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与结语

原作：Dan Zahavi，Phenomenology: The Basics（Routledge，2018）。

本篇译出原书第10章“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与结语。

译者：EIMY（第10章前半）、Kernel（第10章后半）、飞飞（结语）

校对：真红（一次）、飞飞（二次）、Va-11 Hall-A、希文、柴来人（三次）

第三部分：应用现象学

第十章：现象学心理学——定性研究和认知科学

定性研究和认知科学

现象学能够应用于心理学领域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乍一看，我们能轻易发现现象学对心理学贡献的独特性。与行为主义、计算主义这类对意识的还原方法不同，现象学心理学强调主观观点的前景化。它认为人类经历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并认真考量参与主体的经验主张和关注。它探索主体的生活世界，旨在理解对其重要的事物以及其如何理解自己的经历。它关注的不是亚个体层面的原因和关联，而是经验和意义。比方说，对于一个脑瘫患者，现象学心理学家会试着理解以这样的身体条件是怎样生活的，这种条件怎样影响了个体的经验生活，而不是去检查这位患者上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然而，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学者们仍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将哲学现象学的思想应用到心理学领域。由于对此有多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因此本章的概述，比起之前对现象学社会学的探讨，会来得更加多元多样。

现象学心理学

现象学心理学起源于何处？19世纪80年代的维也纳是一种可能。毕竟，胡塞尔就是在这里参加了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9－1917）的讲座。布伦塔诺此前写过关于意向性的文章，主张仔细描述意识的重要性。而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胡塞尔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明确区分了意识的两种现象学方法，其一是先验现象学，另一个是他所谓的现象学心理学。¹这两种方法间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探讨了意识，但却是以极为不同的方法来谈论的。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心理学的任务是以非还原的方法研究意向性的意识（intentional conscious），即以一种考虑其特性特征的方法来研究意识。现象学心理学非常重视第一人称视角的心理学，但在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的范围内，它与现象学哲学仍存在不同。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心理学家不是哲学家，而是积极意义上的科学家，因为他并没有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这种差别有何关联？虽然胡塞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哲学现象学的发展，但他仍然清楚自己的分析可能关系到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并对其造成影响。实际上，正如他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讲座中指出的，如果想要心理学以科学严谨的方式发展，就需要对经验生活有合适的理解和概念认识，而这些正是现象学可以提供的。现象学引导我们回归经验本身，而不是去推测和假设意识的本质。胡塞尔写道，现象学心理学家应该把一些源于其他科学学科的理论偏见放在一边，从而专注于那些被给出的东西，其目的是探究行为和客体之间的本质关联。²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虽然胡塞尔确实写过关于现象学心理学的文章，但对他来说，现象学心理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向其他学科的一种手段，即哲学现象学。他在《危机》（Crisis）中写道：“具体执行了的心理学一定能以某种方式将我们引向先验哲学。”³有时，胡塞尔甚至会强调从现象学心理学切入先验现象学的基本优势。如他所言，人们起初可能对先验哲学毫无兴趣，而只关心建立科学严谨的心理学。但若要将这项任务贯彻到底，并谨慎准确地研究意识的结构，那么人们终将走出最后一步，开始所谓的先验转向，然后到达现象学哲学。⁴

因此，在评价胡塞尔对现象学心理学的贡献时，我们应记住胡塞尔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从它走向正确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对如何进行访谈（interview）或实验方法给出具体的指导。

然而，胡塞尔的讲座和文章不久就成了实验心理学家们的灵感来源。一个早期的重要人物是大卫·卡兹（David Katz，1884－1953），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和胡塞尔一同学习，因对触觉和色彩现象学有重大贡献而闻名。

卡兹的20多本专著和自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对人类经验和现象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麦克劳德（MacLeod）在他的讣告中写道，根据卡兹的说法，“心理学家都应该将自己物理上、生理上、哲学上的偏见‘括号’起来，从而试着观察现象实际呈现的样子”。⁵的确，卡兹在《色彩世界》（The World of Colour）的引言中写道：

只有当我们忽略了可以研究色彩的所有其他观点时，才有可能描述色彩现象的总体。而如果一个人要完成这个任务，他就必须严格遵照描述现象学的观点[…]空间中颜色的显现方式和光照现象是本书所述研究的核心。其实，光照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心理学问题，但在现象学学者将光照视作独立的现象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⁶

重要的一点是，卡兹并不是不认同或不关心定量研究和主流心理学理论。事实上，对他来说，现象学心理学不只是按照表面意思理解事物，并且避免实验和理论建构的严格性。正相反，它需要严格的训练和规则，以此更好地进行实验和理论建构。通过仔细的研究，卡兹成功揭示了普通人类经验间的细微差别，而在此之前，这些差别一直被其他实验心理学家所忽略。⁷比如，在他关于触觉的著作中，他细致区分了表面触觉，沉浸式触觉和容积触觉，由此指出了感知二维表面结构，将手浸在不同液体中和感知无定形或图案的触觉现象，以及通过触摸皮肤表面来感知深层骨折之间的区别。卡兹也为研究运动和触觉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提出，正如光对视觉的不可或缺一样，运动对于触觉也是不可或缺的。⁸

卡兹是众多杰出的第一批受现象学影响的研究者，他们在批判同时代的主流理论，不论是行为主义还是精神分析，他们对人类存在的各个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最初，大多数人活跃在德国，但许多人在三十年代被迫移民。在战后，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在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和美国都出现了活跃的环境。⁹其中不乏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斯特劳斯（Straus, 1891－1975），林思霍滕（Linschoten, 1925－1964），弗罗姆（From, 1914－1998）。弗罗姆为我们对感官经验、空间性（1935）、睡眠（1952）和人际理解的理解（1953）做出了贡献。¹⁰

现象学精神病学

从早期开始，许多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就开始对现象学产生兴趣，并随之受到影响。鉴于现象学讨论的主题，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自然的。如果我们考虑在不同精神病学条件之下的中心的经验范畴，比如时间空间经验的结构，自我与非自我的划分，自己身体的经验，自我认同和自我统一，以及社会参与的特征，由此便可发现，现象学知识与精神病学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如我们所见，现象学广泛地对这些主题加以分析，而这样的分析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认识患者经验的精神病学家来说都很有价值。

例如，再想想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早期贡献，他在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前，曾是精神病学家。早在1912年，雅斯贝斯就出版过一篇短文，概述精神病学如何受益于胡塞尔的思想。¹¹在此一年后，他出版了《普通精神病理学》（General Psychopathology）。这一里程碑式的贡献随后出现在各种扩充版中，旨在告诉人们精神病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考虑患者的经验视角。这本书里包含了对病理经验的详细描述，而雅斯贝斯在其中十分强调精神病学多么需要哲学作为工具和加以区别。如他所言，“一个精神病学家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接受的哲学教育和知识”。¹²

许多身处瑞典、法国和德国的著名精神病学家，包括宾斯旺格（Binswanger, 1881－1966），闵可夫斯基（Minkowski, 1885－1972），和布兰肯伯格（Blankenburg, 1928－2002），都延续了现象学精神病学传统。例如，布兰肯伯格的重要著作《自然自明性的失落》（The Loss of Natural Self- Evidence）试图说明我们的在世在精神分裂症中的转变方式。布兰肯伯格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特点是“常识性危机”或“自明性的缺失”¹³。这里提到的“常识性”或“自明性”是一种暗含的对“游戏规则”的把握，一种比例感，一种对什么是合理且相关事物的判断力。它指的是我们在反思前对主体间情境的通晓，而这使得我们能自动自如地权衡事物，情境和他人的轻重。但如果发生了缺失，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为正常人觉得显而易见的问题所困扰。他们会发现自己普遍处于困惑迷茫中，一切事物都需细思。一名年轻女子对这个情况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到底缺少了什么？那是一种多么微小而滑稽，但却多么独特而重要的东西，人是不能没有它的[…]我发现我不再能在世上找到立足点。我已经无法控制最简单的日常事物了[…]我缺少的实际上是“自明性”[…]它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东西。人有了这种最简单的东西，才能继续生活，才能采取行动，才能和他人相处，才能知晓游戏规则。¹⁴

许多现象学精神病学家共同的一个见解是，不仅是精神病理学受益于现象学提供的理论框架，现象学本身也可以从精神病学的研究中获益，因为通过研究正常存在的病理性扭曲，我们可以揭示它根本的却不被予以重视的特征。

定性研究

随着时间推移，近年来学者更多地开始将现象学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这主要发生在应用心理学领域，但也发生在护理学和教育研究等领域。我将简要介绍、比较三种最常见和最具影响力的尝试，即1）阿米德·吉戈吉（Amedeo Giorgi）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descriptiv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2）马克思·范梅南（Max van Manen）的“诠释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和3）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Smith）的“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¹⁵。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狭义或广义地定义所谓的现象学，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论。现象学的定性研究是否应该保持描述性，并试图揭示本质结构？抑或是专注于个体的特殊性并加以解释？它是否应该接受胡塞尔的哲学方法论？还是以各种现象学概念和区分为引导来研究它？

吉戈吉的方法明显带有胡塞尔哲学观点，而他也特别指出自己的现象学心理学涉及对胡塞尔的哲学方法的修正。¹⁶吉戈吉坚持认为，任何现象学方法的应用，都需要对现象学哲学有所了解。¹⁷该方法的首要目标是提供一种忠于生活经验基本结构的描述。为实现这一目标，通常要注意三个核心元素。首先，现象学心理学家必须采用现象学的简化，不能“假定任何呈现出来的事物都是存在的”¹⁸。简而言之，现象学心理学家不应该假设自己正在经历的或被告知的事确实发生过，而应该简单地关注经历或者被描述实践，视其为有待探索的存在。由于这种关注，我们就可以研究完整的行为-对象关系，而不仅仅纠缠于对象。其次，现象学心理学必须具有描述性而非阐释性或解释性。¹⁹心理学家需要描述经验者是如何体验所给出的内容的，对于其中所给出的内容不应有增加或保留。²⁰他应避免在先前的理论预设下解释给定的内容，从而让经验者特别留意所给定的内容。最后，目标结论应当是普遍系统的。在仔细研究过具体事例后，应尝试提取出恒定的结构。因此，吉戈吉的现象学心理学方法主要有三个步骤：1）现象学上的简化，2）对描述性的侧重，3）对本质的探索。²¹

在更实用的指导方针方面，吉戈吉提倡一种多步骤流程。其中，研究人员在分析她从实验参与者处收集的描述时，应该首先阅读整个描述，以对全篇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她应当将完整的描述划分为一组组较小的含义单位。对于每一个单位，研究者接下来应尽力阐明其心理学价值和意义。²²

范梅南也强调了他的方法的现象学特征。与吉戈吉相比，他坚持认为方法中应包含解释性，阐释性的成分。但是，他也对现象学的哲学特征十分明确，并且同吉戈吉一样认为，对现象学感兴趣的定性研究者必须对其理论基础和含义有一定的了解。²³对范梅南来说，现象学的一部分是在尽力地意识到各种预设和假设，尽管它们的构建有时却阻碍了我们对事物本身的认识。确实，与他的解释学观点一致，回归事物本身于他并不是通过把他们放在括号里，遗忘或者忽略我们已知的一切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阐明我们现有的信念和偏见来实现的，由此我们便可更好评价这些信念和偏见的长处，揭露他们的不足。²⁴

在他的讨论中，范梅南一直使用经典的现象学概念，如生活世界，前反思的自我觉知和意向性。他指出了四个基本的存在主题，即时间性，空间性，身体性和社会性，声称无论人们身处哪个历史，文化或社会位置，这些主题都能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找到。他也认为这些主题在研究过程中作为聚焦点和指导方针会十分奏效。²⁵

范梅南是如何进一步描述现象学研究的目标，焦点和特征的呢？他提供的答案有些矛盾。有时，他着重强调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哲学。²⁶但他也说现象学不仅关注独特性，更是旨在掌握生活经验的基本方面。²⁷他一方面坚持认为“现象学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另一方面他又称现象学是一种传统，它为“现有的人类科学研究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基础”²⁸。而在范梅南说现象学如何应该将出发点设置在这个前反思，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中的同时，他有时似乎也认为现象学应该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他一再坚称现象学的任务在于描述事物进行分类之前我们如何前反思地体验世界。²⁹这种限制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现象学工作中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去理解我们对世界的前反思，前理论的掌握与我们随后对其的概念化和判断之间的过渡。胡塞尔在《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和他后来的作品《经验与判断》（Experience and Judgment）中都描述了这个过程。这也是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广泛研究的话题。

在《生活体验研究》（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中，范梅南写道，人文科学的严谨性取决于它在道德上是否稳固，而现象学的描述具有道德力量。³⁰范梅南对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现象学最重要的背离，正是体现在他非常规范的，有时甚至带有道德说教意味的方法。基于他的分析，范梅南声称能够确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父亲或母亲，正如他也质疑当代家庭结构是否考虑到了真正的父母身份。比如，仅仅生下孩子是不够的，因为根据他的说法，这仅仅是表面意义的父母。³¹范梅南因此接受了一种与胡塞尔完全不同的本质主义，并且毫无顾虑地对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具体分析，比如对女性，母性，父性和遗弃感等。³²

范梅南的本质主义与史密斯的方法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近年来在心理咨询和应用心理学方面十分流行。这种方法的关注点十分独特，因为它旨在了解个体如何体验特定事件和生活经历。约翰身患严重心理疾病的生活是什么感觉？乔治无家可归是种什么体验感受？成为母亲后，安妮对自己的身份变化感受如何？因此，IPA（解释现象学分析）不关注本质结构，而是对具体案例进行探索和微观分析。³³此外，与吉戈吉不同，史密斯并不完全依凭于胡塞尔现象学，而是借鉴更多的现象学作者。他不主张现象学还原，并且认为现象学心理学不应该保持纯粹的描述性。事实上，像范梅南一样，史密斯也认为我们作为人类本身就在参与解释性的意义构建活动。解释是我们意向生活的基本结构，因此它不仅是应当容许的，还是不可避免的。³⁴

尽管吉戈吉的现象学观点和范梅南的方法清晰可识别，但是解释现象学分析（IPA）的现象学起源和特点却有些可疑。这个方法明显是定性的。它是非还原性的，并且旨在作出详实的经验描述。但是仅仅考虑代理人/患者/客户的观点，这一点是否足以使它成为现象学方法？是否足以使它区别于定性研究中的其他方法？现象学就其起源是一种特别的哲学传统。融入了现象学的定性研究与现象学哲学确实有着不同的目标，但如果前者忽略或误解了后者，其是否还有资格成为现象学上的研究，这点令人生疑。关于IPA的介绍，比如《解释现象学分析：理论》（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heory），《方法与研究》（Method and Research）（2009），确实都包含对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萨特理论作品的简要描述，但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理论是如何被使用借鉴在随后的方法应用中的。IPA被认为是现象学上的，是因为它试图根据“自己独有的术语，而不是根据预先定义好的分类系统”³⁵来审视经验，同时也声称它从现象学采纳了关于如何关注并检验经验的建议。而面对“现象学远不止于此”的批评时，它会回答“现象学不是哲学的专有物”³⁶，以及，哲学家一直在把所有人正在做的事情形式化。³⁷这样的答案非常令人不满意。它不仅在贬低像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的实际贡献——他们当然不单是重新解读了常识性的真理，它也未能认识主观体验对现象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和研究传统的吸引。

现象学不是一个受版权保护的术语，它时常被奇怪地用在当代语境中。³⁸但，IPA显然试图通过标识现象学来强调自身的努力研究与现象学研究传统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似乎不能说明什么，而且当吉戈吉写道IPA应该被称为IEA（解释性经验分析），这一观点也很难辩驳。³⁹

在刚刚概述的三种定性研究方法中，吉戈吉的方法是最正统的，它尽可能忠于现象学原始资料。吉戈吉在他的作品中也强调坚持严谨，精细而耗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方法的价值不单来自于其严谨性和正统性，而是主要来自它所给出的结论。它是否提供了有用信息和启示？看到吉戈吉的现象学方法被应用在对嫉妒、社会焦虑等对调查中时⁴⁰，不论是和舍勒，萨特和海德格尔给出的关于羞耻感之类的感情的现象学分析比较，还是与之前的现象学心理学家给出的、或从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的作品中提到的深刻研究相比，都令人感到有点失望。

不时有批评人士对上述三种定性研究方法的方法学严谨性持保留意见。最新且最不留情面的批评可见于约翰·佩利（John Paley）的著作《现象学作为定性研究：意义归因的批判分析》（Phenomenology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eaning Attribution）（2017）。此书的开头，佩利认为在将现象学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评估时应当完全不涉及现象学哲学，因为后者的“卷绕（convolutions）”“只能分散注意力”⁴¹。事实上，就他的观点而言，胡塞尔“几近于故意含混（can be almost wilfully obscure）”⁴²。一份较早的文章中，佩利抨击了定性研究者，认为他们取悦（appeal to）被他们误解的哲学作者的行为，但随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各种曲解。⁴³这几乎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案，无怪乎佩利最终得出的结论非常具有批判性。在他看来，无论我们是否面对吉戈吉，史密斯或范梅南，“缺乏标准会使他们的程序变得武断（arbitrary），并为个人偏好的渗透提供了真空”⁴⁴。佩利本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固有或者内在（inherent or intrinsic）的意义（meaning），因此他指责现象学家们以为能避免将外部理论强加于任何正在研究的事物上。对于佩利来说，意指（meaning）是我们赋予邻近素材（data）的某种东西（meaning is something we bring to the data at hand），（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基于因果背景理论（causal background theories）和从中得出的推论。⁴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佩利不断指责吉戈吉，史密斯和范梅南从未对他们所说的“现象”，“经验”或“意指”⁴⁶做出任何明确的定义，他自己也没有对所说的“理论”和“推理”的含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某处，他用各种各样的例子⁴⁷来举例说明这两个概念，以至于术语的含义都相当模糊。如果将任何数量的背景知识，不管多么地无系统性和非结构性，都视为能构成一种理论，如果将某事物等同视为某物就已经是推理，那么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理论和推论就不足为奇了。但为这种泛化性（ubiquity）付出的代价显然是，这两个概念都变得非常淡化（diluted）和相当空洞（vacuous）。

在此无法对佩利的批评和我自己的取舍提供更全面的评价⁴⁸，但值得注意的是，佩利仍然专注于批评吉戈吉，史密斯和范梅南，以至于他忽视了其他当代用来整合现象学、心理学和精神研究的方法的存在。在采用不同定性研究现象学方法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类进展，该进展在更大程度上与主流认知科学有关，并且已经与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和自然化的现象学（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等联系在一起。

自然化的现象学

能否在现象学分析与意识的自然主义模型之间建起桥梁？尽管自20世纪初就开始讨论该问题，但毋庸置疑，智利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 1946－2001）的工作重新引燃了人们对该问题的兴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许多出版物中，瓦雷拉概述了一种新的认知科学的方法，该方法认为基于现象学分析（phenomenologically disciplined analyses）从亲身经验（lived experience）中得出的素材（data），以及认知神经科学中基于实验的描述，具有同等地位，并因相互制约而彼此关联。⁴⁹正如瓦雷拉所指出，如果认知科学要实现其目标，即提供一种关于意识的真正科学理论，它就不能也不应该忽略现象学的维度，因为这将漠视待解释项（explanandum）的关键部分。换言之，如果我们致力于更全面地了解心灵（mind），那么在不考虑经验本身的知性和结构的情况下，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基础经验的潜个人（subpersonal）事件的本质上并不能让我们取得多少进展。更具体地说，瓦雷拉认为，只要我们利用这样方法和步骤去做，那么主观维度本质上是开放给主体间性效度（intersubjective validation）的。他认为经典哲学现象学已经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并认为认知科学家真正学会并使用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开发的一些方法论工具，对于认知科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⁵⁰

来自梅洛·庞蒂的启发尤为鲜明。早在他于1942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ehaviour）中，我们发现梅洛·庞蒂充分了解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巴甫洛夫（Ivan Pavlov），考夫卡（Kurt Koffka），华生（John B. Watson），瓦龙（Henri Wallon）和皮亚杰（Jean Piaget）等心理学家的工作。因为其对现象学的重要性，对经验研究的兴趣在梅洛·庞蒂之后众多的著作中依然突出。他在《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中对神经病理学（Gelb和Goldstein对大脑受损患者Schneider的分析）的引用和使用尤其广为人知。在1949年至1952年的几年中，梅洛·庞蒂甚至在索邦大学（Sorbonne）教授发展心理学。自始至终，梅洛·庞蒂并未将现象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设想为一个问题，可以简单地应用已取得的现象学明察。梅洛·庞蒂的观点是，双方都可以从这种对话和交流中受益和发展。

瓦雷拉宣称梅洛·庞蒂很早就“主张直接亲身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之间存在相互阐释（mutual illumination）”⁵¹，他的一个更具体的建议是，应该将现象学的调查方式纳入神经科学研究意识的实验方案中。研究者应该训练参与研究的主体（participating subjects），抛弃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和理论，并教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经验本身上，以便将他们引入通常被忽视的意识各维度和方面。随后，研究者应该用开放式问题的形式让被试主体详细描述上述经验。得到的描述可以在主体间性中进行验证，然后用于相关神经生理过程的分析和解释。⁵²

瓦雷拉在该领域的处女作引起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并扩展到了关于现象学是否可以且是否应当自然化的问题上。⁵³毋庸置疑，争议之一便是“自然化”究竟意味什么。

我们可以从1999年出版的瓦雷纳与人合作编辑的里程碑式著作《自然化现象学》（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的长篇引言中找到一个答案。在引言中，四位编者认为，最终目标必须是对意识的自然解释，即，一种仅依托自然科学承认的实体和性质的解释，并且需要将现象学纳入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⁵⁴根据该建议，要使现象学自然化，就必须使现象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或至少是自然科学的延伸。然而，与此同时，编者们也谈到有必要重塑自然和客观性的概念，并声称有必要摒弃这样的观念——即科学客观性必须建立在现实独立于观察者的预设上。⁵⁵

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提议认为，使现象学自然化只意味着让现象学了解并参与经验研究。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要求我们的理论以我们的经验为指导。我们应该关注体验现实的方式。经验科学家可能并不特别关注深层的哲学问题，但是作为研究人员，他们确实关注具体现象，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不像传统的“扶手椅”哲学家（armchair philosopher）那样，倾向于低估这些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现象学已经研究了意识的各个方面，例如感知（perception），想象（imagination），身体觉知（body-awareness），注意力，意向性，社会认知和自我意识，但是这些不同的议题也经受过经验研究，并且据称对于现象学而言，不可轻易忽略与这些议题相关的实验结果。相反，现象学应该以最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经验科学可以为现象学提供其不能轻易忽视，且必须相洽的具体发现（finding），和可能迫使其完善或修改其分析的证据（evidence）。同时，现象学不仅可以为自己提供待解释项的详细描述，而且还可以批判性地阐明和质疑经验科学提出的一些理论假设，这可能有助于发展新的实验范式。因此，正如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所建议的那样，现象学分析中获得的明察（insight）也可以为设置实验和执行访谈的方式提供参考，而不只是着眼于实验被试主体的训练。⁵⁶

在许多主流认知科学的支持者眼中，自然化现象学仍然存在争议。尽管现在许多人可能愿意承认，对意识的科学调查也应该考察和解释事物的经验性的一面——并且因与非技术意义上的现象学可能相关——但大多数人都会抵制这样的说法，即他们应该接受经典哲学现象学中所有更具体的方法论程序或理论假设。尽管神经现象学仍然是认知科学中的少数派，但瓦雷拉、汤普森（Evan Thomson）、加拉格尔等人最初发表的成果却引发了一场激烈而持续的争论。它导致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杂志的创刊，并被证明对其他相关领域的持续发展有所影响，如对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意义建构（sense-making）的研究。

让我暂时回顾佩利对定性现象学研究的批评。佩利声称，现象学研究中更多的描述性方法与更多的释义性方法之间的分歧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分歧，因为有比描述和释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即“说明（explain）、理论化（theorise）、模型、测试（test）、假设（hypothesise）、评估（evaluate）、推断（infer）、模拟（simulate）”⁵⁷等。他想知道为什么现象学的定性研究者不去关心原因、模型和机制，为什么他们执泥于一种平面还原主义，排除了因果机制的存在，认为世界除了有待描述或释义的现象之外，别无他物。⁵⁸考虑到那些追求某种形式的自然化现象学的人的抱负和策略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错误的。让我简要引述三个具体实例，来阐明这一点：

在第七章中，我介绍了具身性现象学分析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现象学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突出前反思身体觉知的至关重要性。神经病理学的最新相关文献详细描述了隐性身体意识的多种失调，随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参与并讨论此类问题。例如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对伊恩·沃特曼（Ian Waterman）的周全分析。伊恩·沃特曼19岁时因病失去了脖子以下所有肢体的触觉和本体感觉。⁵⁹神经失调产生后不久，每当他试图移动肢体或整个身体时，自己可以发起运动，但无法控制运动部位的末端。如果他伸手拿东西，手会错过东西或是不受控制地撞上它；他若不看着自己的手，手便会开始“乱舞”，他只能依赖目视去重新安放双手。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学习过程之后，他才能够重新控制自己的运动。但是他对自己身体的意识发生了转化。普通的前反射意识对身体运动已不再有效且不可用，它已由反射性身体意识取代。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集中精神并监视。即使是坐在椅子上而不掉下来这样的动作，也需要保持注意力。如果沃特曼站立时闭上眼睛、灯光熄灭或打喷嚏，也很容易跌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沃特曼变得更善于走路，并非走路不再需要注意力，而是不断练习后，刻意控制变得不再那么费力了。⁶⁰

一方面，本案例研究阐明了我们的行动能力如何依赖于我们的前反射身体意识，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阻止后者的损害。该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很好地说明某些现象学上的区分与分析在经验上的相关性。但在另一方面，沃特曼的案例也敦促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经典的现象学解释。沃特曼尽管几乎完全失去本体感觉，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能重新控制并重新适应自己的身体。这不仅表明我们可能比预想的适应力更强，而且可以使用古典现象学家或许未能预见到的补偿性策略。⁶¹

第二个案例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了现象学家如何批评“人际理解是以理论驱动的推理过程为核心的”这一提议，以及他们如何转而对主体间性问题采取了具身的感知方法。他们对后者的解释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众多发展心理学家的证实和完善，这些心理学家研究了婴儿和儿童的基础简单的社会理解形式。尽管我们成年人必然会将精神状态推理归因运用在其他人身上，但不能将这种归因视为在婴儿中发现的平稳而直接（smooth and immediate）的人际互动（通常称为主要主体间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的基础。⁶²婴儿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区分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并将生物运动与非生物运动区分开。在一篇有关婴儿社会认知发展的调查和综述研究中，菲利普·罗查特（Philippe Rochat）和翠西亚·斯特里亚诺（Tricia Striano）得出了结论：婴儿对社交刺激表现出本质上的先天敏感性，两个月左右就开始呈现出主体间性的早期形式，这时的婴儿开始与他人分享经验、相互依存的意识⁶³，而且“在幼儿与他们的监护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触发，感受和情感的回应”是“发展更高级的社会认知包括心理理论的必要要素”⁶⁴。2至3个月大的婴儿已能借助微笑和发声与他人进行“原型对话”，并有能力改变和他们伙伴交流的时间和强度。实际上，婴儿似乎期望人们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与他们相互交流，他们也能积极地维持和调节这种互动。

发展心理学的发现不仅可以支持现象学研究中的核心主张，例如同感。⁶⁵这些发现还提供了对一系列特定社会现象的更为细致的描述。最后，它们能质疑现象学家提出的某些主张。比如说梅洛·庞蒂的经验研究，他认为人出生时没有自身-他者差异，婴儿直到六个月大时才开始察觉出陌生者。⁶⁶之后的研究质疑了这样的说法。⁶⁷

我最后考虑的案例来自精神病理学。现象学精神病学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沃尔夫冈·布兰肯博格（Wolfgang Blankenburg）而终结，而是继续蓬勃发展，目前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帕纳斯（Josef Parnas），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和托马斯·福克斯（Thomas Fuchs），他们都仔细分析了精神分裂症中被困扰的自我和世界经验。

近年来，人们愈发重视精神分裂症的早期鉴别和治疗。简而言之，治疗越早，预后越好。这种关注使得人们更加重视非精神病，即幻觉和非妄想的经验异常的发生。例如受到干扰的自我存在，与他人截然不同的感受，或相对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的固有困惑。这种异常的存在可能有助于早期的鉴别诊断。

早在2005年，一组研究人员共同制定了定性和半定量心理测验清单，名为EASE（异常自我经验检查，Examination of Anomalous Self-Experience）⁶⁸。该清单借鉴了多年的临床工作，并受到哲学现象学理念的激励和启发，旨在支持系统化的临床诊察和全面评估主体经验的细微干扰。EASE手册由五个领域的57个条目组成，其中每个条目均附有患者陈述和自述的典型示例来解释说明。这五个领域是：（i）认知和意识流；（ii）自我意识和存在；（iii）身体经验；（iv）边界感（demarcation）/互易感觉（transitivism）；（v）存在重取向（existentia）。根据症状的存在与否和严重性/发生频率进行五分制打分（0-4分）。

结果表明，以自体疾患（self-disorders）和情绪困扰（perplexity）为代表的异常主体经验的存在与否，是重要的预后指标，可以帮助鉴别易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高风险人群。⁶⁹此项研究结果还表明，对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的研究除了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干预、直接有益于患者之外，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精神分裂症的实质核心。萨斯和帕纳斯（Sass and Parnas）认为，自体疾患可能是由致病作用引起的。该观点影响了日后精神病病理学的确立和成形。⁷⁰

现象学的访谈

我再提一点现象学访谈。吉戈吉的首要目标是从被试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完整的经验描述。每当被试者谈及自己经验，我们就该保持倾听。如果她不再谈及经验细节，转而空谈（theorize）经历，则面试者应委婉地引导被试者继续描述。⁷¹吉戈吉道，现象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具体的细节或内容，只在乎所研究经验带来的启示（revelatory）”⁷²。贝克（Aaron Beck）在吉戈吉方法的最新应用中，解释了如何选择三个主体进行社交焦虑的研究。他们必须在前述的至少一种情境下报告所体验到的社交焦虑，还应详细记住经历以便于充分描述。访谈由录音带录音，仅在被试者叙述的某些部分不甚清楚或缺乏深度时才会追加提问。⁷³

这种放任型方法（hands-off approach）必须与另外两种访谈技巧进行对照，这两种方法由受到现象学启发的研究人员执行。这两种情况下研究人员要面对同样的挑战：如果正在接受访谈的被试者被要求提供关于诸如惊恐发作的经历，或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生活的详细描述时，只能提供非常粗糙、肤浅的表述时怎么办？

一种策略是进一步发展瓦雷拉的方法和建议，将被试者培训成为更好的观察者和讲述者。心理学家诸如皮埃尔·威尔莫西（Pierre Vermersch）和佩蒂姆恩（Petitmengin）使用称为启发式访谈（elicitation interview）或微观现象学访谈（micro-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的方法，他们认为可以教授访谈者引导被试主体逐步展开并扩大其注意力的范围。如此这般，被试者能够发觉并描述其经验中迄今被忽视的方面和微妙的细节。⁷⁴

采纳EASE的现象心理学家发展出了另一种策略。精神科医生使用EASE提供的清单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积极主动地与被试者互动。精神科医生通过询问被试者有关经验的特定维度和结构的问题，已经能够从患者那里获得关于具有特殊相关性的各个领域的描述。现象学哲学家恰好强调了以下这些维度的重要性：例如身体（bodily）、时间（temporal）和社会维度等。这种方法的现象学特征并不仅仅体现在于它采用了一种具体的访谈技巧，或是它对从患者那里获得第一人称的报告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它采用了一个关于主体与自身、世界和他人的结构的综合理论框架。

关于如何最好地在定性研究和临床实践中采纳和应用现象学思想的辩论必然会继续下去。⁷⁵让我在本章的最后提出几点建议。

最后的建议

我们必须超越目前在定性研究文献中可以找到的各种建议。在经典现象学心理学家的工作中，在现象学精神病学的传统里，以及在自然化现象学的当代讨论中，都存有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后者的讨论已经充分表明，现象学不仅可以在处理、分析和解释可利用的素材上有所作为，而且还可以在一手素材的获取方式上有所作为，例如，使用特定的访谈技巧或影响实验设计等。

任何方法、过程或措施，凡是要冠以“现象学”的标签，都应熟悉现象学理论。这是必要条件。然而，在非哲学的语境中，与现象学相关的核心概念的创造性使用，如生活世界（lifeworld）、意向性（intentionality）、同感（empathy）、前反思经验、视域（horizon）、历史性（historicity）、生命感受体（lived body）等，将比严格遵守和坚持执行悬搁和还原更有价值和成效，因为后者的过程有明确的哲学侧重点和目的。

归根结底，那些有志于应用现象学的人应该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要太纠结这个过程是否符合胡塞尔或梅洛·庞蒂关于如何应用现象学的想法。毕竟，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研究或实践是否符合正统现象学，而在于其是否卓有成效。若要成为良好的现象学研究，所使用的现象学工具必须展现出它的针对性，必须有所贡献，必须能够允许新的明察或更好的干预治疗。我们应该根据研究结果的基底来评估过程的价值。

结语

Steven Crowell曾言，现象学的未来将取决于那些从事现象学之人的才华。⁷⁶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在现象学哲学和应用现象学的情况下都是如此。然而我也认为，这将取决于是否有能力阐明和加强现象学事业的共同点，而不是卷入在不同时期令人遗憾地困扰现象学历史的那种宗派学阀纠纷。人们把太多的精力用在强调内部差异上，而不是共同的优势上。

现象学曾一度落伍不适时宜，被批判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其他理论形态所取而代之。然而，毫无疑问，现象学在过去的10－20年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复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肯定是，人们发现轻而易举地摒弃经验（experience）这一主题、转而专注于符号系统、语言游戏、交谈话语（discourses）等方面是有缺陷的。与一种普遍的误解相反，现象学的核心主张从来不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然、历史、社会和文化领域，只需一个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调研就已经足够了。更确切地说，这样的调研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需要考虑具身化的、感知的、思考的、感觉的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现象学在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贡献。

现象学远不只是过去的传统，而是相当有生命力的，能够为当代思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正如“牛津当代现象学手册”⁷⁷中收集的文稿所显示的那样，目前有很多工作正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向内（和向后）和向外（和向前)[Inward (and backward) and outward (and forward)]。一方面，我们找到了与经典作者持续接触和对话的机会。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哲学资源和见识显然还没有耗尽。另一方面，现象学与其他哲学传统和经验学科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在我看来，现象学应该继续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很难预测100年后会有多少人自称现象学家。但我很确信，现象学中发现的基本见解将继续吸引、启发有天赋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