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名：The Marx through Lacan Vocabulary: A Compass for Libidinal and Political Economies
编者：Christina Soto van der Plas、Edgar Miguel Juárez-Salazar、Carlos Gómez Camarena、David Pavón-Cuéllar
消费
Agustina Saubidet
—Ara.: —Chi.: 消費—Fre.: Consommation —Ger.: Verbrauch/Konsum —Ita.: Consumo —Jap.: 消費 —Port.: Consumo —Rus.: Потребление —Spa.: Consumo —Tur.: Tüketim
→ 自动主义；劳动/工作；市场；奴隶制。
拉康里的马克思
——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水火不容的这种偏见，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就已经存在，而在1990年代则更为强烈。这种紧张关系在拉康所处的时代也存在，特别是自五月风暴以来，由于德勒兹、德里达和福柯而变得更具体了，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然而，在阅读拉康的作品时，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反的情况。
有两个较早的例子。首先是拉康明确提到过_《资本论》中 “商品的拜物教和其中的秘密”一节，并借此考察了商品的处在拜物教之中的价值：拜物教价值不是从它的 使用价值 （与人类的需求相关）而是从它的 交换价值 （被视为商品的物品）中获得的。拜物教价值，在资本主义中仍然隐藏在货币价值的背后：这就是拉康会定义为拜物教的对象fetish-object或屏障后的对象screen-object的东西（SIV_，21.11.56，第24页）。在之后的一年，拉康亦认为 《资本论》 是 “令人惊讶的首创，丰富之大端”（SV，27.11.57，第72页）；他 “敦促”我们重温第一节关于商品价值、数量价值关系和 一般等价物_的特殊主题。马克思出现在拉康的每一次研讨会中，除了 第八、第十二_和 第十三 研讨会，他甚至称马克思是一位结构主义者（SXVI，13.11.68）。对于拉康来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一位诗人_（SXXV_，20.12.77），而且是一位为精神分析奠基的思想家，几乎拥有着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一般的地位，而非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孤立的参考，也绝非一个并不起眼的作者。这种见解最显著的时刻是在1968年和1971年之间，当时拉康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基础上提出了 “剩余－享乐”的概念。他的四种话语理论由此而出。即使在 解散信 Letter of Dissolution_之后，马克思仍然是他所参照的对象（MA_, 18.01.80）。在晚期的理论中，拉康将马克思视为症状的创造者_（SXXII_，18.02.75； CNA； LD，18.01.80）。拉康始终坚持着回到马克思，这或是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墨水所染，或是为阿尔都塞的放大镜所折射。
有两个问题应予强调。第一个问题是，在重温马克思的作品时，必须注意到拉康所处理的主要是马克思最早的、最具哲学性的著作，即《论犹太人问题 》（OJQ）；《 1844年_经济学哲学手稿_ 》（EPM）； 《哲学的贫困 》（PP）；《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 》（CPE）。第二个问题是，拉康不仅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联系起来，而且，至少在两次研讨会上_（SVI_，17.12.58，第123页； SXIV，12.04.67），他藉由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列维－施特劳斯，1949）来达成此种联系，这本书始终贯穿着拉康的学术生涯。列维－斯特劳斯的 《基本结构 》一书所提供的理论联系，使得拉康能够将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 剩余 概念与精神分析领域联系起来（Saubidet，2018）。
从商品交换到作为消费客体的女性
从拉康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经济学和人类学的共同点是妇女的身体被认为是商品，是男人之间交换和“用益”（对非所有物拥有使用、收益之权利）对象；是具有交换价值、享受价值的身体_（SXIV_，12.04.67）。男人也可以被视为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交换商品，然而这不会改变交换的形式（Lévi-Strauss, 1956）。“男人”和 “女人”是话语的效果。因此，这不是生物学的问题，而是关于身体如何根据不同时期、文化、社会地位和劳动分工而被语义化和符号化的问题。
拉康在 第四研讨会 上，就商品和礼物交换的意义来讨论朵拉的案例时，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同样，在1971年，还有一个关键短语。“你不可贪恋你邻居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他的牛，他的驴；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对于生产资料的枚举。”（SXVIII，19.05.71）。
拉康、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三重联系没有被人注意到，后来也被忽视了，这导致了在临床上 原乐 和剩余－原乐－[plus-de-jouir]之间的误解，以及对于那个父亲版本的 “女性的女儿”的忽略：在第五研讨会中提出的、象征的父亲之前，父亲是作为捐赠者_（donateur_）（SIV, 23.01.57），作为一家之中母亲的父亲（即外祖父）的代理人，或者同样地，作为给出礼物的群体的代理人的（Lévi-Strauss, 1949）。这个父亲履行了一个前－恋母的角色，这对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父亲占据了那第四个元素的位置，他有能力捐赠、赠予和流通他的物品——包括他的女儿。这不仅在主体上留下了象征符号的痕迹（代表着交换的相互回路之起源，——这是父亲这一符号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而且还提供了一种调节享乐的特定方式。正如拉康所言：“‘用益’意味着你可以享受_（jouir de_）而无需耗费你的所有物”（SXX，21.11.72，第3页）。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在交换的形式中，妇女是如何作为商品在男人之间流通的，正如Mauss马塞尔·莫斯（1950）、 Lévi 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1949，1950）和Lacan拉康_（SVI_）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想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妇女是否被视为消费、积累和“用益”的对象？这是本条目（即 “消费”一词）关注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如何看待“消费”？
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们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分离而独立的项—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四个项实则是同一单位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整体。
消费是最后一步，在这一步中，“产品从社会运动中脱出，成为个体所想要（individual want）的直接的对象，并且在对它的使用中服务和满足这种“想要””（CPE，第275页）。因此，生产立即就变成消费，反之亦然。物品被消费的方式是它如何被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直接结果。“各种元素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对于任何有机体来说都是如此。”（CPE，第292页）。如果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因为这样一个物体在其组成上就已经缺乏了。只有在其消费中，抽象的产品（the product）才真正转化为具体的产品（a product）。根据这种说法，消费是新的生产需求的来源，随后亦成为生产的内部原因、以及前提条件。“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但是，消费也再生产了需求”，马克思这样指出_（CPE_，第279页）。
因此，生产通过提供消费的物质基础、消费的对象来创造消费；但这不是任意的对象：它是特定的对象，要以特定的方式来消费。因此，由于生产创造了对象，它也创造了消费者和消费它的方式。同样，这种生产本身也创造了对这种对象的需求。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和消费是在它们的创造中相互创造的。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每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和生产形式相应的消费形式，以期实现特定形式的获利，即 剩余。这是基于对他人身体的剥削，使得生产中产生的剩余反倒积累在那些不生产的人手中，但他们仍然对它有一系列权利，原因只是他们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剩余 是自由劳动，它的积累变成了 资本，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资本就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全在于利润本身，更多是在于对他人身体的过度索取。换句话说，交换不会产生积累，而殖民（剥削）会产生。
虽然货币是生产 剩余_的主要模式，但拉康（IEM_）警告我们，它不是生产剩余的唯一方式。因此，一个主体——作为话语产生的效果——浸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且把持着那基于剥削的社会关系形式，藉由对他人身体的用益权而获得 额外的利润 。这种用益权也可以基于他们的时间、空间、知识和技术，而不一定是基于金钱。此外，一个主体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施加同样的剥削。
从这一角度出发，Silvia Federici（2004年，2018年）在其最新研究中即谈到了妇女作为用益物的问题。她不仅探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妇女通过其劳动和生育能力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而且还在那些几已被现代社会所淡忘的概念中回溯了某些被认为是 “女巫”（医生、助产士、巫师）的妇女的情况。在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这类女性（当然在她们被抹除之前）的知识被窃取了（Federici，2004）；这种殖民、同时也是财富的积累使资产阶级能够创造现代的，父权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科学话语，具有了推翻上帝的能力，进一步攫取了政治权力。绝不可忽视后一种看法，因为拉康亦曾阐明了精神分析是运作于那个现代科学的主体的_（ST_，第729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结晶和扩散后，所产生的一种固有的主体类型。
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其他消费
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域，其他普遍的生产方式也彼此共存并且相互关联。也就是说，potlatch(夸富宴)，这个在拉康作品里的几个段落中借用了的，马塞尔－莫斯的概念（SIV, 23.01.57; SVII, 18.05.60; SXIX, 09.02.72, 19.04.72）。“在维持主体间关系的方面上，这些交换形式的实践被看作是有益的”——假使有些东西“奇迹般地”（SVII，18.05.60，第234-235页）能逃脱资本主义模式中基于积累和剥夺的商品处置、使用和分配的典型逻辑。
与上述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 _potlatch_的伦理在于赠与礼物以结交朋友（Amigo，2015）；也就是说，potlatch是通过相互赠与的方式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形式（Mauss，1950），而非通过积累来产生资本。相反，从 给予 到 接受 ，再到 回馈，期间循环着相互的利益和补偿，因为收取礼物的人一定会回馈。
在这里，有一个临床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后果：必须考虑到对于每一个居住在资本主义模式里的主体，这些词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像 potlatch 这样的交换形式远非 “原始”，而是普遍的、复杂的、对一个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而资本主义正是根植于这些形式和其他一些形式中。更具体的特点是，它们涉及整个文化的象征生活；因此，它们被认为是一个 完整的社会事实 （Mauss, 1950, Lévi-Strauss, 1950, Alberti & Méndez, 1993）。
potlatch_会有很多面貌。它可以很接近 礼物 的概念，但同时也与毁坏和财富消费的概念相联系：通过一个公共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财货被毁坏、消费和挥霍（SVII_, 18.05.60, p. 235）。根据 _potlatch_的逻辑，你失去的、毁坏的和消费的越多，你拥有的就越多。你只能拥有你能失去的一切。
这就是价值变得明显的方式：藉由无限制的给予。礼物是一种示爱的行为，但同样地，你授予、毁坏和消耗的越多，你所得到、表达、使用和发挥的力量就越多：这当然是说给予和接受的力量。进而，社会等级与这既定体制中的位置，如此便被赢得了。总之，失去、捐赠、毁坏、挥霍和过度消费这些表面上的非理性行为实际上为主体提供了显赫的社会等级（Bataille, 1949）。
简而言之： potlatch 中的毁坏决定了权力和等级的地位，这是一种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声望；而让步或给予妇女的行为，则几乎是最重要的行为（Mauss, 1950; Lévi-Strauss, 1949, 1950）。在这些制度中，单身男子总是被视为贪婪的局外人，因为任何为自己积累财货而不愿意对共同体授予或交换财货的人都是在切断他与整个共同体的联系。相反，资本主义则会认为礼物和财富消费不过是损失。
马克思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朵拉案中的政治经济学
回到拉康对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我们从以下情况开始。朵拉是那个困于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换对象：两个男人自然就是K先生和朵拉的父亲。“朵拉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被献出了，正如K先生的意愿；她的父亲却对此视而不见，从而使她成为可憎的交换对象”（PT，第178页），被作为第四个要素，使其他三个项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这种四方（quaternary）结构 ，只有在朵拉被完全物化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种情况出现在 第四研讨会上，拉康说_（SIV_，23.01.57）：
朵拉反叛到底，并且开始说：我父亲要把我卖给别人。实际上，这是对形势的清晰而出色的评估，以至于这种洞察一直处于这种半遮蔽的状态。事实上，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以一种隐蔽的宽容允许K夫人的丈夫继续追求朵拉，是对父亲自己放纵的一种补偿。[…]多拉发现自己的角色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对象。
父亲把朵拉卖给了K先生以换取K夫人，而K先生认为夫人毫无价值。这一幕的问题不仅在于朵拉位置的复杂性——由于那个作为父亲目光的欲望对象的母亲已然缺失——还在于另一些潜在的东西，即，对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还没有被充分强调。在俄狄浦斯的、标准的一夫一妻制叙事中，首先，朵拉的父亲是一个鳏夫、或者一个离异的男人，而其次则是父亲可能 “出租”他的女儿以换取另一个女人—一个已婚的女人。这揭示了现代一夫一妻制中充满爱欲的、理想的和标准的俄狄浦斯式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明显的经济唯物主义的一面，在其中，上述的四方结构得到了解决，与《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相联系：那些“男人”觉得自己是其“主人”的物品，并从中获得额外利益，这是得到了当时民法典的认可的（MOS）。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对朵拉案件的解释是这样一个不同于今日的时代的内在要求；这个时代（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与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模式息息相关——它以男人对女儿、女人和妻子的私有产权为中心。在这些制度下，一夫多妻制是“不允许的”。
让我们来看看朵拉的父亲。父亲是为自己保留力量，因为他积累了三件财产（并保留了对这些财产的用益权）——K夫人（他的婚外恋情人，已婚），朵拉的母亲（他把她作为妻子的社会角色保留下来），以及他的女儿朵拉（已被他出租了）。从这三人的每一个身上，他都有所收获。但朵拉并不是她父亲的女人序列中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她是他的女儿，这就是为什么她同时占据着另一个家谱位置。类似地，即使朵拉可能会这么想，她也不能与K先生结合，因为K先生已经有一个妻子：因此这种关系_既不是一种交换，也不是一种礼物_。
现在我们来考虑 potlatch 系统。这种资本主义逻辑描绘了虚假的捐赠、虚假的联络，因为为了联盟的缔结，必须有一个对象被损失：一个礼物或者一些可以送出的东西等等。而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朵拉的父亲从未失去他对女儿和妻子的私有产权和用益权，因此没有交换；相反，他以女儿的身体为自己牟利。如果没有 _私有财产_的概念，即与当时的民法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再次表明了，法律是如何成为这种政治经济的 上层建筑 的一部分。于是这就成了那安排在两个男人之间的 对于私人物件的享受；对于朵拉的父亲，则是试图与弗洛伊德达成某种共谋，以使朵拉不再阻碍他与K夫人的关系。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就价值而言，朵拉是不值（worthless）的，而让她明白这一点的是K先生。一物与另一物的交换是可能的，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价值比例。阳形（菲勒斯）作为一种 普遍的等价物 ，使多拉和K夫人之间绑定了某种等价关系。如果其中一个对象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K夫人对K先生来说什么都不是——另一个也会如此，因为没有人交换不值的东西。因此，朵拉验证了她对她父亲来说是不值的，她没有被阳形所表征，这就是她不能被送出的原因。对于她而言，只能是被扣留，并且为她的父亲和K先生提供一些 剩余 。
在这个版本里，那父权的、积累的以及贪婪的父亲，似乎并不十分接近理想的俄狄浦斯情结里的父亲，而是最为乱伦的版本，更接近资本主义的语法，因而也正是在资产阶级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在那里，爱最终还是无法掩盖话语所确立的_剩余原乐plus-de-jouir_。父亲以其资产阶级男性的身份——即使他在生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打算享受却不付出什么。那些资产阶级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K夫人和朵拉的母亲，是这些主人的主要帮凶，因为她们也想从这些有利可图的地位中获利（波伏娃，1949）。
正如拉康所说，当以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时，交换价值只在外头起作用_（SXVI_，30.04.69）。当它被放在里头，放在仓库里，被保存起来而没有被消费，它的使用价值就被禁止了；也就是说，它不能被用来满足来自内部的需求_（SXVI_，30.04.69）。显然，后者并没有发生在多拉的案例中：在这案例里，弱者被强者剥削，“个人利益被嘲弄，富人的谎言变成了真理”，“社会等级将沦为一种剥削所得的商品，而同时亦是一种无耻的利润来源”（Bataille, 1949, pp.74-75）。在这类社会领域中，妇女业已成为一种商品，从法学的 占有 观念来看，她们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价值，变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欢愉的客体_（SXIV_，12.04.67）。当然，拉康对朵拉的案例分析是理解这逻辑最好的例子。
无疑，提到消费的话，拉康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拉康能够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再生产的——正如在消费社会的联络、联盟和交换的形式中，以及在其 上层建筑_中一样——它们的生产模式总是基于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剥削以获得剩余，基于它对每个主体的享乐策略的影响。同样，马克思以拉康的临床观点观之，亦可以把每一个嫉妒的男人都看成是一个私有财产所有者，而女人则是其库存的一部分（MOS_）。
译自西班牙语，译者：劳拉·赫马诺夫。
拓展阅读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n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pp. 157–21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rx, K. & Engels, F.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In: 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V, pp. 19–93), W. Lough (Tra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Saubidet, A. (2019). Cuando la mujer se vuelve parte del inventario. In: Narraciones, 1: 63–74.
参考文献
Amigo, S. (2015). Los fracasos del fantasma. Buenos Aires: Letra Viva.
Alberti, B. & Méndez, M. L. (1993). La familia en la crisis de la Modernidad. Argentina: Libros de la Cuádriga.
Bataille, G. (1949).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De Beauvoir, S. (1949). The Second Sex, C. Borde & S. Malovany-Chevalier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Federici, S.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ueva York: Autonomedia.
Federici, S. (2018). El patriarcado del salario, M. Catalán (Trans.). Buenos Aires: Tinta Limón.
Lévi-Strauss, C. (194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J. H. Bell et al.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Lévi-Strauss, C. (1950).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arcel Mauss. F. Baker (Trans.). London: Routledge, 1987.
Lévi-Strauss, C. (1956) The Family. In: H. Shapiro (Ed.). Man, Culture and Society (pp. 261–2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uss, M. (1950).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I. Cuninson (Trans.). London: Cohen & West, 1966.
Saubidet, A. (2018). El Marx que usó Lacan: aportes del marxismo al psicoanálisis lacaniano. In: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Ed.). Memorias XX.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y práctica profesional en psicología (pp. 699–704). Buenos Aires: UBA-Facultad de Psicologí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