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由手冢治虫1973年创作的漫画《怪医黑杰克》改编的电视动画《青年黑杰克》上映。一反《怪医黑杰克》原来的社会反讽基调，“圣母”式的黑杰克成为了传统医学史观下的写生范本，故事讲述通过植皮手术存活下来的黑杰克在成为职业医师的路上治病救人的奇迹案例。以致敬为目的的医家叙述、术语化的疾病、医德与仁道、奇迹般的救死扶伤术……作品通过树立经典英雄形象，起到文化激励与知识普及之功用。
如果我们从医学科学化的时代往后看，至少可以看见艺术作品中的三支传统：一支是内学家们关于医学发展的拯救式叙述，医生作为具象化的“人”出现，无论是为突出现实无奈性还是歌功颂德式的作品，都以医生的情感和意志为主线。与《青年黑杰克》相类的，还有《仁医》《医龙》，而《杏林先锋》中的斋藤，在社会资源和伦理道德面前更多地表现出了无奈的一面。但无论是黑杰克还是斋藤，都是具备独立人格的医生主人公。
第二支是以疾病中的人为核心的人性论，比如《尸鬼》一作。
《尸鬼》剧情简介：
外场村从某一天开始突然有大量的人因为未知的病因死去，这些人成为“尸鬼”，靠吸食人的血液为生，清水惠、夏野……由人变成的“尸鬼”与尚存的人类各自怀抱着自己的信念在村庄中活动，故事的结局，医生敏夫带领着尚且活着的人类离开了村庄。
这类艺术拥有相似的叙事模型，回顾加缪的《鼠疫》、索尔仁尼的《癌病楼》，可以发现它们所共享的叙事模型在《尸鬼》的原著小说及其衍生动画中同样适用。这种叙事模型包括如下几个元素：①封闭的社会与大规模的感染者；②生死问题探讨与被类型化的人；③医生扮演叙事者与拯救者的角色。
加缪的《鼠疫》以北非的奥兰城为故事中轴，阎连科《丁庄梦》中热病爆发场所为“丁庄”，《尸鬼》同样以村庄为主要病发地点。这些疾病发生地并非全然与世隔绝，但都具备半封闭的特质，为制造当地过剩的疾病患者、提高患病密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固然可以说传染病理所应当具备地域上的密度，但索尔仁尼的《癌病楼》、托马斯·曼《魔山》中的结核病院表明，这种将绝症患者聚集到局限地域中的做法很可能是写作者刻意为之，而“疯人院”则早已成为医学社会化后的传统。从现实功效的层面来说，唯独如此，原本星星点点散布开来、拥有不同价值取向与生活背景的“典型”人类才能被置于同一时空之下。
以暗示《鼠疫》所折射的是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加缪说：“但是鼠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另外一重解读是：所谓的绝症都市不过是以高密度的、类型化的人完成一种社会隐喻。
传统中鸟嘴医生的形象证明，在必然大量的死亡面前，身体上的医治已然成为次要之事。药物治疗与应对策略不是这些作品主要关心之事，相反，作者将目光转移到“人”身上，大规模的绝症与生死学密不可分。在平时，死亡只是绝对但尚且潜伏的可能性，因为不可预测而可以不去思及，而在绝症面前却无法搁置不论，并且在局限的地域里，极大密度致死的“疾病”亦或是源于未知的恐慌最终带来的死亡不是个体物质或精神上的消泯，而是“人”的概念消失得干干净净的绝对的死亡。绝症只是导火索，而本质是生死问题与人生选择。作者有意识地将病人聚集到同一时空之下，以便于让它们成为不同价值选择的代表。在这些类型化的人之中，或许还有一种普遍的“人性”，若非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便是用“人类复杂性”为观众提供自由选择。
《尸鬼》与这些传统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死去的人同样要做出选择，为尚且存活的人的余岁埋单，它在生死论之外加入了另一重关于人类物种的思考。以清水惠为代表的，求爱求善与自利交织的混合体，在绝对有限的生命面前具有社会担当的个体与及时行乐的人在“执取”与“尽凡情”上本无区别，可歌可泣的是他们虚妄的执着与荒诞的结局。
@Cochlea
在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及战争的年代，无力回天的医生能做的，只是在戴上“鸟嘴”（以防感染）后，到尸体堆里寻找尚且存活的人。
但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医生。《尸鬼》中的敏夫——与其他艺术作品中的医生形象一样——充当着一个英雄角色。他们总是活得很长，仿如疾病的绝缘体；他们以歼灭战战地记者的身份出现，理所应当地担任决策者与验尸官。
“传染病”最初的重要环节是信息公开，疾病的命名与信息公开并非只意味着医治方法与疾病溯源，因为此二者均极可能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公开者的想象力：他必须对那之后民众的情绪与行为具备充分的自觉——而这个重要任务总是落到医生头上。《尸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敏夫身上塑造了一种与“医生”角色相违的决绝与冰冷：敏夫对于妻子的实验、对于尸鬼的围剿（与中世纪的解剖传统不同，敏夫的实验不带有任何宗教感情）……在另一个种族的兴起面前敏夫的“守护”是不具共情能力的善，但故事的结局，“生存”本身依然表明其中存在某种正当性。在《尸鬼》的故事里，敏夫是最不可能变成尸鬼的那一人，正如在传染病的一般叙事中，医生只是验尸官而不会跟着死去，死亡与变身并非是因缘和合的偶然结果，谁都有可能变成尸鬼，唯独不能是敏夫。
在打破这种传统的时候，韩松在问：医生是怎么死的？以此为基的第三种医学艺术传统，则不断从内学转向从人类角度的俯瞰，放置于整个社会之中的“医生”的形象被重新反思。韩松的《医院》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莫比乌斯环吗？”我嘀咕。
“你不认识 DNA 双螺旋结构？”
予我触动极深的一段对话，无限的莫比乌斯环让位于DNA双螺旋结构，神话想象在医学朋克面前败退，当今社会的“无限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医院》用诙谐的笔墨记述了许多关于医学化与去医学化、医学的宗教性、医学的社会根源之类的话题。当谈及医生时他用“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来调侃传统视界里的医生：
“在当代佛教学说中，对于“医术即仁术”有着详细的专门论述。虽然，在孤行看来，医学导致疾患的消除乃至促成长寿，这本身与成佛还是不同的概念，但是，若要成佛，保持健康是最基础的。……小杨，你知道啥叫性命相托吗？你懂得何为悬壶济世吗？你听说过医者仁术吗？说到底，医生是手握柳叶刀的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啊。医生收几个红包，也可以理解。你不曾见到人们到寺庙把钞票撒在佛像跟前吗？”
不死的医生会从传统的一极走向未来，在那里只有机械化、公式化的医生。前者的死亡不能被艺术创作的直接目的容许而后者的死亡则难以被一般大众想象。与望闻问切绝缘，医生的去人格、与繁琐的官僚流程使看病愈发成为一件令人恐慌之事，以至于“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位列“十大最孤独的事”的榜首。（遗憾的是，由于笔者糟糕的日语能力和极其有限的阅读量，暂时未能读到与这类叙事相关的动漫作品。）
我并非是以进化观陈述这三种传统，相反更多地是在表达疑惑，去解剖那些被无产阶级的去人格化的医生是否已成为医学史和相关作品发展的必经之路。
正如七月，当为了充值信仰的医学生及医学工作者，与寻求知识科普的大众一同捧着手机、坐在电脑前收看《工作细胞》，这是否能够说明什么？从情感角度赋予工作细胞以人格意味着沟通的可能，包括作品内部人物之间，以及观看者与作品角色之间的沟通，而纯粹知识灌输与解构运动则不提供这种机会。塑造反映现实的医生形象固然是当务之急，但这也意味着拒绝大部分人所具备的情感期许。我们依然需要会创造奇迹的、精神崇高的医学英雄形象；对于内学的关注至少能够使医学本身充满温情，稍微有可能回应历史的揶揄。正如伯纳姆评价传统的医学史观与现代的医学史观时说：“并不意味着某一部历史一定胜过另一部历史，只不过说它们提供了看过去的不同角度。”又抑或是寻找在两种医学史之外的“另一只老虎”？
Suetonius：
古代人们尚未做出事实与规范的区分，道德的关切与对自然的探索密不可分。而在伦理意蕴被从科学之中驱逐之后，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临床医学与其它自然科学有着微妙的不同——后者出自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前者并不否认这一追求，但同时它又诞生自人类的有限性。于是，对于病人的关怀不可能更不应该被临床工作所排斥——我们现在的临床工作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国内的医患关系建设仍然是任重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