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经济学史——追溯经济理论诞生的经纬》
作者简介见文末。
译者序：在笨人就读经院时，因专业方向是财政学所以没上经济学思想史的专业课，但业余想读读，看见欧美教科书翻译的大部头，又读不下去；最近找了找日亚上日本学者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感觉易读性不错，拿来做翻译性学习的对象，东洋对冲西洋也是个视角补充，希望能对和我有“同感”的学人有所助益。
译者本章感想：从亚当·斯密开始讲并强调了其伦理面向，能让PPE的哲学和政治学的思想也能在这个场域里有些话语介入的可能。sympathy，笨人追随日译翻为同感，与更具有道德价值的同情（compassionate）区别。
1.绪论
本章讨论的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在哲学和政治学中，所谓“古典”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然而，经济学将18世纪亚当·斯密的著作把握为经济学的原点即“古典”。的确，在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与道德和宗教问题相分离、把捉经济过程的独特机制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
然而，当时经济学并没有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学科（Science）。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经济学认识发生了变化。经济学涉及的领域是“世俗（通俗）的”问题（Hume 1752，第211页），不被视为是“学问（Science）”的对象。在中世纪的传统定义中，学问·学科是指能够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的对象领域，但经济学所涉及的人们的生活却偏离了这一领域。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认为，即使是世俗的对象，只要知晓“事物的一般发展”，就可以从中提取出一般原理（Hume 1752，第211页），休谟的观点对于经济学发展为学科的认知及其体系化做出了贡献。休谟之后，经济学的发展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为起点的（小林 1976）。
经济现象有其自身机制这一发现的迟缓，导致了将经济学认知为一门学科的迟缓。这种经济机制的发现，必须要等到18世纪后期重农主义的出现。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弗朗斯瓦·魁奈在1758年的《经济表》（Quesnay 1758）中创建了一个图表，显示了农产品如何在地主、手工业者和农民·耕作者之间循环，从而成为经济循环的发现者。经济循环是以物质的流通和循环为中心的经济自律机制。这种自律性机制的发现，为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斯密在重农主义的影响之前就已经构思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但他受到了重农主义特别是其中经济循环这一观点的影响。斯密的《国富论》（Smith 1776）在把握经济现象的独特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体系层面、理论层面上成功说明了经济现象，为经济学确立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诚然，休谟和魁奈也有经济理论，但在解释世上经济现象的全面性和体系性方面，不如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斯密的经济学被后来的经济学者所继承。就这样，经济学以斯密为起点发展起来。因此，斯密被称为“古典派”之祖龙。
2.休谟
在谈到斯密之前，让我们先谈谈休谟的经济学说。休谟和斯密都在18世纪的苏格兰出生和长大。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实现了国家统一。从那时起，苏格兰的经济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在格拉斯哥大学等学院，也出现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各种学术的创新和发展。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休谟和斯密是这场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在经历了苏格兰南部（罗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知道北部（高地）仍然处于以畜牧业为中心的经济落后状态。即使在同一个苏格兰，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异，这让他们对人类境况的差异以及如何改善境况产生了关切。就这样，两人都钻研了经济学。休谟比斯密稍早一点在知识界活跃，与斯密有着不同，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学贡献。这就是对货币数量理论之正式形成的贡献。
货币数量理论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货币数量与名义价格成正比，即货币数量增加时名义价格也会增加，货币数量减少时名义价格也会减少。货币数量学说本身在休谟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休谟对其规范化[定式化]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货币数量理论，是指排除对实际经济的货币影响意义上的货币之中立性，后来这被认为是古典派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虽然在长期内，休谟承认货币的中立性，但在短期内，他的立场是承认在一国之内增加的货币（在不循环的一段时间内）会导致特定产业的活跃振兴（连续影响论）。
与货币数量论构成表里一体的是，工资[地金]的自动调整论。如果出口增加，国内货币量就会增加，这会导致物价上涨，从而导致劳动力工资增加。这样，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就会下降，最终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从而导致出口下降。就这样，出口的增加就会带来出口的减少，因此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在理论上否定了重商主义时代常见的贸易差额理论[1]。重商主义与17、18世纪欧洲国家之间为争夺贸易支配权而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休谟认为，羡慕其他国家的贸易繁荣、从而开启纷争战端，是出于不合理的“贸易嫉妒”情绪。“贸易嫉妒”也有着贸易差额论的原因，该理论试图最大化本国的贸易顺差。
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了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同时也否定了以此为依据的“贸易嫉妒”。与此同时，休谟的这一立场也可以被解读为低工资的落后国家正在追赶高工资的发达国家。对此，约西亚·塔克（Josiah Tucker: 1713－1799）注意到，尽管工资很高，但以英格兰的伯明翰为中心的地方金属工业仍然蓬勃发展。工业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熟练工匠等优势，有着落后国家不能轻易追上的优势。此外，休谟还肯定了奢侈品。奢侈品刺激了人类的获得欲望，最终导致生产和劳动的增加。这一立场在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中也有体现。曼德维尔认为，个人的欲望追求活动（私恶）会带来诸如需求的刺激这般的经济利益（公益），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休谟的奢侈品观点，也将占据18世纪欧洲关于奢侈品在经济上是否好或在道德上是否坏的数次“奢侈品论争”的一部立场。
3.道德哲学家斯密的诞生背景
斯密被誉为古典派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斯密本人将《国富论》视为自然法学体系的一部分。
所谓自然法，是以各国法律（实在法）为基础的普遍法律，其基于超越国族边界的人民的共同方式。17世纪上半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将自然法确立为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基础。霍布斯生活在英国的清教革命[清教运动，又称反国教运动]时期，当时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被处决，君主制被暂时废除。霍布斯认为，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个人在没有共同裁决者的情况下单方面主张自己的政党性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于是，他在承认共同权威的契约（社会契约）中找到了国家的起源。
然而，这个想法有一些缺点。首先，关于社会契约本身是否真的存在这一疑问，休谟和斯密在此意义上批评社会契约是空想的。霍布斯认为，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人类无法拥有共同的社会规则，只有遵循共同的统治者决定的规则才能确保正义。这种主张剥夺了人们作为正义之正确与否的判断者的权能，并导向了无论如何也要绝对服从的正当性。
自然法学体系作为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学说，是道德哲学（它追求人类——作为生活在包含国家在内的社会之中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一部分，而在斯密的思想之中，《道德情操论》（Smith 1759）是其自然法学体系的基础。《道德情操论》的课题是继承霍布斯关于个人是社会概念的起点（水田，1954年）的同时，表明在国家维度之外、人们可以自发地共有／分享正义的思考。在这方面，斯密受到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时的导师哈奇森的影响，哈奇森认为人类拥有自己的道德能力（道德感觉）。但与哈奇森不同的是，斯密并没有设想（人类）有一种独特的道德能力即道德感觉。斯密的课题是，说明人们能够判断关于社会正义的正确与否，而不依赖于国家或道德感觉。
4.《道德情操论》的世界
《道德情感论》的出发点是人类的同感（sympathy）。同感一般是指对他人的共情，但在斯密看来，同感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等道德上的东西，而是指更根源性的人类本质。也就是说，就像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感情代入一样，即使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能代入到他人的身体，这就是斯密的同感。这并不意味着“学会为他人多着想”的说教，而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特别意识到、但有在做的事情。
人类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立场（想象中的立场交换），如果感到自己也会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就会同感，否则就不会同感。在同感中，一个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无论结果如何，从何种动机出发、动机是否正当将成为（行为是否道德的）基准。休谟认为道德在于行为结果的效用（这引向了功利主义），而斯密认为道德在于行为之动机的是非评判。
另一方面，自己也经常被别人评判自身行为的是非。因此，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得到他人的认可，并采取可能会得到他人的同感的行动。在同感他人和被他人同感的反复过程中，人们会培养出能够得到他人同感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具体来说，是指示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正义，是指示应该做什么才能受到赞扬或谴责的道德。然而，正义与其他各种美德不同，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东西。对于慈善行为，即使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去做，也不会导致社会崩溃，但正义的规则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遵守的。否则，犯罪就会被放任不管，人们也就无法生存于这种社会之中了。因此，人们会因为正义被侵犯而感到愤慨。对于（一般的）道德规则的侵犯，则不至于带来如此这般的愤慨感情。与正义被侵犯相伴随的愤慨，也带着其侵犯者应该受到惩罚的感情。正是这种惩罚感情，成为了依据法律去执行正义的源泉。
所以斯密认为，即使没有慈爱心、社会也会成立，但正义对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没有慈爱之心只要有正义社会就能存续下去——因此在《国富论》中，以正义的维持为前提，即使没有对他人的慈爱之心、而是基于利己之心，作为经济根基的商品交换和买卖也是可以成立的。斯密论述道：“我们欲求吃饭，不是出于肉店、酒铺和面包店的慈悲心，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所呼吁的不是他们对人类的爱，而是他们的自爱心（Smith 1776，日译（1）39页）。因此，斯密的人性论曾被认为是自私的，认为他是一个只考虑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然而，今日的许多研究者强调，斯密并没有贬低与利己心无关的那些美德。相比于遵守规则，斯密将美德和自我约束等人们自愿遵守的道德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之所以说慈爱心不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正义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正义为前提的）利己心作为交换的基础——这是为了区别个人的伦理（虽然没有社会全员遵守的必要，但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之理想是重要的）与（社会全员有必要遵守的）道德及其行为。
而且本来，利己心也不一定是反社会的，而是基于他人的同感。在《道德情操论》中，“谨慎”是一种合理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美德，也是人们同感的对象。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即使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也会对之称赞。相反，人们会谴责通过排挤他人来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社会意义上适切的利己心，是以他人的支持为前提的。就这样，斯密表明，《国富论》将其基础置于合乎理性的经济行动，而支撑这个经济世界的人类行动的动机，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调整了的结果。但斯密也指出，欺骗在其中也起了作用。野心勃勃的穷人之子，感叹富人的生活被高档的用品所包围何其舒适，希望自己也能站到这样令人倾羡的位置上——一边“为自己憎恶的人服务，为自己鄙视的人折腰”，一边勤奋工作。斯密认为，即使这种“地位所造就的空虚与徒劳的各种歧视”在重病与死亡来临之时会令人感到万事皆空，然而“自然正是这样欺骗了我们，却成为一桩善事。激发人类的勤奋并使之不断运动下去的，就是这种欺骗”。（Smith 1759，16、17、20、22页）。
5.《国富论》中的人与社会
对于他人的同感，也包括他人各自努力工作并追求自己的利益。此外，对于被他人认可的承认欲求，也支撑着经济行为。而这些都建立在遵循正义（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之物）的基础上。如此，在《道德情操论》中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就被《国富论》中人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行为所反映和重新定位。
维护正义，是保护生命和财产所不可或缺的，对斯密而言也是维持社会的核心所在。其中，保护生命·身体是一个跨时代的普遍性要求，但仅凭这一点，人们无法获得生活所需的东西。获得生活所需的东西就需要财产／财富，但财富的形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斯密弄了一个四阶段论，将社会分为四个阶段其中之一：①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几乎没有财富的狩猎社会；②家畜作为财富出现、并产生出保护其的政府的畜牧·游牧社会；③农业被发明出来、并使土地成为财富的农业社会；④经济发展最丰富的商业社会。其中，前三个阶段是斯密之前的自然法学者提出的，为的是说明随着财富的产生、以保护财富为目的之国家才产生了。然而，斯密认为，在财产于其中出现的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人们被迫不得不通过掠夺·暴力、或者“大恩大德”（伴随着对于教会和统治者的人身依附）来获得生活所需的东西。
而斯密所发现的最后阶段的商业社会，是分工充分发展了的阶段，其划分标准不是以国家的有无、而是以“富裕”来判断的。商业社会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人类才能够第一次不依赖于暴力掠夺或人身依附、而充分地获得生活必需品。
6.《国富论》的背景
《国富论》当然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8世纪，欧洲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不仅包括欧洲内部的贸易，还包括印度和美国。大量的烟草、糖、咖啡、茶、棉花等被大量进口（欧洲），而武器和生活用品则被出口。西印度群岛上，糖业的大规模种植园，使英国和法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也伴随着从非洲买卖奴隶作为种植园劳动力的残忍）。此外，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消费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被开发出来。经济活动的此种发展，正是《国富论》的背景。
然而，18世纪的欧洲仍然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人们经常将《国富论》诞生的背景归因于工业革命，然而在18世纪，尽管引发了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主要发生在英国，但这种技术革新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中广泛普及。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程度。
18世纪中叶也是一个战争时代。战争经常爆发，例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和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特别是七年战争之规模，以英法对抗为中心，战火燃烧到了印度和北美。国际法无助于防止战争，名存实亡。斯密认为，七年战争[的爆发根源]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斯密称之为重商主义）——即其他国家的繁荣和本国的繁荣是不相容的，只有把其他国家踢下去才能使本国繁荣。相比之下，斯密的经济学试图表明，其他国家的繁荣和本国的繁荣是相容的，通过自由贸易扩大市场可以实现共存共荣。斯密这一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与重商主义将基础架设在要么夺取别人的利益要么被别人所夺取的静止状态上不同，斯密的经济学确立了能够实现互惠繁荣的经济增长。于是，斯密的经济学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战争世纪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7.分工与市场
《国富论》通过分工阐述了商业社会的富裕之原理。一个国家的商品，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效率]和从事于有用之劳动的人口比例。其中更具有重要性的劳动生产力[之高低]，是取决于分工。例如，在制造扣针的情况下，与其让每个工人自己完成扣针的所有零件，不如将其分成各个工序，由每个工人进行简单的工作，这样生产效率会大幅提高（作为工场内部工序分化的工场分工）。进一步，与其每个人都自给自足，不如专注于特定的工作，而从别人那里购买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样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量就会大大提高（作为职业分化的社会分工）。
但是，分工只有在市场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特定商品的市场规模越大、其特定的细琐作业作为独立工作的余地就越大，分工也随之发展。
在这个市场中，人们通过商品交换来生活。商品是劳动的产物，人们以投入其中的劳动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人们通过购买商品，获取的是因其可省去的辛劳。
然而，商品的实际价格是由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当需求过剩时，供应商会提高商品价格。而当价格上涨时，需求会减少，供需差异则缩小。相反，当供应过剩时，供应商会降低商品价格。当价格下跌时，供应会减少，供需差异也会缩小。这样，供需就会被价格所调节（价格的自动调节机制），价格会稳定在供需匹配的点上（均衡）。即使政府不进行调整，市场上的供需也会被调节——这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市场的均衡和市场机制的发现对后世的经济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密认为，市场价格最终会趋于自然价格，而自然价格的基准是由劳动力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决定的（从社会中一般的生产体制来考虑，这即是原本适切的价格水平）。
市场上的商品生产，归根结底是由资本家获得原材料和机器、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向地主支付地租来进行的。资本家需要预先的储蓄来支付这些款项，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斯密的经济学中，货币就这样变成了作为生产单位[资料]的资本。
整个社会中资本的增减影响着经济增长。只有存在着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分工，而分工又能提高劳动的生产率。
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资本积累的存量大小，而是资本是否在增长。导致劳动力工资增长的，并不是国家财富的实际规模，而是财富的持续增长。在此，国家财富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劳动产品之总和。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话，就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长期停滞，即使国家财富很多，劳动力工资也不会上涨。因为就业劳动者的数量需求很容易被满足。
随着资本的增加，竞争会加剧，工资会上涨，而利润会下降。但这证明了资本正在向这个行业聚集并繁荣发展。斯密锐评，商人将利润下降当作产业衰落的证据来抱怨是错误的。
社会存在着一个正常的平均利润率。繁荣会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但最终，追求高利润的资本聚集过来，利润率会下降。相反，低利润率会导致资本撤离，那么利润率也会上升，最终资本也会回归。如果消除自由经济活动的障碍，比如产业进入规制（行会之类）和关税，社会自然会自动调整并成功。自由的经济活动也包括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本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基于自由贸易的互惠繁荣成为了可能。但斯密也强调了政府在建立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并非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
8.经济增长的顺序与国家的作用
接着，斯密在《国富论》的“阐释经济增长的原理”一章中指出，土地的剩余产品是制造业／手工业发展的原因。因此，资本投资的自然顺序首先是农业，然后是手工业，最后是对外贸易。但在现实的欧洲，这一顺序是反过来的，斯密锐评这是历史上欧洲经济增长滞后了的原因。
此外，斯密还论及了经济与国家的关系——斯密谴责了利用国家这一手段进行的经济干预（重商主义），如贸易保护、垄断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关于国防，斯密认为在商业社会中，大家都很忙、无法承担军事职能，因此需要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来进行国防。关于司法，斯密锐评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公共事业方面，斯密主张道路和河运的建设，应该通过让这些设施的建设者在一定时间内收费来鼓励建设。关于教育，斯密指出，在商业社会中，作为分工的结果，劳动者将专注于特定的细小作业，他们往往会失去作为社会成员和公民所必需的能力（边缘化），因此在此之外的教育是必要的。
关于税收，斯密解释了税收的四项原则：（1）按能力分摊纳税；（2）纳税时间、纳税方式和金额必须是确定的，而不是任意的；（3）以纳税人认为最方便的时间和方式征税；（4）尽量减少征税成本。
斯密的经济学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主义”——这是很多教科书的定义，但今天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斯密主张政府以低廉的费用帮助人们接受教育，显然他并没有贬低政府作用的意思。
然而，如果说他对国家的作用有什么警惕的话，那就是战争。斯密认为，比起个人的浪费，战争的费用和兵力的动员更加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阻碍因素。四面环海的英国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拥有太多土地，但七年战争暴露了英吉利人对于美洲殖民统治的加强以及向殖民帝国的发展意向。斯密写道，英国在世界上广布殖民地的“帝国梦想”，与其说有更多的利润，不如说闹麻了费用，“应该放弃这种计划”（Smith 1776，日译（4）359页）。斯密承认战争在国防方面的作用。然而，在当时过度的战争狂热的背景下，存在着通过殖民统治寻求本国利益的思潮。《国富论》则要求政治家和国民改变这种想法。
9.总结
斯密的《国富论》，其立场可以说是古典派经济学的源头。不仅如此，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之不同的现代经济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密本人将《国富论》中的经济学，定位在了道德哲学体系（以《道德情操论》为前提的关于人与社会的思考）之中。道德哲学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经济学从其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斯密的经济学研究逐渐变得从关于人类·社会的考察（斯密的经济学以为前提）分离开来、单独考察其经济学。正因如此，反过来去考虑人类是什么样的存在、从相互交流中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规则、这是如何成为经济的前提——在这方面，斯密在当代仍然可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重新评价斯密的动向。
参考文献
Hume, David（1752）Political Discourses, A. Kincaid and A. Donaldson（ヒューム、デビッド著、田中敏弘訳『道徳・政治・文学論集』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年）。
Quesnay, François（1758）Tableau économique（ケネー、フランソワ著、平田清明・井上泰夫訳『経済表』岩波文庫、2013年）。
Smith, Adam（1759）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 Millar, A. Kincaid, and J. Bell（スミス、アダム著、水田洋訳『道徳感情論（上）（下）』岩波文庫、2003年）。
Smith, Adam（1776）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スミス、アダム著、水田洋監訳、杉山忠平訳『国富論（1）～（4）』岩波文庫、2000－2001年）。
小林昇（1976）『小林昇経済学史著作集Ｉ 国富論研究（1）』未來社。
水田洋（1954）『近代人の形成――近代社会観成立史』東京大学出版会。
作者简介
野原慎司
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准教授。1980年生まれ。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博士（経済学）。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講師などを経て、2018年より現職。
沖公祐
香川大学経済学部教授。1971年生まれ。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博士（経済学）。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助手、香川大学経済学部講師、同准教授などを経て、2014年より現職。
高見典和
首都大学東京（2020年4月より東京都立大学）経済経営学部准教授。1980年生まれ。大阪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博士（経済学）。早稲田大学政治経済学部助教、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専任講師などを経て、2018年より現職（本データはこの書籍が刊行された当時に掲載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す）——このテキストは、tankobon_hardcover版に関連付けられていま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