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对1969年12月在温森斯大学的研讨班上对他横加指责的政治激进分子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革命抱负（revolutionary aspiration）只有一种可能的结局，只有一种：它总是需要通过主人的话语，这在经验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你们作为革命者所向往的是一个主人。你将有一个！”1几年后，在《电视》中，拉康进一步认可了他这一责备的强度：“他们骑在我背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我必须表明立场”，并从他的干预效果中提取出他立场的正确性：“这个立场的真理性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他们一直以来都挤在我的研讨班中。偏爱于我的冷酷，无论怎样，而不是鞭子的敲打。”2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温森斯大学著名的“事件”发生的前三年，拉康对“革命抱负”一直采取相当不同的立场。在1966年的“对哲学系学生的回应”中，他宣称：“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请注意，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权利去解释革命实践。”3但是，如果有权利去解释革命实践的不是精神分析，那么三年后在温森斯大学，解释革命者的欲望的又是谁呢？是一个叫雅克·拉康的人，毫无疑问。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在拉康的位置上，他发着脾气，试图用他复杂的理论吸引年轻观众的兴趣，但却不断被打断和取笑。这无需太多，甚至不需要一个精神分析家，就可以把一群毫无秩序的年轻学生称作一群寻找领导者的歇斯底里。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拉康怎么没有解释这个情况：他怎么会没有意识到，通过“挤进”他的研讨班，这些学生已经选择了他们的主人——这正是为他们的欲望赋予了意义的那个人？在这一情况下，精神分析尤其处于危急关头，但不是作为一种临床实践，或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材料，去让我们，精神分析家，去认出革命者的“谵妄性”欲望，他们据称被困在了“想象”的回路中，出于一种被传播的错位的分析干预的真理效应：“一个立场的真理性是如此的明确”，以致于它引导革命者们放弃他们对主人的抱负而挤在拉康的研讨班里！
1. 拉康式的革命
如果在临床设置之外的“狂野解释”真的总是对解释者而不是被解释者说得更多，那么不妨把这一先兆看作一个拐点，把拉康关于政治革命的理论的问题抛开，以便更多地去关注拉康精神分析本身的革命周期。在这里使用“革命周期”一词、当我们把政治变革和星际轨道放在一起时并不是没有拉康自己的讽刺意味在里头，4但我们应该想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或康德拉季耶夫和库兹涅茨的“经济周期”概念，它们分别对应于或多或少具有确定性的生产力的时间序列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事实上，拉康精神分析的历史显示了一个大概是18年的循环周期，并且现在正在经历第四轮的结束：1963年，1981年，1998年，以及——我们将在此将要论证的——2017年。拉康精神分析大约每隔十八年就会经历一次体制上的危机，5伴随着一场新的关于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以及，有趣的是，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涉，尤其涉及到路易·阿尔都塞这个人物。
拉康在1963年被法国精神分析协会（SFP）“驱逐”的紧张关系是众所周知的，6甚至在当时，他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冲突的政治层面也没有逃过阿尔都塞的眼睛。除了他致力于如何为临床实践的构建一种理论而写的那些文字之外，7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帮助拉康在新的学术环境和新的听众中重新建立他的教学。那么，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正值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FP）解散之时，阿尔都塞在拉康进行干预的体制性轨道中受到充分的提及也就不足为奇了。1980年，在一次由学派成员投票决定是否解散的集会上，阿尔都塞要求发言，以谴责处理投票方式的一些奇怪之处。在他看来，学派的分析家们表现得好像拉康提议解散学派是一种“分析行动”，这个行动应该由机构的剩余成员来“完成”，而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政治和司法过程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该组织的创始人并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也许我们应该感到吃惊的是，阿尔都塞以往的老学生，甚至是拉康本人，都如此轻易地无视了他的干预，甚至将其解读为他与拉康之间并没有解决好的转移关系的迹象。
从EFP成立到解散，这十八年的间隔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的重复：在1998年，由雅克·阿兰·米勒在1992年创立的世界精神分析协会（WAP）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并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仍然由米勒带领的世界精神分析协会，另一个是由科莱特·索勒带领的拉康领域国际论坛。讽刺的是，在精神分析内部发现的同样的戏剧性裂变，同样的对于修正主义的指责，以及同样的个人和理论纠纷的混合，这些都很容易在左派政治组织中被认出——这些问题通常被精神分析家们作为同一种“神经症”式的政治斗争相远离的正当理由被提出——可能一直以来都相当明显，以至于没有人费劲对其进行反思。不仅如此，我们再次在阿尔都塞的作品中发现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的悲喜剧团结的理论预期。早在1978年，在一篇名为《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文章中，9他就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体制的内部趋势如何去经历关于“真理—修正—分裂”的运动其实涉及这两个领域的构成性以及悖论性的结构的效果，这一效果涉及二者“富有争议性的科学”的地位，在其中，理论对象和理论主体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10
尽管1998年阿尔都塞已经离世，但仍有一个运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在1963年EFP成立时发起的运动，忠实于他的事业，即永远不接受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目前的样子，并不断迫使它们在相互作用之下被重新审视。甚至雅克·阿兰·米勒本人在一定时期内也投身于这一运动，他在Cercle d’Épistemologie和他们的杂志《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中的突出作用就证明了这一点11，还有许多人在Cahiers和米勒本人转向另一个方向后仍继续走这条路。这就是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米歇尔·佩肖（Michel Pecheaux）、尚塔尔·莫夫（Chantal Mouffe）、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豪尔赫·阿莱曼（Jorge Alemân）、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大卫-帕万·奎拉尔（David-Pavan Cuellar）、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cic）和许多其他人都投身于其中的运动：一个由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政治激进分子这些既坚持拉康、也坚持马克思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异质性群体，他们随后为了政治解放对从精神分析中提取经验的项目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不断地，通过哲学和精神分析，对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进行重新评估。由此，在1998年WAP的危机凸显的同一时刻——不包括要求对就拉康派而言的精神分析的政治性维度进行重新评估的分支——这个受拉康启发的思想家运动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顶峰也就不足为奇了。12政治和精神分析之间错失的相遇在这个新的韵律点再次上演：拉康派的机构曾经总是更担心于保护他们的临床取向——但是，应该要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谁的影响呢？——他们用赤裸裸的蔑视和不信任来看待拉康思想的普及以及左派对它们的吸收，仿佛这一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对精神分析有用的东西。
这一切，终于，把我们带到了现在。2017年，弗洛伊德事业学院（ECF）决定将其立场公开化——不是作为一群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一个机构——去反对玛丽娜·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中的候选资格。ECF计划了一些活动并建立了“反勒庞阵线”13，它还推动了反对反动派的请愿书的流通。但是，对勒庞可能当选的忧虑不仅正当化了学派机构的动员行为，它还被用来，在政治领域的范围内，就维护精神分析和维护新自由主义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之间这种互易性思想进行划界：批评勒庞是不够的，同样必要的是不去支持中新左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激进左派的怀旧世界。除了在批判其他左派的政治立场时大量使用受精神分析启发的解释——比如已经很有名的“对失败事业的自恋”的诊断——一个危险的三段论也被提出：（1）精神分析依赖于言论自由，（2）只有法治国家才能保证这种自由，（3）激进的右派和激进的左派都很乐意宣告法治国家的破产，因此（4）为了捍卫精神分析的实践必须同这两个政治领域进行抗争。
ECF围绕着确信只有一种与“分析家的话语”相一致政治立场而进行的体制动员标志着拉康精神分析史上的一个新序列。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有无数的公开论战，涉及到拉康学派和其他拉康学派的著名人物，但他们的立场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立场一样值得商榷，在大多数情况下，归结为迂腐的争吵。然而，即使我们不乏这样的例子：拉康学派的制度装置被模糊地用作进一步彰显个人政治立场的手段——只是重复了长期以来伴随着精神分析和政治性组织的将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互相混合的问题——但直到现在，这也从未导致作为一个整体的WAP的具体政治改向。
2017年初，WAP创建了一个国际论坛，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拉康派分析家的政治取向进行内部辩论。17在参加这个论坛的提交表格中，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条款，声称隶属于某个政党或运动的分析家不允许参加。18与此同时，那些自己承担风险参与政党政治的精神分析家受到了WAP的“谴责”，认为他们妨碍了分析家真正“一致”的政治参与形式；这也导致了，例如，一份反对一位著名意大利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在意大利民主党内培养政治激进分子的学校中出场的请愿书的流传。19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直接或间接参与左派民粹主义运动的分析家被指控“无意识地”欲望宣告法治国家的破产，他们也同样欲望这个宣告破产所导致的历史后果，例如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斯洛文尼亚，一场荒唐的诽谤运动目前正在进行，它得到了WAP及其刊物的明确支持，反对斯拉沃伊·齐泽克和精神分析理论学派，指责他们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理论承诺而阻碍了“真正的”临床精神分析在该地区的发展，21这一论断，将它同对拉丁美洲分析家的攻击一起阅读的话，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味道，他们反对精神分析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和前平民主义国家的语境中“不那么文明”地被挪用。
在推动这些和那些措施的同时，WAP还创造了新的媒体平台来讨论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政治取向问题，声称这一讨论是在体制内部进行的，并对参与者进行筛选，从而关闭任何实际的公共对话。在其中一份刊物中，我们发现了对雅克·阿兰·米勒进行的如下采访：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太久了！ 我们现在有了齐泽克，他利用我在研讨班上教给他的一门学说的基本原理将拉康“齐泽克化”。我们有了巴迪欧，他将拉康“巴迪欧化”，这一点也不好。是时候再次关闭潘多拉的盒子了。现在，ECF的分析家们被召集到街上，在政治讨论中把自己定位为精神分析家，扛着法治国家的旗帜对抗反革命的继承人。那些为了使着迷的观众满意用拉康的玩具自我逗乐的人，以及那些带着伪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美国大学进行巡回演出的人，都需要放弃或者改变他们的论调。笑声要结束了！ 正如拉康会说的。22
这是精神分析的2017年：1998年开启的周期的终结，精神分析与其政治性解读者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是稳定的脱节，但也是其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能嘲笑拉康派精神分析与政治之间的错失的相遇。现在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拉康派体制可能会利用其理论框架来拒绝、诽谤、隔离和否定——一个讽刺！——尤其是那些发现了继续《分析手册》这个项目的意义和必要性的在欧洲的小城市之外的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以寻求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衔接。事实上，这些政治激进分子中的大多数都直接与后阿尔都塞时代的遗产联系在一起，后者作为一个仍有待挑战的幽灵再次出现。而拉康派知识分子和分析家对这种情况的沉默，进一步强化了对拉康精神分析的这种新用途的认识：有些人相当满意地参与到空洞的论战中，有些人对此无动于衷，而另一些人仍然将他们的批评保留在私人领域，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精神分析思维不会受到这些障碍的影响。23
我们中有多少人——他们与温森斯大学的诱人事件有足够的距离，以至于不会忘记拉康早期对于革命实践的立场——会感到被这个新的历史扩展所激励，去质疑拉康理论中的哪些潜在僵局可能导致，或至少允许这种危险的政治性挪用。为了应对这一新形势所带来的挑战，精神分析和革命政治之间需要在今天建立什么样的新联盟还有待研究。
然而，即使我们脱离了对这一历史性断裂的认识，脱离了从它的一些后果中提取经验、以便启发一场新的理论辩论的需要，在我们目前条件的限制下，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点起对精神分析和政治的关系的更严谨的表达的陈旧召唤，无论它是否得到了拉康文本依据的支撑。我们的赌注是，不如说，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当代困境是有其结构性原因的：在那里，悖论性地，有着精神分析自身对政治的过分的以及急迫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想摆脱上述这种重复性循环，一个使精神分析和政治这两个领域相分离的准备工作将是必要的。正如我们想要展现的那样，这个脱离的过程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去理解精神分析的一种政治性维度：相反，它为我们认识到当精神分析被政治地看待时获得的绝对是普遍的地位做了准备。
抛开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所有细则，以及精神分析这一存在为其他思想领域承担的所有重要后果，我们能够从拉康派体制的现行危机中提取到的其中一个关键洞见是，现在是时候用新的视角去看待精神分析了，这一新视角将会把对精神分析本身并非政治性的的确信同，从政治的立场上，对精神分析从属于所有组织起我们当代社会世界的常规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限制的认同二者结合起来。如果简要地从精神分析理论中获取其政治性站位的基本原则变得不再可能，那么我们会被邀请去维护政治思想本身的自主性，并且，在精神分析视域内，同当需要在社会政治世界中决定如何转变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体制的方向时牵涉到我们的挑战相对峙。
正是在精神分析与其他思想领域紧急分离的觉醒当中，一个被叫作精神分析的欲望的空间才被打开——这个参与到精神分析对世界的历史性铭刻的欲望，它被超我的命令减去，从而结构性地将整个世界铭刻在精神分析之中。因此，这个事业的基本赌注是，通过在理论上将自己限制在拉康精神分析的新方法上，我们并没有放弃政治，而是试图为政治开辟空间，使其以自己的方式出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关于精神分析对政治的自主性的承认使政治思想有资格为精神分析当前的僵局提供具体的服务，因为我们当下正面对着不可简化的政治挑战；它还会使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在其自身视野之内的，对其内部转变和新颖性保持历史性的开放的领域而出现。
2. 拉康的意识形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尔都塞和拉康都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衔接中代表了一种新的范式，24矛盾的是，这一序列的特点是分析和政治之间的非关系。对阿尔都塞来说，这种缺失衔接的情况带来了一些认识论上的问题，因为每个领域的理论重述都依赖于对其对象的完全分离，同时要求他们承认对其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内在矛盾25。对拉康来说，这种“非关系”具有明显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概念上的团结涉及到表征空间的“拓扑学”，26这是一种力比多的经济和政治经济的特征，它使拉康在理论上对每个领域的“本体论僵局”进行了不对称的处理。这种不对称性，我们可以补充说，也是精神分析学家对革命抱负的潜在不信任的原因。27因此，区分这些思想家开创的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的“非关系”范式和这里提出的项目，即每个领域的相互自主化，至关重要。明确这种区分的最好方式是强调之前这种范式的矛盾效果，即拉康对革命抱负的谨慎——在著名的温森斯大学事件中象征性地显示出来——是如何与拉康领域目前在处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存在时的限制联系起来的。
事实上，如果一方面，拉康试图保留弗洛伊德所设想的“性的非关系”的结构性维度，从而利用精神分析的“现实主义者”的严厉性来对抗非精神分析学家的乌托邦式和精神错乱的愿望——也就是说，如果他把精神分析定义为能够避免这种幻觉的话语的话，那么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拉康领域内的认同过程是与群体的形成，统治与体制化的戏剧是对立的。拉康命名他的话语结构公式的方式——“分析师”、“主人”、“大学”和“歇斯底里”的话语——都表明在精神分析中不存在想象性或识同性缝合的威胁：当这些效果出现时，这说明我们已经在另一种话语中了，该话语被认为不是精神分析，而是其“他人”。我们认为更有“生产”的结构，如分析家或歇斯底里的话语，采用的是将它们指回（refer back）分析框架的名称，而“无生产”或被彻底妖魔化的话语，如主人和大学，则采用的是政治或学术实例的名称。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四种话语的理论是由精神分析本身阐述的，而且它合法所指的对象和情况都发生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体制和概念领域。它也不妨碍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仍然完全有可能认同一种对认同持批评态度的话语，正如拉康主义者之间的诱惑仪式每天都在证明的那样。换句话说，它是拉康主义思维范式的一部分，当然是因为它的任务是恢复弗洛伊德的颠覆性优势，并反对其后来的修正，将所有针对实在界的防御策略视为来自“适当的精神分析”实践之外的介入。
在拉康理论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扩大精神分析的临床和理论范围的同时，它也贬低并质疑认同性和等级性结构的存在，没有这些结构，拉康就不可能创立一个流派，更不可能使其国际化。例如，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行为本身也可以用这个关键来解读：毕竟，最可能让阿尔都塞困惑的是，拉康把一个机构的组织问题——其社会网络不仅延伸到主要的“干部”和剩余的分析家，而且延伸到分析者及其家庭——简化为一个自恋的决定，仿佛他的教学的“僵化”是一个令人不快和意外的过程，是精神分析本身以外的倾向的产物28。与其说分析立场有能力将自己从认同中剥离出来，不如说EFP的解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去认同的过程可以完美地作为另一种社会身份发挥作用，恰恰是在一个情况的“实在”要求精神分析学家像任何其他集体组织一样做出反应，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参与组织挑战，也就是说，在政治上29像其他集体组织一样。而恰恰是实在界的另一面——不是作为欲望的原因，而是作为其一致的支持——仍然超出了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限制，因为“一致”30在其理论框架中被简化为一种想象的结果，因此在“分析话语”中没有位置。
这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拉康立场的意识形态后果的第二个重要观察，这也源于在“非关系”范式中，对世界精神分析协会自2017年以来的新运动进行定位的努力——这可以通过分析立场和政治立场之间的转换性的制度主张来定义。然而，这并不是将精神分析与政治之间非关系的范式与临床实践和捍卫法治国家之间的这种新的、更直接的认同（目前由WAP坚持）进行对比的问题，而是承认后者只有在前者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保持这样的幻象是与拉康主义范式完全一致的，这种幻想即如果只有精神分析能够处理我们的不满的构成性维度——这就是为什么连分析方法都不是精神分析和政治思维所共有的——那么只有精神分析才能真正指导当代政治。事实上，这种认识有助于澄清精神分析师通常提出的理由的症状层面，即为什么应该与解放政治的传统以及集体组织保持距离：一方面，他们认为，“临床工作已经是政治”，这种说法承认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又说应该避免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工作，因为政治本身不能不试图缝合、协调或克服我们构成性的不满。换句话说，一旦分析程序和具体政治实践之间的不对称性被确立，鉴于只有前者“触及实在界”，而后者则用理想化来掩盖它，精神分析思维的自主性就不再是区域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再需要尊重其合法应用的限制，而是变得一般化，仿佛它可以为任何其他思想领域，尤其是政治制定有效性的标准。
根据这种解释，精神分析对“实在界”的所谓垄断导致它同时拒绝和认同政治实践，这也就很清楚为什么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最终会促使WAP的政治运动。让我们想象一下右翼候选人勒庞的胜利：对精神分析实践来说，没有任何改变的事实本身就会反对临床工作本身致力于某种颠覆性政治结果的幻象。因此，有必要反对她的候选人资格，不是因为它会给法国带来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它会完全保持原地不动。如果她的政府获得了权力，拉康精神分析会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无法幸存的是关于精神分析临床的内在政治结果的幻想。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宏大的机构性“行动”，而是这种幻象的大规模上演：精神分析学家在政治上将自己定位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时机已经到来。
现在要靠我们在精神分析和政治关系的历史上铭刻这个新的时刻，就像其他历史事件导致我们重新思考这种衔接，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新的扩展。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将这一时刻铭刻为历史性的失败，也许是拉康主义者没有“他人”可以指责的第一个失败。
3. 共可能的思想空间
那么，再次思考拉康的精神分析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我们怎么能放弃拉康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的这种特权立场，就像它今天存在的那样，而不因此离开我们自己的领域？为了保持在我们迄今为止所勾画的图式考虑范围内，让我们考虑精神分析对其他领域的不同定位。
让我们首先考虑四个一般的方向，通过这些方向，精神分析可以向其他实践和思想领域阐述自己。
A. 单方面的贡献。第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宣称精神分析领域可以接触到生活的某个维度，尽管它只在分析框架内可以理解，但它的后果与其他领域和实践相关。例如，有人可能会说，只有精神分析能够考虑群体认同的力比多的维度，而政治将依附于对理想的基本承诺，它本身不能阐明对理想的批判，因此精神分析将对政治领域有所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是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上被思考的：在这个贡献中没有任何分析实践或理论的问题；干预的对象——政治实践——是被定位于分析领域之外的地方。
B. 相关性。也可以在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提出一种不那么不对称的衔接。例如，人们可能会认识到这两个领域的特定方面的一些相似之处，使精神分析学家在采取政治立场时可以通过这些共同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这里的典型案例是民主：只要拉康精神分析声称自己在临床上以每个主体的享乐模式的单一性和激进性为导向，只要民主与一个异质的社会空间的构建相关，在这个空间中，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立场共存，那么分析导向和争取民主之间就会有某种关联。捍卫民主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一个兼容的承诺，正如精神分析是一种与民主的挑战进行对话的实践，使个体主体准备好应对他人的他者性，应对权力的空洞中心，或应对社会表征的任意性。
C. 分离。也有一些策略投资于精神分析和它的他人之间的否定性衔接。例如，人们可能会争辩说，精神分析根本与政治无关，这一立场至少有两种辩护方式：人们可能出于原则而争辩，声称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对象、自己的实践和目的，因此它们没有有效的交集，或者是因为我们在另一个领域发现了一些内在的缺陷；并声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治被某些承诺所束缚，政治不可能吸收任何严肃的精神分析的投入。因此，剩下的唯一合法的关系形式是一种批判性的或否定性的关系：不断修正我们在不同领域之间不时建立的不同的理想化联系，从而强迫形成一种接近，而这种接近并不真正能够保存每个学科的基本内容——比如如果拆分是出于原则性的争论——或者说这一原则特别是是精神分析的基本内容——那么很有可能它是通过贬低另一个领域而被争论的。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必须在这三种立场中选择一种——即使我们可以将当前的WAP危机正式确定为在这三种选择之间显示出一个封闭的回路。毕竟，我们完全可以同时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可以为重新表述为非精神分析的问题的再形成做出贡献；分析领域与其他生活和思想领域的重要的立场有亲缘关系；同时也有必要批评精神分析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冒充和想象的衔接。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三种立场中，精神分析都没有作为被审视的术语之一****出现：无论它是有助于另一种实践的领域，也就是是在其他话语中为我们提供方向的那个领域，还是应该从他人的介入中保存下来的东西，精神分析总是作为人们思考的地方出现，而不是作为被给与的去被思考的东西。这一观察将我们带到精神分析和其他思维领域之间的第四种可能的衔接。
D. 共可能性。这第四种情况是，对精神分析外在的承诺的肯定也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考虑精神分析自身的内在限制或基础。这就是这样宣称的策略：“如果我肯定X或Y对政治来说是可能的，那么精神分析必须是什么？例如：如果在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领域存在着这样一种对真正的社会平等的一致思考，那么这对我们理解临床中的独一性思想有什么后果？或者进一步说：如果精神分析必须尊重政治中的社会平等思维的可能性，那么独一性对精神分析来说不能意味着什么？
至关重要的是，这第四种立场并不是简单地对第一种立场的颠倒，在第一种立场中，精神分析作为质疑和补充其他领域的东西出现在它自己的既定立场上。在“把现在的政治或激进思想作为一个评估精神分析局限性的安全港湾”（这一立场总是回到了上述的第一种阐述形式）与“从紧迫性（这一局限性总是与另一个学科的挑战相共可能的）的立场上质疑一个学科的局限性”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毕竟，今天有谁会坚持认为革命政治曾经能够阐明一个完整的社会平等学说？同时，还有哪个思想领域真正有条件阻断这种政治学说的发展是一种合法的挑战，甚至这种发展是政治为自己构建思维更新的极限点的说法？因此，共可能性既不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不是一种相关关系，更不是它们之间纯粹的分离努力。相反，这是一个肯定实践或理论的内在性的任务，并不应导致在其他思想领域内其对可能的限制进行立法，也因此是条件性的形式：“如果X和Y是可能的……”如果保持对平等的思考的可能性是政治的内在性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平等”应该是一个与精神分析本身有关的概念——那么构成性的运作迫使我们问，精神分析必须是什么，以便两种形式的思考在同一个世界中都是可能的。
共可能性的关系当然不会取代这两个领域之间其他可能的衔接形式；相反，它在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的衔接历史中引入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操作者（operator）：一种伙伴关系的形式，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其他思想领域的自主性中找到支持，以便更好地思考我们自己实践的自主权。如果我们介绍的第三种衔接方式——为了更好地保护第二种衔接方式免受可能的变形而将政治与精神分析分离的操作——假定了关系的不在场，那么我们可以将共可能性的范式定义为肯定性的“非关系”的命题，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共同的信念来确定方向，即政治和精神分析都有制定和解决其自身问题的工具。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分离，而不是一种限制性的分离，因为它强加了一个对于思想发展的条件——对于一个特定领域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努力——即一种强制性，不依赖于其他领域内部类似运动的外在阻断。从共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和政治并没有思考同样的事情，也没有在类似的概念框架内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应该因此失去其作为合法思想形式的地位。相反，它意味着两者都应该保持同样的能力来寻找、制定和克服自己的历史局限。
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种操作者的最明确表述，他是当今精神分析、政治和哲学之间关系的新范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对巴迪欧来说，精神分析和政治都是自主的思维形式；它们是能够用它们自己的词汇表来表述它们的问题的领域，并且能够处置克服它们的实践和理论障碍的内在手段，或者是哲学家所说的“一般程序” 。巴迪欧正是在共可能性的标志下，从这些一般程序的历史存在中重构了哲学的作用。对他来说，哲学不会产生新的真理陈述，也不会对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进行立法；它只能努力了解不同的非哲学程序，如艺术、科学、爱情和政治在其时代的历史独一性。哲学的目的是以一种创造性和证明性的方式，将特定历史时期内变得可思考和可能的东西的某种共同视野系统化。
然而，即使“构成性”一词本身是巴迪欧式的，我们也不难在其他伟大的当代思想家的作品中认识到克服“非关系”范式的限制的同样动力。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就如何将精神分析、政治和哲学联系起来阐述了一种“博罗米结式”理论，这种理论通过一种与巴迪欧建议不同的策略，也尊重每个领域的自主性，同时它要求每个领域都能意识到其他领域的发展。32博罗米结式的结构，就像是共可能性的操作者，帮助我们思考各个领域的内在，同时也思考这些领域所链接的关系。一方面，这样的结构意味着任何两个领域之间都没有互补的关系：哲学和精神分析，政治和哲学，精神分析和政治，都是不稳定的建构，只有通过第三个领域的沉默或明确的中介才能变得稳定。哲学和精神分析只能通过政治决定来衔接，而政治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哲学的承诺。另一方面，如果这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之间强加了一个一般的“非关系”，它也强加了另一个款项，即每一个内在性都是不一致的：精神分析，就像哲学或政治，当走得足够远时，就会提出不属于自己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转变视角，离开原来的调查领域，以便使之一致。正是这两个条款的结合——第一个是“非-互补性”，第二个是“内在的转变”——使我们有理由称这个操作者为“博罗米结式”。
另一位提出类似衔接形式的哲学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柄谷行人，他阐述了一个复杂的“视差”理论，33齐泽克本人也详细讨论过这一理论。34通过对康德到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主题的创新解读，柄谷行人设计了一种思考领域衔接的方式，这些领域是不相称正是因为它们几乎绝对叠加。在这里，核心操作者是“抽象”，柄谷行人将其定义为一种悬置性实践：例如，在康德那里，为了使科学研究的对象可能构成其自身——关于真理/谬误的声明的对象——我们必须首先抽象、悬置或“加括号”所有关于美学——它是否令人愉快/不愉快——和伦理——它是否正确/错误的问题？这种对美学和道德领域的悬置，正是将“物”先验还原为科学对象的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被抽象的东西的绝对排斥，因为被包围的东西可以被恢复，其他对象可以在新的抽象过程中被构成：科学和伦理领域的悬置导致了美学对象的构成，等等。35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一致性——很像精神分析、政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一致性——因此是相对的，因为它取决于每个领域抽象或计数为一36的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对其自身领域的绝对性触及较少，也不意味着它们没有涵盖其关注对象的总体性。事实上，正是因为每一个括号都在相同的基础倍数上构成了一个不同的总体性，所以这些领域最终是彼此不相称的。
正如这些理论模型所显示的，为了思考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的共可能性，我们必须同时研究不可沟通的思想区域之间的分离和聚合。最终，这些模式使我们构想出一种方法，它依赖于其他思想领域的自主性，以便更好地规定和概念化我们自己的思想。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那样，尽管阿尔都塞和拉康在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的非关系范式的相互发展中带来了明显的收获，但我们仍然缺乏思考这个可组成空间的手段，以及使我们能够在其中严格行动的操作。虽然2017年的事件表明，我们目前正在目睹坚持两个领域之间不对称分离的恶果，但这种立场默默地将精神分析置于其他思想领域中的特权地位，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思考能力的静态封闭。
奇怪的是，当前范式的历史饱和的一个后果是，今天对推进“纯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仅仅停留在精神分析内部已经不够了。当代精神分析实践的内部性在认识论上依赖于几个外在的“钩针”或纽带，而这些钩针或纽带只有在我们对其他思想领域的优越感调动起来时才会变得清晰可见。因此，为了真正衡量拉康精神分析的现状，以及其内部发展的实际形态，我们必须从切断这些无声的联系开始，通过批判我们实现我们理论空间封闭的手段，然后才能认识到潜伏在我们概念和实践大厦中的开放性问题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