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Project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Perspectives from a Nonwestern Feminist
“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7；屋顶授权转载。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论点是，作为女性，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让我们有可能以挑战现存观点中的男性偏见的方式、来感知并理解世界和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一种普遍洞察的特别表达，即作为个体与社会成员的女性经验之本质，以及我们对于工作、文化、知识的贡献和我们历史的与政治的权益，都被不同领域的主流话语系统性地忽视或歪曲了。
女性总被排除在更具声望的人类活动领域之外（比如政治和科学），使得这些活动看起来是显然“男性的”。在一些女性没有被排除的领域（比如家计工作），她们的贡献常被曲解为次要的或者不如男性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关于人类不同事业领域的主流理论，包括对人类知识的主流理论，由于对女性贡献的排斥与曲解，是狭隘的、具有本质缺陷。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在科学、知识领域考虑女性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增加细枝末节；这种考虑不只是拓宽画幅的大小，还会带来视角的转变，使人们看到十分不同的画面。女性视角的引入不仅意味着更多女性将参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践，还会改变这些活动的本质与自我认知。
宣称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一个同质、内聚的领域是一种误解，在哲学和政治意义上，它的实践者彼此间都有很多不同。但其议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通过多种不同策略去削弱人们对科学事业关乎于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印象。比如，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了一些偶然的历史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理论与实践，并在科学家进行概念化活动时提供（通常是性别歧视的）隐喻(Bordo 1986; Keller 1985; Harding and O’Barr 1987)。它尝试将价值和情感重新纳入人类认知活动中，认为它们不可或缺，并且可以对人类的知识产生重要贡献(Gilligan 1982; Jaggar [1989] and Tronto [1989]).。它还抨击了西方哲学思考中的各种二元论——理性对立于情感，文化对立于自然，普遍性对立于特殊性——每一组中，前项被认为是科学、理性、男性化的特点，后项被认为是次等的，属于非科学、非理性、女性化的。
在最普遍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认识论与许多受压迫群体为重新获得自身经验之价值所做出的努力很相似。关注英国工人阶级或美国黑人生活的小说，写作动机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类似：描绘一个与规范[norm]相异的经验，并强调这种差异的价值。
以类似的形式，女性主义认识论也与第三世界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尝试相似，其记录殖民之前当地经济的富裕和社会结构的复杂。这些尝试可以帮助殖民地居民恢复对ta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丰富性的认识。这些工作也有助于减轻前殖民地知识分子在受教育中形成的西化倾向，认为西方的东西必然是更好的、更“进步的”。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研究有助于保存许多当地艺术、手工艺、传说和技术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从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这些知识不仅在实践中、也在记忆中消失遗忘之前。
与这些事业相似，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的目的是去恢复女性对自身历史丰富性的认识，去纠正我们将“男性化的”视为更好或更进步的偏见，去为后代留下来自“女性”领域的知识与专业技能—— 如与生产和养育活动相关的医学历史知识、传统的女性手工艺等等。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其他事业相似，必须尝试平衡对不同文化和经验之价值的论断与将其过度浪漫化的危险，后者将导致它关注的主体所遭受的限制与压迫被忽视。
本文尝试检视以脱离语境和非系统化的方式理解女性主义理论和认识论价值会导致的危险，这可能导致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见解或论点沦落为女性主义教条。我以我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印度女性主义者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由英美主导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并反思这种研究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女性，以及对非西方女性主义者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将指出，文化背景和政治议程的不同会导致对知识“偶像”和“敌人”做出很不同的解读，因为它们已在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中被典型化了。
谨慎起见，我需要强调我并不将非西方女性主义者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我作为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表达的关切可能并不与所有的非西方女性主义者相关或共享，尽管我相信它们确实对许多人来说有意义。
Non western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inist Epistemology
非西方的女性主义政治学与女性主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在西方适用的某些主题，在非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非西方国家，女性主义的群众基础要小很多，只对一些城市的、受过教育的、中产的进而是相对西方化的女性有意义，比如笔者自己。尽管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群体尝试将女性主义的关切范围拓展到更大范围（比如，通过工会系统争取孩童保育、女性健康、同工同酬的议题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关注点——它对婚姻、家族、强制性异性恋的批判——目前只吸引到小部分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注意。
这些女性主义者必须在强大的传统背景下思考与工作，尽管它系统化地压迫了女性，但也包含了一种话语，赋予女性在总体框架中的身份地位以高度价值。不仅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受到高度赞扬，她们也被视为丈夫和孩子精神幸福的基石，并因她们被认为具有的更高的道德、宗教与精神品质等受到尊重。在宗教成分普遍存在的文化中，比如我所熟知的印度教文化，所有事物都被指定了“位置”，且只要保持在这个位置便能获得价值。在强大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女性因坚守其“身份地位”而得到价值，面对这种背景，非西方女性主义者若不加批判地呼应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对“女性经验”的价值和认知等的重建，在政治上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危险是，即使非西方女性主义者以与传统话语完全不同的内涵宣传了女性经验的价值，两者的差异也很有可能被传统话语更响亮有力的声音淹没，然后宣称“那些女性主义者所说的”维护了它的观点，即它分配给女性的角色与经验是有价值的，进而女性应坚持这些角色……
The Non-primacy of positivism as a problematic perspective
实证主义之缺陷的非首要性
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认识论似乎选择了实证主义作为其主要的攻击对象一事，我持保留态度。以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它一直是西方主流并有影响力的观点，它最明显地体现了女性主义试图纠正的一些错误。
但这种对实证主义的关注不应当使我们忽略我们还有其他敌人，非实证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因此更值得我们容忍。许多非西方女性主义者视为压迫女性的传统框架都不是实证主义的，所以如果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非西方女性主义者这里有着同样的政治重要性，那便错误了。像我所在的传统中，宗教有着普遍的影响，每个地方都体现着它的价值观念。我们需要对抗的，不是那些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框架，而是那些宣扬我们女性主义者反对的价值的框架。认识论中的实证主义与西方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同时升起。实证主义认为价值是个人的主观的，这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强调个体权利有关，这些权利被认为是在保护个体以她所支持的价值生活的自由。
在面对实证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时，非西方女性主义者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奇怪的困境。作为被殖民者，我们很清楚这样的事实：自由主义的许多政治观念是令人怀疑、困惑的，自由主义在殖民地的实践有着其理论无法解释的残酷性。然而，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常能发现其中的一些概念，比如个体权利，在我们与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问题作斗争时是很有用的。
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无疑都会感受到，实证主义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这一事实。西方女性主义者必须明白不可不加批判地宣称所有非实证主义框架都是盟友。尽管会有共性，但也常常会有许多不同。对我们所认定的盟友的立场冷静审视是必要的，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在认识论中可能会产生误导，就像它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一般。
The Dark Side of “Double Vision”
双重视野的黑暗一面
我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带来的一个有趣的观点是，被压迫的群体，不论是女性、贫民还是少数种族，都可以通过了解ta们所在的环境和压迫者的行为，获得“认知优势”。支配性群体（如男性）的实践统治着社会；被支配群体（如女性）为了在这种社会下生存，必须熟练了解这些实践。
支配性群体的成员则没有类似的压力，去了解被支配群体的实践之知识。比如，被殖民者必须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但殖民者很少发现有必要学习很多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只需要粗略的了解就足够了。因而，被压迫者有了一种“认知优势”，因为ta们可以在两套实践活动和语境中工作。人们认为这种优势会引发批判性思考，因为每一种框架都提供对其他框架的批判性视角。
我想用一些“黑暗一面”的评论来平衡这一说法，讲一讲在两种互不兼容的框架中，对社会现实能够或不得不持有不同视角的这般生活所具有的缺点。我猜想所有非西方女性主义者，鉴于她们不得不生活其间的复数语境所具有的复杂而麻烦的相互关系，她们不太可能对跨越多元语境带来的好处抱有无条件的热情。仅仅依据接触到的两个不同且不相容的语境，并不能保证一个人采取批判立场。她可能用很多方式处理这种不一致。
第一种方式，一个人可能会将她的生活二分，为每一部分生活保留不同的语境框架。非西方国家的中产家庭提供了许多例子，ta们在公共生活中非常西方化，但是在家庭领域中仍会保持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女性可能选择以“男性”模式来展开其公共生活，展现出攻击性、竞争性的特征等等，而在私人生活中仍然扮演依赖与顺从的角色。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之间转换的压力，可以因为每一种行为模式如何与相应语境匹配以及如何使其“在两个世界都获益”的缘由而得到缓解。
第二种方式，一个人可能会拒绝她所在文化的习惯，并尽力尝试变得像支配性群体的成员一样。非西方国家的西化知识分子经常可能几乎遗忘ta们自身的文化和实践之知识，并且对ta们仍知道的一点感到羞耻。女性可能尝试拥有刻板的男性特征，比如雄心勃勃，又想要摒弃刻板的女性特征，比如富于情感。个体也可能会完全拒绝支配性群体的框架，并坚持自己的美德，尽管这可能会导致她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比如，想一想在传统定义的角色中寻求某种安全感的女性。
选择批判性地在两种语境中生活是前述选择的替代。我要指出，这是更有用的那种。但是，替代语境的存在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会做出这个选择。此外，批判性地生活在两者之间的决定，尽管可能会提供“认知优势”，也可能索要一定代价。这或许会令人感到无根可依或无家可归，没法以放松的方式生存。
如果政治中正在发生对两种语境的批判性讨论，那么这种疏离感可能会最小化，因为他人的支持与对事情渐深的理解。当没有这种根基时，人可能会感到矛盾、不确定、绝望甚至疯狂，而不是拥有更多积极的批判性的情感与态度。然而，无论一个人如何把握她的位置，在两种语境之中，她都会感到自己好像置身其外，在生活实践中感到笨拙、不顺畅。考虑这个简单的语言学例子：大多数学习两种对应不同文化的语言的人，两种语言的水平很少达到相同的流利程度，ta们可能发现自己使用某一语言时在特定语境下词汇量不足，或者很难将现实物品和ta已经学得的词汇匹配。比如，和我类似背景的人们会了解一些香料、水果、蔬菜的印度语词汇，但不清楚它们的英语表达。相似地，ta们可能无法用母语讨论如经济学或生物学这样的技术性主题，因为ta们只在英语中学习过这些主题，只认识英语的技术词汇。
个体所处的两种语境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简单或直接。单个主体很少能完成完美的“辨证综合”——保留两个语境各自的全部优点，并同时超克它们全部的问题。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综合”，各自避免了问题的不同子集，以及保留了优势的不同子集。
对于面对选择的人来说，没有选择是完美的或者足够满意的。比如，一些印度的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发现衣服的一些西式着装（如长裤）比当地的裙子版式更舒适或者更符合她们的“风格”。然而，她们也会发现当地的着装在社会中带来更少的麻烦，不会让她们与想要合作的更传统的人疏远，等等。任何选择都会使她们的部分愿望无法实现。
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在使用这种“双重视野”学说时保持节制——声称受压迫群众拥有认知优势，可以在批判时获得更大的关键概念空间。某些类型和语境的压迫可能会适用于这种说法。另有一些显然并非如此，并且即使它们的确为批判性见解提供了空间，也可能会排除颠覆压迫状态之行动的可能性。
某些类型的压迫性语境，比如像我祖母一样背景的女性生活的时代，使她们完全缺乏在其文化中独立生存的技能。女孩青春期刚过便出嫁，只学着作家务和养育孩子，从对父亲的经济依赖变成对丈夫的，年老了再变成对儿子的。如果她们有机会谈一谈自己的命运，也是以排除任何激进变革之愿望的方式表达的。她们有时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但她们没有在更大的社会安排中找到造成她们痛苦的原因。
在最后我要强调，“双重视野”学说中所包含的重要见解不应被还原为一种形而上学，进而替代了具体社会分析。更进一步说，除开翼赞压迫性社会系统，并不只有对排斥和边缘化机制的赞扬。压迫可能会带来认知优势这一论点，并不应该诱使我们将压迫理想化、浪漫化，进而让我们忽视了它在物质与精神上带来的真实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