维度。然而，大友的分析聚焦于女性批评家将BL视作女性色情文本时所表现出的问题性与自我指涉性倾向。森奈绪子另辟蹊径，通过对比男性向漫画与BL中的性描写，发现后者并非对男性色情的简单复制，而源于女性自主的愉悦追求。例如，在男性向色情漫画中，享受快感的女性常以特写镜头孤立呈现，而男性插入者的身体除性器官外几乎完全隐身，但BL漫画清晰描绘了两个恋人共享的性快感。因此，BL中的情色刺激与角色间的浪漫依恋密不可分。大塚英志（Ōtsuka Eiji）在其《物语消费论》（Monogatari shōhi ron）也以类似方式讨论了BL（尤其是BL同人创作）的娱乐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并不局限于消费“产品”：他们同样消费“叙事”，并积极参与故事的生产或解构。据大塚所述，BL同人志正体现了这一点：消费者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叙事创作过程。
尽管许多学者和理论家在阐释BL的生产与消费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精神分析取向提出批评，但我们并不因此全盘否定这一方法。首先，这种方法揭示了BL可被理解为一种“女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由此揭示了日本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体性和女性气质的复杂乃至颠覆性的议题。尽管如此，此前采用精神分析路径的BL研究，仍应被纳入对女性读者如何实际参与BL文本及相关活动互动的持续分析之中。精神分析方法仍可能提供一个富有主题张力的分析空间，用于探讨包括但不限于异性恋男性BL消费者的动机与阅读实践、真人BL影视作品的兴起，以及腐女认识论等关键议题。
少数群体的再现
日本BL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涉及性少数的再现。这一问题表明，围绕BL的批评视角不应仅限于女性参与者。日本部分男同性恋活动家对BL的公开批评始于1990年代。一些同性恋读者批评这种面向女性的类型作品刻板化地描绘同性恋角色，形象单一贫乏。同性恋活动家、‘Yaoi论争’（yaoi ronsō）的代表人物佐藤正午（Satō Masaki）谴责女性BL作者/读者通过商品化并消费同性恋男性角色的虚构形象，从而获取愉悦。石田均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其扩展版收录于本书）进一步提出，女性潜意识中的恐同情绪与对同性恋形象的“掠夺”构成当前争论的关键议题，推动了“Yaoi论争”的第二轮展开。石田指出，BL中的同性恋角色往往被病态化地描绘为“他者”，从未被赋予叙事主角的位置：叙事焦点始终落在那些自我认同为异性恋、偶然爱上男性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角色上。此外，他还指出，BL叙事中存在大量带有强烈恐同色彩的言论。这一观点与沟口彰子（Mizoguchi Akiko）的批评立场相呼应，她将BL界定为一种恐同类型。沟口认为，BL文本清晰地反映出女性读者即使在幻想中也倾向于回避对“真实”男同性恋者的认同。几位女性批评家提出异议，BL幻想元素的生命力，正源于BL与“真实”男同性恋者的实际社会处境无关。堀あき子（Hori Akiko）的分析揭示了女性BL参与者面临的困境。然而，当堀あき子指出，“Yaoi绝非面向男同性恋者的，Yaoi讲述的不是关于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是异性恋男性之间的爱情”，她实际上揭示出一个悖论：男同性恋者在本质上被排除在BL话语之外。BL创作者兼批评家野火ノビタ（Nobi Nobita）同样断言，男同性恋者在BL叙事中始终缺席：
虽然Yaoi幻想中的男性角色被描绘成男性，但他们却有别于现实中的男性，因为这些角色是作为女性对男性想象的艺术品被建构出来的……因此，男同性恋者无需为这些女性对男同性恋的幻想感到困扰。男同性恋者并非女性Yaoi幻想中的当事人（tōjisha）。
与野火和堀等人提出的女权主义诠释相对，基思·文森特（Keith Vincent）发出警示：“如果这里确实存在某种颠覆性的跨性别认同，或为同性恋认同带来了可能，那么这一切是以彻底抹去厌女与恐同压迫的现实为代价的。”文森特提醒我们，一些女权主义对BL的诠释可能使男同性恋者在BL语境中被边缘化甚至失语。
维姆·伦辛（Wim Lunsing）指出，以身份政治为出发点来分析BL作品，会限制批评的视域：“如果Yaoi漫画因对男同性恋者的虚假再现而受到指责，那么，为何由同性恋者创作的同性恋漫画却不曾受到同样的批评？”我们在此回应伦辛的问题：在佐藤与石田的几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他们既未对后一类叙事提出质疑，亦未曾提及。这种论调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当事人”（tōjisha，在此语境中指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有权评判乃至并创作同性恋形象，因此他们对以同性恋者为受众的叙事并不持批评立场。马克·麦克莱兰德（Mark McLelland）指出，在当下有关日本性少数群体权利的讨论中，过度倚重“当事人”的发言立场，会带来诸多问题，他认为，过于强调批评家的性取向，必然会限制讨论的空间。在1990年代，即“Yaoi论争”的尾声阶段，一些女性批评家最终认为，女性唯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同性恋形象掠夺者所应承担的负罪感与羞耻，方可参与BL相关的活动。对此我们提出异议：这类批评回避了BL所暴露出的现实与再现之间那种根本未解的断裂。我们强调，重点在于再现本身，而非再现的创作者与批评家所具有的性身份。
BL所引发的复杂的再现议题，并不仅限于性少数群体的再现。例如，长池的分析指出，BL漫画中与非日本角色所附着的特定符号（如白人的高社会地位、石油富国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情色意味），使女性BL读者能够通过认同这些表面上的优越符号来获得想象上的满足。此外，BL漫画中几乎完全没有某些类型的外国他者，如其他亚洲人或黑人，这在理论上可与罗伯特·奥尔布赖特（Robert Albright）的“隐形少数群体”概念相关联。特定种族缺席于特定语境中的再现，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解放，恰恰反映了其隐形：附着于该族群上的负面符号并未被消除，仅是被压抑。
鉴于这些反例，BL语境下的少数群体话语或应避免与‘当事人’话语形成共谋。过去，无论是女性BL批评家，还是部分男同性恋批评家，往往将其分析局限于对“当事人”的回应，正如野火所定义的那样。在此，我们想以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话语为参照，重新思考身份政治的问题。依巴巴所言，后殖民批评需从将特定形象定性为身份政治中的积极或消极象征，转向分析这些形象的生成机制。秉持与巴巴相近的理论视角，我们主张应对日本BL中的少数群体之再现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揭示这些刻板印象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生成路径。这种方法还将展开对比分析，一方是面向同性恋者的同性恋叙事中所再现的刻板形象，另一方是主要面向女性BL读者的叙事中所塑造的形象。这种方法还可探究BL对男同性恋者在社会身份与个体层面上的意义，例如，BL之于男同性恋者是否具有娱乐性或某种潜在的解放效应？这种方法或将为女性BL作者/读者与同性恋批评家之间迄今为止的紧张关系引入一种不同且更具建设性的转向。
媒体话语
与前述批评家相比，麦克莱兰德从特定媒体话语的角度分析BL，重点关注1990年代日本媒体所塑造的男同性恋形象，媒体试图将他们描绘为日本女性的理想伴侣。正如麦克莱兰德所述，1990年代间，一场所谓的“Gay热潮”（gei būmu）席卷日本媒体，主要体现在面对女性的通俗媒介之中，如女性杂志。由于男同性恋者似乎拒绝参与“男性化”行为，这使他们在女性眼中不那么具威胁性，从而在面对性别刻板规范时，为女性带来某种“治愈”感。麦克莱兰德将媒体中的男同性恋形象与BL幻想中的理想化角色相联系，指出这一常被贴上“反社会”标签的类型，事实上反映了日本的某些社会文化现实。然而，石田均对这一时期同性恋形象再现的分析，揭示了当时日本媒体推动的同性恋理想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据石田所述，这种理想化意味着将男同性恋者从“男性”这一范畴中隔离开来，并有效地压制了他们的发声。在这场所谓的“Gay热潮”中，男同性恋者的缺席显然无助于性少数群体的话语建构。
西原麻里（Nishihara Mari）在其对日本BL的媒体分析中指出，1975年至1997年间，日本报刊在报道BL时经历了一场历史性转变。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日本媒体在极少数报道BL的场合中，往往将其归为男性向“Gay文学”（gei bungaku）的一个子类型，从而视其为挑战异性恋性别规范的颠覆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然而，随着BL逐渐被视为一种以女性为导向的文化现象，媒体的关注重心转向这些男同性恋叙事的“年轻女性消费者”的特征。大众媒体（尤其是男性向杂志）将BL幻想的女性粉丝描绘为在社会性与性方面均不成熟、倾向逃避现实，且本质上具有反社会倾向。对照麦克莱兰德与西原分别关于媒体如何呈现女性BL消费者的分析，可见，“现实/幻想”这一二元区分所造成的社会效应，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媒体理想化未婚女性与男同性恋伴侣的生活之时，女性的BL幻想却遭遇几近小规模道德恐慌般的贬斥。可以说，这类媒体叙事促使人们将宫崎勤“御宅族”谋杀案（1980年代末）报道后在大众想象中形成的漫画/动漫御宅族的负面属性正当化。
BL的网络文化维度也已进入媒体话语研究的视野，从而将对日本BL的探讨拓展至日本以外的空间。关于互联网对日本BL海外传播的影响，相关研究仍较有限，部分原因在于印刷BL媒体在日本的市场成功。然而，日本BL在跨国范围内的认知度无疑与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全球传播发展相关。麦克莱兰德关于日本BL在网络空间的早期研究，为BL研究开启了关于各种BL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新理论视角。麦克莱兰德指出，尽管BL在网络空间中似乎正趋于全球化，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其本土化。例如，麦克莱兰德指出，2000年代初，北美一些以BL及其他粉丝创作主导的以同性恋叙事为特色的网站，相较于日本同类网站，更频繁地涉及诸如色情定义等政治敏感议题。他还指出，西方BL相关网站对儿童色情议题尤为敏感，尽管正如他在本书章节中所言，日本对性语境中虚构未成年人的焦虑也日益加剧。
尽管先前以媒体研究视角探讨日本BL的研究相对有限，但这一路径有望在未来取得丰硕成果。正如麦克莱兰德在其最新关于日本BL审查问题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从媒体话语角度切入，有助于更深入理解日本BL在日本国内外所处的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关于BL审查问题的研究亦可在跨文化语境中展开……此外，随着日本BL的营销范围拓展至游戏、真人电影、动画及其他媒介，其在日本国内外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亦有望日益凸显，成为日本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酷儿的阅读：女同性恋与腐男
尽管如上文所述的一些学者指出，BL及相关话语可能使性少数群体边缘化乃至失语，但BL对异性恋规范性的动摇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酷儿实践，而阅读BL的行为更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其酷儿潜能。确实，在BL研究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一些批评家尝试揭示BL叙事进一步被酷儿化的路径，从而开拓新的诠释可能性。
对BL的一种潜在的酷儿解读来自于女同性恋话语。例如，沟口指出，像她这样的女同性恋者可能会将自身的性欲与快感投射到BL中的男性角色上，将他们视为反串的女性。由于先前对BL的批评多聚焦于日本女性被假定的异性恋取向，沟口将BL视作女同性恋幻想的尝试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沟口的分析，虽然BL角色在生物学上是“男性”，但他们确实被赋予了女性特质，使他们的形象本质上呈现出性别模糊的中性气质。在这一背景下，詹姆斯·韦尔克通过分析早期BL杂志上的读者评论，展开了关于BL女同性恋读者（或与BL相关的女同性恋连续谱）的民族志研究。韦尔克发现，相当一部分女性投稿者以某种方式认同自身为“酷儿”，她们经常以“百合”（yuri，在此语境中象征女性间的同性爱）自称，有时也使用“拉拉”（rezubian）来指代自己或其他女孩与年轻女性；其中一些人还写道，她们正在寻找女性“百合”朋友或伴侣。因此，在早期阶段，BL杂志显然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共享空间，使她们能够探索包括双性恋、跨性别者与女同性恋在内的多种性别认同。
正如沟口所指出，BL可以在女同性恋话语中被视为一个颠覆性的空间，在其中对异性恋的单一范畴化进行解构。在BL语境中，“女同性恋”并不必然指涉“真实的”女同性恋性欲，而是作为一种隐喻，使“异性恋”女性BL参与者能够更加意识到异性恋或异性恋规范的单一化建构。正如沟口指出：“她们通常既不被视为女同性恋，也不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但称她们为完全的异性恋是否仍准确呢？”因此，BL中的“女同性恋”可更具策略性地被理解为属于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所谓的“女同性恋连续体”。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类型的酷儿潜能，一些最新的BL研究从BL叙事中体现的话语层面上的酷儿性出发，考察异性恋男性的阅读实践。“腐男”（fudanshi）这一标签既指自我认同为异性恋的男性BL读者，也包括同性恋与双性恋的男性读者。吉本たいまつ（Yoshimoto Taimatsu）和长池（本文作者之一）等批评家尝试揭示：究竟是哪些特定的主题、叙事与美学元素吸引了部分异性恋男性读者接触并持续消费BL作品。作为该主题的先行研究者，吉本指出，近几年涌现出了一大批不忌讳公开表达对BL兴趣的异性恋男性读者。在对腐男阅读动机的批评性讨论中，吉本和长池都注意到一种颇具意味的回归：即重新回到早期对女性读者兴趣的解释——强调BL文本所具备的逃避现实的潜能。然而，对于男性BL消费者而言，这种逃避体现为对传统男性身份的挣脱。正如吉本所示，许多男性读者之所以喜爱BL角色，是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脆弱与被动。BL世界中的美少年常常“未能”表现出传统男性规范所要求的强硬形象。因此，吸引腐男的与其说是BL角色的性取向，不如说是他们所体现的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女性特质、而一旦出现在男性身上便遭贬抑的品质。
关于BL异性恋男性读者的研究若能关注其动机的多样性（而不仅是逃避现实的冲动），将可能得到进一步拓展或深化。理想情况下，这种分析可以在异性恋男性的欲望与其他类型的欲望之间（例如女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欲望）起到一种桥接作用。简而言之，对异性恋男性读者BL欲望的批评性讨论不应只是将以往关于女性BL读者的简化论述简单地性别对调。
BL同人志中的社群与集体性
在BL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关于女性BL同人志（业余漫画与小说）地位与正当性的讨论。迄今为止，对BL同人志的批评性讨论大致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强化女性自我表达的自主性，二是尝试构建一个独立的、以女性为中心的BL社群。在这一背景下，名藤多香子（Natō Takako）对女性同人志活动/社群的分析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分析她以访谈和问卷收集的数据，名藤指出，女性对自主性的渴望可以从她们自由地改编和戏仿已出版的原作文本的行为中看出。名藤认为同人志“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她们的故事，甚至复活原作中死去的心仪角色……如果她们发现原作的元素（如情节发展）不尽人意，就会随心所欲地修改它”。莎拉琳·奥尔博（Sharalyn Orbaugh）对《哈利·波特》同人志的分析同样表明，通过将原作情色化的行为，这些女性作者借此表达自身的主体性。正如奥尔博所论，BL同人志写作的主题之一是女性情色，因此她关注BL同人志作者将性内容插入她们所戏仿的故事的“原作正典宇宙”中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同人志作者有意识地将原作置入她们所构建的性幻想语境中。
与奥尔博的观点略有不同，东园子（Azuma Sonoko）从女性自主性对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的解读出发，界定了同人志写作的意义与效果。东园子认同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的理论，即男男纽带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公认的、精神性的非肉体互动之上，以掩盖男同性恋欲望。然而，东园子指出，塞吉维克关于“潜意识同性欲望先于同性社会性”的男性同性社会性原则，并未在BL同人志中得到真实体现。东园子反而认为，BL中同性恋的建构是一种媒介，巧妙地掩盖了女性试图以自身立场重新书写男性同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的冲动。通过分析BL同人志中围绕“关系性”（kankeisei，人物关系的配对结构）展开的角色设定，东园子将BL界定为关于同性社会性的叙事，而非同性恋叙事。同性恋不过是（偶然地）被选作一种叙事手段，用以自然化一个同性社会性的框架。
所有这些BL同人志研究者都指出，为了理解女性BL同人志的话语语境，必须探讨这些文本的建构过程及同人志社群的形成，并将其置于特定语境中。名藤指出，这些以女性为导向的BL同人志社群创造了只有群体成员之间才能共享的特定行话和活动，这有助于增强社群内部的凝聚力。金田对BL同人志的分析同样采用了一种社群导向的方法，她将其界定为“社群的集体诠释”（kaishaku kyōdōtai）。这个框架指的是一个幻想性的场域，只有特定BL同人志社群的成员才能进入，并在其中强化其作为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这一社群场域在BL同人志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体现了奥尔博所说的“蜂巢思维”（hive mind）。然而，奥尔博对BL同人志的分析指出，这些社群成员通常对特定文本——即“原作正典宇宙”——有着深厚的情感依附，这进一步增强了BL同人志社群的凝聚力。她的分析与石川优（Ishikawa Yui）（按：跟石川由依同名但不是一个人）关于BL同人志的叙事学研究相呼应，相关内容将在下文展开。奥尔博对《哈利·波特》同人志的分析中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同人志的颠覆性特征，即这些文本通过去自然化，动摇了对“作者”与“原作”的权威性普遍认知。她展示了同人志活动如何打破生产与消费、专业与业余的二元对立，同时质疑了关于“何为作者、读者与文本的传统观念”。她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对既定写作/阅读传统的解构进程。据奥尔博所述，互联网也促进了BL同人志社群的形成。
石川的杰出博士论文将多种叙事学理论应用于BL同人志。她试图在杰拉尔·热奈特（Gerald Genette）的超文本性（hypertexuality，即各种文本间的相互关系）概念的基础上，整合叙事学和漫画表现理论（manga hyōgen ron）。石川阐明了BL同人志的“衍生写作”是如何挪用原作元素的。特别是，她考察了特定文本中的哪些元素在BL同人志中被保留，哪些被修改。正如她所说，“以往对Yaoi（BL同人志）的研究过分强调了BL同人志的社会学影响，未能讨论同人志与原作故事的互文性”。例如，在从角色塑造角度分析基于广受欢迎的《海贼王》（One Piece）系列的同人志时，石川展示了“角色”是如何被构建为“形象”（zūzo）、“符号”（imi）和“内在”（naimen）的组合。因此，只要同人志对原作文本中的这些角色属性保持一定程度的忠实，该文本就可以被无休止地修改。例如，在《海贼王》中，路飞的草帽是一个“形象”，而他不断重复的“海贼王，我当定了”则作为他真诚抱负的“符号”；这个“形象”和“符号”可以被以任何多种方式进行玩味地指代。就金田的“集体诠释”概念而言，同人志作者与读者共享与原作文本相同的正典宇宙，而其他缺乏此类BL素养者则被排除在外。
正如我们所见，既有的BL同人志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女性为导向的社群及其叙事性。需要对男性参与BL同人志活动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子类型；重要的是，不应将BL同人志社群定义为完全“女性”的社群。金田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断言，即男性BL参与者应被视为“腐女”（fujoshi），而非“腐男”（fudanshi）。她的断言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腐男在心理上依附于一个由女性为女性构建的BL“社群集体诠释”；这一观点确实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然而，过度强调BL同人志中的“集体诠释”过程，可能导致一种极权化的BL话语观，并压缩对BL个体化阅读的讨论空间。
相当一部分BL同人志研究聚焦于印刷出版物以及同人志活动（如Comic Market或Komike）参与者的面对面交流。对业余BL作品的进一步研究也应纳入对网络文化活动的考察，因为大量业余作者如今将作品上传至网络，为其朋友/读者建立虚拟BL社群创造了空间。这项研究还应纳入对同人志日益增长的跨国性的考察，因为来自海外和日本国内的粉丝都可以轻易在线获取各类业余BL文本。由此，日本BL研究将开始回应这一更为广泛的跨国语境。
文学性的再审视
如上所述，对互文性的日益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摆脱了（男性）文学优于（少女）“亚文化”的阶序定位。实际上，BL及其早期形式一直与文学文本紧密相连。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森茉莉在今日被视为所谓BL的先驱，她自视为“文学家”（bungakusha），而非“女作家”（joryū sakka），她的作品刊登在主要的文学杂志上，并由知名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岛在其最早的散文集《美少年学入门》（Bishōnen-gaku nyūmon）中回忆道，1970年代初她终于找到一本森茉莉1961年中篇小说《枯叶的睡床》（Kareha no nedoko）的二手书时，这部作品对她产生了深刻的魅惑性影响。青山、文森特、长池和大友等学者试图在特定的日本文学（Nihon bungaku）谱系中解读BL传统，或将BL文本与处理男同性恋/同性情色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文森特认为森茉莉的男同性恋作品是一种失败的同性恋叙事，其作者是一位过于富有想象力、拒绝成长的女性。他劝告森的女性“后辈”（即当代BL创作者/读者）即便在幻想叙事中，也应敏感对待男同性恋的议题。长池的著作《变装的幻想：日本女性书写男男情色》试图弥合女性作者（森茉莉、冈本加乃子、河野多惠子、松浦理英子）创作的关于男同性恋/同性情色的文学作品与BL作品之间的鸿沟。长池援引了弗洛伊德在《一个孩子正在被挨打》一文中提出的理论，弗洛伊德在该文探讨了女性如何通过“观看”男男情色来形成性幻想。大友在本书中探讨了BL的女性读者，指出她只有在成功抛弃自身能动性时才能获得快感，并将此与三岛由纪夫忏悔体小说中所描绘的确立而自我反思的主体进行比较。
正如包括本田正子（Honda Masuko）、川崎贤子（Kawasaki Kenko）和高原英理（Takahara Eiri）在内的多位少女（shōjo）文化研究学者所指出的，阅读行为在少女文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不应将阅读轻易视为被动行为或纯粹的消费活动，因为它构成了批判性与创造性实践，以及共享同一文本的读者之间交流的基础。石田实（Ishida Minori）在她关于Yaoi/BL的全面“前史”研究中指出，她所认为的1970年代少女漫画的主要成就之一，即“少年爱”这一类型，正是通过将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赫尔曼·黑塞的文学，与处在日本正统文学史之外的稻垣足穗（Inagaki Taruho）的观念/形而上学（kannen）相融合而生成的。此外，石田认为，这种“少年爱”是一种“使女性得以热爱‘少年如何去爱’之方式的机制”。
石田的评论与早期对少女漫画文学性（bungakusei）所流露出的那种天真惊讶之情有显著不同。数十年来，许多评论家称赞该类型的文学性。然而，在他们承认少女漫画（包括少年爱漫画）在文学性上追求并试图超越作为严肃高雅艺术的文学时，仍明显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正如石田所指出的，黑塞在日本教养派文学传统中被视为一个试金石，而足穗则被置于现代日本文学的边缘位置。然而，石田并未在黑塞、足穗和少女漫画之间暗示任何等级秩序。她的分析也不仅仅是对欧洲与日本源文本“影响”的追溯。相反，讨论的焦点放在了对先前文本的创新选择和改造上。对互文性的关注使我们能够超越一种主导性观点，即将“文学性”局限于心理的“内在描写”（naimen byōsha），从而将漫画的文学性理解拓展到形式与结构、反讽和喜剧性颠覆等更广泛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并不能通过心理学来加以解释。
近期关于BL与少女漫画整体“文学性”的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在少女小说、古典文学、德语文学及其他相关领域，以及女权主义和/或酷儿研究方法方面具备专业知识的女性批评家与学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学者多数对少女文化持理解性视角，她们不仅解读原始文本，也分析早期学者（如本田）所撰写的批评性与理论性著作。正如比较文学学者佐伯顺子（Saeki Junko）所总结的，细致的文本分析持续深化我们对日本文学中“女性性”的讨论，同时，也应重视女性文本的接受问题。正如她指出的：
作为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女性试图使传统性别定位相对化或加以改变，[与此同时]她们也可能彼此配合，共同参与对压迫性性别规范的再生产与强化。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BL与相关文学作品（包括日本男性作者创作的男同性恋/同性情色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以揭示BL文本中所体现的互文问题的重要意义。
结论
上述分析是一次批评性尝试，旨在审视围绕日本BL研究的历史和主题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尽管先前对BL幻想的分析多种多样，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了全面探讨日本BL研究的背景，我们需要考察BL传统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尽管BL不仅在亚洲国家，在北美和欧洲也日益流行，但日本以日语撰写的研究在探讨BL的海外全球化与本土化（glocalization）方面仍寥寥无几。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看来，日本以日语写作的BL学者似乎对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BL传统缺乏关注，他们的参照框架通常局限于日本国内。然而，日本BL仍通过正规与盗版漫画翻译/扫描、BL相关网站、BL主题漫展等途径不断在全球传播。BL的这种跨国发展也改变了海外与日本的在地BL语境。如今，多个海外国家已举办BL相关展会，当地漫画家亦创作并出版受日本BL影响的作品。日本BL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回应全球化与本土化所带来的转变。无论未来BL研究将走向何方，学者都必须正视当代BL形式、实践及其社群的跨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