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Dan Zahavi,Phenomenology: The Basics(Routledge,2018)。
本篇译出原书第 5 章“Digging Deeper”与第 6 章“Merleau-Ponty’s Preface to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译者:小小圣人(第 5 章)、Avva Κομνηνή(第 6 章)
校对:真红(一次)、飞飞(二次)、Va-11 Hall-A、希文、柴来人(三次)

永远谨记与怀念为了知识建设事业付出辛苦劳动乃至巨大代价的诸君……
第五章:深入挖掘
从表象现象学到深层现象学
一种评价现象学发展的方法认为,现象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被看做是胡塞尔早期作品中发现的基本现象学分析方法的一系列拓展、深入和复杂化。胡塞尔本人最终将他创立的那种现象学命名为静态现象学。如果我们考察一些早期对知觉意向性和知觉与想象之间关系的形成性分析,会发现它们都研究了意向的相关性,而没有考虑到其起源和历史性。客体的类型以及意向行为的类型被认为是现成可得的。然而,胡塞尔后来认识到,意向性的主体不仅仅只是理论构成的形式原则,正如他所说的,意向性的主体不是“同一性的死极”1,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客体方面。胡塞尔接着考察了理解模式是如何逐渐建立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和促成后来的经验的。通过时间的沉淀,过往经历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帮助我们形成认知图式和各种形式的理解和期望,而这进一步引导和刺激着后来的经验。某些类型的意向性(例如,前语言经验)决定了后来更复杂类型的意向性(例如,概念判断),胡塞尔承担了他最终称之为发生现象学(genetic phenomenology)的任务,涉及对这些不同形式意向性的时间形成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将客观性的高阶形式追溯到低阶形式。2但是,遗传现象学的范围仍然局限于个体自我的经验生活。在胡塞尔思考的最后阶段,他冒险进入了所谓的发生现象学(generative phenomenology)3,重点扩大到研究传统和历史的构成作用。前几代人的成就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经验的呢?正如胡塞尔在20世纪20年代的手稿中所说,“我的一切都是如此建立的:一部分来自我祖先的传统,一部分来自我的同辈人的传统”。4
发生性与传统
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后期的胡塞尔更加关注具身化、时间性和社会性如何交织在一起,这可以作为我们追踪现象学发展脉络的一种思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胡塞尔认为身体本质上参与了对空间物体的感知和互动。对他来说,世界是作为身体的探索而给予我们的,而身体是在对世界的探索中展现给我们的。胡塞尔很早就意识到时间性的重要,他支持以下的观点,即倘若人们忽略了意向行为和对象的时间维度,那么对意向性的研究就仍然是不完整的。此外,胡塞尔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运用和讨论主体间性概念的哲学家之一。他用了三十多年研究同感(empathy),最终宣布现象学必须从“利己主义”的现象学发展到“社会学现象学”。5
胡塞尔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将具身性、主体间性和时间性的主题放在一起思考。主体间性还有一个历时维度。胡塞尔最终认为主体的诞生是一种活的传统,具有结构性的含义。这代表着,“我”不仅仅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对他人的指称的世界中,“我”还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他者赋予意义的世界中,或者说,“我”通过一种传统的、流传下来的语言惯例来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己)。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其意义在于起源于“我”之外的一个历史过去。正如胡塞尔在《危机》中所写的那样,被嵌入“历史发展的一元流”——出生和死亡的生成关系——和它的时间形式一样不可分割地属于“我”。6
最终,胡塞尔的先验分析中包括了具身化、历史性和主体间性等主题。因此,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序言中说:“胡塞尔的‘先验’与康德的‘先验’是不同的。”7
胡塞尔关于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间相互交织的晚期思想,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很早就开始了继续探讨,他们同样坚持自我、世界和他人不可分割;它们相互启发,且在相互联系中才能被理解。在早期的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将生活世界描述为三个领域的相互渗透: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8,并认为作为世界体验的此在(Dasein)总是与他人共在(Mitsein)。正如他在1927年以后的演讲中所说:
并非此在先仅只驻留于诸物中,然后才偶然发现了各具其存在方式的诸存在者;相反,这此在原初地就是同其他此在共在的存在、在世之在。9
至于梅洛·庞蒂,他认为主体性的要旨在于它对其所不是的东西的敞开,在这种敞开中主体完成了自我揭示。因此,现象学反思所揭示的不是自我封闭的心灵,也不是纯粹的内在自我存在,而是对他者的开放,一种外在化和永恒的自我超越的运动。只有通过呈现给世界,我们才能呈现给自己;只有通过呈现给自己,我们才可以意识到这个世界。10因此,梅洛·庞蒂坚持认为,现象学的描述不是揭示不可及和自给自足的主体,而是揭示了主体间的生活和世界之间的连续性。
主体向自身、向世界、向他人呈现的方式,正是通过其物质性和历史性来呈现的。11正如梅洛·庞蒂充分认识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自我、他者和世界交织在一起的概念动摇了先验哲学的根基:
先验和经验性援助的边界如何变得模糊的?因为和其他人一样,其他人对我的所有看法——我所有的真实性——都融入了主观性,或者至少被认为是主体性定义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先验陷入历史中。或者,正如我们可能会说的,历史不再是两个或更多绝对自主的主体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内在的,并且是它们本身定义的一个内在方面。他们不再只知道自己是个体自我的主体,而是也是彼此的主体。12
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工作与胡塞尔的有什么不同?一种看法是,这两位追随胡塞尔既有的思想,却是以一种比胡塞尔本人更激进的方式。
梅洛·庞蒂比胡塞尔更重视具身化和真实性的作用,即我们存在的偶然情境,他还进一步试图重新思考先验和经验以及心灵和世界之间的传统鸿沟。这一点在梅洛·庞蒂的第一部主要著作《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中已经很明显,在这部著作中,梅洛·庞蒂广泛讨论了经验科学,并在最后一页呼吁对先验哲学进行重新定义。13梅洛·庞蒂不是让我们在科学解释和现象学反思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求我们尊重意识和自然之间的生活关系,并寻找一个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维度。
海德格尔比胡塞尔更关注哲学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比胡塞尔更重视我们当前的思维受传统影响的程度。对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示和解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默认和限制哲学思维的一些形而上学概念。在他自己的现象学分析过程中,海德格尔开始质疑理论态度、客体给予性和时间存在的传统特权。他认为,胡塞尔的局限性之一是,他过于关注逻辑和认识论问题,因而他使用的存在和给予的概念过于狭隘。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胡塞尔不是让他的研究被事物本身所引导,而是被传统的,或者更具体地说,笛卡尔的预设和决定所引导。通过给予主动自我特权,并通过将给予减少到对象的给予,胡塞尔不仅没有揭示出意向主体性所特有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也没有充分参与到关于给予可能性条件的真正先验的问题中。14在《存在与时间》的后续作品中,海德格尔自己与这些问题的角力使他对自己先前对此在的特权提出了质疑。然而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仍然认为一个基本的本体论必须植根于人类存在,并且我们必须通过对此在对存在的理解的调查来处理本体论问题,海德格尔随后认为此在自身的理解是由属于存在本身的一个更基本的澄清(林中空地)来实现的。正如海德格尔在1946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所写的:
人类不是万物之主。人类是存在的牧羊人。人类在这“更少”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获得了存在的真理。他们获得了牧羊人的本质贫困,其尊严在于被自身的存在召唤来维护存在的真理。15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是将现象学的发展描述为研究焦点的扩展。然而,人们也可以用稍微不同的、更垂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发展。
不可见者的现象学
人们已经习惯于区分表面现象学和深层现象学。前者直接着眼于特定类型的物体和特定的故意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也有可能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有时,胡塞尔谈到,如果要显露和揭示主体的意向活动是如何建立在主体的地下或深度维度的各种被动过程的基础上、并受其制约的,就需要进行精心的挖掘努力。16胡塞尔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这种被动和作用于无形的维度的任何描述都是困难重重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掌握的概念主要来自于我们与世事对象的互动。因此,一个挑战是避免在我们对体验生活的描述中引入过于清晰的区别和过于客观化的结构和类别。意识到这些困难,胡塞尔一度强调,主体性最基本的维度“几乎处于可能描述的极限”。17
更广泛地说,胡塞尔充分认识到,对象意向性,即我们对对象的意识和对对象的专注,并没有穷尽心灵生活,事实上,它本身有各种先决条件。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结构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他在描述和分析最基本的现象学维度方面最激进的尝试。胡塞尔与时间意识广泛接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他最终意识到,除了对象表现之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从而也质疑了海德格尔的批评的准确性),而且意识流相当于一种时间自我意识的形式,它与椅子和桌子的表现形式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原则和结构。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一句名言中指出,现象学的具体任务是揭示那些首先隐藏在视野之外的东西。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些现象不能立即显现出来,我们才需要现象学。18多年以后,在1973年的一次会议上,海德格尔明确地谈到需要一种“不可见的现象学”。19在这个方向上推动现象学边界的最持久的尝试可以在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的工作中找到,他寻求发展所谓的“不可见者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invisible)。简而言之,亨利的观点是,在世界之光中,在世界之外的可见性中,主体性不会显露出来。纯粹的主体性并不表现为世俗的对象,也不能通过与世俗表象相关的范畴来捕捉。相反,正如亨利所写的,
基础不是模糊不清的东西,也不是光照亮那些沐浴在其光线中的事物时才使光变得可感知,也不是事物本身作为就是一种“超验现象”,而是一种内在的启示,它是一种自身的存在,即使这样的存在仍然是“不可见的”。20
亨利的建议并不是现象学应该放弃对显现的兴趣而从事不受约束的推测。对他来说,谈论不可见不是谈论永远隐藏的东西,也不是谈论永远不会显现的东西,而是简单地谈论以与可见完全不同的方式显现的东西。
现象学必须超越对对象意向性和对象表现的占有和固定,这一观点为大多数现象学家所认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我们最基本的自我认识并不采取对象关系的形式,还因为我们与世界最基本的关系不是与对象或对象复合体的关系,还因为我们与他人的真实关系恰恰是我们与超越我们对象化把握的某个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思想已经在胡塞尔那里有了雏形,但毫无疑问,后来的思想家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通过他们对意向性、时间意识、主体间性、语言等经典现象学研究的批判性参与,激进地揭示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也为现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荐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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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Derrida,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In J. Derrida (ed.),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pp. 79–153).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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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C. Dillon, “Merleau-Ponty and the Reversibility Thesis.” Man and World 16/4, 1983, 36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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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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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Zahavi, “Michel Henr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Invisibl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32/3, 1999, 223–240.
第六章: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序言
现在就让我通过梅洛·庞蒂为他最著名的作品——《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所著的序言来总结第一部分的内容。这部序言力图回答“什么是现象学”这一问题。因为梅洛·庞蒂在他的序言中借鉴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人的观点,这篇文字不失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详尽答案。
正如梅洛·庞蒂在其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便距离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现象学”一词依旧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实际上,许多可能的定义是从多种不同角度切入的。
- 一方面来看,现象学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特征。它并不关注那些仅仅停留在经验或是现实层面的现象,而是试图去解析意识流、具身性特征及感知等要素中的恒常不变的结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观测世界的出发点以及人类的存在依旧是真实存在。现象学并不简简单单是一种本质主义学说,它还是一种讨论实在性的哲学。
- 现象学是一种先验的哲学。它试图反思经验与感知成为可认知物需要满足的条件,并且拒斥了人们的自然判断和日常中的形而上学假设(特别是一种独立于心外世界的主体意识的假设),以试图批判性地考察它们。但与此同时,它也承认这样的反思必须基于同现实社会既有存在联系的出发点,因此这门哲学的一大要务就是要试图真正理解这种与现实世界产生的直接联系。
- 现象学致力于构建一门严谨科学的哲学,但它同样具有反映生活世界的任务,以及厘清人类在近代科学之前对空间、时间和世界的体验。
- 现象学经常被概括为一门纯描述性学科。它描述我们的经验本身。它既不对经验的神经生理学渊源或生物学渊源感兴趣,也不尝试做出因果性的解释。但与此同时,胡塞尔把他的论述重点放在创设一门“发生现象学”上,即一种分析起源、发展和主观结构的历时性的现象学。
正如梅洛·庞蒂所述,简单地区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显著分歧值得一试: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致力于解析纯粹与恒常不变的感知模式,而海德格尔的(诠释性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则往往被解释为试图解析感知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但很快,他便驳斥了这一幼稚的尝试。他指出,所有上述对立的属性都能在胡塞尔的观点中找到。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对的并不是某种真正的对立或矛盾,而是现象学(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它)所必然包含和整合的两重互补层面。21
梅洛·庞蒂将胡塞尔的名言“回到事物本身”解释为一种针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同时他也在试图揭露比科学理性表现出来的人与世界关系更为根本性的一种联系。胡塞尔号召我们回到知觉世界,这一知觉世界是一切科学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前提。科学主义试图将我们简化为世界中的客体,以此可以用物理学、生物学或心理学那样对人进行彻底的剖析。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科学是我们认识并联系世界的唯一途径,因而,任何无法被自然科学证实的实体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存在的。然而,梅洛·庞蒂坚持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包括那些自然科学知识,它们皆源自于以身体为出发点的第一人称视角,如果脱离了这些经验性维度,科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科学表述根植于经验世界,在经验世界中,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科学的广度与局限,我们就应该研究世界的原始经验,而其中的科学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表述。在梅洛·庞蒂看来,科学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的片面观测既幼稚也不真实,因为科学实践往往预设了科学主义者在世界中先于个人乃至先于科学的经验。22
现象学强调第一人称视角,我们不应该将此与经典的(超验式的)理想化理论相混淆,这种理论试图将人的心智从世界中抽离出来,以期让一个(或一些)纯粹但在实际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客体来构筑现实世界中那些丰富而实在的部分。这种企图也是十分幼稚的。主体并不优越于世界,真理也不存在于人的内在中。人没有内在性,因为人本身就存在于世界中,人只有通过栖居于世界中才能了解自己。换句话说,现象学反思所反映的主观性不是隐藏的内部性,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关系。23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我们在面对一个“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被仅仅当做是一个由无数特定对象组成的集合,或者是由无数因果关系构成的总和,它应包含着我们时刻身处的环境与状况所蕴含的意义。
如果观念论是正确的,如果世界只是我们的本身构成和建设的产物,它会变得一目了然。它只会包含那些我们赋予给它的意义,因此它不会包含任何隐藏属性,也不会有任何神秘感。观念论和建构主义剥夺了世界的超验性。从这一点来看,对自我、世界和他人的认识不再成为问题。但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仔细的现象学分析将显示,我们自身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同样也是为了其他人,就像其他人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身,而同时也为我们存在着。不论是在理解自身还是理解世界的层面上,主体都不具有垄断性。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只有通过他人或他者才能使个人自身的属性与世界的属性变得可感知或可获得。简而言之,我的存在并不只是一个“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还是一个“他人如何认识我”的问题。主体性必然置身于且具身化于社会、历史和自然中。世界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关联性密不可分,现象学的任务即是思考世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间的恰当联系。24
我们同世界的联系是如此根本、明显和自然,以至于我们通常不去理会它。而现象学所研究的正是这被忽视的、显而易见的领域。现象学的任务不是获得世界上不同的领域的新的经验,而是理解经验研究所预设的与世界的本质联系。当现象学强调一种反思性保留式的方法论的必要性时——胡塞尔称之为悬搁(epoché)和还原(reduction)——这并不是说现象学有意舍弃世界而支持纯粹的意识,而是因为我们只能略微放松,才能使那些将我们同世界联结的意向性索线变得清晰可见。如梅洛·庞蒂所写,世界是壮丽的。它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谜。但若我们要真正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悬搁我们固有的“盲视”,不能将世界的存在看做成理所当然。通常来说,我生活在一个自然而密切关联着的世界中。但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不能如此幼稚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沉浸式视角进行审思。我必须要使自己远离这种关系,即便这种远离很轻微,这样才能使我有可能描述它。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认为对“存在于世”的分析预设了现象学的还原。25
现象学的研究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但这并不是分析的终点。关注本质并非是目标,而是一种理解、定义和表达我们现实存在的方式。关注本质结构的目的是在于获取现实世界的丰度,而不是为了从现实中解离出抽象存在并忽视它。26
对意向性的分析或者说对知觉指向性的分析,常常被认为是现象学的主要成就之一。一个人不仅仅会去爱、怕、看或判断,他还会爱一个所爱之人,害怕某种可怖之物,看见一个对象,并且对某一事态进行判断。不论我们是否在讨论感知、思维、判断、幻想、怀疑、期待或回想,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感知都具备某一意向性主体特征,如果不研究它们的对象(例如被感觉、怀疑或期待着的事物)联系,就无法妥善地分析它们。因此,意向性主体在达到对象时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因为主体拥有意向性。也就是说,主体在本质上是自我超越的,是指向于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事物的。但是,除了对我们的理论性的客体—关涉性进行仔细分析,现象学同样阐明了世界是先于任何分析、确认和对象化的。简言之,任何事物有一个预设的、固有的同世界的联系。因此,梅洛·庞蒂指出,这就是为何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向性。在他的《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将一种以客体化形式呈现的意向性称为“主动意向性”(act-intentionality)。但同时,还有一种更为根本且被动作用的非客体化形式的意向性,胡塞尔对此在其后续著作中予以了深入分析。据梅洛·庞蒂所言,这一原始而基础的同世界的联系无法进一步解释和分析。现象学所能做到的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一基础联系的关注,并且尊重它的不可还原性。27
梅洛·庞蒂将现象学描述为一种不间断且批判性的(自我)省察。现象学不认为事物是理所应当的,尤其现象学自身更是如此。用另一句话来说,现象学是一种持续的冥想。28梅洛·庞蒂在此处的意思是说,现象学总是在通向某处的道路上。这一点也体现在梅洛·庞蒂著名的论断上:“对事物的还原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无法对一个事物进行完全的还原。”29这种“还原”必须被看作为一种特定的持续反思,并且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作为能力有限的生物,无法获得绝对的反思,从而使得我们一劳永逸地同我们身处的世界中割裂开来,并以虚空来对它进行观测。即便是最为彻底的反思也依赖或关联于未经反思的生存状态,如同梅洛·庞蒂所说,这种生存状态维持着它最初的、持续的和最终的状态。30我们说,还原不能完全完成,并不是说它不可实施。但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实践,不是一次就能做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梅洛·庞蒂所说的现象学的非停止性和还原的未完成性表达的是同一含义。正如他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至于现象学始终处于一个未完成并继续实践的状态中,这并非是一个需要弥补的缺陷,相反,这是它自身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对世界的一种奇迹般的省察,现象学不是一个固定死板的机器,而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体系。31
推荐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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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C. Dillon, Merleau-Ponty’s Ontology. 2nd edit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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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arine Romdenh-Romluc, Merleau-Ponty and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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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Toadvine, “Maurice Merleau-Ponty.”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