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134；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
跨国女性主义：新概念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A New Concept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参加海牙社会研究所的发展研究硕士项目，攻读“女性与发展”（次级）专业。该项目在荷兰女性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由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与库玛丽－贾瓦德纳（Kumari Jawardna）主持。学生们是来自于各个大陆的国际学生。为了庆祝我们度过的首个国际妇女节（1982年3月8日），我们制作了一张海报，写着口号“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斗争”，并创办了名为《姐妹情谊》（Insisterhood）的通讯简报。在这过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由于文化、也因为我们在种族、阶级、宗教、性取向等方面的多样性，我们各自的社会位置不尽相同。然而，在共享的歧视、从属地位、和压迫问题上，我们感受到因为共同的女性身份，我们心意相通——我们或是作为女性亲身经历了它们、或是通过工作了解它们。我们也一致认为，需要开展女性主义学术与政治组织去反抗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太过天真，轻视了我们的差异？我们是否只是从自身所属社会的特权性位置出发而发表一己之见？乐观地估计了我们的团结一致，还是我们真的超越了种种差异，看到了彼此共同之处？
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多年来，在我们的后现代，后人类世，甚而是某些人的“后女性主义时代”（Braithwaite, 2002），“普遍真理”已经被“多样性”取代。“女人”这一范畴已被解构，人们已意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此外，关于我们个人“处境”的交叉性（intersections）观点也得到支持，并且女性主义正在世界上百花齐放。与此同时，“跨国女性主义”概念的提出，标识人们离开了“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Morgan, 1984）——一些人认为它带有族群中心主义的偏见。“跨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新颖的概念。那么，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能为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什么？它只是一个新的流行语，还是它的确比旧的“全球姐妹情谊”概念更有价值？后者使用于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由第一世界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主导）的词语，据说掩盖了女性之间的差异。“跨国女性主义”这个概念足够描述来自全球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利害的女性社群各自的情况吗？跨越国界的团结是否有可能，以及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它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女性对辅助受孕技术的使用，以及本土和全球范围的生殖器官相关的交易，形成了考验跨国女性主义的场域。
我以布雷尼－门多萨（Breny Mendoza (2002)） 和 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 (2003a)）的洞见作为反思这些问题的起点。门多萨提到，“跨国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建立于西方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之上，似乎暗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译者注：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相同的剥削与支配语境。feminisms写作复数，意在“表明世界中女性主义的多样性，以及一国内的女性主义[national feminisms]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外政治化妇女议题的渐增趋势，例如，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中或者互联网上。这一用词同时指向了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消退和全球大众文化的发展所采取的立场，以及新生的探讨全球化对妇女之影响的世界性妇女研究” (Mendoza, 2002: 296)。“但最重要的是”，门多萨继续说，“它启发自第三与第一世界关于种族、阶级与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后者让我们意识到‘民族国家（nation）’概念的人为性与父权本质” (Mendoza 2002:296)。它设想了全球的女性主义者超越种族、阶级、性观念、国族的边界，凝聚政治团结的可欲性与可能性，其基础为妇女们跨国组织与社群中的具体经验。
当“全球姐妹情谊”概念从妇女们的共同点出发时，“跨国女性主义”却从妇女们的差异出发。然后，门多萨(2002: 310)指出，尽管主要关注交叉分析与纵横政治，着重进行对种族主义、族群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强制）异性恋的后殖民批判实践，并致力于颠覆多种压迫，跨国女性主义的论述依然表现出其意图（在理论与策略方面）与动员的结果之间的明显差距。其中许多差距源于理论上的不足、即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中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不充分应对，以及它们在文化辩论中的困难。我同意门多萨的关切，并认为莫汉蒂（1986, 2003a, 2003b）的洞见对于处理它们很有帮助。
莫汉蒂（1986）论称，“跨文化的女性主义工作必须既要关注涉及语境、主体性、斗争的微观政治，也要关注涉及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与进程的宏观政治”。受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与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著作的启发，她将女性主义的团结坚定地置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广泛框架内。联合国会议——如在开罗举办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包括其非政府组织的对应会议），和世界妇女大会——以及针对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抗议运动，如著名的“西雅图之战”，为全球的团结（不只是女性主义者之间）提供了关键的催化效果。比如，区域性社会论坛和孟买在2004年1月开展的世界性社会论坛等活动，都是全球男女在众多问题上的团结一致的展现，特别的一项是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反对，该模式也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些跨越国界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援引了“世界公民”概念，也被称为“来自下层／庶民的全球化”。
伦理普遍性与跨国女性主义
Ethical Universals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跨国女性主义分析和实践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权总与另一位女性所受压迫与剥削相关。这意味着妇女之间因她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而产生的永久不平等本身就排除了团结的可能性(Grewal and Kaplan, 1994)。跨国女性主义实践需要进行比较工作，而不是“全球女性主义”观念支持者对“差异”的相对主义思考；也就是说，要对比多重的、重叠的和不连续的压迫，而非在一个统一的性别范畴下建立关于霸权压迫的理论。阿姆利塔·巴苏（Amrita Basu (1995)）也曾表明关注“本土（local）女性主义”的重要性，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建立性别“主导理论（master theory）”或统一的女性主义议程的希望。莫汉蒂(2003b: 250)相对乐观，她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在破坏（关于跨国女性主义实践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她建议，应将本土性与特殊性彻底地嵌入全球性与普遍性之中，并设想了一种无国界的女性主义以解决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公正。
全球化世界中，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带来的挑战在实践层面不断要求新的回应与策略；在分析层面，它们要求对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重新审视，并发展新的。莫汉蒂(2003a: 518)建议到，“比较女性主义研究”或者“女性主义团结（feminist solidarity）”模式是女性主义跨文化工作最有用与有效的教学策略。“正是通过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将‘共有差异（common difference）’概念付于实践，将其作为更深层次团结的基础，超越差异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致谢／Notes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action in body parts for this article was conducted within a research project, “Body Parts, Property and Gender,” funded by a grant from the Netherlands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ropical Research (NWOWOTRO), project number WB 52-871 during my affiliation a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Professor Dr Annemiek Richters, 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Department of Culture, Health and Illness, fo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is article and co Professor Dr Indu Agnihotri, 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New Delhi, for her input. I also thank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sharp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his article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my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Passing on Feminism’” held to commemo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Belle van Zuylen Institute, Amsterdam, 23 January 2004.
References
- Basu, Amrita, ed. (1995) 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 Braithwaite, Ann (2002) “The Personal, the Political, Third Wave and Postfeminisms,” Feminist Theory 3(3): 335-44.
- Grewal, Inderpal and Caren Kaplan, eds (1994)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ndoza, Breny (2002)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in Question,”·FeministTheory 3(3): 295-314.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86)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Boundary 2 12(3): 333–58.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03a)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2): 499–535.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03b)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Robin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