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不能说这本书中的想法真的是我的：它们是在我在接受款待、同时与朋友们进行长篇幅的讨论时，讨论内容通常是关于其他事情。要感谢所有这些慷慨的对话者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想说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希望与我有类似联系的其他人也能感到同样的认可。Clara Tupinambá, Yuan Yao, Srdjan Cvjeticanin, Agon Hamza, Cindy Zeiher, Daniel Tutt, Jeniffer Bello, Rodrigo Gonsalves, Jean-Pierre Caron, and Reza Naderi。同时，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困扰我多年的顽固问题，我永远不会意识到我们谈话中出现的内容的重要性，这些问题赋予了这些想法以现实意义。我学会了面对和忍受这些，而不仅仅是回避的困境，只因为我并不孤单。为此，我想感谢那些与我一起寻求分析的人——以及那些与我一起寻求自我分析的人——以及我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研究圈”中的同志们——其中包括我亲爱的、已逝的朋友Fernando Fagundes Ribeiro。我还要感谢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伦卡·祖潘契奇，他（她）们两人为这里的大部分内容铺平了道路。最后，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特别是没有露易莎在我生命中的支持，我永远不会有勇气参与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更不用说平静地认识到我实际上能从中得到的荣誉是多么的少。
序言：为了拉康，反对拉康意识形态
齐泽克
Gabriel Tupinambá的《精神分析的欲望》是一部突破性的巨作：它是一个惊奇，然而这一惊奇的效应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引出了那些悬置已久的问题。随着它的问世，拉康圈里主导的意识形态游戏遭到了捣乱，某种天真永远地失去了。
这本书在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差异的层面上深刻地触动了我。其一是它对Tupinambá所谓的“拉康意识形态”的不一致性的精确分析：一整个系列的设限阻止了拉康完全地施用他本人的理论突破的潜能。还有就是，它唤出了来自我过去参与拉康运动的一整批恰如噩梦般的幽灵。Tupinambá的概念分析值得这里写不下的详细的阐述，我会仅仅给出一个对仍旧缠绕我的幽灵们的简短陈列。
围困拉康运动的困难的源头是“拉康意识形态”：一个双重的动作，Tupinambá这样描述道，由如下两点构成：（1）赋予分析师一种激进的知识论特权：由于它扎根于一个独特的临床性星丛（配置），精神分析能够看到科学（排除（foreclose）了主体），哲学（最终只是一种掩盖不可能性之裂隙的世界观），以及政治（被限制于想象的领域、象征性认同和群体构成）的构成性缺失或者盲目性；（2）偷偷地将精神分析理论分离于其临床设定的基础，意识形态地将它升级到一个按照其定义就比其它话语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地位（能指的逻辑或者话语理论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这一双重操作的典型例子就是雅克·阿兰·米勒在其政治运动Zadig中对精神分析的政治化，在那里一种自由派民主的选择被直接以拉康术语合法化了。Tupinambá无情地探索了这一意识形态在拉康本人身上的根源。
在他的书的最后，难道Tupinambá不是在对拉康做出，他如此可敬地描述为分析治疗的结论性时刻的，穿越幻象并且在见证中命名和叙述维持转移的不可象征化的障碍吗？他使我们能够清除对拉康的转移，通过指出拉康的致命限制：我们不再陷入试图掌握拉康的终极奥义的无尽过程中，我们获得了拉康建造这一无法捕捉的过剩突现的空间的公式。
作为对这一偏离的应对，Tupinambá提出分析共同体应该是一个跨临床空间，其目的不仅仅是治疗个体，还要扩展分析理论的框架直到质询其基本预设。在完全支持的同时，我认为它也带来了一些陷阱（Tupinambá本人对此完全清楚）。尽管显得如此令人同情地民主，Sandor Ferenczi(根据一些亲历者的报告，他有时打断他的病人的自由联想，取代对方在长沙发上的位置，开始讲述他自己的联想)的实践使我们必须面对在拉康圈子里分析者对分析师的从属毫无减退。在这些团体里，我们不仅有那些纯粹的分析师，和那些纯粹的分析者，还有一个关键的第三范畴，比如步兵分析师，自己也接受病人，与此同时在跟一个“更高”的分析师（已经不再做分析者）做分析。我甚至知道几个身处十分艰难的处境的分析师，他们在一个“纯”分析师那里无穷无止地分析（这些人的理由通常是巩固自己在分析社群中的地位，因为终止分析会导致“纯分析师”主人的暴怒），而且他们有时接受病人（patients）只是为了赚钱养析。
我们改写拉康的著名论断，一个疯子不只是一个认为他是国王的乞丐，也是一个认为他是国王的国王：一个疯子也是一个认为他自己是分析师的分析师——而这正是分析师在严格的临床设定之外，在他们的组织里所倾向的行为。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贯彻到底：分析师真的存在吗？难道一个分析师不就是一个主体/分析者在分析的临床设定中扮演一个分析师？一旦我们将分析师的位置实体化，一旦我们设想他为一个自在的分析师，脱离于临床设定，分析师们成为一种特殊人，由特殊材料制成（斯大林这样说布尔什维克），于是所有关于如何处理主人的困境都重新出现了。
在一篇宣布他的破灭的简短文本中，拉康的受述人是“那些爱我的”(“a ceux qui m’aiment”)，很明显意味着在他的学派中，对他的在场的转移是全开的——这里没有“理应知道的主体的衰落”……其拓扑是莫比乌斯带：在做分析的过程中，你渐渐地进展到其总结性时刻，穿越认同，你同时最终被承认为分析师团体的一员，但这时你发现自己回到了群体认同的相当原始的形态中。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能够展示出拉康如何保持为一个理应知道的主体：在米勒的学派体制中，所有新发现都必须呈现为拉康本人已经发现和阐明的洞见，尽管在他生命的最后处于一种冥蒙的状态：简单地说，作为对于拉康最后的秘密，他死前所看到之物的洞见。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一个新版本的阿尔都塞定位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挣扎：首先他坚定地将它定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在作为哲学家的生涯的尽头，他又声称马克思只在他对Adolph Wagner的一段批注中才真正看到他的发现的轮廓……类似地， Catherine Millot， 拉康最后的“官方”情人，在他死去时在场，米勒圈的谣传是拉康咽气之前对她的低语包含了他对我们世界的神秘的最终洞见。
对拉康的持续转移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表述对拉康的一个小的批评时，这一批评不但被拒斥为基于对拉康的误解，而且还通常被临床化了（至少我当年到拉康圈的时候是这样），被当作一个应该分析地诠释的症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我表述了一些关于米勒的小的批评时：他的追随者的反应是，“你对米勒有什么意见吗？为什么你抵抗他？你是不是有一些没有解决的创伤啊？”如果考虑拉康的论断——在他的研讨班上，他处于一个分析者的位置，公众是分析师——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仿佛是说分析者和分析师的分裂贯穿了拉康自己的工作，所以在他的研讨班讲话中他是分析者，针对一些理论话题自由联想，返回同一点并改变方向，而在他晦涩的文章的写作中他是一个理应知道的分析师，道出注定激起我们（分析者—读者）诠释的晦涩的公式。
我们也应该提到一个当时吓到我的事情（我那时的欲望就是出本书）：大概三十年前，米勒并不怎么著述，只是做很多口头评论，一个未言明的禁忌在他的学派中运行：你不能写严格意义上的书；你最多只能收录评论搞一个小册子。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濒临绝望，因为他们都想发表他们的论文，而在米勒圈之外发表是十分危险的。
这些刻画了拉康各种学派的转移团体的动力学导致了一种只能被形容为伦理惨剧的事态：当团体（或帮派）之间爆发冲突时，领袖分析师们汪汪动员他们的分析者公开支持他们并攻击其他分析师，由此违反了我眼中基本的伦理规则：出于分析共同体权力斗争的政治目的，利用基于转移的对他们的依附关系，也就是分析者对他们的依赖。我们是否能够想象这样的临床和政治的结合可以带来的个人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否认在理论领域中对一个主人的形象的转移关系的能产力量。主人的一个基本功能不是充当理性推理的榜样，为了某个立场提供最终的论证，而是相反，是通过说出那些反对我们自己（和大师本人）已有教条的话而使我们震惊：那就是，通过表现出必然呈现为有意的任意（willfularbitrariness）的姿态。我记得，在几十年前的一次学派大会上，米勒即兴说到，关于（主人能指）和（知识链），超我并不是在主人的一侧，而是在知识链的一侧。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论断所震惊了，因为我们都作为显然的事实接受了，超我的律令正是最纯粹的主人姿势，一个不被推理链条奠基的任意的强加。然而，在一些思索之后，我不仅支持了米勒的论断，并且发现它极为有效：它充当了我整个关于斯大林主义作为大学话语的典范的理论化，以及我对卡夫卡宇宙中官僚机构的角色的解读的基础。
我们应该放弃这样一个观点：主人作为权威的形象仅仅执行旧的智慧和既定的观点，而变化是“自下而上”的，来自那些怀疑主人智慧的人。我们理论家是歇斯底里者，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主人。在理论的领域没有民主：新事物并不来自于更好的理性思考等等，而更多时候是通过竭力去发现主人颠覆共有理论教条的任意立场的意义。这样一个“任意”的论述是，当然，并不是没有其危险的：它们可能走火，没有开启新的理论创新，而只是简单地停留为不想管的任意论述——但关键的是记住主人的涉入的效果取决于我们，他的歇斯底里的弟子。主人并不呈现他自己的天才，他仅仅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而成为一个天才。
在政治事务上，然而，米勒并不展现这些真正主人的特质，而是太多的倒退到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比如说，在最近这几十年中，他将拉康关于68学生反叛的批判性评论诠释为对于左派的自由主义批判（更不用说他在他的研讨班上赞美萨科齐震惊了公众）。这一不幸转向的粗鲁的根源，在米勒式的反对所有激进的政治剧变的论证的明目张胆的荒谬性中变得明显了——这样一个三段论：（1）精神分析临床只能在一个没有公共骚乱的稳定的市民秩序中兴旺发展；（2）左翼激进分子按其定义想要搞乱稳定的社会秩序；（3）所以，精神分析学家应该反对左翼激进分子因为他们构成了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威胁。（有一个这一论证的锡安主义版本：在不稳定的时代反犹主义发达，因为激进左派制造不稳定，所以我们应该反对它。）Tupinambá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上次法国总统选举中反对勒庞威胁的米勒式动员的淫荡虚假性。尽管米勒所组织的动员（其第一人选曾是萨科齐）的官方理由是防止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右翼的胜利，但人们立刻就明白了它的真实目标，是并不屈服于“如果不投马克龙就是客观上支持勒庞”这种勒索的那部分左派——米勒甚至发明了“勒庞—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说法，称呼那些拒绝支持马克龙的人。Tupinambá准确地指出，米勒的反勒庞动员掩盖了如果勒庞胜利精神分析的生意可以照常进行这样一个事实，而他的动员是伪装成反法西斯抵抗的反左行动。
在福克兰战争爆发（1980年代早期）大概一年前，当时阿根廷还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我在一个拉康派会议上见证了一个类似的事件。让许多参会者震惊的是，米勒提议下一次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而他的提议被那些来自阿根廷的阿根廷人支持，他们声明，如果下次会议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着最强大的分析社群的国家的代表）举行，他们会在事实上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为什么他们要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会？而许多流亡阿根廷人（大多数不得不逃离阿根廷以保全生命）立刻指出那些仍然生活在阿根廷的人至少可以去另一个国家开会，而他们则事实上被排除于参加的可能性之外了（他们会被逮捕）。但米勒并没有让步而是强加了他的决定。（让人高兴的是，一年后军事独裁政权崩溃而民主恢复了。）显然，军事统制对于米勒来说是可以的，只要它能够继续宽容精神分析的生意。
不幸的是，在1934年的奥地利，分析共同体做出了同样悲伤的选择，在陶尔斐斯解散民主机构建立一个“温和”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做出反抗，街头战斗在维也纳爆发时，精神分析组织命令其成员拒绝参加任何斗争活动照常执业，即使它悄然默许了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很明显，重要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生意照旧。
Tupinambá正确地指出，尽管精神分析治疗原则上对一切人开放，经济问题以最粗暴的形式入场了：有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的人群就是不但没有钱去支付完整的治疗（其结果是分析者成为分析师），而且没有钱去接受任何治疗。当拉康派们处理钱的问题的时候，作为一条规则，他们将自己限制在拿钱办事的角色中：通过给分析师打钱，分析者能够确认分析师对分析者保持了一个恰当的距离，而这意味着分析师保持在象征债务和交换的循环之外。第一个必须提到的重大案例是弗洛伊德对狼男的治疗。当狼男的家庭在十月革命后失去他的财富而狼男不再有能力负担弗洛伊德的治疗，弗洛伊德不但决定继续免费治疗并且财务上对狼男提供资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狼男以妄想狂的症候对弗洛伊德的“善意”做出了反应。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弗洛伊德这么做，这位分析师有着怎样黑暗的计划；难道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最后是后来与Muriel Gardiner的分析把事情挽救过来，让狼男可以过上或多或少正常的生活。
一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的分析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不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我负担不起继续我的分析了，因为我必须支持我没工作的太太和一个儿子，而继续分析会导致严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于我是不可接受的。当我向我的分析师提议停止治疗，他立即将我的这一举动解读为是我“内在的”，作为对我的分析的一种阻抗。他告诉我我们可以继续分析：我现在不用付钱，但我每个session都会积累成债务，等我以后有钱了再偿还。我相当愚蠢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并且，幸运的是，一大笔意料之外的荣誉奖学金让我能够还清我的负债……在当时那个情形，我没能做到的是，再向前一步，认识到分析者的缺钱是一个外在与精神分析治疗的固有逻辑的一个特征：就是说，金钱是一小片无意义的社会的实在界，它不应该被简单直接地整合进精神分析治疗的固有逻辑之中。
有“社会意识”的分析师（当我刚入圈时，我一次又一次听说他们的存在）的标准答案首先是承认问题，然后提出（并实践）一个“人道主义”的解决：我知道好几个富有且成功的分析师自豪地吹嘘，一周一次或两次，他们留出他们的下午去接收下层阶级的病人并免费治疗……Tupinambá正确地指出，这种“人道”方案，使阶级区隔以一种暴力而直接地方式重现了，其表象是两种分析者之间的区别：“完整”的分析者，有能力按时付钱，并且能够继续他们的分析直到其“逻辑”终点，直到他们成为分析师;不要钱的分析者，只得到短期治疗，没有将其进行到可以成为分析师的地步的机会……简单地说，阶级斗争在这里复仇地回归了。
《精神分析的欲望》是一本深刻地关于拉康的书，比那些仅仅忠诚地追随占据主导地位的拉康教条的人的书更加拉康。这本书注定要去改变（精神分析的）——但它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这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特别取决于拉康派社群对它的反应。所以我们只能重复预定论的唯物主义版本：如果这本书会改变整个领域，那么这必然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Tupinambá的书必须被每个人阅读……好吧，正好是我知道的所有人。
引言
这不是一本关于精神分析的入门书。它针对的是在拉康遗产中认出僵局和未解决问题，并已经参与到拉康遗产的那些人。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试图为拉康思想引入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方式；这一方式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一些共同的特征，并将其提升为我们学科当前历史局限的索引，并以此来接近离散的，准时的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该书首先向拉康学界提供了自己，但它也试图在这个领域内巩固一个不同的对话者，一个新的收件人。在那些以某种方式参与拉康精神分析的人中——作为分析师、分析者或其有效性和重要性的一般捍卫者——本书旨在勾勒出一个也许更小、更难以捉摸的子集的轮廓：那些已经遇到了它的一些实践意义上的、组织和概念上的障碍的人，这些人对这些障碍感到足够的关注，且将其作为精神分析思维的合法对象以为他们的机构作出贡献。即使这一卷中提出的概念建构不足以解释这几页中提出的复杂问题，但如果它们引发的辩论有助于证明存在着同样对拉康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感兴趣的其他人，它们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也就是说，如果这里提出的观点证明了精神分析的欲望的实存。
这一表述作为本项目的标题，浓缩了本书所要面对的大部分概念上的困难和挑战。毕竟，拉康的学说将临床环境置于两种欲望的跷跷板上：他者的欲望——它标志着分析者言语中不在场的伙伴的出现——以及分析师的欲望——它定位了分析师必须占据的脆弱位置，以便对这种症状性伙伴关系的一致性进行介入。在临床空间的构成中，根本没有地方——而且显然也没有必要——包括第三个矢量，一个将分析的效力与以精神分析的历史实存本身为原因的欲望联系起来的矢量。当然，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这样的参照与理想或认同的参照没有区别：成为（be）分析师的欲望，以及试图通过我们的阐述和见解确认精神分析的有效性来取悦自己的分析师，都是临床实践中众所周知的时刻，而且都可以归结为对转移的处理（和错误处理）。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精神分析的欲望”这一表述对“谁欲望精神分析的存在”含糊其辞；事实上，它似乎同样适用于分析者和分析师。而这也将与拉康精神分析的实践和理论相矛盾，后者警告我们要去反对任何想要在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建立共同点的妄想。
这些都不会在这里受到质疑。事实上，精神分析欲望的假设并不是为了揭示在临床环境中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使其外部界限和潜在的引擎能够被理解：进入分析、维持临床空间、分析过程的结束，以及在一个整体程序中维持这些时刻的机构动态。这一假设这样做是为了在这种精神分析内部性的扩展观点中定位（situate）和概念化，转变的可能性不仅对特定的分析者，而且对精神分析本身来说都是新的。这些转变将能够改变临床空间的边界，以及语言中什么可计数和什么不可计数之间的划分。那么，精神分析的欲望不是指分析者和分析师的共同点，也不是指分析师在实践中应该努力应用的某种理想，而是指精神分析中与精神分析思想的现状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陷入对精神分析对象的已有认识和超越这一认识的辩证相互作用中的欲望，这种运动不仅阐明了精神分析思维的历史性，而且在一个复杂的回路中把临床实践的结果、元心理学的现有局限以及分析师之间的认可的体制机制编织在一起。
这种欲望只能像任何欲望一样，通过它所围绕的问题对象的实存而得到证明。通过将拉康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程序，在其中，临床、元心理学和制度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并且包含了制定其自身困境和产生其自身历史韵律的手段，本书希望证明，这种程序性的质一直在我们与精神分析的参与中发挥作用——以作为不可推导的假设的无意识和作为实验性实践的临床之间的构成性张力的形式，并且为转移和分析干预的效力和范围提供条件。
然而，尽管这里提出的主要论点是，精神分析的欲望是分析程序的一个构成性维度，但我花了很多年才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将其概念化。这是因为这种未经思考的增补——正如我将在此论证的，基本上是制度性的——的位置很容易被两种幻象所掩盖：一种是临床性质的，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性质的。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自己分析轨迹涉及构建关于我的实在或者例外的幻想，这些东西据说会因为其珍贵或本质的地位而抵制符号化，因此会超越临床环境的限制，并且默默地塑造我在分析中说话的方式和内容。肯定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程序不仅对进一步的转变和创新是开放的，而且这种可能性在常规的临床实践中发挥着作用，那么，这就与分析的常规经验相重叠了，在那里，分析者——包括我自己——不断地指出一些据说是精神分析甚至是语言本身无法把握的例外。要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并不容易：一种是幻觉性的建构，即关于一个说话的人的一些关键的东西仍然在分析实践的限制之外；另一种是直觉，即精神分析思维的一些东西仍然在它自己的现有模式之外。最终，没有什么能阻止读者把这个项目背后的冲动解释为其作者相当耗时的“行动搬演”，这种可能性在一段时间内抑制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参与。
但仍有另一种幻象，它重叠并掩盖了这一调查的正确地点。如果在分析中，我们已经经常在分析经验的外部边界不断地设定一些关键的、但最终不可知的东西的实存，那么在理论领域，我们通常是——正如我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如此——被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所引导，即我们已经知道超出分析的直接利害的东西是什么：它是精神分析本身的政治进入。我指的是这样的假设：拉康与其他领域，如政治、艺术和数理逻辑的概念性对话，并不指向分析理论语料库的缺失，而是指向一种“剩余知识”，它内在地赋予精神分析以评价其他思想领域一致性的批判性任务，将我们的颠覆性“瘟疫”带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在这种假设下，就很难区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声明：即“当下状况的精神分析总是代表着对于诸他者的全新事物”与“精神分析能够为自己塑造新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读者可能会把这个项目斥为对拉康教义中真正新的东西的“修正主义”腐蚀。
我对于超出分析把握之外的个人幻象，通过我仍在进行的分析轨迹，慢慢地被清空并还原到较少的关键坐标上。虽然我们炮制的力比多的幻象通常围绕着一个未知的区别——和谐地将我们的独特享乐与一些不可能的凝视联系在一起——但本书所引入的观点试图将一个已经知道的不区别（indistinction）概念化。我们所说的精神分析的欲望，并不是在分析环境中单独挑出任何一个人或立场，或任何特定的团体或学派与另一个团体或学派相对立。而是认识到，当我们把精神分析作为对人类主观性变体的被动性的长期和耐心的实验调查时——也就是说，当从精神分析观念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时，我们无法有意义地把分析师、分析者和所谓“分析成因”的同情者区分为这个运动的实际代理人。
然而，即使我个人的自我分析在将我对例外的幻象与对精神分析仍未探索的直觉分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将这一额外领域的痕迹解释为精神分析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地位的标志的意识形态幻象仍然没有被临床工作所触及。这是因为，分析清空我们对理想的依恋的过程，很可能会助长只有分析性临床才能做到这一点的印象。在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中为有关其自身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找到空间时，我得到的帮助与其说是我的自我分析，不如说是我的政治激进主义。也就是说，在多年的激进工作中，越是清楚地看到，政治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发明自己的临时性和实验性的解决方案，我就越是意识到，对理想的批判是任何一致的思维形式——政治的、分析的或其他的——的附带效果，我恍然大悟，是精神分析本身今天不能真正在概念上肯定自己的自主性。
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否定精神分析对政治的任何贡献，但它确实向我表明，当这些贡献被视为由我所参与的政治进程的形式来塑造和评估的材料，而不是作为可以以任何方式指导它的东西时，是最有用的。此外，它向我表明，同样的策略可以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探索：从集体组织的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中得到的见解，都可以作为精神分析的有用工具，条件是精神分析本身对它们有任何用途。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认识到探究精神分析思维本身的自主性的重要性，暂时搁置其政治意义的问题，并试图在其内部定位新问题可能仍然隐藏的地方，直到来自其他领域的见解被允许对我们自己的学科产生新的认识，或者直到不正当的概念性贷款最终被移除，暴露出它们暂时掩盖的东西。
不过，即使有必要通过这些幻象来分离本研究的对象，这个项目的实际转折点——事实上，我之所以现在发表我的部分调查结果，而不是在进一步研究和实验之后——实际上是由拉康学界的最新发展所促使的一种机会感。简而言之，拉康精神分析在过去几年中突然的据说是为了应对全球各地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的制度性政治化，其直接结果是，一方面强化了拉康派对我们自己内部困境的意识形态反应，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这种有问题的立场是如何依赖于约束分析程序的所有层面的回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一个历史体系的基本意识形态预设被揭示出来，但仍在运作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危机”，然而我们的特殊情况在分析师的日常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多少动荡，对于精神分析机构来说，这个原本关键的时刻，总体上是以一种响亮的沉默迎接的。
在著名的拉康派组织最近采取的令人不安的战术立场中，有两个与我特别相关。精神分析立即政治化的影响之一，是积极谴责将拉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衔接起来的理论尝试，这导致了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对拉康作品的创造性使用的抹黑运动和其他企图，他们被抹黑不是因为他们试图在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架起桥梁，而是因为这座桥梁本来已经在精神分析本身中被跨越了。同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精神分析的话语中不加批判地复制政治术语，如“法西斯主义”、“民主”和“言论自由”，也有助于进一步转移我们对分析的经济实践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阶级斗争真正介入分析程序的领域，这将分析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经济能力将分析进行到底，从而成为新的分析师，另一类是只能消费精神分析，但从未参与其思想的整体运动。这种理论和经济异化的双重运动，虽然与对这一关键时刻的普遍沉默的反应完全一致，但对我来说，这标志着当代拉康精神分析的饱和假设也许可以介入，产生一种新的、一致的反应。那么，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出于一种绝望感——尽管我确实相信拉康思想的未来在今天看来并不那么光明——而且也是本着一种赌注的精神，即其他人也可能在当前的情况下遇到这一证据：拉康派的思想仍然开放，并需要更进一步发展。
最后，这让我们看到了本作品的结构。项目的总体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步骤。第一至第三章采取了更加批判的立场，旨在发现拉康精神分析现状中的一些潜在问题。另一方面，第四章到第六章从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些相同的问题，作为证明引入精神分析程序的补充观点的标志，从制度方面重新配置其临床和元心理学领域的现有要素。最后，最后两章——当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一章——采用了更加探索性的语气，并探究了这项研究可能开辟的新的理论领域。本书的结语打断了我们的调查，对这一行程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对其初步结果进行了一些补充澄清，并提出了一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