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Judith Levine是一个作家，著有五本书和大量文章，探讨政治、政策和公众情感，尤其是性与正义的交汇点。她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以及佛蒙特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注：文中出现的Motherhood、mothers、Mothers’ roles等词汇根据其具体语境统一译为“母职”。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改善母职。但如果废除母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呢？”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女士搬进了我所在的布鲁克林社区。她比我们年长，三十多岁，与丈夫分道扬镳后从中西部搬来。她独来独往，我们以为她正在走出离婚的阴影。一天晚上，她在厨房里对我们几个人敞开了心扉。她说，她一开始的生活很传统。直截了当的工作，直截了当的伴侣，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女权主义出现了。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快要窒息了。“我抛弃了我的孩子们”她几乎是低声说道。
我已经决定不成家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法同时兼顾写作、政治、性生活和孩子。我的一部分认为，这位女士应该像我一样，事先考虑好家庭生活。但我有年轻的优势，有着女权主义的青春期。出于这个原因，我的另一部分对她表示钦佩。抛开父权制下的“孩子”和“厨房”的重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不过，我更多的是感到震惊。毕竟，男人总是离开他们的孩子。但什么样的女人会这样做呢？
意大利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这样的女性。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在《母亲》（2018）一书中写道：“在费兰特的世界里，母亲们经常离开自己的孩子，为了写作以及性爱激情而忽视或忘记ta们；爱与恨、保护与埋怨、引导与挫败并存。”2006年出版的小说《迷失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的主人公莱达（Leda）就是其中的一位母亲，该小说最近由玛姬·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改编成电影。在希腊海滩度假时，莱达(由奥利维亚·科尔曼Olivia Coleman饰演)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尼娜（Nina） (达科塔·约翰逊Dakota Johnson饰演)吸引了，她正和自己的小女儿玩得不亦乐乎。这种既迷人又令人羡慕的亲密关系将莱达带回了20年前，当时她的两个女儿对关注和触摸的无休止的需求压倒了她思考、阅读甚至自慰的每一次尝试。最终莱达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去追求学术生涯和爱情，三年后回来。“孩子，”莱达告诉尼娜怀孕的嫂子，“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只是在故事的结尾，她才承认了自己的母职罪行。“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莱达说，没有解释，也没有借口。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迷失的女儿》，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内容令人震惊，吉伦哈尔拍摄这部影片的勇气可嘉。《大西洋》杂志（Atlantic）的评论标题是“一部了解母亲的秘密羞耻的电影”。
羞耻的秘密是什么？珍妮特·卡苏利斯（Jeannette Catsoulis）在《纽约时报》上给出了答案：“原始的，甚至是激进的......观念，即认为母职会以不可挽回的方式掠夺自我”。费兰特对此表示赞同。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看来，莱达所冒的风险就在于这个问题。我，一个今天的女人，能否成功地得到女儿们的爱，去爱她们，而不需要牺牲自己，并因此憎恨自己吗？”。另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像莱达这样的女人能选择自己而不是孩子却不被憎恶吗？
《迷失的女儿》属于安·斯尼托（Ann Snitow）在 1992 年一篇关于女权主义和母职的作品中所称的“恶魔文本”（demon text）。这本根据白人女权主义者在 1963 年至 1974 年经历撰写的书，实际上与其说是恶魔，不如说是被妖魔化了。她们的罪行是什么？因为她们想象我们可以“打破母亲与孩子之间不可阻挡的纽带”，想象没有孩子的女人生活也可以很有意义。斯尼托写道，这些文章一出现就迅速销声匿迹，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道歉”。
第一部“恶魔文本”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弗里丹对“不值一提的问题”——女性因全职“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而产生的沮丧、抑郁和愤怒——的诠释，激发了数百万女性的女权意识。
它还震撼了数百万人。弗里丹厌恶同性恋。她想知道，当唯一的榜样是“作为老处女的高中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把头发剪得像个男人的女医生”时，女性怎么可能渴望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沉闷的中产阶级。她写道，由于缺乏鼓舞人心的导师，太多年轻女性“退回到垮掉的一代的真空中”。
但是，《女性的奥秘》最大的败笔是抹杀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1984 年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人群——黑人、棕色人种和贫穷的女性，她们“是性别压迫的最大受害者，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弗里丹的“不值一提的问题”“自以为是在描述妇女的普遍状况，实际上指的是一群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层已婚白人女性的困境”，这些女性渴望拥有充实的职业生涯。但是，胡克斯问道，当这些女性获得解放之后，谁来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呢？弗里丹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归结为“找个女仆”——或者更体面地说，找个“清洁女工”。胡克斯指出，三分之一的女性已经参加工作。让我们问问保姆、工厂工人或性工作者的成就感如何？
胡克斯写道，弗里丹并不承认她的研究对象“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享有的地位。她在 1984 年出版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一书中的第一页就对弗里丹进行了谴责，这不仅是对《女性的奥秘》的批判，也是对该书促成的白人特权女性主义的批判。
弗里丹的“女性的新生活计划”——主要是获得高等教育补贴和日托服务——旨在将郊区的家庭主妇推上通勤列车，与拎着公文包的男人们一起生活。但这一愿景是支持家庭的：幸福的妻子，幸福的生活。弗里丹本人也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她对母职没有任何不敬之词。
弗里丹之后的恶魔文本对母职的描述要严厉得多，并将其描绘成一种恶疾。在《身体由我》（Our Bodies Ourselves）（1970 ）第一版中，波士顿女性健康组织称怀孕是“具有巨大变化可能性的生命危机”。她们写道，“产后的身体变化......是巨大的。虽然这些变化被认为是‘自然的’，但它们与病态的变化非常相似”。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70 年的巨著《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将家庭诊断为一个病态的有机体，母亲则是其“死亡的心脏”。
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最著名也最受诋毁的便是舒拉米特·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案例》（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1970)。这本书表现了对生物学上的怀孕和分娩的彻底厌恶。“怀孕是野蛮的....为了物种延续，个人身体将暂时变形”她宣称，“此外，分娩很疼，对你没有好处。”她引用了一位经历过这种情况的朋友的话:生孩子“就像在南瓜上排泄”。
对费尔斯通来说，母子关系就像枷锁一样：“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是她生儿育女的角色”。她声称，母亲的愤怒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愤怒可以成为革命热情的源泉。她解释道“一个母亲因为自己不得不为孩子牺牲而想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只有当她明白孩子和她一样无助，一样受到压迫，而且是受到同一个压迫者的压迫时，她才会学会去爱这个孩子：然后她的仇恨就会向外发泄，‘母爱’就诞生了”。
如何打破这种束缚？终结自然孕育！费尔斯通预测，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甚至“单性生殖——处女生育——都可能很快得到发展。是的，生殖科技，像魔兽争霸一样，可以用来加强父权制。但是，女权革命将夺取这些武器，并将其转用于压迫者。与弗里丹的改良主义白皮书相比，《性的辩证法》是机器人的“面包与玫瑰”，高唱各种劳动的死亡。费尔斯通宣称：“人类应该用汗水耕种土地，女人应该忍受痛苦和劳作——这双重诅咒将通过技术得以解除，使人类首次有可能过上人性化的生活”。
然而，就在费尔斯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解构生物命运的意识形态时，其他人仍在重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建立乌托邦式的“女权主义”。1974 年，“天气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中的逃犯简·奥尔波特（Jane Alpert）散发了《母亲的权利：新女权主义理论》（Mother Right：A New Feminist Theory）。她在书中宣称，“生儿育女的能力”“不仅仅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无论她们是否生育，这都是（她们）权力的基础”。费尔斯通为了释放人类的潜能而砸碎的母子纽带，被阿尔伯特美化为人类未来的希望。她写道：“所有社会关系的典范都是健康、安全的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奥尔波特在宣言中呼吁“女性崇拜母亲”，这激发了代孕主义的“文化”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者对母权制的理想化，与1980年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上总统宝座的父权制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是相容的。ta们一起有力量把恶魔（女权主义）关在洞里。“后女权主义”的撤回行动很快开始了。似乎没有人比弗里丹更愿意忏悔了。1981年，她的著作《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谴责了拒绝家庭和母职的“女权主义的奥秘”。那年，她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敦促史密斯学院的毕业生对男人好一点。
现在不乏关于母职的书籍。劳伦·埃尔金（Lauren Elkin）在2018年的《巴黎评论》（Paris Review）上称赞了新的“一茬”作品，“它们无懈可击的严肃性，它们的雄心壮志，它们要求将所有内核的母职体验作为文学来认真对待”。这些书中有能被归类为恶魔文本的吗？在我订购了几本书之后，亚马逊（Amazon）好心地向我提供了大量近期关于母亲的不可知论书籍。有的指导读者决定是否要孩子，有的则指导读者不要孩子（例如，科琳·迈尔（Corinne Maier）的《不要孩子：不生孩子的 40 个好理由》（No Kids: 40 Good Reasons Not to Have Children）（2009 年）；珍·柯克曼（Jen Kirkman）的《我几乎不能照顾自己：没有孩子的幸福生活故事》（I Can Barely Take Care of Myself：Tales from a Happy Life Without Kids）（2013 ）。艾米·布莱克斯通（Amy Blackstone）的《选择子女》（Childfree by Choice）（2019）的副标题吹响了“重新定义家庭、创造独立新时代”的号角。
运动？运动意味着集体行动；没有孩子既不是集体行动，也不是积极行动。不过，还是存在一种社群，其中大部分生活在社交媒体上。Reddit软件 Childfree群组有 140 万成员。“I Regret Having Children\我后悔要了孩子”的 Facebook 页面有 44000 多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他女性则聚集在明显不淑女的“Lady No-Kids\丁克女生”上。自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隔离开始以来，妈妈们的博客已经沸腾起来。博主“可怕的妈妈”（Scary Mommy）在一段波士顿妈妈们在田野里大喊脏话的视频下评论说，这个活动看起来很有趣，但它的意义却不在此：“我们不是累了，而是完了。（因为）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如果可以对这些帖子进行归纳的话，那似乎是后悔的妈妈们在寻找慰藉，而“无子女”的人们在忙着争吵。在 Facebook 上，“无子女双职工/无子女单职工”（DINK/SINK，拥有 13,800名会员）的帖子里有无穷无尽的照片和漫画，内容涉及必须避免的事情（婴儿呕吐、家庭混乱），以及闪闪发光的奖励（泳池边的鸡尾酒、钻石戒指）。争吵可能是社交媒体的主要基调，但这些人似乎敢于让外人觉得没有孩子的人令人讨厌。
如果说有一种不生育的理由可以被大众接受，那就是艺术。艺术和生育一样，是富有成效的；没有孩子的艺术家或作家不能被指责为懒惰。与此同时，艺术家——或者我代表自己说，作家——是一事无成的天才，这对于养育子女来说并不是一项好的技能。这也是《自私、肤浅和自我陶醉：十六位作家关于不生孩子的决定》（2015）一书中文章的潜台词，撰稿人和编辑梅根·道姆（Meghan Daum）都试图想出一些别的东西。当然，育儿仍然是女性的主要工作这一事实并非偶然；在这本文集的16位作家中，有12位是女性。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列举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夫妇、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没有孩子的伟大作家。科莱特（Colette）忽视了她不想要的女儿。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把两个孩子留在非洲，自己回到伦敦写作。努涅斯（Nunez）引用了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话，她“一手赶走”两岁的孩子，“一手打字”。和莱达一样，门罗也很懊悔：孩子把自己理解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的对手”。
包括米歇尔·胡内文（Michelle Huneven）在内的一些作家的童年遭受过创伤，她们不相信自己能做好母亲。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对母亲并不感冒，“她们是一个奇怪又不讨人喜欢的品种：辛苦、受阻、怨恨”。有几位母亲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酷阿姨的形象，或者避免被指责为仇视孩子。道姆（Daum）说：“毫无疑问，我会用一种我从未体会过的爱来爱我的孩子。把这句话告诉‘我后悔要了孩子’群组的 44000 名成员吧”。
少数人则主动考虑其决定对社会的更大影响。莱昂内尔·施莱佛（Lionel Shriver）对“全球北方”（Global North）懒散的出生率忧心忡忡，而“其他地方”——她列举了尼日尔、也门和中国——却在像果蝇一样繁殖。简而言之，“千禧一代”（大概是白人）正在逃避ta们的优生责任。施莱佛采访了加布里埃拉（Gabriella），她出身于“世代学者、历史学家、外交官、思想家和实干家”家庭——加布里埃拉称之为她的“遗传基因”，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穷”。另一位受访者诺拉（Nora）对浪费自己的优秀基因也有类似的疑虑。但和加布里埃拉一样，她也懒得去管，她说：“用我的一生来振兴我的种族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只有男士才会随意开玩笑。毕竟，母职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杰夫·戴尔（Geoff Dyer）轻快地从对他家附近七岁的帕夏的恭敬，跳到了欢快的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在所有关于生孩子的论点中，我最反感的是‘生孩子能赋予生命意义’的说法——除了其他所有观点。生命需要意义或目的的假设！”他感叹道。蒂姆·克莱德（Tim Kreider）将为人父母描述为“嘈杂、玩具遍地、尿迹斑斑、尖叫连连”。
在我读过的恶魔文本中，大多数也是以艺术家或作家为主角，她们除了母乳之外，还在努力生产其他东西。克莱尔·瓦耶·沃特金斯（Claire Vaye Watkins）的自传体小说《我爱你，但我选择了黑暗》（2021 ）的开头，主人公有一个理智、有工作的丈夫，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以及严重的产后忧郁症。除了华特迪士尼公司的音乐之外，她无法 “感受到任何其他情感”，因此她不再写作，甚至不再关心写作。克莱尔出身于沙漠中的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曾为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介绍”少女，因此她有理由对家庭生活失去兴趣。当一个朋友的朋友劝她逃离—“不要迷恋婚姻和孩子。不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的轴心倾斜。. 去旅行！. . . 哪怕是在拉斯维加斯过糟糕透顶的圣帕特里克节，也比在家里和婴儿度过最美好的一天要好”--克莱尔无法反驳。她辞掉了丈夫和孩子，重走父母的流浪之路，豪饮烈酒，播下了一车的野燕麦。偶尔，她也会因为对过去的怀念而心痒难耐，当女儿与她重逢时，她也被女儿深深吸引。但她并没有回到茧中。
玛肯娜·古德曼（Makenna Goodman）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羞耻》（Shame）（2020）简短而富有艺术性，同样以母亲的逃离开始。主人公阿尔玛(Alma)在半夜开车从佛蒙特州的家园前往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在佛蒙特州，丈夫在附近的一所大学教书，阿尔玛放羊、做蔬菜罐头、缝补裤子、打理柴火——还有做母亲。她积极、认真地做着母亲——虽然她自己认为做得并不出色，而且活力也在减退。“珍惜吧，一位妇女在集市上对我说，微笑着看着孩子们。我真想给她脸上来一拳”。
这位主人公阿尔玛也是一位未发表作品的作家。她开始写一个故事，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她自己，只不过是更好的自己。然后，她在一个母婴网站上发现了人物的原型。“西莱斯特”是一位单亲妈妈，也是一位陶艺家，在 Instagram 上过着令人捧腹的生活。西莱斯特去巴厘岛旅行，吹口琴，“在 MOMA 吃蔓越莓辣根调味的生蛤蜊”。“她的手提包是一个由瓦哈卡棕榈叶组成的立方体”。故事渐行渐远，但阿尔玛继续在网上痴迷地关注着西莱斯特。最后，她去威廉斯堡找她。当她找到她时，阿尔玛目睹了她的偶像把羊角面包塞到她歇斯底里的幼儿的脸上。
《羞耻》是关于野心、嫉妒、消费，以及艰难、令人兴奋地寻找作家的声音，等等。但是，就像其他恶魔文本一样，它主要是关于母职掠夺——或者分裂——自我的方式。“做母亲让我崩溃了。作为母亲的我和不是母亲的我是两个不同的人，截然不同，”沃特金斯写道。“别人写了[她的书]，充满精灵和鞋匠的风格.”阿尔玛哀叹道:“当谈到养育孩子时，我已经到了极限。我试图从写作、白日梦和绘画中获得一种自我的感觉。”这项工作毫无进展；家务是“令人生畏的”，孩子们是“寄生虫”....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只有当幻想中的自我被揭露为虚假时——天上的人被带到人间——阿尔玛才能成为完整的、艺术家和母亲。
还有两本书将分裂自我的隐喻具体化。在海伦`菲利普斯（Helen Phillips）备受赞誉的小说《需要》（The Need，2019）中，古植物学家莫莉带着年幼的孩子薇薇和本，被她消极的另一种生活的化身幽灵莫尔追杀。莫尔渴望得到她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失去的孩子们——莫莉已经拥有并将继续照顾孩子们。最终，莫莉与莫尔——好母亲与坏母亲——合二为一。在这位幸运的母亲与这位悲痛的可能成为母亲的母亲之间的纠葛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苍白的典故，那就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笔下的塞特（Sethe），她是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悲剧母亲之一，被自己杀死的心爱孩子的鬼魂所纠缠，而她杀死孩子是为了将其从奴隶制的暴行中拯救出来。
蕾切尔·约德尔（Rachel Yoder）202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夜婊》（Nightbitch）（其主人公）是一位概念艺术家，她努力不让自己被母爱所吞噬。她的儿子“是她唯一的作品”。她对自己说：“我已经完成了创作的终极任务，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她告诉自己，“让孩子活着，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艺术姿态”。但是，不安分、无情渴望的艺术家拒绝被强迫性付出的母亲所取代。凶残将女人变成了夜婊，当她把儿子训练成一只小狗时，自我整合就开始了。没有吃不完的零食和听不完的故事，它就无法入睡，只能在狗笼里快乐地睡觉。当夜婊无法控制自己的犬类本能，杀死了家里的猫时，孩子高兴极了，建议她把猫吃掉。
——这一系列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白人性。作者都是有名望、家境殷实的人，而且几乎都是白人。小说中的白人父母都是异性恋者、已婚者和中产阶级。ta们住在私人家里。除了莫莉依靠诺玛姨妈的帮助和照看，其他家庭都是核心家庭：妻子负责照顾孩子，丈夫在外面追求事业。这些妈妈们不会通过组织社区托儿所或为全民基本收入（UBI）游行来解决问题。充其量，她们是要求父亲们也出一份力。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詹妮弗· C·纳什（Jennifer C. Nash）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黑人母亲的政治生活”的评论文章中提到了这种白人性。纳什写道，1976 年出版的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开创性著作《女人的诞生》（seminal Of Woman Born）开创了母职研究领域，“黑人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和政治工作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一领域”。她提到了胡克斯、《杀死黑人身体》（Killing the Black Body，1997 ）一书的作者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文学评论家霍滕斯·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和散文家诗人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然而，在里奇的著作问世之后，母职回忆录也大量涌现，但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作品。不仅是白人，它们还趋向于恶魔化（纳什没有使用这个词）。她说，这种体裁“植根于对白人母职矛盾的映射，将母职视为一个从女性那里夺走——或许甚至偷走——的空间”。
与胡克斯一样，柯林斯也将这些女性的问题与白人联系起来。在《黑人女权主义思想》（Black Feminist Thought，1990 ）一书中，柯林斯认为，白人关于母职的假设--核心的、私人的家庭住户，母亲作为唯一的照顾者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历来与非裔美国妇女格格不入。源于非洲部落文化和奴隶制下支离破碎的家庭，以及持续贫困的迫切需要，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普遍采用集体抚养子女的方式。血亲母亲在一个由姑姑、奶奶、邻居、其他母亲或“虚构的亲属”组成的网络中照顾她的孩子，这些人接纳因父母在奴隶制中被卖或死亡而成为孤儿的孩子，或因父母贫困、疾病或监禁而无法抚养的孩子。
柯林斯强调，“在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属单位中……母亲的中心地位不是建立在男性无能为力或缺席的基础上的”。然而，这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他1965年的报告《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理由》中提出的指控——这一指控一直存在于福利和儿童保护实践中。
莫伊尼汉声称，过于强大的黑人母亲，而不是白人至上主义政策，造成了“病态的纠结”，导致了暴力和社会解体。莫伊尼汉称，“从本质上讲，黑人社区被迫进入了一种母权制结构，由于这种结构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整个群体的进步，给黑人男性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也给许多黑人女性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斯尼托（Snitow）称《莫伊尼汉报告》是 20 世纪 60 年代真正的反母亲的恶魔文本之一。我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佳的竞争者。但莫伊尼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黑人母亲描述为病态的人。在他的报告之后，又出现了神话般的“福利母亲”和堕落的（也是神话般的）“毒瘾母亲”。与此同时，在这几十年里，黑人母亲的形象也在面具的另一面崭露头角。在电视情景喜剧和黑人权力传单等各种媒体中，她是一位战士般的母亲，既是白人至上主义下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创伤的受害者，也是其标志性的反抗者。
纳什探索了另一种“现在占主导地位”的黑人母亲形象，虽然同样是扁平化的，但却更加坚实。在这里，它是“精神和心理更新的场所”，是一种革命性的、超越性的实践，“总是在颠覆流行的异性恋、父权制、反黑人和厌恶女性的规范”。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莉亚·赖特·里格尔（Leah Wright Rigueur）以她在第三个孩子出生时狂笑的场景作为文章的开篇--一个黑人欢乐圣母。她写道：“考虑到美国黑人母亲的现实经历，庆祝的欢乐感觉特别适合这个场合。”甚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白人文化女权主义者也从黑人身上汲取营养，绘制她们的母权乌托邦蓝图。例如，她们参考了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推理小说，在她的小说中，未来的人口是棕色的，母亲虽然凶猛、暴躁（有时是男性），但却是世界的塑造者。
恶魔文本是白人性的，是因为黑人和棕色人种女性有比坐在越野车后座上的瘾君子更严重的烦恼吗？她们是否被生存问题所困扰，例如不成比例的母婴死亡率、环境种族主义以及“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监视？孕产妇的怨恨、愤怒和冷漠是 “白人问题”吗？与《自私》选集中的男性一样，至少有一位多米尼加裔美国男性小说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讽刺。在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的一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母亲想知道为什么邻居家的一个年轻女人没有孩子。主人公说：“也许她只是不喜欢孩子。母亲回答说没有人喜欢孩子。. . .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孩子”。
纳什同意，母职矛盾并非白人的专利。她问道，为什么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坚决拒绝记录国家暴力威胁之外的母职暴力”。她对用一种主导形象取代另一种主导形象不感兴趣，而是希望看到复杂性。“在黑人女权主义理论的母职档案中，是否存在母职不幸福的空间，是否存在发现母职极不激进，甚至可能是乏味、疲惫或令人不安的母职描述的空间？选择不生育、事业心强、只顾自己事业的黑人母亲在哪里？”纳什说，将黑人母亲描绘成神化的革命者，不仅抹杀了大量的日常经验，还“强化了激进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单一概念：母职”。
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是这一景观中的一个异类，她是一位作家兼母亲，曾公开与自己的双重身份搏斗。但是，正如斯尼托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恶魔文本时发现它们并没有那么恶魔一样，沃克 1979 年发表在《女士》杂志上的《自己的一个孩子》也被认为是一篇关于母职矛盾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对母职的矛盾远远小于对切丽·莫拉加（Cherie Moraga）后来总结的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正义运动的愤怒：“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沃克对那个名叫丽贝卡的孩子很温柔；她谈到了做母亲的痛苦，比如担心孩子的疾病和她将面临的种族主义，但她也感激这些痛苦如何让她打开了她原本不知道的世界。这首诗的结尾列举了不同女作家所面临的障碍——伍尔夫的疯狂、奥斯汀的痴情——“你（爱丽丝）有了丽贝卡--她/比上述任何灾难/都更令人愉悦/更难令人分心”。
也许并不奇怪，爱丽丝·沃克的主要妖魔化人士之一是（其女儿）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这位女儿（爱丽丝的女儿，丽贝卡）将这位女士的作品描述为“对母职极为矛盾”。丽贝卡回忆说，爱丽丝“谈到你真的应该只生一个孩子，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孩子，你就会被你的孩子奴役，你就不能有创造力，你就不能自由，你就会失去独立和平静的心灵”。她也没有忘记妈妈说她是个灾星。丽贝卡已经报了仇。她公开宣布与爱丽丝断绝关系。不过，她还是没有忘记诗意的对称。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丽贝卡自己的回忆录《宝贝之爱：在经历了一生的矛盾之后选择做母亲》也正式出版（Baby Love: Choosing Motherhood after a Lifetime of Ambivalence）。
我们可以改善母亲的角色：我们可以让母亲的角色变得不那么苛刻，变得更加平等，不再将“不合格”的母亲视为罪人，不再对不想要孩子的人施加压力让她们生孩子。但这些都是渐进式的改革。它们并不能解决母职的真正问题，正如恶魔文本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些问题只是适应时代而已。就像资本主义一样，母职总会想方设法坑害母亲。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母职。
这就是舒拉米丝·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一书中的观点。这也是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在《现在起全面代孕：反对家庭的女权主义》（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2019）一书中的观点。与费尔斯通一样，刘易斯对改革不感兴趣。她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她不仅要打破母亲与孩子之间不可逾越的纽带，还要打破母亲与妊娠、妊娠与家庭、家庭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人类生命之间的联系。刘易斯写道：“让我们预设一种非竞争性的相互制造方式。让我们热情好客地拥抱彼此，打破世袭亲子关系的观念，倍增真正的、充满爱的团结。让我们建立一个以同志情谊为基础的关爱社会，一个由亲情而非亲属维系的世界。在怀孕方面，让每一次怀孕都是为了每一个人。简而言之，让我们推翻‘家庭’”。
与此同时，刘易斯认为，那些从事妊娠劳动的人——商业代孕者——必须拥有工人的权利和自主权。这本书的主线是对一家名为阿坎沙生育诊所（Akanksha Fertility Clinic）的印度代孕机构及其所有者和管理者纳亚娜·帕特尔博士（Nayana Patel）的新闻调查。帕特尔从低薪、高度控制的工人身上赚取财富和社会声望，将自己塑造成所谓的女权主义者和受压迫穷人的拯救者。但《现在起全面代孕》并不是一种揭露，代孕者自己的证词足以让任何“恶棍－受害者”的叙事变得复杂。相反，刘易斯以商业妊娠为视角，拷问了关于“自然”生产婴儿和组建家庭的性别、经济和情感假定。
刘易斯坚持认为，无论是无偿的还是商业性的——出于爱、义务或生计的劳动——怀孕都是工作。然而，称其为“工作”并不能“赋予”代孕“尊严”，也不意味着要为养育子女索要报酬。相反，它将生育定位为抵制一切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场所：“如果我们将生育，而不仅仅是其规定的后果，重新想象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需要奋斗和反对的东西，走向一个没有工作和价值的乌托邦视野，会怎么样?”
最近，一位科学家告知英国广播公司（BBC），人造子宫的实现近在眼前——两代人之内。在那部纪录片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纪录片中一样，谈论者的眉头因伦理问题和民主意见而皱起。其他人的眉头则舒展开来，庆祝即将到来的无法生育者和子宫匮乏者的喜悦——在画面中，有一对英俊的同性恋夫妇（没有欣喜若狂的生物技术公司股东）。
费尔斯通认为，婴儿制造机器是革命的引擎，它重新定义了“我们与生产和繁衍的关系”，并导致阶级和家庭的终结。刘易斯指出，我们甚至不需要这种机器。她写道：“自从体外受精技术的完善使人体能够孕育完全外来的物质以来，活生生的人类就成了委婉语‘辅助生殖技术’中无性的‘技术’组成部分”。刘易斯说，这并不是禁止这种做法的理由——尽管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的崇高道德目标。代孕和堕胎一样，无论合法与否，都将继续下去。她写道：“当所有人都在宣布灾难和乌托邦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代孕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变则通，通则久”。她写道，“但同样令人兴奋的是：代孕越是一成不变，人们就越会迫使其改变。最终被迫改变的不仅是妊娠，还包括一切：父母身份、童年、养育、社区”。
刘易斯的完全代孕和人类的相互重塑，是否能为恶魔文本中的母亲们提供一条出路呢？在《需要》的倒数第二部分，莫莉勉强答应了莫尔的请求，花时间陪伴孩子们。很快，她开始依赖这位代理母亲——因为，说真的，哪个母亲不需要至少一个代理母亲呢？她们制定了一个轮流的时间表：一个待在丈夫的地下室工作室里，另一个照顾孩子。但莫莉的内疚和焦虑迫使她在莫尔轮班时潜伏起来，然后出现。
一天晚上，莫莉和孩子们病倒了，一起昏昏沉沉地睡去。当她从卧室出来时，发现孩子们已经康复并洗完澡，和莫尔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当孩子薇薇看到她的“亲生”妈妈时，随口说道：“嗨，另一个妈妈”。孩子本几乎没有注意到她。最终，莫莉和莫尔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开明、焕然一新的人。她们还能继续“非竞争性地制造彼此”吗？一位母亲从理性的沉睡中苏醒，她的世界也随之改变。然而，这里其实并没有怪物。只有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穿着睡衣吃着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