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公民身份（1878）
当美国正试图强迫印第安人获得它的公民身份的时候，后者到处都在抗议它。在三月的最后一天，著名的伊洛魁联盟（Iroquois），亦称六族联盟（Six Nations），在奥内达加（Onondaga）古旧的会议场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地点是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他们经常开会解决重大问题的地方。
在他们过去的原始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像在三月的会议上讨论的那些重要议题。在这些重要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在美国参议院由纽约州的科南先生提出的议案，该议案旨在给予那些部落以公民身份的权利，并允许他们在该州出卖他们自己的土地。
印第安人拒绝了公民身份的礼物，尽管纽约北区的华莱士法官最近决定支持在187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一名奥奈达印第安人的权利，而奥奈达人的酋长斯克南多阿（Skenandoah）却是反对这一创新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穆斯林有一句格言：一小时的正义值得七十年的祈祷；而印第安人似乎认为，一小时的正义值得一千年的公民身份——他们的讨论反对任何允许或强迫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的法律，因为这个做法会为白人的贪婪打开大门。他们讨论了被强迫支付美国曾在条约中划分给印第安人的土地的计划，这些土地后来被没收并出售给了美国政府。
不同民族的一百多名酋长和战士参与了这次讨论。这次在伟大的纽约州中心的奥内达加城堡举办的印第安人大会，以及一月份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妇女大会，其中一个抗议将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公民身份，因为这将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的权利；而另一个则要求将她们拒之门外的公民权利，用以保护自身的权益——这就是对我们的所谓共和形式的政府的两种强有力的批评。
印第安人一直受到压迫——现在也是如此——这是事实，但是美国与他们有条约，承认他们是独特的政治团体，而且对于他们的责任并不要求强制的公民身份，而要求政府忠实地履行其义务。
尽管与我们共同生活，但印第安人在现实中却是“境外势力”。美国对印第安人不仅有条约义务，而且根据这些条约每年向他们支付或承诺支付款项；美国政府在六月、纽约州在九月支付伊洛魁族人年金。伊洛魁族人对公民身份的一个很大的厌恶之处是，他们成为公民后就会被强制纳税，而他们把税看作是贡品的一种。他们很早就习惯于接受贡品，在长岛被征服的部落中收取他们每年的金钱。尽管他们贫穷，尽管他们受压迫，尽管他们现在被白人征服者包围，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古老的独立精神，仍把自己看作是独特的民族，在领取年金时，他们仍然想象自己像过去那样从敌人那里收取贡品。强制他们成为公民，就会像我国政府对古巴、墨西哥或加拿大的吞并，同样都是不正义的。
一位印第安人的代表在元旦来到白宫。作为对正义的讽刺，他们的“新年贺卡”上刻着许多与他们签订的条约的摘录，以及政府在条约中宣称保障、却被忽视的权利。
全国妇女可能会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窍门，然后在七月四日发给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卡片，上面刻有诸如“政府的正当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无代表的纳税就是暴政”之类的观点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字。
（南北战争后）黑人男人未经要求就获得了选举权，现在又有人企图违背印第安人的意愿，把选举权强加给他。而本来就属于这个国家的妇女公民，却被剥夺了行使选举权的权利。确实，一致性（不双标）是一种稀有的宝石，唯一能找到的地方是蟾蜍的脑袋（译注：莎士比亚梗，相信蟾蜍的脑袋里有宝石，指需要经过磨难和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导读
尽管美洲原住民直到1924年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选举权，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立法者就越来越支持给予美洲原住民公民身份以“化解对抗行为”；这是1877年一项提案的主要动力，试图将整个大陆的原住民转变为美国公民（Sneider, 2008: 57 和 61）。该法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许多美洲原住民拒绝获得公民身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部落土地将被分裂和私有化，他们的社区力量将被削弱。
少数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参政论者参与了这一授予美洲原住民公民权的风波。这些妇女参政论者通常是在原住民部落附近长大的女性，相较于立法者，她们从小就与原住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选文101是由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所撰写的一篇文章，她在易洛魁州附近的纽约长大。她的文章《印第安公民身份》（Indian Citizenship）（[1878] 1998）描述了这类拟议法案中的“公民身份礼物”将如何使美国政府得以结束原住民部落的主权，并且“为白人对印第安土地的贪婪掠夺进一步敞开大门”（盖奇[1878] 1998：36）。
尽管盖奇在她的著作中谴责了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残酷对待、且被易洛魁斯妇女委员会背书，而当联邦政府似乎准备给予美国原住民男性以公民身份和选举权时，她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就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参政论者一样，盖奇担心将投票权扩大到美国原住民男性会让美国的女性更难获取投票权。后一种观点是她在1877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大会上采取的立场，当时美国原住民公民身份和选举权问题成为妇女权利运动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协会的新任主席克莱门斯·洛泽（Clemence Lozier）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签名下，这一大会宣布了以下声明，作为选民的“印第安男人”将给美国女性公民带来“额外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像“墨西哥人、混血儿、[和其他]无知、邪恶的男人”那样“坚决反对女性选举权”（引用于斯奈德，2008：63）。在同一声明中，她们声称“印第安男人把他们的女人变成了承受负担的牛马”（斯奈德，2008：64）。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认为自己不但瞄准了原住民男人的邪恶，且仍然可以表达对土著妇女的同情。
与恩格斯的分析不同，这些妇女参政论者摧毁了美洲原住民妇女作为“采集经济者”和“庄稼人”在部落中所承担的生产性劳动与其在部落内的政治权利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事实上，原住民妇女真正的悲剧之一是：当定居下来的殖民者将他们的“文明观点”强加给原住民时，他们侵蚀了一些部落中原有的美洲原住民妇女与男子间共享的平等。例如，在某些原住民妇女是主要的耕种承担者的部落（这意味着原住民妇女在部落里也有着相应的政治地位）。可是，美国政府的公职人员不但鼓励甚至还立法让美洲原住民男人去接管生产性活动。正如当代美洲原住民女性主义活动家威尔玛·曼基尔（Wilma Mankiller）所写：“我们的部落和其他母权制[matrilineal][4]的部落已经被同化，并接受了更大社会所有的文化价值观，在接受的过程中，我们也接受了性别歧视。我们同时前进和后退。当我们看到原始价值观被稀释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性别歧视。（曼基尔在《Mihesuah》，2003：42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