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袜子，也称红袜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一个创建于1969年1月的激进女性主义团体。其名称是左翼再利用了贬低受教育女性的“蓝袜子”标签，而用红色来表明其与革命左翼的联系。
一、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个人的与政治的初步艰苦斗争之后，女性们联合了起来，要从男权统治手中争取她们最终的解放。红袜子致力于建立这种联合／团结，并赢得我们的自由。
二、女性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我们受到的压迫是彻底的，牵涉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我们作为性客体、养育者、家庭奴仆以及廉价劳动力被剥削。我们被认为是低级存在物，存在的唯一目的仅仅是提高男性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权被否认。我们被约束的行为是通过物理暴力的威胁来强制执行的。
因为我们与压迫者一同生活得如此亲密，（女性）彼此之间却很疏远。因而我们未将个人的苦难视作一种政治状态。这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认为女人和她男人的关系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问题，而这是可以单独地解决的。事实上，每一种像这样的关系都是一种阶级关系，男人与女人个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上的矛盾，只能被统一地解决。
三、我们定义男人是我们的压迫者。男权至上（male supremacy）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统治形式。其他所有的剥削和压迫（种族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等）都是男权至上的延伸：男人支配女人，少数的男人支配着其余的人。史上所有的权力框架都是男性主导或面向男性的。男人们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机构，并用武力来支撑其统治。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力致使女人处于劣势地位。_所有的男人_都获得了来自男权至上社会的福利：经济、性以及心理上的好处。_所有的男人_都压迫过女人。
四、人们试图将承担责任的负担从男性转移到制度或是女性自身。我们谴责这些言论，并将之视为逃避。制度本身不会去压迫人；它们仅仅是压迫者的工具。责怪制度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是同等的受害者，掩盖了男人从置女性于从属地位中获取好处的事实，并给了男人被迫成为压迫者的借口。相反地，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自由地放弃他的优越地位，只要他愿意被其他男人当作女人一样地对待。
我们同样也拒绝女性愿意或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负责的想法。女性的屈从不是洗脑、愚蠢或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承受了太多来自于男性持久、日常的压力。我们不需要去改变自己，需要改变的是男人。
其中最具污蔑性的逃避言论是说女人可以压迫男人。形成这种错觉的基础是个体关系与其政治环境的隔绝，以及男人倾向于将任何对其特权的合法挑战视为迫害。
五、我们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及其感受，是分析我们普遍处境的基础。我们不能依赖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都是男权至上主义文化的产物。我们质疑每一种泛论（generalization），而且不接受那些没有经过我们自身经历验证的任何理论。
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女性的阶级意识，通过分享经历和公开揭示所有制度中的性别主义基础来提高意识。提高意识并不是“治愈”，“治愈”不是在暗示个体解救的延伸，或是错误地假设男女关系是纯粹的私人关系。我们能保证女性解放的方法是基于我们具体现实的。
提升阶级意识的第一个要求是诚实（honesty），于公于私皆诚实，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女性皆诚实。
六、我们认同所有的女性。我们把我们的最大利益定义为（所有女性之中）最贫穷、受到最残酷剥削之女性的利益。
我们拒绝接受所有以经济、种族、教育程度或等级将我们与其他女人区分开的划分。我们要坚决认识并消除对于其他女性可能持有的任何偏见。
我们承诺要争取内部的民主。我们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每一个参与我们运动的女性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参与、承担责任，并发展她的政治潜能。
七、我们呼吁所有的姐妹与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我们呼吁，所有的男人为了人类的福祉放弃他们的男性特权并支持妇女解放运动。
在我们的解放斗争中，我们将会一直站在女性的这边，对抗压迫她们的人。我们不会问什么是“革命的”或“改良主义”，只会问什么是对女性有好处的。
一个人单枪匹马战斗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次我们将一同走下去。
1969年6月7日于纽约城。
原注：红袜子宣言于1969年7月7日在纽约发表。最开始是以油印传单的形式出现，专门为女性解放活动的宣传而设计。关于宣言的进一步信息以及1960年代女性主义重生时代的其他材料，可在红袜子妇女解放行动档案或纽约斯图维森特站744号邮箱（PO Box 744 Stuyvesant Station, New York, NY）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