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Noëlle McAfee; Katie B. Howard

原文：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作者Noëlle McAfee、Katie B. Howard；词条初版于2009年3月1日，2018年10月12日实质修订。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领域，它部分地关注于理解和批判政治哲学通常被建构的方式——（这种建构方式）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关切（feminist concerns）——并阐明如何以推进女性主义关切的方式重构政治理论。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是女性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支。作为女性主义哲学的分支，它是一种批判形式或怀疑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Ricœur 1970）。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开启或审视通常所理解的政治世界，并揭示出女性及其在当前和历史上的关切被糟糕地（poorly）描绘、代表（represented）和处理（addressed）的方式。作为政治哲学的分支，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是一个为政治机制和实践的组织和重构发展新的理想、实践和辩护（justifications）的领域。

虽然女性主义哲学在批判和重构从美学到科学哲学的众多哲学分支中发挥了作用，但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或许是其中的典型分支，因为它最好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要点，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仅要理解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Marx and Engels 1998）。另外，尽管其他领域可能也在改变世界方面产生了影响，但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最直接地聚焦于理解可以改善集体（collective）生活的那些方式。这个项目涉及理解公共生活中权力的形成及其被使用或滥用（misuse）的方式（查看“女性主义的权力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ower）”条目）。而与其他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样，讨论和批判的共同主题已经出现，但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对什么是理解它们的最佳方式却没什么共识。这篇介绍性文章阐述了过去四十年间占据这一活跃的哲学领域的各种思想流派和关注领域。它从广义上理解女性主义哲学，所涉及的工作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家从其他学科进行的哲学工作，尤其是政治学，但也包括人类学、比较文学、法学以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项目。

1. 历史背景与发展
1. 当代方法和讨论
2.1 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2.2 激进女性主义
2.3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2.4 关怀理论、弱势理论和情感理论
2.5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
2.6 去殖民化和交叉性女性主义
2.7 表演－述行女性主义

1. 历史背景与发展

当前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得益于前几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scholarship）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工作，包括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它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主要关注于提升中产阶级女性的政治、教育和经济制度（system）。它最大的成就在于为女性发展了一种平等权利的话语，并为女性争取到了选举权。它（当前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也得益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借鉴了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的语言（如解放的语言），以及在妇女团结运动（women’s solidarity movements）中出现的新女性主义意识和揭示出遍布整个社会的性别歧视（sexist）态度和障碍的新反思形式。到了1970年，随着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 Firestone 1971 ）、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Millett 1970）和Robin Morgan的《姐妹情深》（Sisterhood is Powerful; Morgan 1970）的出版，女性主义已经从行动主义（activism）扩展到了学术研究。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最早的理论进展之一在于将女性身份的生理学的概念与社会建构的概念区分开，以驳斥生理是命定的因此女性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和照料者的观念。借鉴社会科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人类学家Gayle Rubin提出“性（sex）/性别（gender）系统”的主张（Rubin 1975; Dietz 2003, 401;和“女性主义对性和性别的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gender）”条目）。性/性别的区分指出了“一系列配置（arrangements），通过这种配置，人类的性和生殖的生理原材料被人类和社会干预所塑造”（Rubin 1975, 165）。尽管生理性别是固定的，但Rubin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用于区分性（sexes）并赋予男性以特权。由于性别（gender）是可变的，性/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以寻找能解决女性受压迫的方法。

有了这种社会建构的性别概念，早期的第二次浪潮理论家寻求将女性理解为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和女性主义政治的代理人（agent of feminist politics）。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组主要的断层线（fault lines）是关于“女性”的主体问题。根据Mary Dietz在2003年文章中对该领域的阐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倡导女性的（个别的和普遍的）范畴（category），认为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她们与男性的性差异，应该得到赞扬和重估（revalue）。（另一类讨论女性的多样性，将在下面讨论）。这种“差异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包含不同的两类：（1）关注性别的性差异是如何社会地构成的，（2）关注性差异是如何符号化地和精神分析地构建的。第一类社会差异的女性主义，包括重估主要在英美背景下形成的母性（mothering）和照料（caring）（查看Tronto 1993和Held 1995的例子）。第二类符号差异的女性主义（symbolic difference feminism），通常被认为是包括Irigaray, Cixous和Kristeva的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她们属于这个群体是因为她们重视并区分了女性与男性的具体的性差异。Irigaray对于性差异的关注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标志。社会差异和符号差异的女性主义彼此间关联不大，但Dietz认为二者共享一个概念，即女性主义政治需要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女性”之范畴（Dietz 2003, 403; Nicholson 1994, 100）。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群体中寻找一个普遍主体（a universal subject），女性主义理论家也试图从折磨不同文化背景女性的共同处境中寻找这样的普遍主体。但这种普遍的女性概念遭到其他思想家的质疑，例如bell hooks（胡克斯）指出它排除了非白人和非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和关切。hooks在1981年题为《我难道不算是女人吗？》（Ain’t I a Woman? ）的书中将主流的女性主义揭露为一小群中产和上层阶级的白人女性的运动，她们的经验非常特殊而几乎没有普遍性。Hooks及后来的Cherrie Moraga、Gloria Anzaldúa、Maria Lugones、Elizabeth Spelman等人的作品强调，需要对女性的多重和复杂的身份和经历作出解释。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是否存在一个一致（coherent）的、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政治基础的女性概念的争论受到了非西方女性的进一步挑战，她们质疑西方妇女运动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而这种理念导致了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殖民和支配。当今为人所知的后殖民理论进一步增加了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即希望确认一个普遍的女性主义的女人主体（a universal feminist subject of woman）（如Okin, Nussbaum和Ackerly）的与呼吁承认多重性、多样性和交叉性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这种多元化运动的影响将在1990年代及以后被更多地感受到。与此同时，在1970和19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发展，而在哲学领域，它已开始出现在那些具有不同传统和领域的研究中。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广泛地反映了政治哲学工作中的各种分化。在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之前，政治哲学通常被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类别。除了保守主义，每个类别中往往都有女性主义者与其一同工作和批判。因此，正如Alison Jaggar[贾格尔]的经典文本《女性主义政治和人性》中所阐述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的路径都会吸引女性主义学者，她们会从特定的意识形态中获取线索并借用其语言（Jaggar 1983）。Jaggar的文本将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分为四个阵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前三个阵营沿袭了冷战时期全球政治划分的路线：美国的自由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康米（尽管在西方很少有人会拥护苏维埃式的康米）。激进女性主义是（美国）最本土（indigenous）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它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中产生的对父权制的深刻批判为根源发展自己的政治词汇。除此之外，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路线。但这从来不是一种不加批判的随从。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领域，即使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也倾向于以与她们对自由主义的拥护相当或更多地批判自由主义，并对社会主义和其他更激进的观点采取更接纳而非拒斥的立场。不过，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家一般都在她们所选择的政治哲学路径的语言和框架内进行工作。

政治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即冷战结束前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通过对一个古老的黑格尔范畴的新援引（invocation）：市民社会，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政治生活舞台。这是协会、教会、劳工组织、读书俱乐部、合唱团和其他多种非政府的但仍是公共组织的舞台。在1980年代，政治理论家们开始将其注意力从国家转向这个中间领域，在东欧剧变里发挥了挑战权威重要作用的组织中，这一中间领域成为了中央舞台。

冷战结束后，政治哲学和政治生活彻底地进行了调整。新的注意力集中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特别是随着Jü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的早期作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Habermas 1989）的及时[英语]翻译。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经书很快放上了书架，这些书关注于人们组织自身并发展公共权力的方式，而非国家获得和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事实上，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感觉，即公共领域最终可能发挥比国家更大的权力，至少在公共意志形成和使国家权力合法或不合法化的基本方式上。在后一方面，John Rawls[罗尔斯]的工作很有影响力，他发展了一种将机构的合法性与一个反思和审慎的人可能作出的规范性判断联系起来的正义理论（Rawls 1971）。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似乎消失了或至少变得非常谨慎（尽管康米政权的崩塌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本身的适切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并没有局限在列宁或那位的思想）。社会主义者也退缩了或转变成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Mouffe 1992, 1993, 2000）。

现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旧构图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关于什么样的国家组织和经济结构对女性更有利的讨论减少了，而关于家庭私人领域和非政府协会空间的价值的讨论增多了。随着政治哲学更加广泛，更多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开始转向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民主本身的意义与解释。

女性主义理论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被排除在正典（canon）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从籍籍无名中解救出来，并重新思考正典本身。参见“女性主义哲学史（Feminist History of Philosophy）”条目。

2. 当代方法和辩论

在当前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正在政治和民主事务上从事着不同寻常的工作，包括全球伦理、人权、残疾人研究、动物伦理、气候变化和国际发展。前几十年间所凸显的一些张力都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个里得到了发挥。

例如，在全球伦理中存在着这样的争论：是否存在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有意培养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普遍价值，或者是否应该珍视文化多样性。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试图以多种不同的、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回应这个问题（例见Ackerly 2000, Ackerly & Okin 1999, Benhabib 2002和 2008, Butler 2000, Gould 2004, 以及Zerilli 2009）。

同样，新的有关残疾人的哲学性工作，正如关于残疾的女性主义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disability）条目中所解释的，是由大量从立场哲学（standpoint philosophy）到女性主义现象学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有关身份、差异和多样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所启发的（参见Carlson & Kittay, 2010）。

最终，对这些争议所能采取的方法的数量与从事这些问题的哲学家的数量一样多。尽管如此，在特定分组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普遍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与Jaggar在1983年的分类并不完全不同。本条目的其余部分将指出先前的模式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出现了哪些新的系列（constellations）。

2.1 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在Jaggar的分类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是女性主义政治思想中的一股强大的潮流。遵循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关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关切在于保护与加强女性的个人和政治自主，第一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自由，第二是帮助决定政治社会的方向的自由。这种方法是随着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Rawls 1971）及其随后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 Rawls 1993）的出版而兴起的。Susan Moller Okin (Okin 1989, 1979; Okin et al. 1999) 和Eva Kittay (Kittay 1999)有效地利用Rawls的工作，扩展其理论以关注妇女问题。

从更批判的角度来看，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范畴掩盖了女性的生活关切；例如自由主义核心的私人与公共的区分将私人领域及其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对女性的伤害隔离在政治审查之外（Pateman 1983）。也许与其他任何方法相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活动的发展更相似。当女性主义活动家发动法律和政治斗争以将（以前婚姻关系中的暴力不被认为是犯罪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定为犯罪时，采用自由主义词汇的（have engaged the liberal lexicon）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表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是如何通过使家庭内的权力关系作为“自然的”和免于政治监督的东西来维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哲学揭示了看似无害的和“常识的”范畴何以具有隐蔽的权力议题。例如，关于家庭私人空间的神圣性和女性主要作为孩子养育者与照料者角色的旧观念有助于保护男性在家庭中对女性的统治免受公共监督。女性主义对公私区分的批判支持了法律的进步，并最终导致了1980年代美国对配偶[婚内]强奸的定罪（Hagan和Sussman 1988）。

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自由主义继续不加疑问地对待1990年代及以后为理论家们质疑的许多概念——如“女性”是一个稳定的、可识别的范畴、是作为自治或自主的基础的统一体。批评者（如Zerilli 2009）认为Okin等自由主义者所援引的普遍价值实际上是扩展了的特殊性，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误将其源于族群中心主义的（ethnocentrically）价值视为普遍价值。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却在展示许多自由主义的价值如何能被述行－表演性地重构。

尽管如此，在这一领域仍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在进行。例如，Carole Pateman和Charles Mills在自由主义传统中耕耘，以揭示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社会契约论之局限和错误。她们共同撰写的《契约与统治》（Contract & Domination）对性和种族的支配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这项工作涉及并批判了政治哲学中一些最主要的流派。

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之外，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在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化和批判方面，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经济力量影响女性生活的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根据Wendy Brown（2015）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主体间的一套关系，它模仿并强化了经济中激进的自由市场理念。Brown认为，这些力量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公民权（citizenship）、公共机制和人民主权。Nancy Fraser (2013)、Jodi Dean (2009)和Judith Butler[巴特勒] (2015)与Brown一同提出，现代民主（democracy）或“民主（the demos）”是否能够在经济不稳定性快速增长、社会和政治抵抗资源减少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持续的问题。

2.2 激进女性主义

虽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继续发展，但历史发展和新出现的争论使Jaggar所识别出来的其他三类女性主义派别（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Jaggar 1983）或黯然失色或深刻改变。另外，支撑这些观点尤其是后两者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青睐（Snyder 2008）。

那些从事激进女性主义的工作者们继续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许多核心原则提出异议，尤其是它对个人及其可以做出的所谓自由选择的关注。在自由主义者看到自由潜力的地方，激进女性主义者看到的是大于任何个人的支配结构。根据这一观点，父权制通过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欲望对象来支配她们（Welch 2015）。包括Catharine MacKinnon在内的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仍然致力于通过理解权力差异的来源，将男性支配的根源追溯到男性性实践以及异性交媾框定了男性支配女性的概念。“女性和男性由性别（gender）区分，因主导形式的异性恋成为我们所知的性（sex），异性恋使男性的性支配和女性的性服从制度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性实践（sexuality）就是性别不平等的关键”（MacKinnon 1989,113）。198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们倾向于将权力视为单向的，从拥有权力者指向被压迫者。正如Amy Allen所说：“不同于视权力为应当被公平分配的积极社会资源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以及从超越性（transcendence）与内在性（immanence）间的张力来理解支配的女性主义现象学家，激进女性主义者倾向于从统治与服从的二元关系来理解权力，通常以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类比理解。”（参见“关于权力的女性主义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ower）”条目中的“激进女性主义方法（radical feminist approaches）”部分。）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198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完全拒绝现存秩序，有时主张分离主义观点（Daly 1985, 1990）。

新一代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家正在更新这一传统，显示它如何尊重交叉性（Whisnant 2016）等关切，并分享下文讨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一些承诺（commitments），如对任何固定性别身份或性别二元论的怀疑论，对性和政治采取一种更加流动和更具述行－表演性（performative）的方法（Snyder 2008），以及权力和特权继续阻碍女性的方式（Chambers in Garry et al 2017, 656）。

2.3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政治理论家借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发展关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阶级关系和剥削问题的社会变革理论。在了解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对苏联式的康米制度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多也反康米，在意大利（有Antonio Gramsci的作品）、英国（有Stuart Hall和Raymond Williams的作品）、法国（有_Socialisme ou Barbarie_组织）和美国（麦卡锡主义之后就不那么多了，不过在1960年代随着新左派的出现又有所恢复）蓬勃发展。Jaggar在1983年的书中很好地总结了女性主义者使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式，即借此来理解女性被剥削的方式以及她们的劳动和生育工作尽管对资本主义运作是必要的却遭到贬低而没有报偿。在“关于阶级和工作的女性主义观点（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class and work）”条目中，作者指出了这一领域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许多工作。

但作者指出，自那时候起，各种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进行了批判，包括所谓经济决定论的“宏大叙事”和将一切还原为经济和物质关系的思想。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分析也是其他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工作的重要部分。（见Dean 2009, Fraser 2009, Spivak 1988。）因此，虽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在如今不太相关，但许多女性主义哲学家仍然认真对待关注生活物质条件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呼吁的怀疑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这在批判理论的新女性主义工作中尤其明显（例见Fraser 2009, Allen 2007、McAfee 2008和 Young 2000）。

2.4 关怀理论、弱势理论和情感理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关注平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且更是更普遍的性别间的平等；而激进女性主义者则倾向于将性别差异视为某种由权力制定（institute）的东西。因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两种方法无论怎么相互抵触，却都没有认真对待性别差异。相反，它们将其视为权力的一种效应，而不是其本身的真实存在（something real in its own right）。相较之下，本节和下一节所讨论的各种理论认真对待了女性这一范畴，并想要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伦理和政治。本节所考虑的观点主要是在英美（Anglo-American）背景下形成的，并受到了女性既作为母亲和也作为个人主体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以及这些经验所产生的政治的启发。

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关怀伦理学，它最初是作为主流伦理理论的一种替代而发展起来的，并已被用来对抗自由主义政治理论（Gilligan 1982; Held 1995）。（参见“女性主义伦理”条目中的讨论。）在道德心理学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Gilligan 1982; Held 1995），这一领域探讨了以社会和母性在女性身上所培育的美德为一种替代，取代道德与政治哲学中对普遍性、理性和正义的传统强调的方式。一些关怀伦理学家试图将长期被归入私人领域的美德也用于公共领域，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或考虑到环境而非仅仅是抽象原则。这种方法导致了拥护正义的普遍理念（ideal）的自由主义者和主张关注特殊性、关系和关怀的关怀伦理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然而到了1990年代，许多关怀伦理学家已经修改了ta们的观点。ta们不再将关怀和正义视为彼此排斥的选择，而是开始认识到在关注关怀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公平（正义）以关注到那些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的困境（Koggel 1998）。

关怀伦理学的方法提出了如下问题：作为照料者（care-givers）的女性是否具有独特的美德，以及如果是的话她们又是如何具有的。女性主义者整体都长期与女性有任何特殊本质的想法保持距离，而选择将女性气质（femininity）及与之相伴随的美德都视为社会建构、起因于文化和条件作用而非生理性赋予的倾向。因此，关怀伦理学家拥护被灌输给女性的美德，似乎也是在拥护将一种性别贬为照顾者角色的父权制度。关怀伦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主要是翻转等级制，来声称家庭工作比政体（polis）工作更有意义、更具持续性。但Drucilla Cornell[康奈尔]、Mary Dietz和Chantal Mouffe[墨菲]等批评者认为这样的重估完好地保持了私人与公共的二分法以及女性工作与育儿的旧有联系。（Butler与Scott 1992; Phillips与NetLibrary Inc 1998, pp. 386–389）

对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漠视长期以来都作为哲学史的一项策略（policy），尤其是因为情感——如关怀——经常与女性和被种族化的他者联系起来。然而，女性哲学家们坚持这种交集的重要性（例如Hall 2005, Krause 2008和Nussbaum 2015）。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和差异女性主义者的贡献，后者的工作表明了爱、兴趣和关怀等通常与女性相关的积极情感在伦理问题中的意义（见Held 1995, Tronto 1993），其他思想家担心这种评价仅仅是在理性与情绪、心与身之间具体化（reify）了一种错误的（性别化的）二分法。相反地，Alison Jaggar (1990)、Elizabeth Spelman (1989 和1991、Genevieve Lloyd (1993)、Elizabeth Grosz (1994)等人的早期工作认为，理性既是具身的（embodied），又是充满情绪的，并且情感尤其是认识论的重要资源。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们认为理解情绪（emotion）和情感（affect）的作用对于理解许多重要的政治现象都极为关键：行动的动机（Krause 2008）、集体行动和社区形成（Beltrán 2009和2010, Butler 2004和2015）、团结和爱国主义（Nussbaum 2005和2015），以及弱势（vulnerability；Fineman 2013）、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Ahmed 2015, Anker 2014, Ioanide 2015）。与此同时，还有人研究特定情绪的政治意义，例如：羞耻（Ahmed 2015）、不稳定和悲伤（Butler 2004）、愤怒（Spelman 1989, Lorde 1984）、恐惧（Anker 2015）和爱（Nussbaum 2015）。

最近，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将注意力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如何在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时要求保持灵活性。一些人借用福柯晚期关于生命政治的工作，来研究新自由主义对自主、自足、自律和自我投资的要求如何在主体性层面影响个人，使生活以及改变生活条件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维持（untenable）。这些批评家认为个体在经济力量面前的脆弱性不断增加，克服脆弱性的资源则由于社会隔离和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有限而越来越少（Butler 2015, Povinelli 2011）。一些女性主义者研究主体性、情感和道德如何适应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例如，这表现在“克服脆弱性”的要求是如何通过当代对个人“适应力（resilience）”的强调来试图将弱势者、尤其是女性，转变为有生产力的新自由主义主题（James 2015），如何鼓励像“幸福”这样有生产力的情绪而劝阻“任性”这样难控制的情绪（Berland 2011, Ahmed 2014），或是围绕“自我关怀（self-care）”的目标话语如何能促进削弱女性集体行动之能力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Ahmed 2017）。与之相反，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通过重申能动性（agency）不需要与自主权（autonomy）同义，挑战了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并反而提出了关于能动主体的非主权或非自主（nonsovereign）或关系性描述。

2.5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

另一群认真对待性别(sexual)差异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是那些工作于欧陆传统之中，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中，并关注语言和意义系统构造经验的方式的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即Cixous、Kristeva和Irigaray。在她们之中，Irigaray可能有发展得最成熟的政治哲学，包括几本关于女孩和妇女应该被给予的权利的书。Irigaray的早期作品(1985a和1985b)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哲学史中女性自身的本质或身份被否定了。相反，她们被定位为男性的镜像否定(mirror negation)。因此，成为一名男性就是不成为一名女性，并且女性就只等同于非男性(not-man)。她对此的回应策略是从女性被贬低的边缘回过头来说话，为女性要求某种“本质”，同时要求一套专门针对女孩和妇女的权利(Irigaray 1994和1996)。对她观点的批评是激烈的，包括在女性主义者之间，尤其是那些对任何女性身份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和生物学的合并(conflation)保持警惕的人。就Irigaray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言，她的观点确实会被归为这里概述的象征性差异(symbolic difference)女性主义，就如Dietz 2003所做的。但也有令人信服的论述认为Irigaray是策略性地或隐喻性地运用(wield)本质主义，而并没有声称女性真的具有某种形而上学史所否定的、不可还原的(irreducible)本质(Fuss 1989)。这另外一种解读会把Irigaray更多地放到下面描述的表演－述行主义(performative)群体中。同样的论点也可以被用在Julia Kristeva的作品上，比如她对母体空间 (chora)的隐喻，是在描述西方的想象，而非任何一种女性的现实。因此法国女性主义思想是否应该被归为差异(difference)女性主义或表演－述行女性主义，仍有极大的争议。

就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两性之间的某种特定差异而言，它们引起了本质主义或确认（identify）女性之为女性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关注。这些关注是一个更大的批判集合的一部分，(这个批判集合)贯穿了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对非白人、非中产阶级和非西方女性对“女性”这一范畴以及这一称谓(title)能够成为一个将各行各业的女性团结起来的跨越边界的范畴之观念所提出的质疑之理论化。(参见“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女性主义者对性和性别的看法(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gender)”条目。)对“女性”这个单一（unitary）身份的批判是出于这样的担忧：许多女性主义理论都源于一个特定阶层(class)的女性的立场，这些女性将她们自己的特定立场误认为是普遍立场。在她1981年的《我不是女人吗？黑人女性和女性主义》(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一书中，Bell Hooks指出女性主义运动假装为所有女性发声，但主要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组成的，这些女性由于其视角狭窄，无法代表贫困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的需求，最终强化了阶级刻板印象(hooks 1981)。这种批判具有如此破坏性(damning)的地方在于它反映了女性主义者对主流政治理论家的批判，这些理论家将男性的特定范畴作为人类的普遍范畴，而这一图式(schema)事实上没有将女性纳入人类的范畴，而是将其标记为他者(Lloyd 1993)。

2.6 去殖民化和交叉性女性主义

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身份问题(参见“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条目)。身份政治，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令人困惑的术语，指的是在一种政治身份(女性、黑人、奇卡诺裔或墨西哥裔美国人等)的基础上动员变革(mobilizing for change)的政治实践。哲学上的争论在于，这种身份是基于一些真实的差异还是基于压迫的历史，以及人们是否应该接受那些在历史上被用来压迫ta们的身份。女性主义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至少在两个轴线上充满争议：是否存在一般女性的真正本质或身份，以及即使存在，女性的范畴又是否能够代表所有的女性。处于多种边缘身份交叉点的人们(如黑人女性)提出了问题，即哪种身份是最重要的，或者是否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合适的。这些问题与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问题一同展开(play out with)，身份的哪些方面在政治上是突出的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种族、阶级还是性别(Phillips 1995; Young 1997, 2000)。当涉及到政治代表、群体权利和平权(affirmative)行动时，女性身份的本体论问题就在政治舞台上得以上演。2008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Barack Obama和Hillary Clinton之间的初选之争使这一哲学问题转变为了全美国黑人女性的一个非常现实和激烈争论的问题。一个支持Clinton的黑人女性是其种族的叛徒吗，还是一个支持Obama的黑人女性是其性别的叛徒？或者说以一种会导向叛国罪指控的方式谈论身份有意义吗？在以上讨论的方法中，激进女性主义和母性(maternal)女性主义似乎与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尤其相关联。

另外一大批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如Dietz (2003)所描述的，完全不认同存在或者需要存在一个单一的、普遍的“女性”范畴的想法。Dietz把这个群体称作多样性(diversity)女性主义，它始于我们先前所描述的：有色人种女性和其他女性指出，主流女性主义的预设是基于她们非常特殊的种族和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哲学与其他西方文化开始努力解决多元文化视角的要求。不久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了意识到多种全球视角的必要性。正如Sharon Krause所描述的，“这一发展涉及到女性主义的‘世界多元化’，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相对性的和差异化的工作体系”(Krause 2011, 106)。Krause指出，这种多元化也是由于关于交叉性的新文献，(交叉性)也就是说在谈论政治变革时我们的多重身份(种族(race)、性别、性取向、族群社区(ethnicity)等)的交叉点都需要被关注到(Krause 2011, 107)。交叉性也与后殖民文学中关于“混杂性(hybridity)”，关于宗教和全球化，以及关于LGBTQ人群的经历的讨论相联系。“结果是有关处于不同位置和多重地位的女性的生活经验的知识爆炸”(Krause 2011, 107)。

去殖民化（Decolonial）女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重叠，但她们也带来了一些对殖民和后殖民经验的独特关注。在当代的去殖民主义理论中，这些关注主要被框定在“殖民性(coloniality)”的话语内，(这一“殖民性”话语)首先由Anibal Quijano在“权力的殖民性”方面进行理论阐述(Quijano 2003)。在这里，“殖民性”指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种族化的，例如劳动、主体性和权威是如何围绕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殖民系统被种族化的。(关于“殖民性”的更多内容，参见Lugones 2010, Mignolo 2000, Maldonado Torres 2008, Wynter 2003。)对于像María Lugones (2007, 2010)这样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来说，性别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对人进行分类和非人化(dehumanize)所围绕的另一个轴心。对于Lugones和包括Oyeronke Oyewumi (1997)的其他人来说，性别是一种殖民主义式的强加，与非现代[即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宇宙学、经济学和亲属关系的模式间存在张力。Lugones将其称为“性别的殖民性”，并指出性别的去殖民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去殖民主义抵抗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反对根植于美洲之殖民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范畴、二分法(dichotomous)和等级制逻辑。

在女性主义的去殖民主义文献中，抵抗常常在性别(Lugones 2003, 2007, 2010; Oyewumi 1997, 2004)；语言(Spivak 2010)；身份和主体性——如对混杂性、多重性和混血(Anzaldúa 1987, Ortega 2016, Moraga and Anzaldúa 2015)的说明(account)；以及“世界旅行(world-traveling)”(Lugones 1995, Ortega 2016)的殖民性方面进行讨论。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认为，女性主义自身必须要去殖民化，她们批判那些声称要对性存在(sexuality)、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复杂交叉性进行打包解释的女性主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s)(参见Mohanty 2003, Lugones 2010)。

交叉性，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理论，产生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开创性作品，如Kimberlé Crenshaw的《对种族和性的交叉去边缘化：一个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反歧视学说、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实践的批判》（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ractice）(Crenshaw 1989)，Patricia Hill Collins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赋权政治》(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一书(Collins 1990)，Angela Davis的《女性、种族和阶级》(Women, Race, and Class)(Davis 1981)，以及Patricia Williams的《种族和权利的炼金术》(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Williams 1992)。这项工作的影响在它起源于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的地方得到了强烈体现(参见“女性主义法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law)”条目)，并仍然是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内外的权力和压迫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见于“歧视(discrimination)”条目中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部分。)。

2.7 表演－述行女性主义

如果多样性女性主义者，从多元文化主义者到后殖民和交叉性思想家，都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可靠的女性范畴作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人认为这是相对主义的根本(radical)危险，而这一领域似乎陷入了僵局。但随后另一种方法开始出现。正如Mary Dietz在其2003年关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之争议的文章中写道：

近年来，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辩论将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概念化意味着什么，这种政治实践与民主相一致，但并非是从性别的二元论出发的。根据这些思路，如Mouffe(1992, pp. 376, 378; 1993)提出了一种民主公民权(citizenship)的女性主义概念，这种概念将使性差异“有效地非永久(effectively nonpertinent)”。或许这些概念的突出特点在于转向多元化(plurality)，它将民主社会设想为一个互动的领域，在其中差异、身份、从属关系的复数轴进行政治化和交叉(如Phelan 1994, Young 1990, 1997b, 2000; Benhabib 1992; Honig 1992; Ferguson 1993; Phillips 1993, 1995; Mouffe 1993; Yeatman 1994, 1998; Bickford 1996; Dean 1996; Fraser 1997; Nash 1998; Heyes 2000; McAfee 2000)。（Dietz 2003, 419）

Sharon Krause追踪了Dietz发表该文之后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内所发生的事情，并写道，这项工作“挑战了能动性等于自主权(autonomy)的旧假设”，并为“能动主体内的非主权(nonsovereign)但有力的主体性和行动”提供空间(Krause 2011，引用Allen 2007, Beltrán 2010, Butler 2004, Hirschman 2002，以及Zerilli 2005）。“对于一些理论家来说，”Krause写道，“这一转变涉及到以更集体主义的方式思考能动性和自由，这强调了团结、联系(relationality)和构成性的主体间性(constitutive intersubjectivity)”(Krause 2011, 108, 引用Butler 2004, Cornell 2007, Mohanty 2003，以及Nedelsky 2005)。

这一群思想家在从事我们称之为表演－述行政治哲学的工作，其在几种意义上具有表演性：在理论上说明能动主体是如何构成的，政治判断是如何在没有已知规则的情况下做出的(Honig 2009, 309)，新的普遍性如何被创造以及新的共同体如何构成。表演－述行女性主义政治并不担心是否可能得出“女性”或其他任何政治身份的单一定义；它将身份视为被表演性地创造的东西。“我们如何展现(assume)这些身份，”Drucilla Cornell写道，“从来都不是‘外面’的某种东西有效地决定了我们作为男性和女性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男同性恋(gay)、女同性恋(lesbian)、异性恋(straight)、酷儿(queer)、变性(transsexual)、跨性别(transgender)，或者其他”(Cornell 2003, 144)。它是我们生活和外化身份的时候被塑造出来的东西。从表演－述行女性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女性主义是一个在基础不在场的情况下预见和创造更好的政治未来的项目。正如Linda Zerilli所写的，“政治有关于提出主张和判断——并且有勇气在下列情况中也这样做——在没有客观标准或规则能够提供确定的知识，并保证以女性的名义发言将会被他人相信(accept)或接受(take up)的情况下”(Zerilli 2005, 179)。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Arendt[阿伦特]和Butler，Zerilli呼吁一种“以自由为中心的女性主义”，它“将努力实现性别的规范性概念的转变[译者注：即接受表演－述行理论的教诲]，而不回到自由即[自]主权的古典概念”；后者是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批评却发现很难抵制的(同上)。

在其女性主义的化身中，这种观点也从Judith Butler对性别的表演性描述和Hannah Arendt关于人权是被政治地创造出来的观察，以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中得到启发，来描述一个政治的预期理想。Linda Zerilli将这种女性主义政治描述为“基于偶然的公共性实践，征求他人对我们每个人所声称的普遍性之同意”（Zerilli 2005, p. 173）。从表演性的角度来看，规范性的政治主张呼吁的是人民[other people]，而不是所谓的真理或基础。

这种观点恢复了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许多理想——如自由、自主(autonomy)和正义——但是以一种放弃启蒙运动关于理性、进步和人性的形而上学假设的方式。这种新的观点并不将这些理想(ideal)看作是建立在一些形而上学事实之上的，而是将其视为人们持有的、并且试图通过实践和想象将其实例化的理想。许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理想都是基于对现实或人类的本质的假设，然而当代政治哲学的运作一般不假设存在任何普遍的或永恒的真理。一些人可能认为这种情况是虚无主义(nihilism)、任意性(arbitrariness)或野蛮权力的行使(exercise of brute power)的绝佳时机。表演性的替代方案是想象并试图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通过预见、宣称和呼吁他人说它应当如此。即使人类具有尊严和无限价值的形而上学真理不存在，人们也可以像它存在那样去行动，以创造一个看起来就是那样(真理存在)的世界。

表演－述行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样欣赏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对其基础持怀疑态度。正如Zerilli表演性地重构了自由的概念，Drucilla Cornell以一种新的表演性能力，将自主、尊严和人格的理念(ideas)恢复为人们渴望的理想，而不是等待被发现、应用或实现的道德事实。

尽管表演－述行女性主义者之间有共同的后基础(post-foundational)理论，但在思考民主政治时，却存在尖锐的分歧，即在“实现公共空间和实施民主政治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Dietz 2003, 419）。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家们倾向于分成两派：联合派(associational)和论争派(agonistic)。联合派理论家(如Benhabib 1992, 1996; Benhabib and Cornell 1987; Fraser 1989; Young 1990, 1997, 2000)更倾向于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而论争派理论家(如Mouffe 1992, 1993, 1999, 2000; Honig 1995; Ziarek 2001)则担心关注共识的民主理论会压制辩论，因此她们更注重政治内部的多元性、异议和无终结的争论。

这些差异来源于，或者可能导致了，对最能启发表演性政治理论的哲学家Hannah Arendt的不同解读，即Arendt关于公共领域的言说和行动、对多元性的意义、对人类能够区分自己的方式的观点。正如Bonnie Honig[洪妮葛]，一位论争模式的倡导者所写的：

尤其是政治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批判Arendt的政治理论中的论争方面，指责论争主义为一种大男子主义(masculinist)、英雄主义的、暴力的、竞争的、(仅仅是)美学的、或者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实践。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论争派女性主义的概念，充其量是一个矛盾的术语，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一个混乱的且或许是危险的想法。她们的观点得到了Seyla Benhabib[本哈比]的有效认可，她在最近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文章中，试图通过从Arendt的思想中去除论争主义来为女性主义拯救Arendt。（Honig 1995, 156）

联合派理论家倾向于寻找方法，在所有缺少基础的差异和问题中，使共同关心的事项有可能达成一致。这一点可以在女性主义民主理论中看到，或许最有名的是Seyla Benhabib (Benhabib 1992, 1996)的作品，她从对Arendt和德国批评理论家Jürgen Habermas的作品的非论争性阅读中受到了很多启发。Benhabib的工作相当广泛地涉及了民主理论家，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这一段话能够帮助澄清她所认为的政治哲学的最佳目标：一种所有受影响者都会同意的事态。正如她所写的：

只有那些规范(即行动和制度安排的一般规则)才能说是有效的(即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这些规范将被所有受其结果影响的人所认同，如果这种认同是通过具有以下特点的协商过程而达成的：1)在这种协商中的参与受到关于平等和相当(symmetry)的规范的管理；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发起言论行为，提出质疑，进行质询和展开辩论；2)所有人都有权质疑指定的谈话主题；3)所有人都有权对话语程序的规则及其应用或执行道德方式发起反思性争论。（Benhabib 1996, 70）

追随Habermas，Benhabib认为为了使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取得民主成果，需要具备某些条件，即程序需要是协商性的。有些人认为协商是一个推理论证(reasoned argumentation)的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与其说它有关理性或论证，不如说它有关于一个通过选择进行工作的开放过程。(McAfee 2004)。

并非所有倾向于联合模式的理论家都能如此轻易地接受协商理论。Iris Young[艾瑞思·杨]的开创性作品《正义与关于差异的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以及她随后的几部作品都非常有影响力，并导致了女性主义理论界对协商理论的主张犹疑不决。Benhabib相信条件可以使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在协商中发声，然而Young指出那些在历史上被压制的人很难使其观点被听到或被注意到。Young对主流的民主理论所主张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导向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结果持怀疑态度(Young 1990, 1997)。Young和Nancy Fraser (Fraser 1989)及其他人都担心在试图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女性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的未经训练的声音(untrained voices)将被排除在最终的合计(tally)之外。Young的批判非常有说服力，导致一代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都对协商式民主理论有所警惕。Young在199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种交往(communicative)民主理论，以替代协商民主，希望能为一种协商的概念开路，这种概念能对主流协商民主理论的理性表达之外的表达方式持开放态度。Young担心Habermas所定义的协商过度基于理性，而忽略了女性和有色人种所倾向于使用的交往形式，包括如她所说的“问候、修辞和讲故事”。Young认为这些替代性的交往模式可以为一种更民主的、交往性的理论提供基础。在她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包容与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 (Young 2000)中，Young显然已经开始接受协商理论本身，并发现了构建它以使那些原本被边缘化人群的发声方式。最近的女性主义民主理论也更积极地参与了协商理论。(参见McAfee和 Snyder 2007)。

受John Rawls启发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受Jürgen Habermas或John Dewey启发的民主主义女性主义者希望民主协商能导向民主同意[agreements]，而论争派女性主义者则对本质上不民主的共识持谨慎态度。论争派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源于欧陆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传统。它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对一个更彻底的平等主义社会的希望。它从当代欧陆哲学中汲取了主体性和团结的概念，认为二者是可塑的和建构的。与后现代思想一样，它否定了认为预先存在道德或政治真理或基础的概念(Ziarek 2001)。它的核心主张是，女性主义斗争像其他社会正义的斗争一样，是作为无终结的争论(ceaseless contestation)参与政治的。论争派的观点将政治的本质视为冲突性的，以对权力和霸权的抗争作为民主斗争的核心任务。论争派政治的拥护者担心民主理论家所寻求的那种共识(上面所讨论的)会通过压制新的斗争而导致某种压迫和非正义。正如Chantal Mouffe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每一项共识都是作为临时霸权的短暂结果、作为权力的稳定而存在的，并且它总是包含着某种形式的排斥”(Mouffe 2000, 104)。

联合派的理论家寻求人们可以克服系统性扭曲的交流和协商的方式，而Dietz指出论争主义者避开了这一项目，因为她们将政治理解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再生产、转化和联接(articulation)的实践…简单地说，联合派女性主义者仔细考察了排斥的条件，以便将主体在公共领域的交往互动中的解放理论化；论争派女性主义者解构了解放的程序，以揭示主体是如何通过政治排斥产生的，以及如何被放在反对(排斥)的位置”(Dietz 2003, 422)。

民主理论的新工作和对Arendt哲学的新解读为超越表演－述行女性主义政治中的联合派与论争派的分歧提供了希望(Barker等 2012)。Benhabib的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正在被更多充满情感的协商的叙述所超越(Krause 2008; Howard 2017)。理论家们开始将协商性谈话视为构成主体的形式，以代替理性的来来回回的推理论证，在没有预设真理的情况下进行判断，并表演性地创造新的政治项目。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是一个仍在发展的思想领域，它可以为主流政治哲学提供很多东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对主流政治理论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提出了主流哲学家们不得不解决的反对意见，尽管并不总是很有说服力。而在其最新的发展中它则有望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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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女性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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