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私刑法律（1900）

美国的私刑法律

我们国家的国家犯罪（national crime）是私刑。它不是一时的产物，不是突然爆发的无法控制的暴怒，也不是一群疯狂暴民难以形容的残暴。它代表了那些聪明人冷静而精于算计的深思熟虑，他们公开宣称，有一条“不成文法”使他们有理由在没有宣誓的控诉、没有陪审团审判、没有辩护机会以及没有上诉权的情况下处死犯人……

……这是“不成文法”的杰作，人们关于它滔滔不绝说了很多，并且在它的命令下，屠杀成了一种消遣，国家的暴行得到了宽恕。这条“不成文法”的第一条法规，是用成千上万勇敢之人的鲜血写成的。这些人认为，一个好到足以创造公民身份的政府，就强大到足以保护公民身份。在赋予每个公民投票权的国家法律权威下，新公民选择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但是国家法律的统治是短暂和虚幻的。法典上的判决还没变干，南方各州就一个接一个地大声疾呼反对“黑人统治”，并宣称有一条“不成文法”可以证明任何反抗它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这种方法由路易斯安那州、南卡罗莱纳州和其他南方州的“红衫军”发起，之后被3K党所继承。这里提到的红衫军，是指19世纪末美国南部白人至上主义的民兵组织。这些“不成文法”的拥护者大胆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恐吓、压制和剥夺黑人的投票权。为了支持他们的计划，3K党、红衫军和类似组织开始殴打、流放和杀害黑人，直到组织达到目的、“不成文法”实现至高地位。因此，私刑从南方开始，迅速蔓延到各州，直到国家法律失去效力，“不成文法”变得至高无上。人们被“红衫军”带出家门，被剥光衣服、殴打和流放；另一些人则由于其政治地位被政敌所厌恶而被刺杀；而3K党在选举日的野蛮行径，则以屠杀成千上万的黑人选民为乐，为国会调查提供了让文明蒙受耻辱的纪录。

所谓的普选权威胁既然通过压制黑人选举权得以避免，暴民的谋杀精神就应该得到满足，对黑人的屠杀就该停止。但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仍是个人谋杀和暴民团伙谋杀的受害者，就像他们在防止“黑人统治”的“不成文法”要求下被杀害一样。黑人因与雇主就合同条款发生争执而被杀害。如果一些谷仓被烧了，一些黑人就会被杀害来泄愤或试图阻止其继续发生。如果一个黑人对一个白人的无理要求感到不满，两人打了起来，那么黑人就必须死，要么当场死在那个白人手里，要么之后死在迅速聚集起来的暴民手里。如果他表现出一种勇敢的男子汉气概，他就会因自己的英勇表现而被绞死，而他被处死的理由是他是一个“粗鲁的黑鬼”。黑人妇女被谋杀，因为她们拒绝告诉暴徒在哪里可以找到“私刑聚会”（lynching bees）的线索。14岁的男孩被代表美国文明的白人私刑处死。事实上，对于各种各样的罪行——或者没有罪行——从谋杀到轻罪，男人和女人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被处死；因此，尽管不再需要政治上的借口，大规模屠杀仍在继续。人们给这些杀戮取了一个新名字，并为此发明了一个新的借口。

人们又一次求助于“不成文法”，它便再次前来救援。在过去十年中，“不成文法”又增加了一条新的法规。该法规宣布，对于某些罪行或被指控的罪行，黑人不能得到一场审判；不得强迫任何白人妇女在宣誓后，将人身侵犯或任何此类指控提交法庭调查。其结果是，许多后来被证实无罪的人被处死；今天，在这种“不成文法”的统治下，如果一名白人妇女——不管她的地位或动机如何——指控黑人侮辱或人身侵犯她，那么任何一个黑人，不管他的名声如何，都不免遭到私刑。

根据这一“不成文法”，将嫌疑人处死被认为具有充分和合理的依据，因为经常有人指出，这些私刑恐怖是防止针对妇女的犯罪所必需的。在描述黑人聚居地区白人家庭的孤立状况时，这个国家的情感被打动；有人指责说，这些房屋就像被野兽包围一样危险。世界已经毫无阻碍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在许多案件中，人们公开表示，给予受害者的命运只是他应得的。在许多其他事例中，有一种沉默比语言更有力地表明，一个人因控告者未经宣誓和证实的指控而被一群暴徒抓住并烧死，是正确和适当的。不管我们的法律假定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不管它使某一阶层的人完全受另一阶层的支配；不管它鼓励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把脸涂黑、然后犯下日程表上的任何罪行，只要他们——像经常做的那样——使人们把嫌疑放在某个黑人身上，然后带领一群暴徒去取他的性命；不管暴徒们制造了法律的闹剧和对正义的嘲弄；不管成百上千的男孩因为眼前重演这些场景而更容易走向犯罪、被恶习败坏——如果一个白人妇女声称自己受到侮辱或侵犯，就必须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伴随这一代价的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一切恐怖和中世纪的一切野蛮。世界却只在一旁看着，说一切都好。

在这个国家，不仅平均每年有200名男女被暴徒处死，而且这些人的生命被大肆宣扬。在许多情况下，主流公民在不参与时通过自身沉默的存在充当帮凶，主流报刊则用耸人听闻的文章和提供奖励来煽动公众对私刑的看法。每当有火刑的告示发布时，铁路公司就会安排旅行，拍摄照片，并且与100年前的公开绞刑一样，也会进行同样的庆祝活动。然而，有一点不同：在过去的日子里，站在旁边的群众只被允许打趣或嘲笑。而19世纪的私刑暴徒割下耳朵、脚趾和手指，剥下肉体，并将身体的一部分作为纪念品分发给人群。如果暴徒领袖们感兴趣，他们就会把煤油倒在尸体上，然后把受害者烤死。这已经在德克萨斯州的特克萨卡纳和巴黎、肯塔基州的巴兹韦尔和乔治亚州的纽曼发生。在巴黎，执法者把“犯人”交给暴民。市长给学生们放了假，铁路公司开了短途旅行列车，让人们看到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一年前，在特克萨卡纳，男人和男孩们割下一块块肉，把刀刺向无助的受害者，以此取乐。乔治亚州的纽曼在这一年里，暴民们用尽了一切可以想象的酷刑，在点燃柴火之前想迫使受害者惨叫并供认“罪行”。但是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他一声也没叫，他们也无法让他供认。

如果私刑仅是因为针对妇女的犯罪而产生——如果是真的——正如部长、编辑、律师、教师、政治家，甚至妇女自己不断宣称的那样，那么这种情况就足够残酷和可怕了。为了那些实施私刑的人的利益，他们玷污了那些无助和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的好名声。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公布私刑的借口，希望借此不仅减轻自己的罪行，同时证明黑人是道德上的怪物，不配得到文明世界的尊重和同情。但是这个所谓的理由增加了暴徒蓄意的不公正行为。统计数据显示，并非是因为对妇女的攻击而导致私刑；相反，私刑的受害者中甚至没有三分之一被指控犯有此类罪行。《芝加哥论坛报》每年发布私刑统计数据，是以下数据的来源：

私刑于1892年达到高峰，全年共有241人被私刑处死，死亡人数分布如下：

在这些人中，有160人是黑人血统。其中四人在纽约、俄亥俄州和堪萨斯州被处以私刑；其余都在南方被谋杀。其中五人是女性。他们被处以私刑的罪名范围很广：

在上面提到的男孩和女孩的案例中，他们的父亲黑斯廷斯被指控谋杀了一名白人男子。他14岁的女儿和16岁的儿子被绞死，他们的尸体上布满子弹；然后父亲也被私刑处死。这件事发生在1892年11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琼斯维尔。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的记录显示，被指控犯有这一可怕罪行的人的比例完全相同或更小。撰文人亲自调查了三分之一的攻击指控案件，其中相当多的案件表明，这些指控实际上没有根据；然而，并没有人声称他们当中没有真正的罪魁祸首。黑人与白人的联系太久了，所以他们既会模仿白人的优点，也会模仿白人的缺点。但是黑人痛恨并完全拒绝那些诋毁他好名声的企图，这些企图声称对妇女的攻击是黑人特有的。黑人因白人对黑人妇女犯下的人身侵犯罪行而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白人因黑人的此种罪行而遭受的痛苦。当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当形势发生逆转，黑人妇女成为指控方时，什么犯罪行为应该被判处死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