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复杂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那样，女性的地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埃利诺·马克思与爱德华·艾弗林（埃利诺是马克思的小女儿、无产阶级妇女活动家）。
在分析社会的阶级结构时，“女性问题”通常会被忽视。这是因为，一方面，阶级通常由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规定；另一方面，女性不被认为与生产资料有任何特殊关系。这个分类似乎贯穿所有阶级；人们谈到女性时，既指工人阶级的女性，也包括中产等其他阶级的女性。女性的地位显然低于男性1，但对这种状况的分析通常会陷入讨论社会化、心理学、人际关系或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的作用2。这乱花丛中谁是首要因素？在论证女性次要地位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时，我们可以证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与生产资料有明确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与男性的关系不同。个人和心理因素由这种与生产的特殊关系产生，而后者的改变将是改变前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3。如果女性与生产的这种特殊关系被接受，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就会自然融入社会的阶级分析中……
首先要做的不是全面检查女性的二等地位，而是说明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中规定“女性”群体的物质状况。我们熟悉的具体上层建筑就建立在这些状况之上：
商品……与为自己消费相反，是为在市场上交换而制造的产品。每件商品都必然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它必然有使用价值，否则没有人会买它。……对任何人都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将永远不可能卖掉，将构成无用的生产，也将在实际上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它没有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并不必然具有交换价值。只有当生产商品的社会本身建立在普遍交换之上时，它才具有交换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已经充分发展。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商品生产占物质生产主要部分的社会。不过，也并非资本主义的所有生产都是商品生产。有两类生产依然保留着简单的使用价值。
第一类包括农民生产的一切供自己消费的东西，一切在生产它的农场被直接消费掉的东西……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类产品不是商品，而是简单的使用价值，包括所有在家里生产的东西。尽管在这种家庭生产中投入了大量人力劳动，但它仍然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每一次煲汤或在衣服上缝制一个纽扣，都构成了生产，但它不是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4
就数量而言，家庭劳动——包括照顾儿童——构成了大量社会必要生产劳动。然而，在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它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它在贸易和市场之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前资本主义的。将家务劳动作为“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职能，意味着这一群体与生产的关系确实不同于“男性”群体。那么，我们暂且把女性定义为在与家庭有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使用价值的那部分人……
女性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就在这种对女性的定义中找到了。在一个由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中，女性是在货币经济之外工作的群体。她们的工作不值钱，因此没有价值，因此甚至不是真正的工作。而从事这种无价值工作的女性本身，也很难被期望与为钱工作的男性一样有价值。从结构上看，最接近女性状况的是或过去是同样在商品生产之外的人，比如农奴和农民……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在新资本主义下，家庭中的工作已经大大减少。即使这是真的，它在结构上也是不相关的。除了可以雇佣别人来做这些工作的富人外，大多数女性在照顾家庭、丈夫和孩子方面依然有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必要劳动。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这种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工作可能需要每周15到20个小时；对于一个有小孩的妇女，最低限度工作可能是每周70或80个小时5。（将抚养孩子视为一项工作，或许有人会有异议。但当这项工作涉及交换价值，即当工作由保姆、护士、儿童护理中心或教师完成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劳动的参与，即使用价值的产生。一位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的管家，他就减少了国民收入，因为他给她的钱不再被算作工资。）要将家务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是花费不菲的；对低收入家庭来说，那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在任何情况下，家务劳动在结构上都是一样的——不过是私人生产的问题……
作为经济单元，核心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支宝贵的稳定力量。由于丈夫—父亲的收入要支付在家里进行的生产，他在市场上摸鱼的能力大大降低，甚至连跳槽的灵活性也受到限制。女性被剥夺了在市场上的积极地位，对其生活状况几乎没有控制权。同时，她在经济上的依赖也被反映为情感上的依赖、顺从和其他“典型的”女性人格特征。她变得保守、怯懦、安于现状。
此外，这样的家庭结构还是个理想的消费单元。但这个在女性解放文学中被广泛注意到的事实，不应被理解为它的主要功能。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家庭应主要被视为家务和育儿的生产单元。
女性在经济的工业部门中工作的历史，仅仅取决于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她们作为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发挥作用。当劳动力稀缺时——早期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等时期——女性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时——如现在的新资本主义——女性成为过剩劳动力，但是由她们的丈夫而非社会对其负担经济责任。在劳动力过剩时，“家庭主妇崇拜”就会出现，并被用来把女性从市场经济中引导出来……
无论何时，家务劳动都是女性的责任。当她们在外面工作时，必须以某种方式同时完成外面的工作和家务，或由她们监督代为做家务的人。女性，特别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如果在外面工作，相当于在做两份工作；只有在不影响履行在家里的首要责任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队伍……
平等获得家庭以外的工作，虽然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其本身不足以实现女性平等；只要家庭中的工作仍是私人生产的事务，仍是女性的责任，她们就只能承担双重工作负担。
根据上述分析，女性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将现在作为私人生产的家务劳动转化为公共经济中的工作6。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抚养儿童的责任不应再仅仅落在父母身上。社会必须承担起对孩子们的责任；女性与儿童对丈夫—父亲的经济依赖必须终止。在家庭中进行的其他工作也必须改变——例如社区食堂和洗衣店。当这些工作被转移到公共部门，歧视女性的物质基础将不复存在。
这些只是先决条件。女性地位低下的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根除。但是，一旦产生和支持这种想法的结构被改变，如此一来，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望取得进展……
将女性留在家中的必要性，来自现行制度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女性从事的无偿劳动量非常大，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这非常有利可图。即使按最低工资标准给女性的家务劳动支付报酬，也将意味着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目前，养家糊口是对工资劳动者的一种隐性税收——支付给他的工资购买的是两个人的劳动力。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即经济是否能够扩张到足以使所有妇女作为正常就业的劳动力工作——这将给家务劳动的资本化带来压力——只有在新资本主义当下已实现的经济扩张和全面战争动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资本化充其量只能给女性赋予和大部分男性相同的有限自由。不过无论如何，这不意味着女性应该暂缓主张免于歧视的自由。女性的地位存在物质基础；我们不仅在被歧视，还在被剥削。当下，如果整个系统要正常运行，我们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必不可少。挑战自身社会角色的女性所施加的推动力，将会减少这种剥削……
（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