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柄谷行人《意味という病》所收《藪の中》。
前几天遇到的一位美国人称赞《竹林中》（《藪の中》），并对我说，它是荒诞文学（译注：不条理の文学）的先驱者。例如，与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一样，读者也会参与到这部作品的重新结构中。但很遗憾我不得不否认之。《竹林中》这部作品，绝对不会给与读者那样的“自由”。确实，读了《竹林中》，我们也许能接受“事实的相对性”这一观念，但仅此而已。我们毫不动摇。换言之，《竹林中》向我们提示了一个谜，但并没有强迫我们生活在这个谜里。那是为什么呢？
例如，中村光夫在探讨《竹林中》的主题后，将其与启发了芥川的比尔斯（Bierce）的《月光照耀的道路》（《月に照らされた道》）进行比较，在指摘了结构上缺陷的同时也指摘了芥川的认识的缺陷。
与此（比尔斯的作品）相反，《竹林中》具有各自否定前面“陈述”的性质，最后，无法解决丈夫的死是他杀还是自杀这样的疑问，如果是他杀的话也不知道犯人是谁。
这样的话，不是给与读者一种在铅字的对面不能看到人生的印象吗？
对某个事实从三个方面给与不同的解释，是比别人多深思熟虑三倍，但对一个“事件”持有三个事实，则是无法整合思考。
（《〈竹林中〉的由来》，《すばる》创刊号）
对此，福田恒存反驳说，不是有三个事实，而是有三个心理事实。而且，如果希望的话，也可以在这三个心理事实的对面设想“一个事实”。
如果无论如何都需要“事实”这个东西的话，那不能理解为这样吗：正如已经写了的那样，多襄丸侵犯了女人之后，出于那种残暴的兴奋状态，刺伤武弘后逃走了。
但是，仅凭这一点，武弘不能彻底死去。之后剩下互不信任的夫妇，妻子想殉情（译注：心中），丈夫想自杀。就在二人抢刀的过程中，丈夫因多襄丸造成的重伤而死。两者说法的冲突，无非是一方出于嫉妒，另一方出于绝望的兴奋而产生的自我戏剧化（译注：自己劇化）。两者之间隐藏着想要自杀、想要共同死去的欲望，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欲望，才形成了自己扮演主角的自我戏剧化。这绝不只是牵强附会。在今天的审判中，过度将自己扮演成坏人的自白，以及推翻这自白而过度陶醉于自己的清白的事，就可能屡屡出现。
不只是武弘和他的妻子，多襄丸解开男人的绳子，交手二十三回合之后打倒了他，不仅是打算减轻罪恶，分明还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戏剧化。
像以上那样考虑的话，就不能像中村先生那样断言“事实”有三个。
（《公开日志4》，《文学界》昭和四十五年十月号）
这是适合《人类，这种戏剧的东西》作者（译注：《人間この劇的なるもの》，作者即福田恒存）的见解，很有说服力。当然，中村先生的论点也从根本上表现了他的文学观，这一对立超出了作品论，很有意思。但是这个对立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译注：すれ違う，仅仅擦肩而过、没有交锋）。
从福田的观点来看，相当于说，造成“事实”分歧的是各人告白时的“自我戏剧化”。确实，芥川对告白这种东西伴随着“自我戏剧化”很敏感。例如，私小说中的告白可以说是将自己扮演成卑劣、狡猾、邪恶的人的自我戏剧化。芥川在《鼠小僧次郎吉》这部作品中，轻松地暴露了这种倒错的自我戏剧化的心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各人物能否意识到“自我戏剧化”。如果他们有意识地自我戏剧化，他们对自己的动机应该是透彻的（译注：透過的）。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撒谎。但是，如果可以用谎言来假冒事实的话，那么“事实的相对性”也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就算他们“自我戏剧化”了，也必须是“无意识”的东西。即使是谎言，也必须是他们各自相信的谎言。对于各当事人来说那必须是唯一的“真实”。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人物应该必须首先尽可能地对自己明证地写出来。但是，如果他们稍微内省一下，就不会在事实上产生这种程度的冲突。
如果他们是故意撒谎的话，“事实的相对性”这一主题就会消灭；反之，如果他们相信了谎言，就不会产生这种程度的事实上的冲突。问题在于不能断定是哪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对自己明证到了什么程度。大概他们半途而废停止了内省。
当然，使之停止的是作者。之所以《竹林中》这部作品看上去非常暧昧，就是因为这种半途而废。中村先生说“铅字的对面不能看到人生”的理由就在这附近。
据中村先生说，吉田精一说，在撰写《竹林中》之前，曾发生过芥川与某夫人有关系，而且那夫人还与他的年少友人私通的事件。可以说《竹林中》恐怕确实有被卷入三角关系的人的心理现实的投影。但是，如果芥川像吉田先生所说的那样，从这次经验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么为什么要用《竹林中》这样的形式来表现呢？
在这部作品中，芥川冷静而解离地（译注：落ちつきはらって）眺望着三者的心理现实。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处于三角关系中且处于“丈夫”的立场的话，对女人仅仅不信任和轻蔑是无济于事的。无论怎样洞察女人的心理，那里都残留着谜。这个谜怎么从心理上说明都解不开。因为对方是超出我的解释的他者。女性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像这样的疑问，例如在漱石那里，表现为《明暗》中清子这个女人的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必须和主人公津田共同生活在这个谜里。
那个谜，不管我们多么严密地内省也会残留下来。可以看看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和《野火》。虽然“我”非常明晰，但或许因此才会为“为什么没有开枪呢？”这种荒诞的问题而苦恼。我的行为，对我自己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东西，对我自己来说是他者。（译注：大冈升平《俘虏记》的主角在有机会偷袭美国兵的情况下却没有开枪，事后一直在寻找原因。）
但是，芥川与这个问题无缘。对他来说人的心理是充分可知的。严格说来，芥川不存在他者。所以，《竹林中》没有谜。正如福田所说，芥川在这里提出的，可以说是各个人物“自我戏剧化”、想要恢复受伤的自尊心的心理。因此，即使芥川受到了事件的冲击，也最好说那只是单纯的自尊心受伤。这个心理学家根据他的水准虚构了《竹林中》的人物们。换言之，芥川并不是从三个角度，而是从一个角度，即自尊心这个角度来写的。
“事实的相对性”和“思想的相对性”是一样的，但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事实。必须是走投无路（译注：絶体絶命）的产物。根据他人的立场考虑事实，同时根据全部局面考虑到尽头，仍然无法理解时，才应该称之为“事实的相对性”。
但是，在《竹林中》中，人物们并没有被给与“自由”。他们从会思考的人的立场来看，只不过是木偶人（译注：デクの棒）。只要对自己的动机坦率一点就会立刻坏掉的“事实”，即使写了三遍，也不能使人真正感受到“事实的相对性”。因此，这部作品只不过是给与我们“事实的相对性”这种观念而已。
如果他们每个人的明晰和诚实都能有保证，不有意识地欺瞒和夸张，并且在此基础上如果事实仍然是相对的，那才会给与我们不可否认的荒诞感吧。那时，我们不是把“事实的相对性”作为观念，而是像在现实中那样理解，才算开始在那部作品中漂泊吧。但是，在《竹林中》，我们只不过是兴高采烈于看到了作者芥川巧妙的手法而已。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要论述《竹林中》，是出于这部作品中蕴含着芥川的本质的考虑。例如，芥川是“主知主义者”，因“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而痛苦，“无法相信神”等说法横行。这只能说是愚蠢的神话。
芥川为什么会是“主知主义者”呢？知性的“界限”，他既没有碰到，也没有怀疑。对他人过度敏感的自我意识，与真正的内省是异质的。衰弱的“神经”所造成的迷惘和判断丧失，与真正的怀疑完全不同。对于芥川来说，哪谈得上“知性的界限”，应该说是完全欠缺知性上的问题。
例如，《竹林中》中的人物对自己无知，只有作者芥川站在外侧看透了（译注：見通し）真相。芥川很得意。但是，这只不过是基于每个人都心理透明的视点而已。无论是他者还是我自己的行为都绝不可能那样透明。
在这一点上，将芥川和“超越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类似。根据福田的分析，在《竹林中》中，芥川提出了一个基础性事件、以及每个人对此的意识（心理现实）。如果前者被称为下部构造，后者被称为虚假意识，那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一样的。芥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看不起其他人（登场人物、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人类的自我欺瞒了如指掌。
但是，诸如马克思本人的认识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他想观察超越个别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结构。但是，这在每个人都尽可能明晰、甚至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仍然成立。换言之，马克思显示出一种生存的结构，即人无论拥有怎样的知识、可以多么明晰，也极其无知、别无他法。马克思的认识是反笛卡尔的。但是，不要误解，这只对彻底的笛卡尔精神有意义。
马克思的认识只有体现在“现代人”的、或是笛卡尔根据知性的怀疑的极限才有意义，否则只不过是半途而废的信仰。这就等同于无视与笛卡尔的紧张关系来阅读帕斯卡。
如果芥川作为主知主义者彻底的话，或许马克思主义者也别无选择地彻底。但是，芥川几乎没有像瓦雷里（Paul Valéry）那样“知性”上的问题。他写的，至多不过是心理在意他人的自我意识。在没有“知性”上的格斗的时候，神啊回心啊之类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芥川之所以没有“回心”，并不是因为他苦恼于“现代的自我意识”，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缺乏它。
这件事必须强调。芥川发现“知性的界限”是一种错觉，但这种错觉并非没有根深蒂固的理由。
例如，有人在芥川身上找到了“知识人与大众”、“西欧与日本”的主题。但是，那样的主题本来就是心理上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知识人心理的屈折而已，可以说芥川充分捕捉了这种心理结构。从初期的《鼻》到后期的《西方的人》，芥川一以贯之。complex（复合感情）（译注：complex 即精神分析“情结”）是芥川的问题，仅此而已。但是，无论对这一点多么过度敏感，那也丝毫不是对“自我意识”本身的追问。虽然写了“知识人”心理的屈折，但“知识”本身的根据并没有被质疑。另一方面，虽然写了关于“大众”的心理的屈折，但是对“大众”本身一点也没有考察。
严格说来，“大众”之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他者，或是驱动人们的结构性，其余的都不过是心理的投影物或想象物。
但是，这本来就不是芥川的问题，而始终是在其延长线上的我们的问题。瓦雷里探究“自我意识”，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叫做言语的 objet（物）。马克思所说的 materialism 也是如此，它基于彻底的严密的理智的姿态，与心理上的感伤无关。
如果说日本文学——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缺乏对理智的严密意识，那么可以说芥川的“知性的界限”就是其中象征性的例子。芥川虽然写了《竹林中》，但他对于封闭我们的“竹林中”并没有给与任何启示。
（译注：为避免混淆，“主知主义”和“知性”放着不译，结尾“知的”“知”译为“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