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マルクスの影——トリア紀行」『遠い国 遠い言葉 柄谷行人未刊行文集』. 東京: 読書人,2025.
去年（昭和四十八年）八月，我去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这本不在我的旅行计划之中，不过，我本来也只有个模糊的计划而已，总是随心所欲地改变目的地。在欧洲闲逛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在八月下旬抵达了曼海姆的熟人家。那是位于郊外住宅区的一处公寓，德国化学家（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两人去日本时便住在我家）一家热情招待了我。我那时已经很累了，再也没精力出门。虽说开车能到的地方都去过了，但能从单人旅行的心理负担中解脱开来，已是莫大的慰藉，所以哪怕多走一步也嫌麻烦。
就在那时，我在闲谈中得知，若去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坐火车只需当天便可来回。我的欧铁通票（Eurail Pass）只剩一天就要到期了，于是乎，我就决意要去。特里尔是卢森堡和法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由于保存着罗马时代的遗迹，故也演变为一座旅游城市。
我其实已经完全忘了特里尔是怎么一回事了。虽然一直有在写马克思相关的东西，但我对传记性的事实并不太感冒。不仅如此，对于大体上被称作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东西，我也无意研究。可以说我是在用读笛卡尔的方法来读马克思，更确切地说，不管是笛卡尔还是马克思，我都试图撤去（とり払う）时代的透视来阅读他们。我想要提取出——只是偶然地冠以马克思的名字的——他们的思考的“可能性的中心”。马克思确实是配得上如此头衔的思想家。不过，我并不想找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这种事对于我来说不仅不是必要的，倒不如说是荒谬的。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阿兰（Alain）的这段话：
我在柏拉图著作中发现的东西，无论无论柏拉图本人是否真的那样想过，那对我来说又有何妨呢？只要我从中发现的东西能令我前行，并使我理解某些东西，那便足够了。（《我的思索历程》，田岛节夫译）
当得知特里尔就在附近时，我动念前往的动机，或许不过是为了增加一点谈资罢了，并没有抱着什么特别的期待。不过，这次单人旅行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和动机，所以如果不遵守“一想到便立即行动”这样的铁则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这倒也是事实。所谓“意义”之类，事后再去思考也罢。但没承想，这趟本应单日往返的旅程，由于需要穿梭于三国之间不停地换乘火车，中途我便发现无论如何都没法在当天赶回去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为了能尽量靠近德国而一路换乘，结果，一列算起来绝对坐不上的火车，竟然幸运地晚点了，让我奇迹般地在半夜平安归来，真是一场惊险的旅程。这是一场只有在欧洲坐火车才可能实现的旅行，也是不可能再重复第二次的旅行了。
马克思故居所在的那条街道，被称为卡尔·马克思大街（Karl Marx Stresse）。据说这是两三年前才刚刚改名的。从车站走出去，便能看到罗马时代的要塞，十八、九世纪的建筑，以及最新的大楼。这种新旧建筑并存的景象，倒也不只为特里尔所独有，但它总是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今是何世，已经模糊不清，甚至让我搞不清自己究竟置身于哪个世纪的城镇之中。
我到了马克思大街后就迷路了。明明听说马克思的故居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着。最后，镇上的居民们聚集了过来，其中一位会说英语、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和我说，既然如此就直接带我过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克思的故居就在一旁我刚才来回经过好几次的地方。我当时先入为主，以为那里应该有个招牌或纪念碑之类的，完全没有注意到那栋只有外立面翻修，而实际上挤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砖石建筑群之中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那一带大体上是条商业街，隔壁店铺的橱窗里竟然还陈列着便器。据说马克思故居在变成纪念馆之前，曾是一间由同样叫“马克思”的一位商人所开设的商店。
带我过去的那个人听说我来自东京，就来了兴致。我心想，他心里也许有一种“这是我们镇上的伟人”之类的意识吧。据说这个城镇有两百多个姓马克思的人，不过好像和马克思一家没什么关系。不过，镇上的人们对于这里有马克思及其夫人的故居这件事好像并不很关心。如果是在东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大概会像苏联对待列宁那样对待他。然而，在这条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格局就不曾变化的街道上，马克思的故居就这样不起眼地呆在卖便器的店铺隔壁，这倒令我颇为欣然。
我以前去花卷市的时候，惊异于那里到处都是“贤治馒头”“贤治仙贝”之类的东西。作为对照，在特里尔，马克思并没有被“商品化”。人们照常生活，只是马克思的故居安静地混入其中而已。特里尔不单单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他的夫人燕妮也在这里出生，甚至在他们流亡伦敦之后，也曾几度返乡。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就是所谓的“原风景”（“原風景”）的场所。然而，至少街景没变，建筑也依旧如故。这在我看来实在有些奇妙。
纪念馆正在午休，距离开馆还有一个小时。有人告诉我说摩泽尔河就在附近，不妨去看看，于是我就步行前往，果然发现两三百米外就有一条河。摩泽尔河是一条汇入大西洋的细长河流，作为葡萄酒的集散地，曾让昔日的特里尔市繁荣一时。途中，我看见一位酷似马克思的大胡子老头坐在路边发呆，吓了一跳。这一瞬间我竟搞不清是什么时代，不假思索地就摆起了防备的架势。
我躺在摩泽尔河的堤岸上，眺望着那座水车小屋（建于十八世纪）以及河对岸的森林。马克思肯定也曾在这一带玩耍过，但沉溺于这种感伤的却只有我，而与这里的居民无涉。当时正值欧洲数十年一遇的酷暑，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沉思着，试图搞明白那种奇妙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
马克思所言极是。明治维新是通过召唤“王政复古”的亡灵来实现的，而接踵而至的，就是“维新”本身又作为亡灵，在之后的革命中被一次次唤起。但是，在特里尔这里，却存在着不同的境况。我认为，过去的亡灵是从那些与过去相同的街道中显现出来的，它们就潜藏于触手可及的地方，生生不息地存在下去。在我看到那位与马克思十分相像的老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看到了亡灵。
马克思夫人的父亲威斯特法伦曾经为拿破仑工作，后来在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任副省长2，也就是说以前当过法国的公务员。拿破仑虽然败退了，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却在特里尔这座前国境内的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那里，威斯特法伦结识了同为启蒙主义者的一位律师，马克思的父亲。当时的特里尔，不仅是反普鲁士的，同时天主教势力也很强大。
不过，在那个时代之后，又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在特里尔这座城市之上又有哪些事物流逝而过，我就不太清楚了。几年前那场推动这条街道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德国学生运动，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或许也是终将消逝的表象（表層に）罢了。但是，倘若没有发生大轰炸，想必这座城市将会一直延续着十八世纪以来的框架，基本不变。而这一切，都将被凯撒的罗马军团所建立的要塞，一直俯瞰下去。
在此，并无催生“世事无常”——即“人事沧桑，山河依旧”之感——的余地。因为街道、建筑这些“人事之物”（属人之物，“人間的なもの”）几乎毫无变化。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提出，自然是经由人类加工的、历史性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以前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过去总是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自然是被人类加工并不断改变形态的东西”；如今我的感受却恰恰相反，特里尔的这种“历史性的自然”（歴史的自然），是超越产生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而不断延续的。换而言之，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可以说就是包含着诸个体历史在内的总体历史。
这么一来，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并不把马克思当成一个特定的个人来推崇，就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自觉地这样做的，这都算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因为所谓的“重视”，反过来说，就是和“排斥”相联系的。令我感到庆幸的是，特里尔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当作“圣地”一般供奉起来。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类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是死去了的。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也才可以说马克思还活着。因为所谓历史，不外乎我们的记忆，它只有通过我们“将其唤醒”的这一行为，才能够在场（現存する）。
马克思的故居现由西德政府管理，在众多的房间里陈列了与马克思相关的人物、事件的照片及文本资料。起初，参观者只有我一个，后来才陆续来了两三对嬉皮士风的男女。管理故居的中年妇女对我感到很稀奇，不停地问来问去。据她所言，这里偶尔会有日本人来，但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她只收了我学生票的价格，还热心地塞给我一大堆英语文献，只可惜我带不回去，只好谢绝。
在各式各样的资料中，有一件颇为与众不同。那是一份英文报纸的摘录，报道了马克思同女仆海伦·德穆特·琳蘅（Helena „Lenchen“ Demuth）所生之子弗雷迪·德穆特（Freddy Demuth）的消息。这件在当时被严密封锁的丑闻，如今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3。（编按：此为柄谷行人个人见解，路易莎的信件发现于1962年，故而私生子说在60-70年代影响甚大，不过随着文献历史考证的进步，此说也逐渐不为大多数史家所接受）如果这件事在马克思生前就被披露出去，那么马克思（并非以《资本论》的作者的身份）的政治生命恐怕就要彻底断送了。不过，与其说这只是对外的声誉问题，倒不如说是达到了让1850年代处于崩溃边缘的家庭之中的马克思写下“如果没有孩子们，我早就自杀了”这句话之程度的重大事件。当时，马克思32岁，夫人燕妮36岁，而身为女仆、同时也是一家人的实质支柱的海伦才27岁。把马克思视为极端分子（ファナティック，fanatic）的E·H·卡尔曾这样写道：
就在这样困苦的境况中，马克思的家庭又迎来了两个女儿——弗兰契斯卡和爱琳娜。马克思是一位充满热情、甘于奉献且思想开明的父亲。他在政治生活中是独断专横的专制君主；但在与孩子的关系上，他却采取了一种不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还是德国都极其罕见的平等主义方法。〔中略〕即使在迪恩街二十八号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贫困生活中，也能保持家庭内部的和睦，这必须被视为马克思所实现的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部分之一。 （《卡尔·马克思》，石上良平译）。
遗憾的是，E·H·卡尔的辛辣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所谓“家庭的和睦”乃是那之后的事了，并且按理说，那个时候夫人燕妮和马克思肯定都还未淡忘这一事件。“马克思的性格问题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卡尔这样写道，可如若他得知了这桩事件，那么他又该如何书写马克思呢？
这场事件似乎对马克思的思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必须承认，除了相信他的思考（作品）中的现实性，并对其深入阅读之外，我们根本无从了解马克思这个人。事实反而更像是某种虚构，无论如何堆砌细节，都无法拼凑出真相。
只是，在那冷清的房间里，即便只是对着一则报纸摘录，其中弗雷迪·德穆特的照片和他的家人的照片并列展示在一起的场景，还是让我受到了触动。这里面，有在丈夫死后变回狂热犹太教徒的、马克思的母亲，有他智力障碍的弟弟，有九岁便夭折的长子，还有最终在他身后多年自杀的两个女儿。这一幕是相当阴郁的，实在过于阴郁了。在这场“家族重聚”（family reunion）中，弥漫着不能仅仅当作围绕在不得志的革命家周围的家族群像而忽视的一抹必然性的阴翳。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一提法实际上出自晚年恩格斯的见解，他比马克思更早抱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也就是说，他无需借助马克思来为自己背书。但是，所谓“历史观”之类，本身也是一眼望到底的东西，它不过是理性在试图面对某种难以名状、不合逻辑（不条理）之物时，所奠基于其上的解释体系（説明体系）罢了。而马克思称之为“自然史”的东西则不是这样的。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我想试着将这段文字置于马克思一家人的照片前。马克思仿佛这样说着：谁也无法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他们都身处于自己无能为力的“诸种关系”之中，哪怕他们在“在主观上试图超脱它们”，也还是被这些关系所摆布，并联结在一起。
我并不觉得，隐瞒着生父之名，在背后鼓励支持着最终自杀的异母姐姐爱琳娜，怀抱着对社会主义的关切，而最终作为一个无名的劳动者死去的弗雷迪是个可怜的人。因为，那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所做出的行动。我也并非是在怜悯夫人燕妮或女仆海伦。他们全都是逝者。
马克思去世时，恩格斯的一封信这样写道：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4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3年3月15日）
我无意去描绘马克思的“光明面”，但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消解他的地位（相対化する）。当然，我并非完全没有那种念头。但对我自己来说，情况则完全相反，我原本一直对“马克思”这个人物心存抵触，他身上有些部分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然而，我现在试图只去揭露他的“黑暗面”，却并非是出于这种个人偏见，恰恰相反，我相信，通过这一黑暗面，才能发现一个“人”的身影（一人の人間の姿），或者说，那应当被称为“属人之物”（“人間なもの”）之前提条件的东西。
（待续）
（『ユリイカ』1974年2月号）。
*译者注：结合全文来看，此处“マルクスの影”一词显然是双关的，它既指柄谷后文所提及的，在特里尔的现地经验启发下柄谷所试图发掘的马克思生命中的“阴影”（“阴暗面”），也意味着通过对阴影的再发现而建立起的马克思的真实“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