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籍：Different Wavelengths: Stud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原标题：Solitary Sisterhood: Individualism Meets Collectivity in Feminism’s Third Wave
导读：“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98；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
作者信息：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她任教的大学网站上查阅：grinnell.edu/user/henry。
译者注：
1）为了简洁，third-waver（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文中统一处理成“第三次浪潮儿”。
2）文章前半部分全文翻译，后半部分的观点太老生长谈，所以只翻译了引文与例证部分。对有意思的地方做了概括。
3）可以与网哲翻译的另外两篇文章做比较阅读。三篇文章代表了对第三次浪潮的三种不同的态度。
网哲邻人部：【翻译】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之声：为《真实》一书的导言 的作者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发起人，打响了炮击第二波女性主义大爹的第一炮。
本文更多地是指责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了，忘掉了政治性与集体斗争的祖训。
网哲邻人部：解开母/女的包袱：重评第二次和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间的紧张关系 则是企图调和两者间的对抗关系，各打五十大板，呼吁理解与对话。
（如果没时间全看，读一读“母女包袱”那篇就足够了，双方的立场呈现得很详细、很公正。）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诞生于90年代中期的美国，建立在第二次浪潮后新一代女性的独特成长经验之上。正如珍妮弗 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 理查德（Amy Richards）在宣言（Manifesta）中所描述的那样，“对60年代初以后诞生的人来说，女性主义的存在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女性主义就像自来水中的消毒剂矿物质，我们注意不到自己拥有它[1]。”可是，这种将女性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可能会让我们与它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第三次浪潮儿虽然会视女性主义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但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和第二波浪潮的前辈比起来，我们影响现实政治变革的能力却变弱了，特别是考虑到正是我们的行动推动了这种变革[2]。
第三波女性主义者用“第三波”这个称呼来描述自己，从代际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将自己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区分开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大都成年于在60到70年代之间。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系列理论进一步定义了第三波女性主义[3]。这些文本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清楚地表明，界定第二次浪潮意义上的所谓共同的“姐妹情谊”，并不是第三次浪潮儿的优先任务。女性主义晚辈不愿意基于共同的“女性”身份或政治目标来为女性主义发声（这是姐妹情谊那套说辞所倡导的），今天她们更多地是在以“共同的代际姿态”对抗第二波女性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集体身份。
采取代际姿态反对第二次浪潮，为不少第三次浪潮儿提供了进入女性主义的方法。然而，过于强调第三次浪潮的代际意义，会阻碍其作为政治运动或批判视角的发展，尤其是考虑到这种运动（或视角）需要的是团结一心，而仅仅靠代际位置（generational location）是不足以支撑运动所需的团结的。虽然第三次浪潮也曾有过统一的姿态（将自己视为第一代“后－第二波浪潮世代”），以此团结起来。但它却缺少其它集体性，而这正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最核心的内容。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极少强调统一的政治目标（goals）的重要性，也不怎么以一个统一的批判视角代表整个第三波浪潮。与此相反，第三次浪潮的文本充斥着不同个体对女性主义的定义，以及觉醒女性主义意识的个体性叙事。
第三次浪潮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用雷丝丽 海伍德（Leslie Heywood）与珍妮弗 德雷克（Jennifer Drake）的话来说，在自传体散文中找到了理想的表达形式，这是第三次浪潮儿们与那些不赞同前辈们集体宣言之人所喜爱的写作文体[4]。9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次浪潮的大部分论著，都围绕着个人化的散文和对女性主义的个人化定义展开。正如鲍姆加德纳（Baumgardner）所写到的那样，“确定个体边界（personal frontier）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做的主要任务[5]。”这些文章可被视为自早期女性解放运动以来，女性意识觉醒过程的第一步[6]。即，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个体经验与在更大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下，分析这些经验的方法。不过，第三次浪潮最大的局限，便是无法超越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去发展一套更为宏大的个人与集体经验的分析，从而呼唤理论与政治行动[7]。吉纳 丹特（Gina Dent）曾警告称：“既然不存在能让合理的自我探索转变为集体助益的方法，某种特定的女性主义（the feminism）会退出女性主义大类（Feminism），个人的也无法成为政治的[8]。”
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喜欢用自己的术语定义女性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位女性主义者都会作为个体去为自己定义何为女性主义——你可以在第三次浪潮的宣言书，丽贝卡 沃克（Rebecca Walker）的《成为第三次浪潮吧》（Becoming the Third Wave）中看到这种观点。这篇文章于1992年1月发表于Ms. Magazine 上，以回击最高法院非裔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申诉（译者注：1991年，托马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遭到前助手安妮塔·希尔的性骚扰指控，此事引来全美各地妇女权益组织的关注和压力。托马斯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还指责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傲慢的黑人进行高科技私刑”。随后，参议院以52票对48票的微弱优势“勉强”批准了对托马斯的提名。此后，他在公开露面时仍会吸引部分少数族裔和妇女权利组织的抗议者——来自百度百科）。她的文章旨在解释为什么我们仍需要女性主义以及为什么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必须开始动员，她在文章的末尾说到：“我不是后女性主义者。我是第三次浪潮[9]。”她虽然呼唤新一波浪潮，但沃克并没有以集体的声音发声。生命中没有出现过”我们”一词，至始至终只有“我”。在这份这份后来成为第三波浪潮话语共同主题的表述中，沃克并没有代表其他女性发声。与此相反，她书写自己作为一名个体，献身女性主义的欲望。
这种实践女性主义的方法得到了9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女性主义文本的支持。比如，其中有一本书名为《新女孩社团胸罩指南》（The Bust Guide to the New Girl Order)，在这本书中，“胸罩（Bust）”编辑马赛勒 卡普（Marcelle Karp）声称：“我们进入了DIY女性主义新时代——姐妹们，do-it-yourself……你的女性主义就是你想成为，你想创造的女性主义。你们要自己定义你的议程，自己选择骂人还是不骂[10]。”这些评论旨在为第二次浪潮中所谓的教条主义（即只有一种实践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正确方式）提供不同的可能。卡普与许多第三波浪潮儿们一样，拒绝那种预设好了的女性主义章程，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是可以让每一名女性用自己的术语定义的。她试图让女性主义成为开放的空间，成为能够接纳所有人的空间。 娜奥米 沃尔夫（Naomi Wolf）在《火与火：新女性力量与它如何改变21世纪》中（Fire with Fire: The New Female Power and How It Will Change the 21st Century），也指出了类似的目标；然而，最后沃尔夫支持的，却是一种高度去政治化的女性主义，即任何人——哪怕是恐同者，堕胎反对者和种族主义者——只要ta支持沃尔夫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权力（Power Feminism）”，那么ta就是女性主义者。在简装本的序言中，沃尔夫对批评者做出了以下回应：
“有人提出质疑，我是不是把“女性主义”重新定义地太宽松了，以至于使它变得毫无意义。一名批评者攻击我给出的定义，因为她认为这种定义“连争论都无法争论（no one could argue with”。然而对我而言，这种说法其实是褒奖……我给出的新定义至关重要，因为老定义附带的种种负面联想正在让女性群体步履维艰[11]。”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呼吁重新定义女性主义，也是希望能邀请更多的女性和男性加入到女性主义运动中来，从而使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更有吸引力，让更多人用这一术语来称呼自己。考虑到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在主流媒体与文化中经常被扭曲，重新修正战略确实是重要的任务。可是，如果这种修正战略呈现的女性主义是那种，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的女性主义的话，那女性主义也就失去了政治批判维度。不去批判白人至上主义与特权，异性恋正统主义与资本主义——更别提性别歧视与厌女症了——女性主义不过就是高呼“女性权力”的无意义的车尾贴纸罢了（译者注：bumper sticker，上面写着新手驾驶 请多关照那种贴纸）……
有些第三次浪潮的作者对此非常警惕。在《抓住一次浪潮：在21世纪重新呼唤女性主义》（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的导言中，劳丽 迪克尔（Rory Dicker）和阿利森 皮普梅尔（Alison Piepmeier）写到：
“有时我觉得，好像无论什么牛鬼蛇神都能符合第三次浪潮——无论ta们想什么，做什么，信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女性主义，解放人人（feminist free-for-all）”：这种口号意味着，女性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的核心价值，也没有值得奋斗的目标….. 这是对贝尔 胡克斯（bell hooks）的著名论断“人人都能读懂女性主义”（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译者注：胡克斯写了本书，名叫《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性主义》，中译本把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翻译成了 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性主义）最恶劣的阐释：这种说法是在暗示，无论ta做了什么，都能成为女性主义者[12]。”
（译者注：后半部分没什么新观点了，基本就是在谈，女性主义者既不能忘本，全然不顾政治性与集体斗争，也不能大搞性别割据，忽视其它差异。所以我就只翻译例证材料和引文。）
迪克尔（Dicker）与皮普梅尔（Piepmeier）认为：如果“女性主义要改变世界和生活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有着严格的政治要求。”女性主义将何去何从，此时已经到达了分界点[13]。
在1969年的《红袜子宣言》（Redstockings Manifesto）中，激进女性主义者强调共同的姐妹情谊，呼吁妇女集体行动。强调“经济，种族，教育，社会地位的差异，都不能成为分裂女性群体的借口[14]”。
Ednie Kaeh Garrison 在2000年写到：“显然，女性主义者写作的女性主义批评，是塑造第三次浪潮的来源之一，而非只是追随某种中心化的，既成的运动模式[15]。
迪克尔和皮普梅尔写到：“第三次浪潮中代表女性权利的政治激进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环境问题共同造就的，同时也是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第三波浪潮儿……考虑的不仅是“女性议题”，而是一系列更广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题[16]。
Ednie Garrison： 在第三次浪潮中，女性主义者的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未必会是那种为了同一个目标或身份而团结一致，加入国族化与高度动员化的社会运动之中。现在这种时候，我完全无法想象[17]。
Elizabeth Mitchell： 我母亲那一代的女性似乎喜欢这样……一个社群共同努力，为姐妹们女儿们，赢下女性主义运动的胜利。她们会很高兴看到，她们奋斗争取的权利会造福全体女性成员；性自由，工作机会平等，晋升平等。她们还比我们有着更明确的敌人[18]。
（译者注：作者认为，黑人女性主义也是一只特殊的力量。她们既不同意第二次浪潮中的教条主义，也不喜欢第三次浪潮中过度个人化白人化的思想。但她们依然会强调姐妹情谊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Joan Morgan 在《当Chickenheads回家睡觉：我作为Hip-Hop女性主义者的一生》（译者注：《Chicken Head》是Idonia演唱的hip-hop歌曲，收录于《Ragga Ragga Ragga 2006》专辑中。）一书的结尾写到：我知道我们间的关系并不轻松。姐妹情谊（sistahood）并非（ain’t）圣徒情谊（sainthood）。有人说只要女人掌权，就不会有战争了，这完全是扯淡，是女性主义者的幻想……也就是说，讲到姐妹情谊，我对你们做出的承诺是非常严肃的……姐妹情谊是关乎你我生存的大事[20]。
Jeeyeun Lee： 被称作“女性主义”的这件事，需要非常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年轻女性主义者们的激进运动，已经走完了第一阶段：即，我们明白了，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从来就不是轻轻松松，自然而然的事情[21]。”
Sarah Boonin在《请——停止思考明天：为了今天，在大学校园里掀起女性主义运动》中写道： 虽然女性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变得——同质化（sameness），但确实存在某种哲学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我们有着追求平等的共同承诺。共同的追求塑造了我们的社群……除非我们将我们自己设想为“我们”——即一个由学生，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社群——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成为一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伙伴[22]。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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