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将大力批判的第三世界概念并非是中国语境下的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是苏修美帝、第二世界是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国家），而是更早版本的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按意识形态划分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三世界是尚未进入前两者的亚非拉国家）；
译者想提醒的是，该文原作者虽然大喊不要概括不同地域与社会条件下的女性处境，声称对于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普遍化描述是一种后殖民话语&西方文化霸权云云，然而自己却忽视了在西方自身的女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不缺乏有色族裔妇女和性少数妇女的参与，人家在运动之中、在街头之上，这原作者说的好像这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只是白人的贡献似的。
其次，原作者主张的那种谨慎的、特殊化的策略，很容易滑向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妥协投降。第二波中对于第三世界妇女苦难的关注，主要目的是唤起先进妇女对于贫困女性以及所有弱势者的普遍解放之关注，这原作者忽视主要方面、硬要说女性主义者先驱的关切是在视奸、矮化第三世界妇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本来具有解放斗争潜力的国际主义妇女大团结，经由这潜藏在女性主义阵营里的“奸细”通过迫真话语发明、挑拨了不同族裔妇女间的特殊性与矛盾，给大大破坏了呢？真正的具体性，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上的，而不是无休止的“话语发明=斗争”，正如原作者蹩脚地引用马克思关于19世纪法国小农（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他们无法代表自己”那样，现在是让受压迫的妇女基于新的物质技术条件、自己去生产表达自己受剥削压迫的政治经济学（诉苦！），而不是被原作者主张的什么文化“特殊性”给掩盖过去了。
原文导读：这是一篇向美国女性主义者介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标志性文章。莫汉蒂的目标是解构和拆除在许多第一世界全球女性主义话语中所发现的特权和族群中心主义。她特别批评了弥漫在这些话语中的本质主义，即西方女性主义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复合的概念，即“第三世界女性”是一个具有相同兴趣和欲望的群体，而不管她们的实际阶级、民族或种族位置如何。她认为，这种“第三世界女性”的同质构建经常暗示她们贫穷、无知、受传统束缚和受到压迫的侵害。她们没有明说，但在这里已经预先假设，第一世界的女性相比第三世界女性，是受过教育和现代化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有控制权，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这种二元话语不仅“对第三世界的女性采取了父权家长式的态度”，而且还将第三世界的女性贬低为受害客体，“剥夺了她们的历史和政治能动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杂志《Off Our Backs》这一SP版的《Off Our Backs》题为“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者会面”，封面上的女人表征了莫汉蒂认为被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了的所谓贫穷、受害的第三世界女性。
任何对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建构的讨论都必须同时涉及两方面：对霸权性的“西方”女性主义的内在批判和制定自主的、有地域性的、有历史性的、有文化基础的女性主义关切和策略。第一个项目是拆分和解构，第二个是建造和建构。这两个项目看起来是矛盾的——一个起消极作用，另一个起积极作用，除非它们同时进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面临着被主流话语（右派和左派）和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边缘化或区隔化的风险。
这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个研究。我希望具体分析的是，在最近的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文本中，“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的产生。我想在这里引用的殖民的定义是一种话语上的定义，通过特定的分析范畴，关注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的某种挪用和编纂模式，这些范畴被用于以美国和西欧的女性主义利益为参照的特定写作主题中。如果阐释和理解“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勾勒出它如何抵抗和对抗我所说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那么分析西方女性主义中对“第三世界”女人话语的建构是重要的第一步。
显然，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和政治实践在其目标、兴趣和分析上既非单一也非同质。然而，从“西方”（在其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中）作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参照的隐含假设中，可能追溯到效果的一致性。我提到“西方女性主义”，绝非有意暗示它是一个单一的概念。相反，我尝试去提请人们注意作家所使用的各种文本策略的相似效果，这些策略将他者编纂为非西方的，从而（含蓄地）将自身编纂为西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使用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这一术语。类似的论点也在非洲或亚洲城市的中产阶级学者创作的关于ta们的农村或工人阶级姐妹的学术著作中提出，ta们在这些著作中将自己的中产阶级文化作为标准，而将工人阶级的历史和文化编纂为他者。因此，尽管这篇论文专门关注我所说的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但我提供的批评也涉及到第三世界学者采用相同的分析策略来书写ta们自己的文化。
在最近的女性主义和左翼作品中，“殖民”一词已经用于指代各种现象，这至少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从作为传统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剥削性经济交换的分析价值(特别参见同时代的理论家，如巴兰1962，阿明1977和冈德弗兰克1967)，到被美国的有色族裔女性主义者用以描述霸权性的白人女人运动对她们的经历和斗争的挪用(特别参见莫拉加和安扎尔杜瓦1983，史密斯1983，约瑟夫和刘易斯1981，莫拉加1984)，“殖民”被用于描述从最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到一种关于所谓“第三世界”1的特定文化话语生产的方方面面。无论其作为解释结构的使用多么复杂或有问题，殖民几乎无一例外地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关系和对有关主体的异质性压制——往往是暴力的。
我对这些著作的关注源于我自己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辩论的牵连和投入，以及形成跨越阶级、种族和国家边界的政治联盟的迫切政治需要（特别是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时代）。下述讨论的分析原则有助于分裂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并且限制全世界范围内的西方女性主义者（通常是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主义者和有色族裔女性主义者结盟的可能。这些限制在建构问题的（隐性共识）优先次序上是明显的，显然所有女人都应该围绕这些问题组织起来。在女性主义学者和女性主义政治实践与组织工作之间的必要、整体的联系，决定了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著作的意义和地位，因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像其他大多数类型的学术研究一样，并不仅仅是关于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它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实践和话语实践，因为它是有目的和意识形态的。最好将其视作一种针对特定霸权性话语（例如传统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的干预模式，它是一种驳斥和抵制古老的“合法的”和“科学的”知识体系之总体性的政治实践。因此，女性主义的学术实践（不论是阅读、写作、批判还是文本）都被铭刻在权力关系当中，这些权力彼此对抗、抵制，甚至可能暗中相互支持。当然，不可能存在与政治无关的学术研究。
“大写女人”——通过不同的表征话语建构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复合的他者（Other）——和“女人”——其集体历史的真实的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女性主义学术实践寻求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作为历史主体的女人和被霸权性话语生产出的女人形象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种直接身份的关系、一种对应\映射关系，或一种简单的暗示2。它是一种由特定文化建立的任意关系。我想表明的是，我在这里所分析的女性主义写作，在话语上殖民了第三世界女性生活的物质和历史异质性，从而生产出和重新呈现出一个复合的、独特的“第三世界女性”——一个看似被任意构造的形象，但却带着西方人文主义话语的标志性特征3。
我认为，一方面是假设特权和国族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是在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对西方学术研究之于“第三世界”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女性著作的特点。以跨文化的、单一的父权制或男性统治的概念来分析“性别差异”，会导向一个类似的、简化的、同质化的概念的建构，我称之为“第三世界差异”，这种稳定、非历史的事物显然压迫着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甚至所有女人。正是在产生这种“第三世界差异”时，西方女性主义对这些国家女人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进行了适应和“殖民”。正是在这种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的话语同质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权力在最近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得到行使，而这种权力需要被定义和命名。
我关注的第一个分析假设，涉及“女人”这一范畴相对于分析中心的战略位置。假设女人是一个已经被建构的、具有共同兴趣和欲望的集群，而不受阶级、国族或种族地位，或矛盾的影响，意味着一种性别差异甚至父权制概念可以普遍地或跨文化地应用。第二个分析性的预设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是明显的，以非批判性的方式提供了普遍性和跨文化效度的“证明”（这一分析的语境可以是从亲属关系结构和劳工组织，到媒体表现的任何东西）。第三个是在方法论和分析策略之下的一个更具体的政治预设，即它们所暗示的权力和斗争模型。我认为，作为上述描述的两种分析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框架——的结果，将女人假设为一个受压迫群体的同质化概念，反过来生产了“普通的第三世界女人”的形象。这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女人，由于其女人的性别（即，性别限制）和她的“第三世界”身份（即，无知的、贫穷的、未受良好教育的、被传统绑缚的、乐于操持家务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等等），基本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认为，这与西方女人（含蓄的）自我呈现形成对比，她们受过教育，是现代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有控制权，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
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呈现和其自我呈现之间的区别，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家庭主妇的“维持”职能和雇佣劳动的真正“生产”职能之间所做的区分是一样的，或者是发展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描述，即与第一世界的“真正”生产活动相比，第三世界从事“原材料”的生产。这些区别建立在某一特定群体具有作为规范或参照物的特权的基础上。从事雇佣劳动的男性，第一世界的生产者，以及，我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者有时会用“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我们’”来描述第三世界女性（米歇尔·罗萨多[1980]的术语），所有人都将自己建构为这种二元分析中的规范参照物。
“女人”作为分析的范畴，或者：我们都是在挣扎的姐妹
通过把女人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我指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样性别，不分阶级和文化，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分析过程开始之前就被确定为一个同质群体。这是许多女性主义话语的特征。女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同质性不是基于首要的生物学本质，而是基于次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普遍性。因此，例如，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女性主义分析中，女人都被描述为一个基于共同压迫的单一群体。将女人捆绑在一起的是她们所受压迫的“同一性”这一社会学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作为话语建构的群体的“女人”和作为自身历史的物质主体的“女人”之间发生了一种省略。因此，女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话语共识的同质性，被误认为是历史上女人群体的特定物质现实。这导致女人一直是一个已被建构的群体，被女性主义的科学、经济、法律和社会学话语贴上了“无力”、“被剥削”、“性骚扰”等的标签。（请注意，这与性别话语中女人是软弱的、情绪化的、有数学焦虑等的标签是十分类似的。）这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揭示在特定背景下构成特定女人群体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特征。相反，它是通过寻找各种“无能为力”的女人群体的案例来证明一个普遍观点，即女人作为一个群体是无能为力的。
方法论上的普遍主义，或：对女人的压迫是一种全球现象
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西方女性主义著作，采用了多种方法来显示男性统治和女人受剥削的普遍跨文化运作，我总结与评判了下述三种方法，从最简单的过渡到最复杂的。 首先，使用一种算术方法提供普遍主义的证明。这个论点是这样的：戴面纱的女人越多，对女人的性别隔离和控制就越普遍（迪尔登 1975,4-5）。同样，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不同的、分散的例子显然也构成了一个普遍事实。例如，在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的穆斯林女人都穿戴着某种面纱。因此，这显示出在要求女人戴面纱的那些国家，对于女人的性别控制是一个普遍事实（迪尔登 1975,7,10）。弗兰·霍斯肯写道：“强奸、强迫卖淫、一夫多妻、割礼、色情、殴打女孩和妇女、清规戒律都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1981,15）。通过将清规戒律等同于强奸、家庭暴力和强迫卖淫，霍斯肯断言，无论在什么语境下，“性别控制”都是对清规戒律的首要解释。因此，清规戒律被剥夺了任何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矛盾和潜在的颠覆性面向也完全被排除了。在这两个例子中，问题并不在于声称戴面纱的做法是普遍存在的。这一断言可以根据数字来作出。这是一种描述性的概括。然而，从面纱的实践到其在控制女人方面的普遍意义的分析飞跃必须受到质疑。虽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女人所穿戴的面纱可能有一种外在相似性，但这种实践的具体意义因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不同而异。此外，被清规戒律的实践所占据的象征性空间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相似的，但是这并非自动暗示这种实践本身在社会领域中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众所周知，伊朗中产阶级女人在1979年革命期间戴着面纱，以示与同样戴面纱的工人阶级姐妹团结一致，而在当代伊朗，强制性的伊斯兰法律规定所有的伊朗妇女都必须佩戴面纱。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为佩戴面纱提供相似的理由（第一种情况是反对国王和西方文化殖民，第二种情况是伊朗真正的伊斯兰化），但在这两种历史语境下，伊朗女人佩戴面纱的具体含义显然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伊朗中产阶级女人来说，戴面纱既是一种反对的姿态，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姿态；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性的命令（详见塔巴瑞1980）。正是在这种针对具体环境的差异化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有效的政治策略。仅仅假设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中女人戴面纱的做法暗示着通过性别隔离对女人的普遍压迫，不仅在分析上是简化的，而且在阐释反对派的政治战略时也被证明是相当徒劳的。
其次，例如生育、性别分工、家庭、婚姻，家务、父权制等概念在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通常不加说明地使用。女性主义者使用这些概念来解释女人的从属地位，显然是假设它们普遍适用。例如，当这种分工的内容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从一个历史时刻到另一个历史时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怎么可能提到“性别分工”呢？在其最抽象的层面上，重要的是根据性别来分配不同的任务；然而，这与这种性别分工的内容在不同语境下所具有的意义或价值完全不同.... 最后，一些作家将性别作为一个高级分析范畴的使用与这一范畴的普遍证明和实例化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对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与跨文化工作的分析发生了混淆。
总之：我讨论了女性主义（和其他学术）跨文化工作中可辨认的三种方法论举措，它们旨在揭示女人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普遍性。下一节和最后一节将前面的部分集合在一起，试图在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女性写作的语境下，勾勒出其对分析策略的政治影响。这些论点并不反对概括，而是支持对复杂现实做出谨慎的、历史上特定的概括。这些论点也没有否认形成战略性的政治身份和亲和力的重要性。因此，虽然不同宗教、种姓和阶级的印度女人或许会在组织反对警察对妇女暴行的基础上锻造出一种政治团结（详见基什瓦尔和瓦尼塔 1984），然而对警察暴行的分析必须结合具体情况。为自己构建对立政治身份的策略联盟基于概括和临时的统一，但是，对这些群体身份的分析可能基于普遍主义的、非历史的范畴。
权力的主体
当“女人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群体”这一假设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文章中出现时会发生什么？就在这里，我找到了殖民主义者的行动。通过将女人在第三世界的表现与之前我所说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同一背景下的自我表现进行对比，我们看到西方女性主义者如何成为反历史的真正“主体”。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女性从来没有超越她们“客体”地位的衰弱。
虽然激进和自由的女性主义者，对女人作为一个性阶级的假设可能会阐明（尽管不充分）西方的特定女人斗争的自主性，但是将女人作为一个同质化的范畴应用于第三世界女性，是对在社会阶级和民族框架中多元化共存的不同女人群体的殖民和占有；这样做就最终剥夺了她们的历史和政治权力。同样，许多Zed出版社的作者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策略，ta们用“妇女活动”代替“劳动”来作为女人处境的首要理论决定因素，也含蓄地创造了女人的“统一性”。再一次，女人被建立为一个集群，并不是基于其“天然的”特质或需求，而是基于她们在国内生产和雇佣劳动中的角色的社会学上的“统一性”（见哈拉维1985.esp.P76）。换句话说，通过将女人假设为一个被置于亲属关系、法律结构和其他结构中的已被建立的集群，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定义为社会关系之外的主体，而不是通过这些结构来看待女人的构成方式。
法律、经济、宗教和家庭结构都是用西方标准来判断的现象。国族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在这里发挥作用。当这些结构被定义为“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并且当女人被置于其中时，一个“第三世界普通女人”的隐含形象就被生产出来了。这就是（隐含的西方）“受压迫的女人”向“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转变。虽然“受压迫的女人”这一范畴是通过只关注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女性”这一范畴还有一个额外的属性——“第三世界差异”！“第三世界差异”包括对第三世界女人的家长式态度。我之前确定的各种主题的讨论（亲属关系、教育、宗教等等）都是在第三世界相对“不发达”的语境下进行的（这无异于毫无道理地将其发展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独立道路混为一谈，并忽视了第一－第三世界大国关系的方向性），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或范畴，被自动和必然地定义为宗教的（即，“不进步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即，“传统的”）、法律上未成年人（即，“她们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文盲（即，“无知的”）、乐于操持家务的（即，“落后的”）、有时是革命性的（即，“她们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她们必须战斗！”）这就是“第三世界差异”的产生方式。
当“性别上受压迫的女人”这一范畴被置于第三世界的特定制度内，而这些制度是根据以欧洲为中心的假设所规范的范围来界定时，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女性在进入社会关系之前以特定的方式被定义，而且第一和第三世界权力转移之间的联系也并没有被建立，这一假设得到了强化——即第三世界还没有进化到西方那样的程度。通过将不同国家中女人群体的经历同质化和系统化，这一女性主义分析的模式消除了所有边缘的和抵抗的模式与经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在Zed出版社系列中回顾的文章没有一篇关注女同性恋政治或第三世界女性群体中民族和边缘组织的政治。抵抗因此仅仅被定义为累积反应，而不是权力运作中的固有成分。正如米歇尔·福柯最近所讨论的那样，如果权力只有在抵抗的语境下才能真正被理解4，这种误解在分析上和策略上都是有问题的。它限制了理论分析，并强化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在第一/第三世界权力平衡的语境下，女性主义的分析助长并维持了西方优越性观念的霸权，产生了一套相应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普遍形象，像戴面纱的女人、强大的母亲、纯洁的处女，顺从的妻子等等。这些形象存在于普遍的、非历史的光辉中，启动了一种殖民主义的话语，在定义、编码和维持现存的第一/第三世界联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力量。
最后，在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西方女性主义著作的典型特征，和一般人文主义项目的特征之间——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项目，涉及到对作为他者的“东方”和“女人”的必要恢复——请允许我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如前所述，将西方女性主义的自我表现与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表现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显著的结果。第三世界女性的普遍形象（戴面纱的女人、纯洁的处女等等），即，将“第三世界差异”添加到“性差异”中所构建的图像，建立在（因此显然会引起更清晰的关注）假设西方女人是世俗的、被解放的，并掌控着自己生活的基础上。这并非意味着西方女人是世俗的、被解放的，并掌控着自己的生活。我指的是一种随意的自我表现，不一定是物质现实。如果这是一个物质现实，那么在西方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运动。同样，只有从西方的有利位置出发，才有可能将“第三世界”定义为不发达的和经济依赖的国家。如果没有创造了第三世界的过度确定的话语，就不会有（独特的和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如果没有“第三世界女性”，上述提到的西方女人的特定自我表现将是有问题的。因此，我想说的是，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和维系。这并不是说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第三世界的著作的标志性特征与西方人文主义项目有着同样的权威。然而，在西方学术机构占据文本生产和传播的霸权地位的语境下，以及在人文主义和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语境下，将“第三世界女人”定义为一个整体很可能联系着“无私的”科学探究和多元主义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实践，它们是“非西方”世界潜在的经济和文化殖民的表象。现在是时候超越马克思的如下话语了（译注：谈及19世纪的法国小农时）：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译者按：另外附上选集17的插图。
American suffragettes Elizabeth Cady Stanton (1815－1902) and Susan Brownell Anthony (1820－1906) at the 28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1896）
美国战斗性妇女参政论者,来自选文17的插图。
美国妇女参政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1902）和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1820－1906）在第28届美国妇女选举权大会年会。（1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