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另一位受卢森堡作品启发的女性主义者Vandana Shiva用“恶性发展”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破坏（Shiva，1989:1）。她的书《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1989）的摘录可以在选文120中找到。Shiva对发展意味着什么的批判性质疑标志着全球女性主义分析的一种范式转变。
陈旧的假设——即随着发展进程，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将自动增加，贫困将被消除——现在正受到第三世界妇女生态运动的严峻挑战，尽管它继续指导父权制权力其中心的发展思维。
从前对发展的分析，无论其是政治上的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主要使用经济增长作为其发展的主要指标。这种分析认为，为了增加生产和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工业化必须取代效率较低的前现代生产形式。现代化和依赖性理论家都持有这一观点，工业化的好处是这些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共同点。
Shiva拒绝这些发展路径。她对未来的愿景在与玛丽亚·米斯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她们使用自给自足视角和生存视角来指称其替代性愿景。这种生存视角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将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生产不断扩大的“商品之山”转变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米斯和Shiva，1993: 319—321）。对社区交换[物物交换]和社会纽带的依赖取代了市场和金融机构／制度，而水、土壤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既没有私有化也没有商业化，而是被视为社区责任。她们更喜欢简单、可持续的生活。这种类型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1在当今全球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界很受欢迎。
校对按：罕见地花时间讨论一下本文和背后一批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的问题——你说得对，但现代化是一款西方父权制开发的地球OL开放世界游戏，你将在其中扮演一名第三世界贫困妇女，被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授予“和谐自然之奥拉精神”，去发掘名为“经济发展”的真相……——这套“叙事”已经听得厌倦了，看似有说服力，实则没有道理，只是用各种大词（多样性、单向度技术霸权……）掩盖其策略的苍白和黑暗面。
①我们当然知道SAP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带有结构性的不平等并对第三世界妇女造成了伤害，但生态女性主义许诺的前资本或外于世界市场的和谐自然社会首先并不存在、其次即使一定程度残存那也不一定对妇女而言是良善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这显然有着自认为代表“庶民”说话、实则取消事实复杂性的独断论；
②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父权制的描绘非常神秘，其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当下社会和历史演变中父权制具体的运作方式和效果，只是胡乱借用哲学与政治理论概念——如果父权制是依据其据称的“观念”、“品质”、“原则”来驱动的，那我们既不明白历史上女性是如何被置于这种次等地位而不自知、不反抗的；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能够反抗并且能够成功了。
③整个的论证逻辑似乎比19世纪的福音色彩的康米人更加朴素幼稚，先假设有个纯洁和谐的东方她者、然后怒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破坏了这种先定的和谐有机社会，出于道德义愤所以要狠狠修正丑恶的大人世界——如果剥削压迫的机制是这么简单，左翼大反攻早就胜利114次了。把“唉，父权制”换成“唉，犹太人”似乎可以无缝嵌入这种危险的、赞颂生命！自然！和谐！有机！的叙事形式。不能简单把19世纪西欧工人换成20世纪后半的第三世界女性、再加上神秘学色彩的自然母亲，就认为这种道德批判式的修辞能更进步彻底。
④这一派人把批判聚焦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而几乎半故意地忽视了（早在19世纪上半叶已清楚的）宗教压迫批判（广泛存在于第三世界），这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第一世界学者的食肉糜式傲慢。当然，女性原则的“发展”——说得轻巧，谁都能幻想一种超越性的完美发展，那害不如直接畅想超越性别的New type算了——而我们不也能在今日看到各种改良版本的“发展”来表象吗？从市场女性主义到ESG到瑜伽灵修，资本可以大谈时髦的社会责任和性别平权，但我们明白实际上重要的事情总是那么糟糕——从宗教到市场，那我们不妨思考，生态女性主义者乞灵式引用的卢森堡这只永远的鹰会怎么办？
西方父权制的新动向——发展
“发展”本应是一个后殖民式的项目，它是对一种进步模式的接受。在该模式下，整个世界都以殖民化的现代西方为模板重塑自身，同时无需经受殖民主义带来的奴役和压榨。这一模式假设，西式的进步普遍适用。因此，发展被等同于经济范畴上的西化——包括需求、生产力和增长——从而实现一切人的福祉之改善。这些有关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概念与范畴诞生于特定的语境（殖民权力中心地带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增长），却被抬升为一种普遍假设，应用到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基本需要之满足这一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中。然而，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指出的那样，西欧早期工业发展恰恰仰赖殖民强权对殖民地的长期占领以及对当地“自然经济”的破坏。2她认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殖民地，资本积累将停滞不前。由此，作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商品化（以产生“剩余价值”和利润）方式的“发展”，不仅涉及特定财富创造形式的再生产，还涉及与之相关的贫困和剥夺。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复制了原先殖民地的老路，其基于资源商品化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新的内部殖民地。3发展因此被还原为殖民过程的延续；它成为现代西方父权制经济视野下财富创造活动的延伸，这个活动以一系列剥削为基础：对女性（无论她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的排斥、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对其他文化的侵蚀。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妇女、自然和受压迫的文化造成侵害，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第三世界，妇女、农民和土著正为了从“发展”中解放而斗争，正如ta们之前为从殖民主义中解放而斗争一样。“联合国妇女十年计划”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发展进程的扩散，女性的经济地位将自然而然获得改善。然而，十年计划结束时，事态愈发明朗：发展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女性日益落后的原因并非对“发展”参与得不够多、不够充分；相反，问题出在她们被迫以不公平的方式参与其中：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却被排除在益处之外。发展的排他和剥夺效应加剧了殖民过程中的生态退化和当地人对自然资源的政治控制力的丧失。经济增长变成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将资源从最亟需者处夺走。不同之处在于，新兴国家精英取代了原先的殖民强权来主导剥削，他们以“国家利益”和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借口，利用更为强大的技术强取豪夺。
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4记录了女性在殖民统治期间贫困加剧的情况；那些统治者在土地、技术和就业机会等问题上对殖民地女性持负面态度，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压制和削弱着妇女，把她们变成了无知无识、身无长技的附属物。殖民地低度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带有鲜明的现代西方父权制烙印，尽管大量男性和女性都在此过程中陷入贫困，但往往是女性失去更多。为了谋利而将土地私有化的行为侵蚀了女性传统的土地使用权利，使她们进一步流离失所。商业作物的扩种破坏了粮食生产，而当男性移民或被殖民者强征为劳工时，女性们只能依靠微薄的资源来照护儿童、老人和病弱者。“联合国妇女十年计划”结束时，妇女活动家、运动组织者和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了一份文件。正如其中所写的，“十年计划中的种种研究几乎一致得出结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妇女更加难以获取经济资源、收入和就业机会，她们的工作负担加重，健康、营养和教育状况相对甚至绝对的下降”5。
发展的扩张使女性脱离了生产活动，其根源主要在于发展活动侵占或破坏了人们赖以维生的自然资源基础：女性对于土地、水源和森林的掌控被剥夺；土壤、水和植被等生态系统被破坏，致使大自然自身的生产力和修复力受损。这两者共同导致女性的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性别从属和父权制的压迫古已有之，但发展活动为它们带来了更新、也更暴力的形式。父权思想将破坏指为“生产”，而将生命的自我更生视作“钝态”（Passivity），这引发了一场生存危机。钝态这一概念被用于假定自然和女性的天然状态，它否认了自然与生命的能动性。作为进步发展所假定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碎片化和一致性破坏了内生于“生命之网”各种关系的生命力量，以及这些关系中元素与模式的多样性。
下述对于传统自然社会“非生产性”的典型分析捕捉到这种对自然、女性和土著民族的经济偏见：
“生产依托人力、畜力而非机械力量，大多数农业生产效率极低；人或动物的粪便会被用作肥料，但对化肥和杀虫剂一无所知……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状况就意味着贫困”6。
这些假设显而易见：自然生产效率低下；基于自然再生循环的有机农业等同于贫困；内嵌于自然的女性、部落与农民社群同样没有生产力，不是因为已证明他们在合作中难以生产足够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需求，而是因为“生产”被假定只能通过商品生产的技术接入才真正发生，即便这种技术会摧残生命。在这种视域下，一条平稳清澈的河流不是具有生产力的来源，只有筑起堤坝令其“发展”，才能具备生产力。女性为满足家庭与社群的用水需求，将河流作为公共资源共享，也不被视为生产劳动，只有让工程人员取而代之，水务的管理和利用才能成为生产活动。除非能被开发成种植单一商业物种的种植园，自然森林也是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等同于“恶性发展”，无视女性、保护和生态原则。忽视自然的自我更新，忽视妇女在满足基本但必要的需求方面的工作，是“恶性发展”范式的重要组成。正如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7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剩余概念带有父权制偏见，因为从自然和妇女的角度来看，它不是建立在超出社群需求的物质剩余的生产上，而是通过暴力手段从自然（自然需要自己产出的一部分来自我更新）和妇女（妇女需要一部分自然的产出来生产生活必需品以维系生存）那里偷窃抢占而来。
站在第三世界妇女的角度，生产力是用以延续生命、维系生计的手段。无论如何对这种生产力视而不见，都丝毫无损其对生存的重要性。这一无视行为仅仅反映了现代父权制经济的理念霸权——它只见利润，不见生灵。
随恶性发展而消亡的女性原则
在这种分析中，恶性发展成了男女不平等的新根源。“现代化”与新型支配形式的引入相关。爱丽丝·施莱格尔（Alice Schlegel）8指出，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各自独立，同时又互相补充、互相依存，这一特别的模式是基于多样性而非不平等。恶性发展违背了多样性中的平等，将西方技术型男性意识形态建构强加其上，作为衡量阶级、文化和性别的唯一标准。基于还原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的主导认知模式无法处理多样性中的平等，无法理解那些互有差异但又同样重要且有效的形式与活动。还原论者将西方男性导向思维下的权力角色与形式强加于女性和所有非西方族群，甚至加诸自然之上，让这三者都限于“匮乏”、急需“发展”。恶性发展使得多样性以及蕴含其中的统一与和谐成为认识论上无可企及之物，并且更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低度发展（性别压迫越发沉重）和自然的枯损耗竭（生态危机持续恶化）。商品经济繁荣，而自然逐渐萎缩。水源、食物、饲料和燃料的日益匮乏导致南方世界深陷贫困危机，这正与日趋严重的恶性发展和生态破坏息息相关。女性在贫困危机中受难最深，既是因为她们是最为贫穷的一群人，同时更因为她们与自然都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维系者。
恶性发展违反了有机的、互连互依的系统完整性，引发了一系列的剥削、不平等、不公正和暴力。它对此一事实视而不见：对自然和谐的认识、对维护此和谐的行动，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圣雄甘地如是说：“世界上的东西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某些人的贪欲。”
恶性发展同时表现于思想与行动。在实践中，这种片面的、还原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有违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也同男女之间的和谐相悖。它破坏了男性和女性的团结合作，将被剥离于女性原则的男性置于自然和女性之上，并与两者分离。以生态危机为表现的对自然之暴力，还有以压迫剥削为表现的对女性之暴力，都源于对女性原则的压制。我想说的是，当前所谓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恶性发展，其建立的基础是引入或强化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支配。这种发展观念将自然和女性视为“他者”——一种被动的非我之物。与女性原则相关联的能动性、生产力和创造力，这些自然与女性所具备的品质被强占，转化为男性专有的品质。而自然和女性则成为被动的客体，为欲壑难填的异化男性所利用和剥削。在片面的、反生命的恶性发展模式下，自然和女性，从生命的创造者和维系者被降格为任人宰割的“资源”……
……发展中的矛盾与危机之根源，在于将文化认知中的贫困错认为实际的物质贫困，以及错误地将商品生产的增长与基本需求的更好满足相等同。事实上，发展进程带来的，不过是更干涸的水源、更贫瘠的土地以及更匮乏的生物遗传多样性。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经济和女性生计的基础，其稀缺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女性和边缘族群推向贫困。她们赖以为生的资源被市场经济摄取，而她们自己却被排斥和取代——新贫困由此而生。
过去的假说认为，在发展进程中，商品和服务会自然而然更加易得，贫困将被消灭。而今，这些观点受到了来自第三世界女性生态运动的严峻挑战，尽管它们仍然主导着父权制权力中心的发展思维。生存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假设，而恶性发展则无限推崇“发展”的神圣性。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认为，必须发展的神圣性必须被驳斥，它威胁到了生存本身。他说：“我的人民们厌倦了发展，他们只想活下去”1。
恢复女性原则可以超越和改变这些恶性发展的父权制基础。它将重新定义增长和生产力，将其关联于生命的生产而非破坏。因此，这一政治活动兼具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两重性质，它通过补益生命和多样性使创造财富的知识和存在方式得到合法认可，并对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死亡文化之知识与实践予以否定。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