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笠井洁《テロルとゴジラ》第107－147页“セカイ系と例外状態”。
Part 1
以1995年放映的TV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为起点，至2002年左右的轻小说《伊里野的天空、UFO之夏》（秋山瑞人）、漫画《最终兵器彼女》（高桥真）、动画短片《星之声》（新海诚）为止的作品群，一般被称作“世界系”。
一个很常见的观点是，世界系作品的共同倾向在于社会领域的消失。主人公所生活的家庭与学校一类的小环境（我）与全球危机与毁灭有关的大环境（世界）进行一个无中介的直接相连，这就是在作品中删除社会领域的后果。
那么，从世界系作品中消失的“社会”究竟又是什么呢？或者说，“社会”的删除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我”与“世界”直接相连这一点来看，最纯粹的世界系作品应当是《星之声》。在这部自制动画中，主人公阿昇与美佳子以外的人物几乎没有登场。作品也几乎不描写家庭或学校，小环境仅限于恋人之间的亲密空间。这个小环境与“美佳子不得不与阿昇相分离、开着机器人去宇宙空间战斗”的大环境之间无中介地直接连接了。
作为动画短片，确实应当尽可能地削减设定、任务配置和情节。但是，《星之声》中过于纯粹的世界系倾向不是仅凭着动画短片这个理由就能解释得通的。是作者在有自觉地将社会领域从作品中排除出去。
与《星之声》中体现的纯粹世界系不同，作为原点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反而并未从作品中完全排除社会领域，没有被充分抹除的社会内容像残骸一样无序地散落在作品空间内。主人公中学生碇真嗣，为了对抗反复袭击的巨大怪物“使徒”，被父亲碇源堂命令驾驶名为“泛用人型决战兵器”的生化机器人EVA。只有与机体同步率较高的真嗣才能驾驶EVA初号机，其原因也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逐渐明朗：这是因为机体建造过程中其母亲唯被卷入事故，灵魂与肉体被EVA吸收溶解。
换句话说，EVA初号机与真嗣之间存在着一股人造的母子关系。此外，明日香与二号机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真嗣在幼年时失去了母亲，被父亲抛弃，背负着这种创伤，是一个缺乏自信，胆小内向的少年。此外，对于仅仅因为“EVA初号机需要一个驾驶员（工具人）”这种理由就把他叫回来的碇源堂，也怀着深深的抵触感和不信任感。就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产生创伤这一点而言，作品中其他的主要人物，如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葛城美里、赤木律子等，也与真嗣的情况大抵相似。
这或许恰恰是作者的意图之所在，EVA被呈现为围绕着亲子关系展开的子代创伤展。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儿子通过模仿父亲而成为大人。而在近代的成长小说（译注：来源于德语词Bildungsroman，日语里用教養小説表示）到精神分析理论中都不断重复着这样的理论：要同压抑的父亲相斗争，要在象征意义上杀死父亲，唯有如此，儿子才能长大成人。
然而，这种近代的成长故事（译注：原文是成長物語，和教養小説可以互换，一般认为教養小説是成長物語的一个子集）在EVA中却被摧毁了个大半。真嗣既无法反抗父亲，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带着不完整感搭上EVA，最后拒绝一切现实，陷入了家里蹲式的精神状态。与名字正相反，源堂无法为儿子扮演好名为“碇”（锚）的父亲角色。
父子关系竟能如此这般失调，既是母子关系过剩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一如前文所述，真嗣与EVA初号机的同步率很高，他对于母亲碇唯的克隆体绫波丽，怀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复杂感情，既有兴趣也有类似爱情的感情。另一方面，情感似乎完全冻结的绫波丽，也逐渐开始对碇真嗣敞开心扉。
碇源堂的表面身份是为应对使徒攻击而组织的国际机构NERV的司令官，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推动人类补完计划的秘密组织SEELE的干部。暂且不提人类补完计划中关于死海古卷、黑之月、莉莉丝、朗基努斯之枪等科幻和神秘学方面的设定细节，简单来说，SEELE的目标是将不完整的群体生物——人类——进化成一个完整的单一生物。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补完计划所追求的人类进化，恰恰是对于从胎儿期到幼儿期的母子共同体想象的一种夸张化表达。
无法长大成人，或者无法作为社会人成熟的年轻人这一角色，当然不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原创。在1980年代的日本，村上春树就反复描绘过这种类型，而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村上所受影响的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考尔菲德。此外，人们也往往指出，战后日本家庭中父亲的不在场与过度的母子依恋关系也是这种类型的一个起源。
《最终兵器彼女》的结局，以少年在变形为钢铁般无机物的女主角千濑的胎内安然入睡的画面作结。在《伊里野的天空、UFO之夏》的终幕中，伊里野呐喊着“我只守护浅羽。我只为了浅羽而战，只为了浅羽而死”，出征世界最终战争。女主角们的话语令人联想到为了孩子牺牲自我毫无悔恨的母亲，但大部分的“世界系”作品都浓厚地洋溢着母子一体的幼儿自恋和多形倒错的情欲。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意识到，在EVA中消除或者说试图消除的“社会”指的是儿子必须通过象征性地杀死父亲来长大成人的现代社会。在日本这样的犹太－基督教式家长制较为稀薄的文化圈中，社会的消失就意味着母子融合的闭锁乌托邦，或者是带齿的女阴吞噬自己孩子的小型敌托邦。
市野川容孝在他的著作《社会》中，将“社会”一词的含义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与“自然”相对的社会；第二，与“个人”相对的社会；第三，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市野川说，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这几个对立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但“社会”或“社会性”还包括第四个含义，而这在日本往往被忽视。
自然与社会对立的起源，可能与人类的出现同时。人类长期以来从事着狩猎采集的自然经济。在这个时期，社会以移动的小群体形式存在，从外表上看与猿群没有什么区别。生产经济开始后，人类定居下来，动物群落般的小群体扩大规模，成为生产共同体。然而，即使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共同体，也保持着所有人互相认识的规模。
在某个时刻，国家出现了，但国家与小规模的农业共同体之间仅仅是外部关系。例如，国家提供治水、防御外敌等服务，而共同体则承担贡纳的义务。统治着各个共同体的王朝几经更迭，但国家仅仅是掠过共同体的上空。同样，个人也并非相互独立的同型同质主体。各个个人像鱼卵一样密集地聚集在一起，粘附在共同体这个粘稠的袋子里。
在狩猎采集社会和农业社会中，儿子以父亲为榜样来成长为成人的体系一直被维持着。在近代之前，作为与国家相对立的独立领域的，儿子必须象征性地杀死父亲才能达成的“社会”，还没有形成。
长期以来，人类生活在相互可见、鸡犬相闻的环境世界中。人际关系在可视范围内，自己生产的谷物等也由自己消费，因此行为及其结果基本上是透明的。不同于自然力的、来历不明的社会力量渗透到共同体，是劳动产品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生产，而是作为产品而生产，交易至共同体以外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了。
如今，共同体的农民们已无法得知自己田地里种植的农产品会被谁、在何处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却在不知生产者是谁的情况下，购买并自然而然地使用来自未知地方的布料和工具。更重要的是，商品的价格会任意波动。卷入商品经济的农民们不得不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基础取决于偶然性。商品经济的渗透导致传统共同体解体，一方极端大量涌现出赤裸的个人，而另一方极端则是无数不可见的他人存在，他们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难以辨认，构成一个混浊的世界。然而，赤裸的个人并非现代的市民主体，而那令我迷失的混浊世界也尚未达到“社会”的程度。
共同体的崩溃中所产生的赤裸个体群，也就是群众。群众充满了暴力。霍布斯将群众的存在比作狼，将群众的世界视为自然状态，也即战争状态。的确，群众化使人摆脱了共同体的法律。从传统的协作系统中被抛出的个人，可能会为了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共同体将存在在人类中的固有的暴力制度化为祭祀仪式，而共同体的解体则使这种本质性暴力不受限制地泛滥。
霍布斯认为，个体为了逃避相互灭绝的恐怖，才缔结了契约，承认了国家的主权。即使在市民革命中，绝对主义式的国家主权被国民主权——即国民国家主权所取代，但两者的基本结构并未被改变。就这样，作为社会契约主体的近代个体诞生了，作为一个契约体的社会也诞生了。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市民社会分解、改造了以前的传统共同体，并将其作为一个末端的共同体，从属性地纳入到其中。近代人便如此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他们既是可视的社区（包括家庭）中的一员，又是作为契约体的社会的一员。
吉本隆明在《共同幻想论》中看到，对幻想（家族）与共同幻想（共同体）有着一种“颠倒（逆立）”的关系。这里的共同体指的就是作为契约体的“社会”。儿子必须象征性地杀死父亲，才能进入社会。总之，家族与社会处于颠倒关系。吉本将近代的家族／社会关系投射到近代前的家族／共同体关系中，以此构建了《共同幻想论》的理论。儿子必须反抗父亲，与父亲斗争，是因为作为“社会”的成员，父亲和儿子都是平等的、同质的主体。在家族内部，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单方面的权威／服从关系。如果儿子不拒绝这种关系、象征性地杀死父亲，他就无法作为与父亲平等的存在加入社会。那么，女儿的情况又是如何？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近代社会中，女性是二等公民。即使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实现了政治解放，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依旧作为一种制度被保留下来。而随着性别歧视制度的逐渐解体，社会不断解放，女性也需要作为公民社会成员，成为与男性同类、同质的主体。
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中的儿子，会将父亲视为榜样，成长为“父亲/男性成年人”；而在尚未成熟的现代社会，女儿也会类似地将母亲视为榜样，成长为“母亲/女性成年人”。然而，随着女性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的不断解放，女儿也势必要“儿子化”。因为，要成为社会契约主体——即成年人，就必须要像兄弟那样与父亲斗争。而且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必须同时拒绝作为榜样的母亲。这种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女儿的命运，《新世纪福音战士》也有过描绘：明日香这一角色，就将少年（男性）视为了平等的竞争对手，并试图成为不输于他的少女（女性），也就是“儿子化”的女儿；同时，她又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深陷于传统的母女关系，并感到自己必须要拒斥她那自杀了的母亲。另一个角色碇真嗣，他逃避与父亲的斗争，最后成为了拒绝现实的家里蹲，社会在其面前则呈现为一个不可理解、阴谋错综复杂的体系。为了秘密地将人类进化为单一生物，SEELE自古以来就操纵着历史。而SEELE内部相互对立的主流派与碇源渡派，也围绕着人类补完计划的路线而不断暗斗。
由社会契约论构建的社会，需要有自主判断能力的各个主体，为了相互的利益而理性地运作；但它失衡时，社会就又将回归为暴力与混乱的空间。人们一旦置身于起源不明、难以理解的环境，无论怎样都渴望在理性层面上对其进行把握。而在试图强行将非理性的世界合理化时，人们常常会用妄想捏造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并陷入阴谋论的思维模式。
商品经济的深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产生，而对于那些突然富裕起来的家庭，共同体就会产生阴谋论式的理解，并编织出犬神附身等民间信仰。市场准入的机会、能力等差异造就了贫富分化，但共同体却会将其归结为犬神的咒力，从而开始歧视那些积累了财富的家庭。
《新世纪福音战士》在电视上播放的同年，东京地铁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袭击事件，这一教派的阴谋论式思维也是不言而喻的。而进入21世纪后，网络上无论是“梗”（有趣的）还是“无趣”（事实），阴谋论式想象力都在其中极度膨胀。
“世界系”所抹消的“社会”，本质上正是社会契约论式的近代社会。其根源就像《新世纪福音战士》所表现的那样——是父权在象征层面上的被杀害，所导致的同型、同质的主体世代在再生产上的失衡。在“世界系”作品中，毁灭世界的“敌人”常常是个谜团，其真实身份直到最后也未被揭示。这样的设定无疑也反映了社会领域正回归到了暴力混杂的状态。无法理解的暴力混杂，使得阴谋论式的想象力充斥在各个角落。
我个人所感到的不幸、不顺，等不符合本性的感觉，是某一具有人格的实体的“恶意”，或是其“攻击”的结果——这种阴谋论式的思考方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大多世界系作品中。在《伊利亚的天空，UFO的夏天》那里，作为牺牲者的伊利亚被卷入了国家阴谋，要去对抗身份不明的敌人；而在《最终兵器彼女》中，被塑造为“最终兵器”的女主角，同样无法抵抗国家意志。《伊里野的天空，UFO之夏》和《最终兵器彼女》都将少年少女分离的悲剧。归咎于国家/大人们的“阴谋”。在完成度极高的世界系作品《星之声》中，社会领域和阴谋论式的想象力相互抵消了。但新海诚的剧场版动画长片《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中，处于昏迷状态的沙莉被国家意志无情地用于人体实验，可以看到阴谋论式想象力在其中的复苏。
宇野常宽在《零零年代的想象力》中，对TV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之后出现的“世界系”作品做出了以下批判：
《EVA》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既然世界无法提供正确的道路，那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当然，这无疑是一种怯懦的、自恋的发泄。但同时，这也是“九五年以来的后现代状况”（谁也不知道何为正确，如果做出选择与他人产生联系就必然犯错，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之下“不行动伦理”的结晶。
宇野认为，“这些叙事围绕着不以行为（做什么）而以设定（是什么）确保身份认同的登场人物/角色展开，更具体地说，这种叙事围绕着对登场人物以精神创伤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进行认可而展开——这就是90年代后期‘家里蹲/心理主义’式的想象力”。而且，这种世界系式的90年代后半期想象力已然失效；在小泉改革的2000年代前半期，出现了“‘如果家里蹲就会被杀掉，所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某种‘决断主义’倾向”的作品。从《大逃杀》到《死亡笔记》，小说、动画、漫画、电视剧等的领域中都呈现出这一趋势。但是，宇野常宽对世界系的批判存在着两点不可忽视的错误：既然社会领域消失是界定世界系的标准，就不能把它等同于“90年代后半期的‘家里蹲／心理主义’式的想象力”。此外，“某种‘决断主义’倾向”的作品也不能说摆脱了21世纪社会领域内在解体的必然性。
如果将以上视为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则是：虽然这些作品展现出了“某种‘决断主义’倾向”，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决断主义”的程度。之所以出现第二点错误，是因为作者在没有与历史先例相比照的情况下，随意地将“实存”、“承认”，乃至“决断”等核心概念滥用到了论述之中。
20世纪文脉中对黑格尔的“承认”论的再发现，源自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巴黎讲座。正如《存在与虚无》的第三部第一章所显示的那样，早期萨特的“实存”观念也受到了科耶夫讲座的启发。而所谓“决断”，则是卡尔·施密特在其20世纪20年代政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宇野所讨论的——从1995年以后，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为代表的，关于实存、承认、决断等一系列问题，总体上只不过是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问题的重复。当然也不能说是简单的重复，准确来说应该是螺旋式回归。
这不仅仅是宇野一个人的问题。宇野在论述时所直接参照的先行者——无论是其肯定的宫台真司，还是其否定的东浩纪，他们都对后现代主义（80年代）是战间期（译注：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间的时期）现代主义（20年代）的重复的这一事实，没有足够的自觉性。大泽真幸所谓的“反讽性的沉浸（アイロニカルな没入）”，也只是战间期动员青年们的行动式虚无主义的再现而已。
当论及“强行（あえて）”的思想和“反讽性的沉浸”时，为什么宫台和大泽会回避参考上世纪30年代关于否定神学的一系列问题？恐怕这包含了他们作为后现代主义世代的无意识抵抗。
宇野常宽将《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思想概括为：“九五年以来的后现代状况下 ‘不行动伦理’的结晶”。但是，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为原点的“世界系”作品，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契约论式的社会图景的失衡。宇野所说的“九五年以来的后现代状况”，必须从例外状态的社会化这个角度，去进行重新审视。
Part 2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经由洛克和卢梭，发展为以法律支配为原则的立宪国家的构想。即使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实现的立宪国家中，也会出现因政变、重大灾难、内乱和战争等导致法律制度在地方或全国范围内陷入瘫痪、解体的情况。卡尔·施密特将这种情况定义为“例外状态”。例外状态即宪法秩序与法律支配的崩溃状态。如果说法律支配的前提是社会契约论式的“社会”，那么例外状态的出现将同时意味着社会的消失。施密特政治理论的核心——例外状态，也就是一种社会消失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在1905年的日比谷烧打事件（日本群众为反对日俄《朴次茅斯和约》而集会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都曾发布紧急行动令，实施“行政戒严”。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戒严令规定仅适用于战时的临战地区或合围地区（被敌军包围的地区），包括法令的部分或全部停止、军队掌握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规定，但二·二六事件等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事件，也采取了类似戒严令的行政措施。
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在英文中翻译为state of emergency，即紧急事态或非常事态。在法律体制陷入瘫痪、解体状态的紧急事态下，国家必须通过发动紧急权力以恢复秩序。使国家紧急权力正当化的条款，通常事先就被写进宪法中，例如明治宪法的“非常大权”或魏玛宪法的总统独裁权。戒严令或行政戒严就是国家紧急权力的具体例子。以法治为原则的立宪国家，有时不得不发动意味着法律停运的国家紧急权力。法治国家，必然地包含着这种悖论。
施密特提出例外状态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形成的总体战体制。总体战体制将每个国民的精神和身体作为战争执行不可缺少的资源进行彻底的计算、管理和动员，直至细微的水平。这与立宪国家和法律支配的想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将国民作为人口完全掌控，并关照着“繁殖与诞生、死亡率、健康水平、寿命、长寿”（米歇尔·福柯《认知的意志》）的同时产生了生命权力的极限化。根据福柯的说法，“允许人活着或将人弃置于死亡之中”就是生命权力。总体战体制“让”后方的国民不得不为了战争继续“活着”，而将士兵的生命“废弃”在前线的战壕之中，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命运。
将近代立宪国家的理想纯粹化的魏玛共和国，本身就诞生于一战后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以及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暴力这一例外状态当中，最终被名为纳粹革命的第二例外状态吞噬而消亡。而德国的东方，也存在着将例外状态结构化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历史则在全球范围内，雪崩般地滑入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例外状态。
以社会契约论为根据的立宪国家和法律支配，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已遭遇了根本性的危机。作为契约主体的相互承认体系瓦解，19世纪的公民转变为20世纪的群众，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由放任论为代表的“大叙事”的崩溃与“强行（あえて）”、无根据的决断成为主导性的时代思潮。宇野常宽与其所参考的东浩纪的论述虽未明确，但“大叙事”的崩溃并非始于1980年代后的后现代状况，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出现。
1920年代代表德国决断主义的巨人是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恩斯特·云格尔，而30年代法国的否定神学思想，如薇依、巴塔耶、布朗肖、萨特、拉康等，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决断主义的影响。
纳粹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俄国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体制推向极致的“例外国家”，是将例外状态结构化的国家。从它们将例外状态组织成强制性灭绝集中营，并将之整合到国家体制核心中，这一点从事实上就显而易见。集中营与拘禁违法者的监狱在权力机制上存在本质区别。在19世纪的的法治国家，违反法律的“行为”才是处罚的对象。但20世纪的例外国家，犹太人或反革命分子这类人的“存在”本身就会被排除、拘禁、抹杀。
宇野常宽将“不以行为（做什么）而以设定（是什么）确保身份认同的登场人物/角色”当做“世界系”的特征，但这正是强制性灭绝集中营的原理。在集中营里被大量屠杀的犹太人，被强制赋予了“不以行为（做什么）而以设定（是什么）”的作为灭绝对象的身份，并被抛入了完美的彻底否认的地狱之中。“行为”对应于19世纪的法律支配，名为“设定”的存在对应于20世纪的例外状态。
从这一点来看，世界系式的角色与吉奥乔·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相通。这可能也适用于不依赖故事的“角色”一般。纳粹集中营的“穆斯林人”（译注：der Muselmann，这个“穆斯林”并非阿拉伯世界中的伊斯兰教徒，而是当时在纳粹集中营中对那些“被同伴所放弃的囚徒的称呼”。）是被剥夺了所有叙事化的可能的“赤裸生命”。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集中营体验能否被“言说”的悖论（Aporia）。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和平”的形式延续了战时的总体战体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社会”（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语）。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似乎恢复了19世纪的宪政体制，并得以顺利维持。除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在1960年前后陷入内乱状态之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面临例外状态。即使包括1968年5月由于巴黎的街垒战和全国范围内的工人总罢工而一度踏向例外状态的边缘的法国在内，西方国家也能在法律范围内应对60年代后期的群众激进主义的爆发，而不必动用国家紧急权力来应对。为了对抗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始终高举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富裕社会”成功地提前封锁了挑战宪政体制的叛乱和政变的风险。
市野川容孝引用了德国基本法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性的联邦国家”以及法国宪法中的“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社会性的共和国”，并讽刺地说：“现在日本社会学家中，能够立即说出‘社会性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人，应该不多吧。”
先说答案。与德语和法语的“社会性的国家”几乎相当的日语是“福利国家”。（略）在日本，几乎只有“福利国家”这一表达方式，而将它表达为“社会性国家”的情况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市野川关注的“社会性国家”存在不可忽视的两面性。市民革命作为目标提出的“自由”和“平等”，在将没有就职和居住自由的封建制约和身份特权视为“敌人”的范围内，就是是无矛盾且互补的。但是市民革命完成后，自由和平等在理念上开始对立。自由竞争激化了贫富的社会对立，平等原则受到损害，作为第三等级而被统一的市民革命主体也分裂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市民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社会解放。自由和平等的法律保障实质上不断加剧着社会的非自由和不平等。“社会性国家”的理念正是从这样的批判中产生的。将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在社会中实质化的“社会国家”，简单来说就是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体系。
基于平等原则的再分配、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实施，既是出于民众的要求，也是因为例外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对生命权力的发展。将诸个人编织进细密的权力网络，一方面导致了管理和监控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再分配与福利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和平”的形式延续了总体战体制，并建立了以人类的存亡为赌注的美苏核威胁（冷战）下的国内体制，建立了“富裕社会”。
将国家状态结构化的例外国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为代表的集中营型例外国家，第二种是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为原型，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的“富裕社会”型例外国家。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冷战，是集中营型例外国家与“富裕社会”型例外国家之间的霸权斗争。
如果有选择的可能的话，大多数民众会选择福利国家，而不是集中营国家。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接连倒塌，美苏冷战结束。两年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也解体了。就这样，历史进入21世纪。
从 1980 年代开始，英国和美国在经历了石油危机后出现的结构性衰退和财政危机压力下，开始探索对“富裕社会”的根本性重组。社会主义的崩溃决定性地加速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社会并不存在，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名言”值得关注，讽刺意味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堪称是“世界系”的鼻祖。而“铁娘子”撒切尔则会侮蔑世界系式的不愿战斗、装作听不到的家里蹲少年。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所抹去的“社会”，当然不是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社会。它是“社会性国家”意义上的社会，即 20 世纪后半期的福利社会。社会主义崩溃后暴露出贫富差距的 21 世纪社会的，似乎是 20 世纪后半期实现的“富裕社会”的自我否定。但就将例外状态结构化这一点来看，两者在系统上是连续的。在“富裕社会”中，充分就业和完善的社会福利超越了法律的外在性，微妙地把握着诸个人的生与死。在后“富裕社会”中，精确的监控/管理网络试图捕捉新的诸个人。
在前者中，国家将例外状态结构化。然而在后者中，例外状态的社会化急速进行。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例外国家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例外社会”的时代。
世界系作品中被抹消的“社会”，不仅是指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社会，更是指20世纪后半期的福利社会、“富裕社会”。在美国和欧盟国家，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0年代初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在198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繁荣的日本，在1990年代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几年间，人们普遍认为到来的经济衰退不过是短期经济周期的阶段性表现。1995年，人们开始质疑二战后以护送船队制度（译者注：护送船队制度，本为航海用语，指护卫船队时，配合速度最慢的船只航行，这里指1990年代以前日本的金融行政制度，大型金融机构与弱小金融机构齐头并进，避免过度竞争，切实保证金融机构整体的生存和利益。）、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等“和平”形式持续的总体战体制和日本式经济体系开始被质疑是否是结构性衰退的原因时，阪神大地震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震惊了全国。
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正式化始于2001年成立的小泉政权。小泉政权结束统治的2006年，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化成为了无人能忽视的露骨的现实。在小泉政权执政的五年间，日本也从“富裕社会”型的例外国家转变为21世纪的例外社会。世界系作品的巅峰出现在小泉改革即将开始的时候。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新世纪福音战士”式的世界系作品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宇野常宽对此背景的特征描述如下：
美国多地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执政之初开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式“结构改革”从背后大大支持了“就算毫无根据也要挑选出核心价值”和“即使伤害对方也要与他人连接”的决断主义潮流。原因只有一个：“不这样就无法生存”。
宇野所设想的“‘所有人都成为决断主义者并进行战斗’的动员游戏/大逃杀状况”，所指的“宏观上表现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策动的连锁恐怖袭击，微观上则表现为分别耽溺于‘手机小说’和‘美少女（色情）游戏’的女高中生和宅男在‘学校教室’这一空间中相互鄙视着对方”。从9·11开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策动的连锁恐怖袭击”和零零年代日本种姓化的教室以及网络上的“斗争”，被轻率地等同于“‘所有人都成为决断主义者并进行战斗’的动员游戏/大逃杀状况”，这种想象力的贫困是无法理解例外状态的意义的结果。
与零零年代的伊斯兰革命运动相匹敌的千禧年主义暴力将在2010年代蔓延至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如果想从90年代后期看到这种预兆，就必须关注从宅间守到加藤智大的一系列无差别杀人事件。与这些事件相比，在种姓化的教室中的生存竞争和网络霸凌等事件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以说宅间就是一个行走的例外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人形的例外状态。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宅间守都违反了社会契约，并从契约体社会中脱离。即使从霍布斯的逻辑来看，契约之外的个人与社会也会进入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独自一人与社会进入战争状态的宅间，只能瞄准“敌人”中最薄弱的部分，进行不顾一切的自杀式先发制人攻击。就这样，针对小学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了。
对于撕毁社会契约而对社会发动游击战的宅间，社会方面施加的法律处罚具有欺骗性。作为吉奥乔·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社会只能以这种方式对待宅间。剥夺即使是杀人案的被告也本应有的法律权利，将宅间作为绝对化的“敌人”处决。正如他拒绝再审、要求尽快执行死刑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宅间也希望被当作以歼灭敌人为目的的绝对战争的士兵来对待。
宅间这样大量杀人的杀人犯的存在，直接暴露了社会契约论这种宏大叙事的无底性。卡尔·施密特之所以论述例外状态，正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像宅间一样有可能脱离社会契约的群体在街头泛滥。群体，同样也是实存。海德格尔的现成存在和萨特的自为存在，都以孤独中同神相遇的克尔凯郭尔式实存为先驱，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海德格尔和萨特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的群众存在重新理解为“实存”，这是在社会契约论和自由放任论这一宏大叙事的崩溃中产生的。
作为实存的群众伦理，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决断。宅间守做出决断自行解除了社会契约，加藤智大也做出了同样的决断。战间期的决断主义思想所关注的，无非是这种“决断”。谈论决断主义时，把教室中的生存竞争和网络暴力（炎上）作为参照例，无疑是一种荒唐的误解。
当然，两者之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网络上不断发布自虐帖子的加藤，最终变身为无差别杀人犯。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决定性的断裂。毫无根据的决断则是跨越这一断裂的唯一途径。自 1995 年以来，我们的社会开始生产出了一些打破社会契约，走向例外状态的例外人——虽然是数量不多但是断断续续的一直在出现。从宅间到加藤，这些无差别杀人犯们预示着 2010 年代这一群众化时代。
宇野常宽在“既然世界无法提供正确的道路，那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中看到了“EVA的思想”。但是，并非《新世纪福音战士》等世界系作品，而是宇野为了用这些作品比喻而召唤出来的“家里蹲”概念自身——从泡沫崩溃到小泉改革，再到暴露出贫富差距分化/贫困化——才是从90年代前半到00年代后半过渡期的产物。这是从20世纪后半“富裕社会”型例外国家，走向21世纪型例外社会的过渡期。
宇野将过渡期的前半（90年代后期）规定为了“世界系”的时代，将过渡期的后半（00年代前半）规定为决断主义的时代。但是以战间期的“决断”思想为前提的话，目前决断主义的时代还未到来。
宇野认为，00年代的决断主义系作品类型的开端是高见广春的《大逃杀》，但是这部作品总体上依旧属于世界系的范式。由于国家的阴谋，学生们被剥夺了作为教室成员的社会身份，瞬间群众化，陷入“人对人像狼一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在孤岛上展开了“大逃杀”。
《大逃杀》忠实地沿袭了“世界系”的构图——阴谋导致社会领域的剥夺与消失、战争状态的到来等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主人公作为“主体”进行战斗。战斗的对象，是作为拟似父亲的“计画责任教师”坂持。但是战斗的少年角色，早在《巨人之星》和《明日之丈》以前，在漫画和动画中已经是典中典了。星飞雄马也好矢吹丈也好，都是通过战斗成长为成人的教养故事里的主角。而“世界系”暴露出了这种社会化/成人化逻辑已经失效。
通过教室这种形式给予孩子的“社会”，在《大逃杀》中确实崩溃了。但故事的主人公并没有通过战斗来长大成人的意思。这种现代预定调和式的回路，已经不复存在了。将少年推向血腥战场的是“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这一价值没有受到任何质疑。战斗的“决断”不过是“生存”这一至高命令的一个契机而已。这样的“决断”是健全的，与20世纪那种决断主义的“决断”所体现的倒错性无关。
为了将农村共同体的分解导致的群众化，即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战争状态的无政府状态再次秩序化，“社会”就此诞生。以社会契约思想为中心，还有“精神的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人或劳动者作为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这些“大叙事”作为补充。但是，不管怎么说。既然最大的大叙事“社会契约思想”失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间点上， 大叙事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群众的时代也是虚无主义的时代。杀害共同体这一神的第一个群众化时代自不用说，让社会这一“神”走向衰亡的第二个群众化时代（战间期的时代 ）也是如此。十九世纪的现代人能够毫无虚情地意的信仰社会、确确实实与社会紧密相连，从而切实体会到人生的意义。通过社会这个理念，群众的世界这一无意义的荒野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
对现代人来说，决断不过是行动的契机。有意义的目的预先存在，行动则是实现它的必要手段。决断则是连接目的与行动的媒介。当人们不再相信目的有意义时，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动机。但是人无法忍受无所作为的状态。为了逃避无所作为的痛苦，人们就会趋向于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行动。
无论何种情况，行动都有多种选择。不管选择什么行动，其标准都是目的和意义。如果没有目的和意义，人就无法选择特定的行动。然而，即便如此也必须行动。于是“决断”这一契机的自立化和目的化，简言之就是决断主义，从这个困境中产生了。不管怎么选都行，但总之你非选不可。因为如果你不选择什么就无法行动。但是，人们也无法忍受完全无根据的选择。在此，最后的标准就是行动的强度。可选择的行动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有的选择牺牲很小，也有的选择残酷到在极端情况下意味着死亡。从没有被赋予意义的行动中，选择特定行动的标准，就是行动的强度。因为强度高的行动，会带来更高的生命燃烧感。于是人们就会为了走向强度更高的行动而进行“决断”，尽管其在意义和目的方面是空虚的。决断没有根据。正是这种没有根据的“强行（あえて）”做出决断，构成了战间期的思想中显著的决断主义1。
即便在霍布斯所模拟的群众化状况中，人们也会做出接受契约的决断。这个决断的根据是保护生命和财产。但是在战间期出现的第二个群众化状况中，就连生命作为动物的自然性都不再被相信了。恰恰相反，越是有可能危及生命，人们越是会以此为唯一根据做出决断，实行行动。这就是群众化状况在20世纪的归结。
《大逃杀》的主人公，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而战斗。这里不存在以虚无主义为前提的二十世纪版决断，也不存在形式化、空虚的决断。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世界系的构图，但是主人公能够轻而易举地“战斗”这点，将其拉回到了世界系之前的战斗作品的水准。
在少年漫画的世界中，直到 1980 年代，《少年 JUMP》 的“友情、努力、胜利”的故事依然存在。与之相对的则是《少年 SUNDAY》 的恋爱喜剧，主打“恋爱、游戏、日常”。“友情、努力、胜利” 毫无疑问是现代教养故事的少年版，可以与黑格尔的“人伦、教养、精神”重合。少年象征性地杀死父亲，他必须以人格完善的高峰为目标，进行劳动和教养的辩证过程。社会既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社会，同时也是亚当·斯密式的经济社会。
然而，正如连载过程中《龙珠》从“友情、努力、胜利”的故事转变为追求动作刺激的战斗故事一样，在少年漫画的场景中，教养主义也逐渐变得空洞。
《龙珠》的完结（1995年）表明了肉体战斗作品的局限性。不用说，这一年同时也是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年份，同时也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在电视上播出的年份。而以《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和《名侦探柯南》为代表的智斗作品，继承了并且变革了肉体战斗作品。
宇野常宽举例为零零年代前半的“决断主义”作品，从《大逃杀》开始，到《死亡笔记》、《欺诈游戏》，都是继承了《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智斗作品。智斗也是斗，所以主角必须战斗。然而夜神月还有秋山深一的战斗，不能说是由社会崩溃导致的毫无根据的决断造成的。
《死亡笔记》中的夜神月，试图构筑一个根绝犯罪的理想社会。从这一点上看，夜神月似乎依然相信社会。然而，既然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是死亡笔记，那么只能说作为理念的社会已经解体了。夜神月拥有死神的死亡笔记，并成为不受约束的大规模杀人犯，是对宅间守这类例外人物的想象极限。夜神月单方面地续杀戮罪犯的世界，不过是法治失效的例外状态。总而言之，社会已经崩溃了。
像这样在社会领域的消失这点上，《死亡笔记》也属于世界系的系谱。夜神月以理想社会为目标战斗，但并不像《大逃杀》那样不战斗就“无法生存”。围绕社会正义的倒错观念推动了夜神月的大规模杀人行为。在这点上，《死亡笔记》比《大逃杀》更接近20世纪无根据的决断主义。然而，夜神月以及《死亡笔记》这部作品都没有将无根据的决断所必然引发的社会崩溃和例外状态作为独特的主题。故事的发展围绕着引起例外状态的夜神月、和想要回避社会全面崩溃的名侦探L之间的智斗展开。
并不是倒错的观念家拥有死亡笔记这种超常武器，从而引发了例外状态并让社会消失。恰恰是因为社会已经面临崩溃，所以夜神月才做出“决断”通过大规模杀人来实现理想社会。这个决断毫无根据，因此只能从观念上使其正当化。但是夜神月对于自己决断的无根据性毫无自觉。作品本身试图批判性地将夜神月的扭曲观念相对化，但其依据也不过是卡尔·施密特称为规范主义加以批判的，关于法治的空洞理念2。作品并没有从正面在主题上与夜神月这类例外人出现的必然性进行斗争。
战间期暴露出的例外状态，在二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被“富裕社会”型的例外国家所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达国家赋予了（日本）新的高度经济增长的条件。（日本）存在战后重建这一庞大需求，使之成为可能的国际资金循环也得到了完善。20世纪后半型例外国家的崩坏，在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代前半开始，到小泉改革的结果有目共睹的2000年代后半期为止，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进行。无论是家里蹲型世界系也好，还是智斗型世界系也好，都不过是这个过渡期的产物。
家里蹲型世界系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战后日本经济的特殊性。大战结束时，发达国家被赋予了新的高度经济增长的条件。战后重建这一庞大需求的存在，使之成为可能的国际资金循环也得到了完善。除了战争期间的生产力提高外，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新基础产品也已准备就绪。
为了实现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新劳动力。对于可被资本主义分解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枯竭的西欧诸国而言，来自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移民劳动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然而，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农村地区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从 1955 年开始的集团就职列车，一直持续到 20 年后的 1975 年。战后日本实现的经济高度增长，实际依靠着大量吸纳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至今为止，日本没有像英国、法国、德国那样面临移民劳动者问题，不过是上述事情的结果。
欧洲各国以石油危机为分水岭，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战后高度的经济增长结束，受到了结构性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直接冲击。而日本是唯一一个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并在80年代末之前维持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得益于利用了滞留在农村的相对过剩人口。
作为1970、19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繁荣的理由，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等日本管理模式受到了关注。由于大量引进的新劳动力都是本国公民，因此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度也能有效发挥作用。语言沟通都存在障碍的移民劳工，只能从事低薪的非熟练劳动。对企业的忠诚心和“持续改善（kaizen）”等来自管理一线的创新型动员制度，也是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在能够调动国内过剩劳动力的特殊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
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日本工资制度，在个人生涯就业的前半期，其工资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而后半则工资较高。粗略地说，二十岁、三十岁的雇员将一部分工资“储蓄”在企业，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家庭开支膨胀，例如房贷和学费，便从这些“储蓄”中提取。如果将就职列车世代的核心群体认定为“团块世代”，那么1980年代末这代人过了四十岁。从那时以来，日本企业就开始拿出这些“储蓄”，用于支付中老年雇员的工资。
引发1990年代大萧条的泡沫经济崩溃背后，存在着如上所述的结构性劳动力问题，该问题与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和流动性严重过剩所产生的土地泡沫和股市泡沫没有直接关系。日本只比欧美晚了20年左右，才直面二战后高速经济增长的终焉。然而，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和结构性不景气的到来，直到零零年代后期才开始明显地影响到家庭，这一时期的分水岭便是团块世代开始大量退休的2007年。
在长达十多年的过渡期，企业饱受经济衰退的困扰，有的中老年员工因裁员被职场抛弃，但大多数员工在企业内工会的保护下继续享受着终身雇佣的福利。团块次代（即团块世代的下一代）直面就业冰河期，绝大多数人在经济上依赖父母支持，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作为“单身寄生族”过着丰裕的生活，之后也避免了沦为“穷忙族”或“低收入阶层”。但是从2007年开始，结构不景气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了这些人的父母那一代人。
团块次代已经无法期待像以往那样获得团块世代的父母在经济上的援助，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直面就业冰河期，他们开始担忧将来的生活也是理所当然的。足以战间期的时代匹敌的群众化浪潮即将到来。2010年代，正是我们向海德格尔和施密特的时代回归，体验群众、实存、决断这些否定神学问题系的年代。
少年能够拒绝社会而成为家里蹲，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可以躲避的房间，而这个房间，归根结底是父母购买并维持的私宅。能够选择拒绝社会、蛰居在家的，不过是孩子那一代在战后日本式“社会”现实崩溃的同时，父母那一代享受着经济高速增长余波的十几年过渡期而已。而现在他们的父母除了担心养老金问题外，10年后大多数人都需要护理。
非正规雇佣的团块次代，要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要么饿死或者自杀，要么就废除社会契约脱离社会，这些决断如今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被提出了。脱离社会的人，只能像宅间守和加藤智大那样，对社会发动自杀式的游击战。宅间和加藤的杀戮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无差别恐怖主义”。本来还剩下的十年宽限期，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而大幅缩短。加藤事件那样的“无差别恐怖主义”将会在2010年代频发，这才是原本意义上的“决断主义”时代。
一边是家里蹲型的世界系，另一边是智斗型世界系，虽然多少有些时间差，但在1995年到2007年这十多年间共存着。二者不得不说都是“富裕社会”例外国家向例外社会过渡的中间产物。宇野常宽将从同一时代条件下衍生出来的这两种类型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以时代现实为尺度评判优劣，其错觉已经十分明确了。
宇野按照分类分割出的“世界系”和“决断主义”两个潮流，在社会领域被消除这点上，都很世界系。而且后者还远没有达到与即将到来的一九三零年代相匹敌的决断主义的境界。
Part 3
对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为起点的1990年代后半到2000年代前半的世界系潮流而言，出现了使其发生决定性转变的作品，即《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TV播放时间为2006－2007年）和续作《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R2》（TV播放时间为2008年）。《大逃杀》和《死亡笔记》中的不彻底的伪决断主义，在《反叛的鲁路修》达到了完全不同的水平。应该承认，作为世界系动画，《反叛的鲁路修》拥有能够与90年代的《新世纪福音战士》相媲美的开创性意义。
除了封闭的小环境与全球化的大环境的直接关联、虚构条件下上演的智斗之外，先前世界系作品的主题、世界观与设定、角色等内容也被《反叛的的鲁鲁修》忠实地继承。例如，主人公鲁路修的父亲、神圣布里塔尼亚皇帝查尔斯所推进的秘密计划“弑神计划”把回归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作为目标，这让人联想到《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人类补完计划。此外，作为故事的装置的超能力“Geass”与《死亡笔记》的“死亡笔记”相对应。荒木飞吕彦在《少年Jump》上连载了《JOJO的奇妙冒险》，该系列自第三部以来是像“Geass”和“死亡笔记”这样的虚构设定下的智斗作品。《JOJO的奇妙冒险》在早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以经典推理小说为榜样，以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世界法则为前提，展开侦探和犯人间的智斗。在金田一的世界里解谜时，我们没有必要怀疑物理法则等存在。
对新本格推理小说而言，其滥觞是山口雅也的《活尸之死》，代表作是《死了七次的男人》的西泽保彦尝试了多种架空世界类型的侦探小说。对应的，《JOJO的奇妙冒险》以 “替身”相关的架空世界规律为前提，展开智斗。
然而，“死亡笔记”和“Geass”，除了是构成架空世界型智斗前提的“设定”，还有更深层的含义。拥有死亡笔记的夜神月站在法律秩序之外，大量杀害罪犯。在这一点上，作为主人公的少年已经脱离了社会契约。夜神月扭曲的理想主义，与他潜意识中的权力欲相辅相成，最终将社会逼入例外状态。
《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的导演谷口悟朗以硬科幻动画《星空清理者》而闻名。SF小说对《反叛的鲁路修》的影响不可忽视。比如说以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虎！虎！》为代表的超能力者改变世界这一构想。又比如，这部动画与弗兰克·赫伯特《沙丘》系列在关乎帝国命运的阴谋、民族解放斗争、人类灵性进化等主题上具有共通之处。
《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的舞台设定在一个平行世界，以北美为中心的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统治着一半的世界。在布里塔尼亚皇室的权力斗争中，主角鲁路修的母亲玛丽安娜遇害。因为皇帝查尔斯的命令，鲁路修和失去行动能力、双目失明的妹妹娜娜莉被流放到日本。在布里塔尼亚帝国入侵日本后，鲁路修和娜娜莉隐姓埋名在东京租界生活。如果鲁路修皇子的身份暴露，暗杀母亲的身份不明的敌人有可能盯上他。偶然与神秘少女C.C.相遇的鲁路修获得了“Geass”的力量。于是，他决心向杀害母亲、流放他们兄妹的布里塔尼亚帝国复仇。
“Geass”有多种形式。鲁路修觉醒的“Geass”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支配他人的意志。鲁路修驱使着“Geass”的力量，化身带着面具的男人“ZERO”，成为了以日本独立/殖民地解放为目标的游击队“黑色骑士团”的首领。布里塔尼亚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势力，但在故事的现在仍然与中华联邦和欧罗巴共和国联盟交战。而日本则失去了国名，被称作“11区”，日本人被称作“11区人”，因此游击斗争频发。外部战争且不用说，像故事开头描绘的“新宿集住区”袭击这样的游击战也造成了例外状况。此外，鲁路修的母亲惨遭杀害，自己也为了躲避杀害母亲的威胁躲藏在东京的一个角落。这样的鲁路修本来就已经被帝国的法律秩序所抛弃。
Geass和死亡笔记一样，是对以自由主体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的决定性挑战。在例外状态的人格化这一点上，夜神月和鲁路修有共通点。但是，其含义却大不相同。夜神月是利用死亡笔记的力量将社会推向例外状态，而鲁路修在获得Geass的力量之前，就已经因为持续的世界大战和殖民地日本的解放斗争，以及自身和妹妹的安全和生命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意义上，被排除在了社会秩序之外。已经置于例外状态的鲁路修，Geass赋予了他“决断”的力量。
卡尔·施密特认为，“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政治的神学》）。判定眼前的形势是例外状态、判断“敌人”、动员“朋友”参与与敌人的斗争，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主权者的定义。在获得Geass之前，鲁鲁修虽然被排除在法秩序之外，但他却无法决断例外状态，只能屈服于被暗杀的恐惧，沦为无力的流亡者。对父亲和帝国的反叛，不过是一场缺乏可行条件的空想罢了。
父亲与帝国是空想中的敌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在现实中作为“敌人”被标记出位置。只有当斗争、打倒被赋予现实可能性时，敌人才会成为现实的敌人，用施密特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的敌人”。通过指认敌人，“朋友”也形成了。Geass让鲁路修拥有了获得朋友、动员朋友投入战斗的可能性。这为将空想中的敌人可以视为现实的敌人，并将身处的环境判定为例外状态提供了条件。简而言之，Geass让鲁路修决定“成为主权者”。作为决断型世界系的作品，《反叛的鲁路修》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询问决断与斗争对战后日本人的意义。
《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在正篇播出时，凭借着世界帝国与殖民地日本的设定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是进行反恐战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的反映。如果基于这种观点，那么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的现实性就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不在于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单边主义的美国），而在于设定中的占领区11区（殖民地日本）。
Sunrise 在制作《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之前，制作了《机动战士高达 SEED》及其续作《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这两部作品都以宪法第九条式的和平主义为基调。我们还可以发现，《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中的枢木朱雀和尤菲米娅与在《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中登场的两位和平主义者基拉·大和和拉克丝·克莱因存在对应。基拉与朱雀、拉克丝·克莱因与尤菲米娅，不仅在性格设定上，在角色设计上也明显相似。为了阻止与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的战争，枢木朱雀杀害了自己的首相父亲，并自愿加入了占领日本的帝国军队。他认为，如果能在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内部获得地位和权力，也许就能实现殖民地日本的和平独立。枢木朱雀高举和平主义的理想，与武装斗争路线的黑色骑士团分道扬镳。然而，枢木朱雀的和平主义，由于其“为了和平而必须杀人”的自我矛盾，逐渐变质成为阴暗凄惨之道。
心仪的尤菲米娅悲惨的结局，促成了枢木朱雀的最终蜕变。皇女尤菲米娅同样是一位厌恶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她在帝国统治秩序的框架内致力于改善殖民地日本人的待遇。然而，鲁路修的Geass失控，导致尤菲米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下令杀死了日本人，她为自己的罪行在绝望中死去。一个善良的少女被Geass操控，在疯狂的自我分裂中下达屠杀命令，这一幕构成了故事前半部分的高潮。
鲁路修一定是故意将尤菲米娅推向了疯狂和死亡的命运。（这样思考的）枢木朱雀被仇恨驱使，放弃和平主义，开始允许自己做出复仇的暴力行为，并披上冷酷无情的外壳。尤菲米娅和枢木朱雀的非暴力和平主义，随着各自的命运演变为怪诞的反面。他们都变成了屠杀者，暴力行为的拥护者。《反叛的鲁路修》与《机动战士高达SEED》的和平主义路线决裂，在主题上挑战了护宪和平主义的规范。
战败带来的国土占领造成了例外状态，因为敌国的军事力量迫使法律停止。二战后占领下的日本，主权者既不是天皇，也不是日本国民。在例外状态下的日本，占据决策者地位的，除了GHQ最高权力者麦克阿瑟以外，别无他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大多数日本人把占领视为解放，把例外状态视为秩序的恢复。这种国民层面的自我欺骗，被三岛由纪夫、江藤淳等文学家·批评家评论为战后日本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笔者的《侦探小说论III》，但在消除自我欺骗方面，三岛比江藤更有优势。
三岛认为，国民选择了温吞的“终战”保全自身以避免彻底的“败战”。三岛通过这发现了战后社会精神上荒废的根源。如果将三岛的思想推向极致，日本只有重新开始本土决战，直至真正战败，才能再生。而江藤则认为，只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恢复交战权，日本就能重回独立、尊严的国家主体地位。江藤的观点显然是空想。正是因为日本人选择了保身而非尊严，在本土决战面前选择了妥协，才会容忍包含放弃交战权在内的“强加”的宪法。护宪和平主义不过是自我保全和自我欺骗的意识形态。要将“强加”的宪法替换为自主宪法，正如三岛所说，唯有重新开始本土决战，彻底战败。彻底的战败将导致彻底的占领，不再有任何“解放”的自我欺骗余地。只有像11区那样严酷无比的占领，才能促使充满苦难的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在历经长期苦难之后，才能真正获得国家独立和国民尊严。
然而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无视三岛的正论，沉醉于虚假的安定与繁荣的梦境。被逼到只能独自重启本土决战的三岛，孤独的发动行动并最终选择自杀。但坐视三岛自杀的战后日本繁荣也已经走向终结。时代正螺旋式地回归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0年代。因此，《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的故事只能以被占领的日本为舞台。
而且《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也预示着，新的决断和斗争，只能以背叛三岛由纪夫的理想的方式才能实现。与卡尔·施密特确信相反，如今主权者只能通过沾染污秽才能成为主权者。《新世纪福音战士》以来的阴谋论世界被《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继承，但碇真嗣本人与阴谋无关，反而只是父亲碇源堂阴谋的受害者。然而为了打倒父亲查尔斯，鲁路修毫不犹豫地自愿成为阴谋家。
施密特式的主权者，毫无疑问是杀人者，而且是大规模的屠杀者。引用《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话， 是践踏“凡人”必须服从的既成法律并制定新的法律，像穆罕默德和拿破仑这样的典型的“非凡人”。一旦鲁路修决定进行战斗，他便注定要成为一名杀人者，这是他的污点，但这与施密特式的主权者的“罪”不同。鲁路修不断地进行欺骗、诡计和背叛，作为主权者点名敌人，动员朋友参加战斗。既然Geass让鲁路修成为主权者，这也是必然的结果。鲁路修的朋友，比如黑色骑士团，相对帝国这个敌人确实是朋友，但他们不是通过默示录般的友谊结成的战斗共同体。黑色骑士团不是施密特式的朋友，而仅仅是在斗争中有用的物质资源。
被Geass操控的部下，怎么能够被视为真正的朋友、不可替代的同志？既然Geass的力量使得鲁路修的决断成为可能，那它必然带来污点，招致阴谋、欺诈和背叛的连锁。然而，既然已经做出决断，就无法逃避污点。是选择背负背叛者的身份战斗，还是为了保持洁净的自我形象而放弃战斗？面对这道二选一的难题，鲁路修做出了选择。
以Geass的力量与帝国对抗，意味着成为一个沾染污秽的主权者。在为了作战需要，背叛黑骑士团的同志并将他们推向死亡时，鲁路修的脸上交织着自责和毫不掩饰的快感。从挚友枢木朱雀到妹妹娜娜莉，鲁路修不愿将Geass用在亲近的人身上。因为，通过Geass对他人进行支配，意味着对他人的终极私有化。被我支配了自由意志的他人，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他人。即使通过Geass的效果而被异性“爱上”，那份爱还能称之为爱吗？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独世界。尽管鲁路修为了避免坠入荒凉的孤独地狱而挣扎，但他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这是选择了Geass力量的必然结果。女性友人夏莉的经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例外状态的到来、主权者的决断、“敌/友”的形成，围绕这些议题的施密特政治学，在其提出之时就已经被20世纪这个新时代所超越。他批判性地参考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及他寄予革命独裁期望的纳粹政权，都超出了施密特的想象，成为污浊不堪的政权，最终都建立了灭绝集中营国家。
随着故事的推进，《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将一直以来被视为“世界系”的想象力彻底颠覆，并以激进的方式将其异化。由于没有固定的恋人角色设定，《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中妹妹角色娜娜莉占据了鲁路修（我）心中特权的“你”的位置。然而战斗的是“我”（少年），而不是“你”（少女）。为了保护“你”而战斗的“我”，最终经历了种种曲折后，被“你”彻底拒绝，少年和少女的“世界系”式亲密空间最终崩塌。更甚者，娜娜莉最终沦为毫不犹豫地将核武器“F.L.E.I.J.A.”持续发射到全世界，成为大规模杀人者。被污染的不只是少年，少女也一样。
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伊里野的天空，UFO之夏》，在“世界系”作品的空间中，作为“你我”这一封闭关系的容器而基本处于小情境一方的校园，在《反叛的鲁路修》中却经历了不可忽视的变质。在正篇中，处在身为ZERO的鲁路修展开对抗帝国的拼死斗争这一大情境下，娜娜莉和朋友们聚集的阿什弗德学园是一个和平的日常小情境；但到续篇，这里就变质为阴谋与背叛交织的政治性的空间，这时它也组装为了大情境的一部分。
（《Code Geass》系列）与《新世纪福音战士》形成对照的是作品中“父亲”的位置。如前所述，碇真嗣的父亲碇源堂和鲁路修的父亲查尔斯都是为了实现没有他者存在的乌托邦而策划阴谋的阴谋家。真嗣无法与父亲抗争，但鲁路修不同。他将父亲封印在异空间，连同他的乌托邦构想最终一并葬送。人类补完计划和弑神计划这种乌托邦构想，在消除他者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在胎内回归愿望的想象性极大化。否定弑神计划，粉碎查尔斯计划的鲁路修，实际上也否定了母亲。鲁路修，这位做下用Geass的力量与世界抗争的决断的少年，在现实世界里抹杀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并被他的妹妹绝对性地拒绝。
虽然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大幅偏离了传统的世界系模式，但《叛逆的鲁路修》依然毫无疑问地属于世界系作品。因为，世界系的核心在于对社会领域的消解。将世界系矮化为“家里蹲的强奸·幻想”并否定其价值的宇野常宽的想法，也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误解。
正如笔者之前所指出的，1995 年以来的十几年间的日本处于一个过渡期。无力少年和战斗美少女的故事，体现了社会秩序在过渡期的内部分裂。然而不断加深的危机，摧毁了“你和我”的亲密空间，要求少年做出决断并进行斗争。因此，世界系的想象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新世纪福音战士》作为发轫的水平，上升到《叛逆的鲁路修》所抵达的水平。
通过Geass力量做出决断和斗争，最终将获得不列颠帝国皇位的鲁路修，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奇怪的二律背反。儿子否定了父亲将母子一体融合状态想象极大化的乌托邦构想，打倒了父亲的权力，但其自身结束游历修行回归社会和秩序的可能性已经被切断。将父亲象征性杀害从而使得孩子成熟这一弗洛伊德式的模式，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前提。即使战胜了父亲，社会秩序也无法重建，在鲁路修面前，只有例外状态的荒野不断延伸。这也不足为奇。当鲁路修通过Geass的力量打倒父亲，并统治世界时，真实意义上的他人已经完全从他的世界中消失了。从没有一个人类存在这一点来看，儿子战胜后的世界本质上与父亲所渴望的世界没有区别。如果他满足于获得的皇帝地位，就等于承认了他所否定的父亲，以及父亲所追求的母子一体化的想象世界。
（使用Geass的力量弑父，并留存在例外状态的荒原中）这一行为不仅仅是对无论背负着怎样的污名都必须取得胜利的斗争的决定性背叛，也是对通往斗争的决断的决定性背叛。
而在故事的结局，一种濒临极限的伦理意志戏剧性地显露出来：做出与父亲斗争的决断的自己，是自己唯一无法背叛的人。将世界推向例外状态的人类公敌选择了自我毁灭。曾经是鲁路修的挚友，而在获得Geass之后成为鲁路修最大敌人的枢木朱雀，与鲁路修交换身份，成为反帝国解放斗争的英雄ZERO。作为欺骗性地利用日本人，将世界推向毁灭边缘，篡夺帝位的卑鄙小人，鲁路修背负着所有侮辱和罪孽，最终开始了自己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就这一故事的结局而言，可以说鲁路修是自己选择了走上俄狄浦斯王的命运。俄狄浦斯王担忧瘟疫的蔓延，以主权者的身份采取行动。神谕表明，“杀父娶母者”的罪过，给底比斯带来了瘟疫这种例外状态。那罪人便就是“敌人”。做出斗争的决断，寻找敌人的真相，最终发现问题中的罪人就是俄狄浦斯自己这一残酷的真相。俄狄浦斯自愿被流放到荒野，例外状态得到解决，共同体的秩序得以重建。
正如以上所述，《叛逆的鲁路修》精妙地复刻了俄狄浦斯神话。俄狄浦斯弑父夺位，无意间将社会推向例外状态。而鲁路修为了与父对抗，使用着“Geass”的力量，不断侵蚀着周围人的人格，并陷入阴谋与背叛的漩涡。即使是娜娜莉按下的发射按钮，但将其推向这一步的是鲁路修为了推翻帝国而进行的斗争，那么他也无法逃避核战争导致的巨大死亡的伦理责任。
在神话思维中，社会秩序的崩溃和例外状态的到来是一种堕落的蔓延。罪人必须被驱逐。因此鲁路修策划了一出皇帝暗杀剧，并决定背负所有罪责，从世界中退出。
就这样，鲁路修的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Code Geass》的结局并非唯一的答案。这部杰作作为开创性的作品，在2010年代，各种类型的决断类世界系作品将会层出不穷。例如，TV动画《喰霊－零－》（2008年）也能够被评价为决断类世界系的尝试。
正如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导致了30年代的例外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使2010年代成为一个新的例外状态时代。虽然2010年代不会简单地重复1930年代，但只要法律支配的裂痕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崩溃继续进行，捕捉着社会领域消失的“世界系”时代就不会结束。
原注 1： 例如，笔者也在“本格推理往复书简二〇〇二”（收录于“侦探小说与符号人物”）、“本格推理往复书简二〇〇三”（同）以及“社会领域的消失与‘世界’的结构”（收录于“侦探小说与‘世界’相遇了”）等文章中指出过类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