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経済学再入門》（2014）
根井雅弘，1962年生，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经济思想史。
第一章 关于“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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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奈特的经济哲学
译注：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狠狠吐槽过哈耶克，下文介绍的是奈特关于“市场机制”评价的三个观点。）
首先，在“个体主义的竞争体制”（也可以改写为资本主义）中，很多人认为个人是自由的契约主体，但奈特认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实际上是家庭，所以比起说什么个体主义，不如说是家庭主义1。在奈特时代的正统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新古典派）中，个体被视为经济体制的给定条件（与件）。然而，在奈特看来，个体与其说是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经济体制的产物，而这种经济体制也是文化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能忽视人们的欲望和需求是由这种文化环境形成的。
不用说，这种观点与通常的“个体主义”思想（即社会是通过理性的“个人”（原注7）的自由契约组织起来的）有很大不同。奈特这样记述2：
在现实中，人类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冲动的，对刺激和暗示没有深入思考，只是在没有明确目的的情况下做出反应。此外，无限制竞争会导致欺诈和腐败的说法也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在家庭是社会单位的地方，财富、文化、教育和经济机会的继承往往会累积增加不平等，从而对社会阶层两极的人的个性产生负面影响。将个人视为随附条件显然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应该承认，竞争性经济秩序倾向于塑造人的性格的方向往往与伦理理想相去甚远。
奈特第二个论点是，即使根据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来衡量智性活动的成果，也必须询问该目的本身是否真正有价值。奈特说3：
在个人主义下，这意味着个人的需求是理想的，他们的知识也必须是完整的。然而，正如我们之前充分评论的那样，事实是，社会秩序不仅满足其成员的需求，而且几乎形成了这种需求，作为其自然结果，社会秩序必须在伦理上被考虑——不是在满足特定时刻存在的需求上的效率，而是它产生的需求和在人们中形成的性格类型。
简而言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当给定一个目标（例如，在预算限制范围内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时，我们会考虑使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它，但奈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而且应该考虑这个目标本身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奈特第三个论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经常引用的、作为衡量对生产活动贡献程度之标准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生产要素的报酬决定理论）并不一定在伦理上是合理的。奈特在此的讨论很复杂，笔者只阐述其最基本的观点：即价格与伦理、人类意义之间没有密切关系。
奈特认为，产品的货币价值与需求有关，但如果这种“需求”是由经济体制本身形成的，那么就不能将产品的货币价值作为经济体制的伦理评价标准。相反，在实际的商品生产和分配活动中，我们应该质疑与需求有关的事实是否符合伦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许多与人们所接受的道德标准相去甚远的情况（例如，一瓶葡萄酒的价值等于一桶面粉的价值）。因此，奈特说4：
在生产活动中利用资源的价值标准是商品的价格，但这与公认的伦理价值有很大的背离。如果现有秩序变得更纯粹的竞争，社会控制的范围缩小，这种背离似乎还会进一步扩大。此外，不受约束的个体主义很可能倾向于逐渐降低而不是改善规范。‘给予人们想要的东西’通常意味着使大众的喜好堕落。……竞争体制根据能力分配产业产品，但只有当正义和力量是同一种事物时，它才是伦理性的。
考虑市场机制的缺陷
以上三点是我对奈特关于市场机制评价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而奈特所著《竞争的伦理学》（译注：收录于《经济学的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虽然与此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也不能忽视其中另一个关于现实的敏锐洞察，即美国已经出现了以竞争性商业活动本身为目标的东西，可以说是竞争游戏。奈特说5：
特别是在美国，竞争性商业和随之而来的将生活视为运动的观点得到了最大的发展，但这里出现了两种德性。更好的德性是胜利，如果这种方法能带来胜利，那么就不需要特别注意如何做到这一点。而更恶劣的德性是在失败后退出并消失，以免变得难看。
然而，奈特对这种竞争游戏能否在伦理上被证明是正当的持怀疑态度。因为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试图将“德性”还原为“谨慎”，将“选择”还原为“利益计算”的观点6。如果这种观点被认可，“伦理学”的存在理由就会消失，当然，奈特不会这样想7。
伦理学是关于在不同类型的生活中做出选择的问题，它假设在不同类型的生活中确实存在选择。否则，就不可能存在类似伦理学的东西。竞争的伦理性质不是由它能激发更多的活动量这一事实所决定的，这只是对所做的事情及其动机本身的伦理性质提出了问题而已。
首先，根据奈特的说法，要成为一个“好的游戏”，需要平衡地组合“能力”、“努力”和“运气”这三个要素，但如果这种平衡严重不足，游戏本身可能会陷入崩坏。因此，奈特说：8
作为衡量真正能力的标准，游戏的结果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不同个体参与竞争的条件是不平等的。此外，运气因素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在游戏中取得公平成功的参与者所承认的──以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可能变得毫无价值。而且，运气因素是累积作用的。这与赌博中运气的一般作用是一样的。在第一场比赛或回合中，运气的效果不仅会随着游戏的进行而逐渐趋向于符合数的法则，而且会在随后的比赛或回合中给第一个成功的玩家带来特殊的好处，这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根据第一次冒险的结果，任何人都可能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或者被置于一个异常困难的环境中。
如果仔细阅读题为《竞争伦理》的论文，就会发现奈特的思想（通常被理解为芝加哥学派的先驱）与弗里德曼之后的芝加哥学派（倾向于市场至上主义）截然不同。总之，奈特的思想是“多视角的”和“适度的怀疑主义”的东西。不顾这个事实，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经济学大手子们仍笔耕不辍地、不厌其烦地将奈特捧为芝加哥学派的源头。例如，乔治·斯蒂格勒回忆写道9：
当我看到弗兰克·奈特时，我能感受到他对真理一心一意的追求，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人们必须侍奉残酷的真理女神，即使它是危险和痛苦的。没有什么强大的权威是不能被挑战质疑的。事实上，即使是天使加百列，如果奈特认为他的哨子需要调整，奈特也会毫不犹豫地明确告诉祂。其时，没有人有能力逃脱奈特那着眼于日常的批判性探究和谬误的揭露。无立场的投机妥协，不可能存在于奈特的学问世界。
自称为奈特门徒的人对其师父思想的理解有多深是值得怀疑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奈特与其门徒不同，他是一个充分认识市场机制作用的思想家，但也同样重视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因此，说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芝加哥学派是建立在将奈特思想进行扭曲之基础上的研究小圈子并不为过，这些人将奈特的名字作为其学派的源头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诡计10。
古典派的“竞争”和“均衡”
话说回来，在前文讲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时，我曾说过古典主义的竞争本义是每个人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将资本自由流动。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所以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在当今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当谈到“竞争”时，通常会从“完全竞争”的定义开始。例如，在曼昆的教科书中，在“市场之中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一章中可以看到以下句子11：
本章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被定义为具有以下两个特征：①所有销售的商品都是同一种商品；②由于存在大量的卖方和买方，因此不存在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单一卖方或买方。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卖方和买方都只能接受市场决定的价格，因此他们被称为价格接受者。
这种意义上的“完全竞争”，是边际革命（原注9）的三重奏（卡尔·门格尔（1840～1921）、W·S·杰文斯（1835～82）、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中，特别是瓦尔拉斯所说的“绝对的自由竞争”的当代版本。在当代，完全竞争市场只适用于像农产品这样的一小部分市场，这接近于经济学的常识，但应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根据完全竞争条件的满足程度，轻松地对竞争形式进行分类。
与完全竞争相距最远的是垄断，其定义如下：只有一个卖家，由该卖家决定价格12。虽然不能达到垄断，但只有少数卖家存在且竞争不太激烈13的情况被称为寡头垄断。最后，如果一个市场内有许多卖家销售略有不同的商品14，则称为垄断竞争。
然后，曼昆开始谈论供需的作用，他说：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市场，但在这里我们将从学习完全竞争市场开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容易分析的。此外，由于大多数市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学习供需的许多结果，也适用于更复杂的市场15。可以说，这种描述方式几乎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共同特征。
然而，在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主义时代，这种关注市场结构并对竞争进行分类的思维方式是不存在的，通过这样的眼光来阅读斯密的《国富论》，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典主义的价值论。这里，我们将以斯密的价值论（第一篇第七章，关于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为例进行说明。
斯密在本章中定义了自然价格（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正常比率或平均比率组成的合计数）和市场价格（由供求决定的价格——斯密使用了“有效需求”一词，其中的“需求”是指愿意支付自然价格之人的需求，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由实际的货币支出所能支持的需求]不同）。斯密认为，即使市场价格因供求情况而暂时偏离自然价格，最终市场价格也会被自然价格所吸引。
在边际革命之后，确立了在英国的正统经济学地位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但按照马歇尔的措辞，斯密的市场价格是假设时间长度相当短的情况下成立的“暂时均衡价格”，而自然价格则是假设时间长的情况下成立的“长期正常价格”。马歇尔解释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供需均衡”（原注10）的框架都是有效存在的，只是根据时间的长短，需求（时间短）和供给（时间长）中的某一个对价格决定有更大的影响16。
然而，正如我们反复提到的，古典主义的竞争最初是指资本在各个行业之间的流动，以追求最大的利润率。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的竞争没有任何限制，我们称之为自由竞争，那么它最终会导致在各个行业建立平均利润率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古典派的均衡。而“自然价格”是指在这个意义上的均衡成立之时的价格。因此，当古典派的价值理论认为市场价格不断被自然价格所吸引，那么他们想到的不是今天所说的完全竞争，而是企业家的盈利活动——关注各个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并让资本自由进出。如果用哈耶克（1899－1992）的措辞来说，这与其称为“竞争”不如说是“竞争过程”。
如果能确切地理解古典主义的“竞争”和“均衡”的含义，那么当你阅读斯密关于作为“中心价格”的“自然价格”的以下文字时，就不应该读成马歇尔的“长期正常价格”：17
因此，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被其不断地吸引着。各种偶然的情况有时会使这些商品价格高于中心价格，有时会稍微低于中心价格，但无论有什么障碍阻止它们落入这种静止和持续的中心，这些价格都会不断地向这个中心移动。
现在以斯密为例，“自然价格”是在平均利润率成立时的价格，与根据日常供需状况不断上下波动的“市场价格”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这一观点也与李嘉图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阻止商品的市场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远远高于或低于其自然价格的因素，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渴望将其资金从不利部门转移到有利部门。正是这种竞争调整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在支付了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力工资以及将投资资本置于其原始效率状态所需的所有其他费用之后，使剩余价值或盈余与每个行业的投资资本价值成正比。
毋庸置疑，古典价值论的核心不是因供需作用而上下波动的市场价格，而是在平均利润率成立情况下的自然价格。因此，李嘉图完全摒弃了商品价格由供需作用决定的观点。让我们听听他的话18：
商品价格完全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比例或需求与供给的比例，这一观点几乎成为经济学中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也是该学科中许多谬误的来源。
然而，在边际革命后逐渐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这个词原本是指马歇尔经济学，但在当代，通常是指遵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中，按照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均衡意味着所有市场都清算的状态，而古典主义的均衡概念（建立了均等利润率的状态）则被摒弃。当然，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之后，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尝试，比如斯拉法（1898年至1983年）的《用商品生产的商品》（1960年）试图将古典主义的价值理论恢复到当代，但遗憾的是，它的影响只涉及学术界的一小部分19。
诚然，平均利润率只有在古典主义的自由竞争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在经济体盛行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当代市场中，即使产业之间存在利润率差距，也有着难以适用的一面。但是，即使自由竞争时代已经过去，当产业之间出现利润率的差距，资本仍有从低利润率向高利润率转移的趋势。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也适用于全球资本主义，资本开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奔波，以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在这方面，我认为田中真晴（1925—2000年）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经济这一术语，意味着以价格（竞争）体系为媒介的再生产，但其视角首先当然是流通和商品的社会地位转换。并且，再生产的规定动机在于资本的利润追求，而资本作为这种运动体的主体即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中是难以看到的。之所以难以看到，是因为流通（市场）本身将做决策的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的内部结构放入了黑匣子。流通和组织的二分法确实有一些优点。米塞斯和哈耶克以catalactics（交换学）、catallaxy（交换制度）为概念，将流通（市场）纯粹化确实有一定道理。然而，市场经济不足以表达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组织）、包括流通在内的再生产整体的结构特征，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复位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因的经济中。这并不是要求全部回到《资本论》。斯密本人就承认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经济运动的核心，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作者实际上继承了这一逻辑。
在本章的开头，我提到了实存的社会主义崩溃后，“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等词取代了“资本主义”，但我说我可能会大量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实际上与这种问题意识产生了共鸣。而且，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它与竞争和均衡的概念是分不开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明显不同。
“理性的傻瓜”
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学术界的中心开始沿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前进，这是在边际革命之后逐渐形成的。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词是稀缺性（瓦尔拉斯自己解释说，其含义是具有效用（原注11）且数量有限20。具有“稀缺性”的事物整体是社会财富），而莱昂内尔·罗宾斯（1898—1984年）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年）更进一步以稀缺性为中心提出了经济学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目的与具有可供选择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科学21。
罗宾斯的定义适用于广泛的各种问题，因此相对较早地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但这里似乎至少潜藏着两个问题。
首先，按照这个定义，可以很容易地在数学上将消费者选择问题明确表述为“预算限制内的效用最大化”，但这种只关注“经济合理性”来捕捉人类行为的经济人模型，后来被阿马蒂亚·森（193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嘲笑为理性的傻瓜。在那里，人们假设人类有一个单一的偏好顺序，当需要时，这个偏好顺序被认为反映了他的利益与福利，概括了他对应该做什么的想法，并描述了他的实际选择和行动。只有一个偏好顺序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确实，在其选择行为中不会表现出矛盾之处这一限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人或许称得上“合理”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关心[偏好、选择、利益、福利等]完全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人一定有点愚蠢（译注：即，经济人模型忽视了这些不同概念的区别）——事实上，纯粹的经济人在社会上接近于愚蠢。但是，直到现在，经济理论仍然被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所占据，他们背负着这种单一的普遍偏好顺序的光环。
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类行为虽然与自身的效用无关，但例如当看到他人受到虐待时，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便采取行动使其停止。这种意义上的基于“介入，Commit”（原注12）的行为，无法被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偏好和选择等同起来）所理解。森的“介入”（译注：即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中严厉指出，理性经济人假设导致当代经济学的贫困）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部分，试图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问题22。尽管这些人的问题意识与奈特不同，但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方式确实激发了那些对经济学和伦理学都有深入了解的人的工作。
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
第二，虽然罗宾斯挑战当时英国正统的马歇尔经济学（以及他创立的剑桥学派（原注13））的热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稀缺性的定义却成为经济学家从实证（positive）的工作转向规范（normative）的工作的绊脚石。
罗宾斯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区分实然（是……的命题）和应然（应该……的命题）。而马歇尔和其他剑桥学派的人虽然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但他们认识到，当进入现实世界时两者是错综复杂、无法分离的。将罗宾斯和剑桥学派的人区分开来的是，后者仍然相信，如果没有实践性，经济学就无法完成其社会使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重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马歇尔、庇古（1877－1959）和凯恩斯（1883－1946）的共同特征。在此，还是从作为学派创始人的马歇尔，在他剑桥大学教授就职演讲中引用一些话吧23：
我们经常看到，希腊人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直面解决了自己时代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样如此重大而繁多。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之间最好的头脑和最好的努力去关切的。如果知识人和大学生学会清晰地思考和研究他们生活时代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够思考他们作为人类所能影响、可以凝聚的力量。那时，他们也许可以发挥明智和积极的作用，消除痛苦，使人不陷入讨乞的境况。人们通过教育自己达到更高的水平，不仅意味着成为更有效的生产者，而且还可以拥有更多关于一切美丽事物的知识，并给予周边更多的关怀。
我最深切地期待着，也想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在作为英才之摇篮的剑桥学习的人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至少提供我们所拥有的最善力量的一部分，以克服我们周围的社会困难，并找出我们能够为每个人提供精致而高尚的生活所需的物质手段有多远、有多少。我决心在我们完成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之前不要放松懈怠，而以冷静的头脑，怀着温暖的心情，走出校园步入世界。虽然我的才能贫乏，力量有限，但我还是希望尽我所能为之贡献。
虽然并不是说，罗宾斯否定了与“实践”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但至少可以说，《论经济学科的性质和意义》对经济学人（尤其是经济理论家）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朝着排除价值判断、追求经济学的“纯粹性”而不是“实践”的方向发展。这一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理论的显著发展，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经济学家应对现实中的紧迫课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放弃了“实践”，但即使是现在，那些在经济理论领域表现出卓越才能的人，似乎也与那些志向“实践”的经济学人划清了界限。马歇尔看到那些不重视“理论”和“实践”之间紧张关系的经济学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已经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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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注33： Ｄ・リカードウ『経済学および課税の原理（上）』羽鳥卓也・吉澤芳樹訳（岩波文庫、一九八七年）一三三ページ。
- 原注36： 田中眞晴「市場経済のターミノロジー」（田中眞晴編著『自由主義経済思想の比較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七年所収）三二八～三二九ページ。
- 原注39： アマルティア・セン『合理的な愚か者』大庭健・川本隆史訳（勁草書房、一九八九年）一四五～一四六ペー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