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1955－）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20世纪60年代主要在西方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这一浪潮（指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往往将白人、西方人、中上层阶级女性的经历描绘为所有女性的主要经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提出了对这种“全球姐妹情谊”观念（“global sisterhood”）（Morgan 1984；Mohanty 1984）的批判，这种观念基于共同的压迫和受害者身份（hooks 1986）并因而共享价值观和愿景的假设，但却轻视了阶级利益、种族压迫、帝国主义和殖民经历的作用。然而，不仅仅是在学术上的批评，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真实存在的紧张关系，迫使人们对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问题进行反思。虽然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的妇女解放活动家从殖民地正在发生的强大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中汲取灵感（Aguilar 2015），但像Audre Lorde、bell hooks、Patricia Hill Collins、Hazel Carby、Chandra Mohanty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挑战了黑人男性父权制的性别歧视（the sexism of Black male patriarchs）和主流女性主义的种族主义（the racism of mainstream feminism）。她们回顾了民权运动和黑人妇女对女性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历史贡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们还发展了独立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知识根基（intellectual roots）。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目标既是赏识差异，也是在抗争压迫的斗争中跨越边界、寻找共同点。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来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 feminism）的发展，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而出现。后殖民女性主义通过强调女性压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解构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t）话语下将女性作为传统的、表面上未经世事的（ostensibly pristine）、前殖民时期象征的代表，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它试图呼吁关注女性对抗父权制殖民遗产的斗争。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大规模抵抗运动，对后殖民国家的抗争，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核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还声称，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压迫导致第三世界女性面临“三重威胁”（triple jeopardy）（Aguilar 2015）。这些女性主义的派别，包括跨国女性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它也拒绝“全球姐妹情谊”范式——关注的核心一直是如何跨越国界建立团结。跨国女性主义借鉴了后殖民女性主义，使用“位置政治”（the politics of location）（Rich 1984；Grewal and Kaplan 1994；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作为一种方法，既有可能解构身份、权力和特权的主导层次结构，也有可能在不同地理背景下的女性之间构建团结。“跨国”（transnational）一词旨在作为“全球”（global）和“国际”（international）（Swarr and Nagar 2010，4）的一个替代词，虽然它并不总是“一个激进的范畴，或者是指向变革性或解放性实践的范畴”（a radical category or one that speaks to a transformative or liberatory praxis）（Alexander and Mohanty 2010，43），但跨国女性主义也用来描述与理论相关的行动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忽视南半球女性经历的情况，在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在西方之眼中：女性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1984年撰写并于1991年更新）中得到了最引人注目的体现。在这篇论文中，Mohanty质疑西方大学中处于全球知识生产有利地位的女性主义者是如何构建“第三世界”女性的，她们倾向于将女性经历普遍化，将西方女性相对于非西方女性的自由理想化，并将有色人种女性本质化为被动受害者，有效地压制了发生在全球南方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女性主义斗争。Mohanty坚持使用“第三世界”（Third World）这一术语，因为它保留了与殖民主义和当代形式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统治的联系，但“旨在暗示对称谓的持续质疑”（Mohanty 1984，354）。当然，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倡议，最初的内涵是有救赎性甚至是革命性的（Prashad 2007），与去殖民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这篇论文的目的不仅仅限于就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提出一种文化主义论点（Mohanty 1984，336），而且批评了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阶级立场和某一派女性主义的分离主义策略：“旨在既作为对女性主义理论化的普遍化和殖民化倾向的批评，也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干预，主张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进行历史化和情境化。《在西方眼里》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Mohanty 2013，975–76）。尽管Mohanty自己就在西方学术界，但她认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必须与政治实践相联系，她的许多工作集中于在新自由主义式的学术界内建立异议，以及在围绕种族主义、战争、移民和难民、监禁以及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民权斗争中进行组织。
相比之下，主流女性主义——或根据Alexander和Mohanty（1997，xv）所说的“自由市场女性主义”（free-market feminism）——通过聚焦于文化、传统和宗教的落后性，声称这些因素阻碍了南半球的女性发展，从而加剧了种族主义并排斥对工人阶级女性的关切。未能发展对国家的分析和认识到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中的角色，意味着精英化的西方女性主义者经常在推动军事干预的最前沿，例如，通过支持9/11后通过反恐战争实现女性解放（Eisenstein 2009，174；Riley et al. 2008，11）。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遗产既包括对帝国主义的强烈谴责（尤其是西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也包括对那些将女性主义视为西方意识形态并坚持厌女行为的人的批评。
将Mohanty的工作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置于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背景下，本条目有助于评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和资本－劳动关系的中心地位对于跨国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组织所提供的支持。以下部分将详细阐述女性运动在历史上一直在努力应对的问题：需要认识到差异、但也跨越差异建立团结，针对国家机器和殖民统治的性别斗争，全球经济中的妇女劳动和抵抗策略。
普遍主义与差异
如果西方女性主义倾向于将女性的状况和经历普遍化，忽视种族、国籍、阶级和其他差异及其对女性权利、愿望和组织能力的影响，那么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同工同酬、法律权利、堕胎权等——将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女性，而不考虑历史背景和情境的多样性。Mohanty展开了一场重要的辩论，针对这一立场以及一种将女性视为一个无差别群体、所有男性压迫所有女性的普遍性父权观念。认为女性是一个同质的类别，共享相同的压迫，这种假设限制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将其分割为拥有权力因此支配的男性和缺乏权力的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性别差异是社会中的中心分裂，那么“暗示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获得权力足以拆除现有的关系组织”（Mohanty 1984，351）。但是，基于她们的生物学特性，女性并不“本质上优越或绝对不会犯错”（essentially superior or infallible）（1984，351）。Mohanty拒绝将普遍的父权制框架作为剥削的中心模式，因为这要么暗示“一个国际男性阴谋，要么是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权力等级制度”（1984，335）。相反，她认为需要的是分析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女性工人的剥削（Mohanty et al. 1991，30），以揭示对女性劳动的性别化和种族化。这将挑战将“女性工作”（women’s work）作为自然化类别的意识形态构建，并推动实现女性工人行使她们能动性的潜力。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更广泛地试图解决“成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构建与女性的真实经历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是具有独特集体历史的活生生的、物质的主体。相反，对于大多数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来说，这种关系是基于对第三世界的假设之上构建的——一个被一元化（monolithic）且静态的父权制、文化和历史观念所限定的地理概念——以及第三世界女性。这最终将女性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冲突同质化，并忽略了西方女性主义本身所行使的权力。在Mohanty所描述的“殖民主义行动”（the colonialist move）中（Mohanty 1984，349），西方女性成为了真正的历史主体，而非西方女性则保持在（被）研究的层面上，缺乏历史、政治代理性和主体性的对象。然后，西方女性被定义为裁判者，根据西方标准评判其他女性。最终，Mohanty认为，若没有将“第三世界女性”构建为传统的、家庭的、戴面纱的、以家庭为导向的等等的形象，西方女性作为解放者的自我表现是无法维持的。
主流女性主义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它限制了一种理解——通过这种理解，女性和男性可以一起反抗塑造并产生了压迫女性的社会体系的实践可能性。例如，将性别置于种族、国籍和阶级之上，将忽略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一起反对种族压迫的潜力，或者女性和男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反对殖民主义的组织。对于第三世界女性和黑人女性来说，性别歧视的经历被深刻地种族化了，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一样关键。例如，在美国，早在1830年代就认识到，女性解放不能与黑人解放分离：女性被引入工厂系统，并开始意识到她们作为家中生产者角色的衰落与淑女角色意识形态的上升——其中的理想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与奴隶制度之间建立联系。两者都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利益。最近，像1974年成立的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这样的黑人女权组织，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于1977年发表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中引入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一词，来描述黑人女性面临的交错压迫（Taylor 2017），以至于性别压迫不能成为运动建立的唯一基础。任务——未能被集体解决的——是如何跨越差异以及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工作。
对抽象女性主义之普遍性的批判旨在颠覆殖民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历史联系，强调情境、经验和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在地政治。只有当这些因素被识别和揭示后，才能找到克服分歧的解决方案。通过分析主流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这些矛盾，Mohanty不仅为历史分析开辟了空间，而且指出了需要跨越差异的集体斗争和团结的必要性，这种团结既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反帝国主义的（Mohanty 2003b）。但Mohanty也对单纯的地方性／特殊性提出了批评，并强调了仍然需要的普遍性方面。她呼吁系统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假设（即任何“宏大叙事”都是简化的并忽视了差异性）。对于Mohanty来说，分析普遍性时理论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以便“解决系统性权力和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并发展对于作为国家建设项目的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异性恋霸权的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分析”（to address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systemic power and inequalities and to develop feminist, antiracist analyses of neoliberalism, militarism, and heterosexism as nation-state-building projects）（Mohanty 2013，968）。Mohanty主张对系统性权力的性质给出一个解释性的叙述，但是她与妇女具体斗争的参与使这一理论根植于权力的运作和物质现实中（Mohanty 2003b）。例如，她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得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支持，并且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Mohanty谴责了像美国、以色列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政治利用，以及人道主义意识形态、非政府组织和军国主义之间的交织（Mohanty 2011）。她关于巴勒斯坦的工作，说明了关注地方斗争如何有助于对资本主义系统运作的普遍理解。根据Mohanty的观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必须关注资本主义剥削、军事化和“警治国家的性别暴力”（the gendered violence of securitized states）之间的联系（2011，77），同时突出／着眼于抵抗和组织的空间，特别是在严酷条件下挣扎生活的妇女。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妇女的压迫
在西方的女性主义斗争中，殖民地妇女解放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相连，构成了民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世界的女性在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联系起来：她们对作为民族（nation）的文化象征——通常由男性民族主义（nationalist）改革者推广的角色表示不满，但同时也拒绝了殖民主义的现代性——该现代性旨在通过将她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开发，来从传统和压迫性的社会实践中解放妇女（Jayawardena 2016，8）。从1980年代开始，与殖民地妇女解放组织史（Jayawardena 2016）以及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应中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意识相关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殖民统治试图将白人男性形象作为帝国权力的自然化象征，通过一套法律和实践体系及其赋予的优越性和道德意义来授权：“白人男性的权威、纪律……以及自我牺牲”（Mohanty et al. 1991，17）使得被殖民的人民无法自我治理。Mohanty认为，由于殖民统治根本上是关于从殖民地提取经济剩余的，因此殖民国家需要性别化的、种族化的以及暴力的机构和意识形态，来为统治实践提供合法性。
种族主义和对殖民地历史的抹杀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并创造了新的不平等，而且通过控制妇女的性行为以及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政治领域的父权制实践，既符合殖民大国也符合当地精英的经济利益（1991，19–20）。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殖民地中，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与工人阶级妇女之间存在利益张力：中产阶级女性身份的构建——以及伴随其而来的有限的社会改革，如识字和教育、财产权以及废除一夫多妻制——往往与希望“促进稳定的家庭生活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Jayawardena 2016，256）。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市场的强制开放加剧了阶级分化并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么通过组织工人阶级参与的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s）来驱逐殖民权力，要么通过与殖民大国谈判以确保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尽管一些妇女在后殖民时代接受了传统角色，但许多工人阶级妇女认识到了革命运动的潜力——包括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及、印度、越南等地（Prashad 2007，57）——可以结束所有的压迫（Jayawardena 2016）。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革命者未能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推动更广泛的革命意识，并且像妇女选举权这样的成果是在主要由男性民族主义改革者设定的范围内实现的。独立后，往往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接任统治者的角色，以巩固资本积累所需的劳动力供应，但同时也需要妇女在家庭内执行家务与养育劳动，以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
妇女劳动的需要产生了矛盾的动态。一方面，允许妇女进入现代化国家的劳动力后备军，意味着必须放松限制流动和强制隔离的传统惯习（Jayawardena 2016）。另一方面，一旦后殖民改革在生产领域稳定了资本－劳动关系，它们就加强了妇女在家庭领域的性别角色。对于外国和国内的资本家来说，妇女——特别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种妇女——继续是最便宜的劳动力来源，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工业而言。这就是当代工人阶级妇女的普遍经历：随着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女性工人填补劳动力预备军的行列，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服务于压低工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加深了南北半球的剥削和压迫，但劳工经历跨越国界是相互联系的。
资本主义下的妇女劳动
Mohanty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被剥削状态和她们行动力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的分析。借鉴了Mies（1982）对印度纳尔萨普尔的蕾丝制作工人的研究，Mohanty重申了Mies的论点——通过将女性定义为与男性相对的家庭主妇，并将妇女在家庭中的工作归类为所谓“闲暇活动”（leisure），资本得以促进自身的积累（Mohanty 2003a，149）。Mies（1982）认为，生产的女性化——定义为越来越多的妇女作为雇员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同时女性和男性的就业条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灵活和低薪——意味着妇女的生产为世界市场所规定，并成为当地商人获利的丰厚来源。而从这个观察中，Mies认为生产关系建立在再生产关系之上，因为妇女补贴了她们丈夫的工资，男性是剥削的主要来源：“正是男女之间这种不平等和剥削性的关系，使整个系统得以永久性地延续”（Mies 1982，109）。但正如Gilliam（1991，229）所论述的，“问题不在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在于不平等的国际劳动结构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当代生产中的意识形态过程起到了加强“对女性气质、女性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规范性理解”的作用（Mohanty 2003a，152），特别是在渴求将移民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全球价值链中，这些妇女被认为是未受过技能训练、有纪律的，能够忍受重复、乏味的工作。
在南北半球，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工资的下降和政府削减福利预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妇女的劳动力，包括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劳动（Eisenstein 2009，15）。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构建了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关系和性别劳动分工，再生产着妇女的从属地位——无论是在生产领域的低薪工人，还是在其再生产工作中未获报酬——对于整个体系是有利可图的。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至关重要，对妇女的压迫——包括种族主义和其他压迫形式——位于资本的需求中。定义妇女的阶级位置，包括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是至关重要的（German 2018），特别是考虑到南半球的妇女构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主体（无论她们是否暂时脱离了有偿工作）。
在承认基于其社会位置和作为工人的经验而形成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客观利益时，Mohanty反对她所称的狭隘的阶级斗争定义——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以及主要基于“男性工人的阶级利益”的工会方法（Mohanty2003a，143）。然而，通过拒绝将资本／劳动视为“不再准确或可行”的范畴（2003a，161），Mohanty强调了在主观需求和愿望层面表达共同利益的挑战，她认为这具有变革性维度，并强调女性劳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客观权益的不可低估性。将女性工人的身份植根于种族、性别和种姓的历史中（2003a，167）是必要的，但在跨越边界或在边界内组织女性工人时，阶级的客观类别必须是Mohanty所呼吁的“反对资本主义再殖民化斗争的革命基础”（2003a，168）的核心。只有使用阶级视角，Mohanty的呼吁才能真正具有实际效果，这避免了将性别实物化到把男性视为女性剥削的源头（如同两个不同阶级一样）（Gilliam 1991，216）。最终，政治团结和抵抗必须与基于客观、物质条件的具体策略相结合，并分析资本主义的运作，其中资本和劳动是中心。不仅仅是关于体系内平等获取的批评，而且还要对体系进行改造的批评，必须从建立在全球南方有色人种妇女的有偿和无偿劳动之上的全球经济分析开始。
抵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战略
在呈现资本主义下妇女经历的复杂性方面，Mohanty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是重要的。女性主义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跨国运动，这个运动尊重差异性，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实现普遍性，并以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整体为目标。Mohanty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一直是新自由主义学术界的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需求（Mohanty 2013，975）。这涉及到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学术文化的跨国影响力，以及包含组织反抗行动的具体的、基于地域的叙事。Mohanty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基于“团结和抵抗帝国及全球资本”（solidarity and resistance to empire and global capital）（Mohanty 2013，984）的女性主义理解，取决于在国家层面（Herr 2014）及其之外发展一套连贯的策略。不言而喻，学术界不能是斗争的唯一或主要空间。Mohanty不仅非常重视组织工作，她还反对学术女性主义，“其中学术界的边界代表了整个世界，女性主义成为提升学术生涯而非呼吁基本和集体的社会经济转变的方式”（Mohanty 2003a，6）。正是这种政治方法——坚持具体和集体的斗争而非过分强调主观特殊经验——可以提供解放的基础。
在1990年代初期，Mohanty认为“国家－民族已不再是分析的适当社会经济单位”（Mohanty et al. 1991，2），这是因为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以及工厂为寻找廉价劳动力而迁移。这并非完全拒绝国家的作用，正如Mohanty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常常通过例如绝育计划等方式，受到国家在她们个人生活中的干预，并且必须处理黑人男性被征召入伍和被监禁的不成比例问题（1991，9）。国家是军事化的，并拥有组织暴力的手段，因此在调解资本积累时，它们可以加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此来管控人口（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xxiii–xxiv）。由于妇女运动总是更广泛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与特定时期的更广泛社会运动有关（Jayawardena 2016，10），因此，在国家－民族的另一边，跨越边界和内部边界——跨越种族、文化、身份和性取向身份——基于阶级团结构建联盟至关重要。
在“反恐战争”启动之后，Mohanty和其他人（Riley et al. 2008）已经将注意力引向妇女和妇女团体如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核心组织者，审视劫持女性主义来为战争辩护的行为，并强调在当代帝国主义中，外交政策目标与国内种族主义、增加的监视和紧缩政策之间的联系。妇女一直处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tanding Rock、特朗普当选后的国际妇女罢工和气候正义运动等无数其他运动的前列。Mohanty工作的力量在于它是介入性的：发展“一种女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批评，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学术文化和企业学院的激进介入”（Mohanty 2013，977），但关键的是，这种批评是与反资本主义运动共同推进的。后者——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工作和遗产如何在运动中以及由活动家而非学术机构中被采纳——已经有助于发展有潜力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核心并在阶级线上建立国内外团结的策略，其中性别和种族平等是核心。
参考文献
Aguilar, Delia D. 2015. “Intersectionality.” In Marxism and Feminism, edited by Shahrzad Mojab, 203–20.
London: Zed. Alexander, M. Jacqui,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1997.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
cratic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Alexander, M. Jacqui,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2010. “Cart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as Radical Praxis.” In Critical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xis, edited by Amanda
Lock Swarr and Richa Nagar, 23–45. Albany: SUNY Press.
Chew, Huibin Amelia. 2008. “What’s Left? After ‘Imperial Feminist’ Hijackings.” In Feminism and War: Confronting US Imperialism, edited by Robin L Rile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d Minnie Bruce Pratt, 75–90. London: Zed.
Davis, Angela Yvonne. 1983.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Eisenstein, Hester. 2009. 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German, Lindsey. 2018. “Marxism, Class and Women’s Oppression.”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6(2): 141–57.
Gilliam, Angela. 1991. “Women’s Equality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215–3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rewal, Inderpal, and Caren Kaplan, eds. 1994.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err, Ranjoo Seodu. 2014. “Reclaiming Third World Feminism: Or Why Transnational Feminism Needs Third World Feminism.” Meridians: Feminism, Race, Transnationalism 12(1): 1–30.
hooks, bell. 1986. “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 _Feminist Review_23: 125–38.
Jayawardena, Kumari. 2016 (1986).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Mies, Maria. 1982. The 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London: Zed.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84.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_Boundary_2: 333–58.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03a.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03b.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2): 499–535.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11. “Imperial Democracies, Militarised Zones and Feminist Engageme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6(13): 76–84.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13. “Transnational Feminist Crossings: On Neoliberalism and Radical Critiqu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8(4): 967–91.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Robin, ed.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Prashad, Vijay. 2007.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Rich, Adrienne. 2003 (1984). “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In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by Reina Lewis and Sara Mills, 29–42. New York: Routledge.
Riley, Robin L.,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d Minnie Bruce Pratt, eds. 2008. Feminism and War: Confronting US Imperialism. London: Zed.
Swarr, Amanda Lock, and Richa Nagar, eds. 2010. Critical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xis. Albany: SUNY Press.
Taylor, Keeanga-Yamahtta, ed. 2017. How We Get Free: Black Feminism and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Chicago: Hay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