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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tyled Masculinity: Men’s Consumption of Salon Hair Ca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布拉德·皮特的发型经常被报道。人们总是想更多地了解布拉德·皮特的发型，无论是他蓬松的配合马尾辫的发型，还是他染的金发，抑或是他剃掉两边头发做成的当代侧削上贴的莫西干头。在网上，可以找到“布拉德·皮特在电影中不同发型测验”和能让你一览他“发型变化过程”的幻灯片（Fox 2013；UsWeekly 2011）。他是一位国际影星，但也展示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精致的男性气质。在2012年香奈儿5号香水的广告中，皮特身着剪裁精致的燕尾服，自信地靠在反光的滑动玻璃门上。他单手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头长长的卷发和山羊胡蓬松自然，修剪得很好。即使当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狗仔队偷拍，媒体也要由此报道一下他的设计师款休闲服。
男性的外表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杂志也开设专栏提供建议，帮助男性解决他们的“穿衣难题”（O’Brien 2013）。例如，在《GQ》杂志的“潮流男士”栏目里，格伦·奥布赖恩回答了男性关于脱发的问题，向他们推荐当季配饰，并缓解他们对使用吹风机或做美甲可能导致自己“不够男人”的焦虑。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一些男性在美容产品和服务上花费更多钱而感到惊讶，尤其是在这些产品、服务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还专门针对男性进行营销时（Barber forthcoming；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IBISWorid 2010）。然而，一些学者误以为男性参与美容、强调精致的男性气质使得本不平等的性别形态更加不稳定（e.g.，Bordo 1999；Salzman et al. 2005）。这是因为漂亮的身体与当下女性气质的定义相关，因此也与女性和男同性恋者相关（参考 Bridges 2014 对男性挪用“男同性恋审美”的讨论）。事实上，苏珊·波尔多表示，“我没想到‘平等’会朝着男性更多地关心外表，而不是女性更少关心外表的方向发展”（1999：217）。
然而，如果认为精致的男性气质——以及塑造外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标志了性别差异的淡化，就忽略了种族、阶级和性如何交叉并赋予男性身体审美实践以意义。尽管布拉德·皮特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但很少有人质疑他的男性气质。相反，他象征了特权阶级和名人，体现了属于之的精致的男性气质。实际上，长期以来男性与“风格”、“造型”的象征性质都有很大关系。他们为外表烦恼，并装饰身体以表明社会地位。例如，奥古斯都·凯撒因为担心他作为罗马第一任皇帝和“第一公民”的名声，戴着他的传奇仪式花环来掩盖他秃顶的事实（Luciano 2001）。击败罗马人的迦太基指挥官汉尼拔甚至在战争期间还戴着假发，并“为社交场合准备了一顶额外的假发”（Luciano 2001：14）。因此，身体的审美实践对于理解男性在权力和地位方面的调和，以及他与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利害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很少学者研究过男性参与当代美容文化的意义。我们知道，女性通过打扮自己的身体表现差异（West and Fenstermaker 1995）。她们通过剪发、修甲或其他方式修饰自己的身体，打造种族化、阶级化和性别化的女性认同（Battle-Walters 2004；Candelario 2000；Cogan 1999；Craig 2006；Gimlin 1996；Jacobs-Huey 2006；Kang 2003；Taub 1999)。为了了解男性如何理解自己进行可能被视为“女性化”的美容或美化实践的行为，我研究了“有型剪发”，南加州一家小型美发沙龙，的男性客户。“有型剪发”主要面向女性，顾客也大多是女性，这让我能够分析男性如何与美的特定性别文化的意义相关联。我想知道：培养精致的男性气质如何与男性多种社会身份相结合？“有型剪发”里的男性顾客如何理解护发消费和自己的体验？他们如何定位护发与“女性化”可能的关联，同时描述自己种族化、阶级化和性别化的社会身份？以及，护发的日常实践如何让男性间的差异持续存在？
研究概况
我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围绕“有型剪发”开展研究，完成了共40个小时的人志学观察，与沙龙的15位男性客户进行了正式的深入访谈，并与4 位女性造型师中的3位进行了小组访谈。沙龙很小，有4个工作位，这方便我在等候区观察理发中发生的互动。当我要采访其中的男士时，他们常常很惊讶，因为他们以为我正在等候理发。在等候区时，除了能很好地观察4个工作位，我也在那些男士等候理发，或在理好发离开沙龙时与他们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交谈。我问那些男士他们是如何发现“有型剪发”的，以及他们为何会持续光顾“有型剪发”。这些非正式的对话帮我为更正式的访谈设计我的问题。
以上的观察让我评估了男性使用沙龙服务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与造型师互动；但还是在深入的访谈中，我才探究了为什么男性光顾美发沙龙——通过分析他们对自己为何想做沙龙美发的自我阐释。我询问了他们怎么看待他们这些男士选择沙龙护发的原因，他们在每次理发时想要什么，在造型师那里想达到什么，他们是如何发现沙龙的，以及他们在“有型剪发”的经历中，他们享受哪些部分，哪些部分会让他们觉得这种经历是特别的。他们还聊到了自己之前在理发店或连锁店“超剪”这些一般而言男士流行理发的地方的经历和印象。我分析了这些男士在叙述“有型剪发”和沙龙美发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其谈话的要点和主要模式。
我在沙龙采访和观察的大多数男士都是白人。尽管我注意到“有型剪发”的预约名单中有1名亚裔男士和2名拉丁裔男士，但在我采访的15位男士中，只有 1 人表示自己是墨西哥人，其他14人表示自己是白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男士在描述自己和其他男士时，通常会假定他们都是白人。其中13名男士也表示自己是异性恋。还有2人没有透露他们的性取向。受访男士的年龄从30岁到63岁不等，平均为49岁。有1名受访者是全职爸爸，而其他男士都从事专业性工作及白领工作，如工程师、口腔正畸医生、律师、艺术总监和大学教授。透露了收入的11名男性平均工资约为 194,000美元。这些男士每次理发要花45美元，大约是他们在“有型剪发”对面的理发店或“超剪”花费的三倍。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位染了头发，但其他来沙龙的男士都是来理发的，有时还会囤一些他们最喜欢的定型产品。
拒绝“女性化”沙龙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二分法范畴下的概念，它们只有在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立时才具有意义。男性气质被定义为女性气质的缺位状态或是对女性气质的否认；而由于与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征通常受到高度评价，完成上述二分法的过程建立在了对女性气质的否定之上，这对于男性延续主导地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onnell 1995；Kimmel 1994）。男性以贬低女性为代价来确立自己的男性气质，例如侮辱或拿女性开玩笑，以及在行动中表达对女性气质的一些标志的厌恶。这些做法在“有型剪发”的男性顾客的叙事中很典型。他们一边因沙龙的“女性化”特征而抗拒沙龙，一边需要其提供的服务。如果我们将性别理解为一种情境式的“动态的状态”（e.g.，Connell 1987；Messner 1990），这种矛盾和复杂行为就与“做出”性别（West and Zimmerman 1987）相联系，变得更有意义。性别关系借助与他人身体和语言的互动，不断地进行不完美的调和。举例而言，“有型剪发”的男顾客在言语中激烈反驳了在沙龙购买美发等塑形服务会让他们更接近女性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偏好差异。这使他们成为一种“异常的人”，但同时也使他们能有理由参加美发塑形这种“女性化”的审美的外形改良。
“有型剪发”是一家小型、女性化的沙龙，主要服务女性。该店以新鲜的插花、脏粉色的墙壁、每日饼干拼盘和各种热茶为特点。男性跨越性别界限在“有型剪发”理发，冒着与“女性”空间相关联的潜在的女性化风险（Kimmel 1994）。我采访的大多数男性都是听了来自在他们眼中更中性的沙龙的造型师的建议而来的。从中看出，他们视“有型剪发”为一个女性化的空间。
沙龙位于一座老房子的一楼，环绕式前廊的入口两侧有巨大的希腊复兴式样的柱子。店里，细长的轨道灯从天花板上蜿蜒而下。木质地板深色而有光泽，旧厨柜横跨后墙，陈列着可供购买的摩丝和发胶，以及当地制作的珠宝、女式钱包和供自助取用的书籍。卷发器和吹风机等头发造型工具放在底层的架子上。到周末，沙龙里就会挤满来理发的女性。等着在立式烘干机下染发定色，等着到自己的预约时间。在忙碌时段，她们会和造型师以及彼此之间聊家庭生活和名人八卦，沙龙里充斥着喋喋不休和笑声。
我采访的男士敏锐地意识到沙龙中的女性比男性多，并提到在他们的预约时段他们很少见到其他男性。他们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反常者，也是想法上的反常者——他们想在为女性设计的女性化空间中找办法为自己设计自己的风格。汉密尔顿是一位 57 岁的白人投资经理，他指着周围的女性解释说：“这里挤满了家庭主妇……还有一些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女人到处走来走去，边走边聊天。”他把“中午”在沙龙里的女性贬低为“家庭主妇”，而这恰恰说明了他自己周中的时候也在那里。但通过将女性在沙龙中的互动贬低成“讲闲话”， 汉密尔顿将自己置于“有型剪发”常见的那类性别的顾客的对立面。作为一名享有特权的白人中上阶层职业人士，汉密尔顿的社会地位可能让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侮辱和排斥周围的女性。
一些顾客认为“有型剪发”是一个不适合男性的女性化空间，也提议沙龙可以做些事情，更好地服务于男性。例如，有两位男士让我设想，沙龙可以在墙上安装一个平板电视，调到体育或新闻频道，给他们更多归属感。37 岁的白人全职父亲埃文在等待时希望能读到的不仅是“八卦”杂志。他谈到男性杂志，表示“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些……也许下次见到[我的造型师]的时候我会提议。”他笑着说，“我的《GQ》杂志呢？我的《Esquire》杂志呢？”（译者注释：《GQ》杂志和《Esquire》杂志创于美国，分属于Conde Nast和Hearst出版集团，针对中上层白人男性）他的笑声暗示他将“有型剪发”理解为一个“女性”沙龙。通过暗示男女“天生”对这些明显是不同类型的服务感兴趣，男性自己与沙龙中的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文推荐的是针对中上层白人男性的杂志——而不是《Ebony》杂志或《JET》杂志（译者注释：《Ebony》杂志和《JET》杂志均为约翰逊出版公司旗下杂志，属于潮流时尚杂志，定位的读者群为美国非裔人士）——由此看出他认为他和其他经常光顾沙龙的男性是在为一种白人的、有职业气息的男性气质进行投资。
43岁的白人工程师尼尔告诉我，“有型剪发”有一种“相当女性化的氛围”。我请他描述了沙龙以及让它显得女性化到底是什么。他告诉我，顾客必须“歇息”在带软垫的等候区的长凳上，“但男人不会歇息。”他指了指他周围紫色、栗色和金色流苏的抱枕，看着我，好像在暗示这些枕头已经表明了一切。他说，“[这]枕头，零食，[和]装修，”让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女人的空间”。尼尔表达了对沙龙装修的反感，告诉我虽然他每几周就会在 “有型剪发”理发一次，但作为一个男人，他实际上在沙龙并没有“归属感”，也不“喜欢”沙龙。此外，他还强调了一些性别化的行为，即女性倾向于谨慎而被动地歇在一边，而男性则更积极主动，在他们展示自己和占据空间时更加显眼。这让尼尔将自己和其他男性与“有型剪发”的女性化气质和潜在的女性化特征分隔开来——他认为女性化特征是一类不受男性欢迎、和男性不相关的东西。
为职业男士提供“专业”理发
根据West和Fenstermaker（1995）的说法，“差异”是“做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实践和讨论，这些行为既使他们定位在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以及其他事物）的轴的特定位置上，又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昂贵的跑车和精心剪裁的服装等高贵的文化符号展示了特权地位和厚厚的钱包。正是在“互动”中，这种地位才得以体现。同样，身体是一种可用的社会符号——有形、可塑，并且经常被操纵以向他人表达切实的身份和地位（e.g.，Cregan 2006；Crossley 2001；Featherstone et al. 1992）。例如，女性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穿裙子能向他人表明一个人的性别（女性的）以及恰当的性别角色（女性气质的）（e.g., West and Zimmerman 1987），并以某些能将她们与男性区分开来的方式打扮自己。以审美为导向的日常规范——以及我们赋予这些规范的意义——培育了人与人之间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和性的差异。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这些规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我们社会化了，能接受各种对我们身体的处理，并认为这些都是恰当的。也正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实践这些规范，它们才变得常规和正常。我们经常简单地将我们与服饰、妆容和打扮的关系理解为个人品位的展示。但是，根据布迪厄（Bourdieu）（1984）的说法，品位本身就是社会性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偏好和性格——或习惯——与我们的社会定位息息相关。因此，举例而言，阶级特权为一些人提供了接触和体验奢侈品机会，而这些接触和体验随后被纳入到天生品位的构建中。布迪厄使用术语“身体习性（bodily hexis）”来描述惯习的身体表达，由此，身体成为“历史整合的场所”（1984：437）或是一种根生蒂固的社会定位的表达。“有型剪发”的男性顾客表达了一种具有阶级性的习性，他们将自己对“有型”的头发的偏爱与他们的职业性的工作以及他们所谓的天生“认为重要的东西”、偏好和进取心联系起来。将这些“对自己重要的东西”个体化，既强化又自然化了这些男性与他们那些工人阶级白人之间的区别。
经常光顾“有型剪发”的男性通过将这个习惯视为“有型的”拥有职业工作的阶级的白人男性气质的表现，从而将自己与他人区分。他们认为，沙龙是他们购买一种能赋予他们“个性化”风格和跟上时代的发型的重要资源。“[如果我]想要一些更时髦的东西，我就会来沙龙，因为沙龙更有当下的风格[和]各种更好的技术，”39岁的白人艺术总监麦克说。男士们表示，沙龙的造型师与连锁店不同，紧跟当前的发型潮流。而与理发店不同的是，沙龙里大多是女性造型师，男性认为她们有“高品位”，天生就更擅长做出时髦的发型。这些男性信任她们的女造型师，认为最重要的是，她们是更好的造型师，更能让他们变得好看。“我很确定我每次去都会剪出好发型，”一位男士告诉我。另一方面，这些男性将理发店或连锁店理发比作“掷骰子”，也认为那些是不那么精致的蓝领男性会去的地方。
我们常常把美与女性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男性在审美上优化的需求和实践可能是阉割性的。尽管我们知道，男性的自我价值不应该与他们的外表捆绑在一起。与我交谈过的许多男性顾客都将他们有商业气息的审美追求嵌入在职业中取得成绩的努力中了。他们说，“有型”的外表帮他们在工作中更好竞争。举例而言，他们可能会与客户共事，而他们必须说服这些客户选择他们和他们的公司；他们告诉我，“好”的外表有助于客户相信他们能把工作做好（see Luciano 2001 for a historical discussion of men’s appearances being tied to capitalist notions of white-collar success）。58岁的白人教育顾问汤姆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你能想到，我是有客户的。这意味着在他们变成我的客户之前，我必须先争取到他们的选择。那，他们会选谁呢？应该是那些……有良好的外观的人[指向自己]，包括良好的打扮，风格，专业素养，言谈举止。他们会选谁，是我上面说的那个人，还是一个看起来穿衣服特别随便或[对]头发漠不关心的人？
汉密尔顿也表示他与“有钱的客户”一起工作压力很大，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有型的男性风格。“当你走进坐着亿万富翁的房间时，你会需要有一样的外貌，”他解释道。尽管性别学者已发现工作场所经常存在不成文的外貌规则，这些规则控制着女性的身体，并与不同的优势和劣势相关联（Dellinger and Williams 1997），但我采访的男性认为这并不是在女性那独有的。
虽然“有型剪发”的男顾客将他们购买的沙龙护发服务与职业对特定形象的要求联系起来，他们并未直接承认他们能做出这种形象正是因为他们享有特权的阶级定位。50岁的白人营销人员克里是个例外。他将“有型剪发”的典型男性顾客描述为“比只付得起10美元的理发服务有更多钱的人”。但他很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回答，告诉我“不管你有多富或多穷，你都有自己的预算和分配方式。一些赚得少的人还会比赚得多的人在娱乐上花更多的钱。这要看你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尽管他承认并非所有男性都能负担得起每六到八周45美元理发一次，但他也将其表述为一个决定，一个“优先事项”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认为“有型”的头发很重要，不论收入如何都会在这上面花很多钱。克里的解释表明他和 “有型剪发” 的所有男性顾客是在“优先事项”而非特权方面与其他男性不同。他在制造隐形的阶级特权（Kimmel and Ferber 2009；Pease 2012）时，最终唤起了一种阶级习性和身体习性，并声称对“有型的”头发的天生的偏好使得他与不会（或没有能力）在昂贵的发型上花钱的男性区别开来（或使得他比那些男性更高级）。
“有型剪发”的男性顾客强调自己和他人的品位差异，并认为普通理发店是属于粗野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拒绝前往那里。他们谈到“老派”普通理发店在发型和男性气质方面的问题，视之为过时。一位顾客告诉我，“我认为有区别；我认为 [我的造型师]理发[比理发师]好一点。”总体而言，这些男性顾客将“好”、“时髦”的发型定义为新式的发型，与他们认为“年纪大的”理发师能剪出的发型形成鲜明对比。“男理发师很糟糕，”汉密尔顿说。“那些80岁的理发师看不清东西、，只是剪掉头发。”而这些男士想要的是他们认为理发店无法提供的“高级”和“定制”发型。他们将理发店视为满足于“劣质”发型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的一个代名词。例如，在解释谁会选择理发店或连锁店而非 “有型剪发” 时，埃文使用了贬义的、阶级歧视性的说法。“我觉得在捷飞络（译者注释：捷飞络是一个提供汽车快速保养连锁服务的著名品牌）工作的机械工，或说那些油猴，或说类似的东西，不会去收费65美元的店理发。”埃文精炼地表述了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以及他与这种人的区别。如果“油猴”会去理发店，而且他天生——不仅仅是职业上——与这些人不同，那么他去沙龙理发就是有道理的。
剔除职业地位与他们选择的理发方式之间的带有阶级性的关联后，顾客将自己与他们认为品位和优先事项选择上——根本上在男性气质上——次于他们的人区分开来，由此来理解自己购买沙龙护发服务的行为。他们称理发店“陈旧”且过时，将自己表述为现代的男性，理所当然地寻求在 “有型剪发”由女性服务人员提供的美发服务。举例而言，麦克通过将理发店与过时、好斗和厌女的男性气质联系起来，为自己去沙龙理发而辩护——前面那些男性气质更接近“原始”的异性恋的起源部分，而麦考伊（McCaughey）（2008）称之为“穴居人的神秘感”。
[理发店]墙上挂着店主的旧拳击手套，黑白的战争期间照片，瑙加海德革的座椅，[和]角落里一沓《Playboys》杂志（译者注释：《Playboys/花花公子》杂志是花花公子企业国际有限公司的品牌，内容除了女性裸照外，还包括介绍时装、饮食、体育、消费等）。……我想这只是取决于我当时感觉自己有多想有“大男子气概”，如果我想“唔唔”[假装很有“大男子气概”，皱着眉头，咕哝着，左右摇头]，变老派，就会想[去理发店]；或者说，你懂的，如果我想[去沙龙]。
麦克把普通理发店描绘成针对工人阶级男性提供服务，培养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地方。尼尔还将普通理发店归类为“没有音乐、塑胶地板和《Auto Week/汽车周刊》杂志”的地方。在他们认为普通理发店体现的“老派”男性气质和“大男子气概”外的，是“有型剪发”的顾客代表的“新男性”（see Hondagneu-Sotelo and Messner 1994）：进步、现代、时尚和专业。
注：此阅读的部分内容在《Gender & Society》（Barber 2008）更早的某期中有提及，并收录在《Styling Masculinity: Gender, Class, and Inequality in the Men’s Grooming Industry》 (Barber, 2016) 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