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选文57。
女性主义和自然的反叛
生态学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议题。但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像大自然的一部分吗？是因为女性在道德上比男性优越吗？是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者满足于传统的女性刻板印象，并希望局限在女性的传统关切上吗？是因为女性的统治和自然的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吗？
女性主义者关于生态的争论一直在反复上演，并且在这场运动中占据了主要部分；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各说各话，而没有触及到真正发生的事情。
这些差异源于我们的政治和理论历史中未解决的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系在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中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回应....
还是老一套；这个论证至少一百岁了！
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辩论有时看起来像19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女性主义的辩论的修正版。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的女性目睹了强盗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德的消亡”和自由主义国家的崛起，后者在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利益。难怪她们在家庭领域看到了更合乎伦理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残余，并认为其价值观可以带入公共领域。尽管人们很容易同情这种观点，也很容易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男权思想所强加的抢夺和劫掠感到厌恶，但它将女性浪漫化了。但19 世纪那些宣扬妇女美德的女性不明白，在一个日益无机化[inorganic]的世界里，她们是有机[organic]社会价值观的宝库。处于男性所认同的权力职位的女性可能与男性一样好战。获得选举权的女性被美国政治体制同化或吸收，这是一段悲惨的历史。
另一方面，19世纪的理性主义女性主义者则关注获取权力和代表女性利益。她们反对任何强化女性“与众不同”的想法，并希望将男性特权扩大到女性。她们非常蔑视浪漫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认为自己充满了进步的现代伦理观。她们反对女性在不被视为完全是女性主义的议题上进行政治活动，原因与当今的理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女性主义/生态学之联系的原因相同。
现代女性主义的辩证法
根据主观和客观之间的错误二分法——西方男性哲学给女性主义思想的遗产——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运动置于理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或形而上学－女性主义的自然主义之中。当我们处理生态问题时，这种立场的选择至关重要。要么我们采取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谈论自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男性资产阶级的需要，这群人已经从泥潭中爬出来成为万物的君王和主人，要么我们坚称自然主义的立场，即自然除了为“男人”服务之外，还有它自己的目的。我们关心“环境”，要么是因为我们依赖它，要么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因为人类的压迫是支配自然的一部分。对于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来说，只有女性才具有完全的意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然主义的立场是历史的倒退，反理性的，并且可能是法西斯的。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争论的关键，双方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尤其是对于那些把进步和理性等同起来的人。
然而，我们不必做出这样的选择。女性主义既是现代理性主义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其潜在的否定。“对世界的祛魅”对女性有一个好处，这个过程中，所有魔法的和宗教的信仰都被诋毁为迷信的无稽之谈，自然的死亡在男性心中完成。这一过程打破了女性的传统影响范围，但也破坏了“自然”的社会角色的意识形态，为女性质疑她们自然地应该成为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打开了空间。在传统的西方社会，社会和经济关系是与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根据ta的性别、种族、阶级和出生地被分配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家庭领域内，孩子们被社会化了，食物被准备好了，男人们从他们的公共关心中得到了庇护。与它的现代的必然结果——核心家庭（三口之家）相比，它包含了更多的人类生活，满足了更多的人类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到来，家庭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女性的影响力随之下降。
女性主义也通过挑战我们文化中偏向男性的价值观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与生态学观点相结合时，它坚持让我们记住我们自身在自然界的起源，我们作为女儿、姐妹和母亲与彼此之间的联系。它拒绝再成为不知不觉中无能为力的象征，拒绝成为人们希望在自己身上否认并投射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拒绝成为“他者”。它可以弥合这个自相分裂的世界的裂痕，这个世界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谎言之上:文化的定义与自然之间的对立。
辩证法还在继续。现在，一个有意识的、有远见的女性主义者有可能将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设备服务于一个基于生态原则和价值观的社会，这个社会植根于传统女性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这反过来可能使一个整体的文化批判成为可能。女性能记住男性在自己身上否定的东西(自然)，女性能知道男性知道的东西(文化)。现在，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变革的女性主义，激发我们的乌托邦想象，体现我们最深刻的知识----一种女性主义，它是对我们愿景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父权制的否定。这种扭曲的推理：反对物质和精神，拒绝关注生命的目标和目的，把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视为一个量化和征服的大猎场的扭曲的推理，最终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致命的。女性主义要发挥其解放的潜能，需要在精神与物质、存在与认知之间形成一种理性的反魅（reenchantment）。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承诺。
辩证的女性主义：超越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争论
外部自然的统治必然导致内部自然的统治。男性已经否认了他们自己所体现的自然性，压抑了他们婴儿时期的快乐以及对母亲和自然的依赖的记忆。他们的大部分被否定的自我都投射到了女性身上。物化就是遗忘。女性在基于性别差异的文化中以既被纳入其中又被排除在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男性文化在自身和自然之间造成的人为鸿沟。女性的两只脚站在男性和女性两个世界之间，成为男性回归自己内心深处、被自己否认的那一部分的桥梁，尽管男性需要女性去处理他们认为低于他们身份的这些杂务。
生态学视角提供了超越激进（文化）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僵局的可能性。但这需要一种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大胆地开展一种独立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以便我们能够从批判的他者性的有利位置进行想象、理论化或展望。生态问题强调了历史上女性主义者在传统女性价值观方面的辩论，而不是过于理性化、好斗的男性生存方式。理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女性运动的特洛伊木马。它的“分一杯羹”的心态隐藏着对一种倾向于背叛自然的文化的投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意中既是厌女的，也是反生态的。否认生命[biology]、拥护雌雄同体以及重视男人所做的胜过重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我仇恨的形式，并且有可能破坏女性主义对这种暴力文明的挑战的目的论。
女性的解放既不在于切断我们与自然的一切联系，也不在于相信我们比男性更自然。那些观点无意中与自然/文化二元论串通一气。女性受压迫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的，而是两者皆是。性别是一个人身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内外生殖器和女性生育能力的事实将继续具有社会意义。但是我们不必认为这些选择是外在的性战争或是变性的(并且令人厌烦的)雌雄同体。在不放弃唯物主义的重要见解的情况下，探讨精神性和意义的问题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见解，借助马克思主义，来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是如何与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遗产相互作用的。唯物主义者警告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有天生的道德或生物优势，不要仅仅依靠另类文化来改变社会。然而，在父权制社会中，一种独立的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化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学会说出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这样，以“普遍”自居的男性文化就不会继续代表我们说话了。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存在，与男性的成就相比微不足道。女性的沉默只会对那些知道它在那儿的人振聋发聩。缺席只是成为在场的开始。像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格蕾丝·佩雷（Grace Paley）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这样的作家描绘了普通女性生活的美丽和尊严，并让我们找回了自己的一部分。女性艺术家开始提及女性身体的意义以及她们与自然的关系。女性音乐家们给了我们爱自己的声音。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群体是女性文化的特别肥沃的土壤。女同性恋者在每个领域都是开拓者，并以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建立社群。第三世界的女性正在讲述多重的他者体验——种族、性别和(经常的)阶级压迫。我们正在学习妇女的生活在这些分歧中是如何产生异同的，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理论中接触到种族主义的复杂性。
在女性的沉默经历中，有很多东西是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而还有一些声音尚未被听到。文化女性主义对生态的关注将女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womanhood]——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转化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并认识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文化女性主义在结构和文化层面的贡献，我们将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理性主义者。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我们的立场，并试图实现人类在当下的女性主义中出现的未来。一旦我们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女性主义社会变革和地球的存续等相互依存的议题。
朝向一种生态学的文化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对自身需求的意识采取行动，并为所有人的利益行事。我们站在生物的分界线上。在一个过于理性化的世界中，我们是人类中理性化程度较低的一面，但我们可以像男人一样理性地思考，也许还可以改变理性的观念。作为女性，我们的文化在一种与自然对立的文化中被自然化。如果说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那么它也可以是女性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并使女性成为历史性的主体。没有主张生物相互依存的生态学视角，女性主义就形同虚设。如果没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辩证的方法来超越历史的辩论，并提供一种关于历史、社会变革以及自然/文化的交互的非二元论理论，女性主义将继续陷入同样的僵局。相比于女性是否应该组织起来反对草案，在五角大楼示威，或者加入反核的混合型组织，女性在“生态问题”上的争论更加重要。这关系到妇女运动的范围和潜力...
（1981）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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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性主义辩论的社会史， 参见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oreich)和迪得莉·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For Her Own Good（New York：Doubleday，Ancho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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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戴利（Mary Daly）非常接近这种立场。其他自然主义女性主义者对男女之间的本质差异持不那么明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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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祛魅”是上述理性化过程的另一种说法。这个词是由马克斯·韦伯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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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1980).(《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吴国盛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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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作为他者”这一概念的完整发展，参见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第二性》）(New York：Modern Library,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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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在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7) 中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表明，尽管女性因其母亲式的角色而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厌女症和对自然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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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波伏娃，《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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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露西·李帕德（Lucy Lippard）“Quite Contrary: Body, Nature and Ritual in Women’s Art,” Chrysalis 1, no. 2 (1977):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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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Sweet Honey in the Rock，Meg Christian，Holly Near，Margie Adam——这一名单很长并且正在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