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

原书名：The Marx through Lacan Vocabulary: A Compass for Libidinal and Political Economies

编者：Christina Soto van der Plas、Edgar Miguel Juárez-Salazar、Carlos Gómez Camarena、David Pavón-Cuéllar

资产阶级

—Ara.: —Chi.: 資產階級_—_Fre.:Bourgeoisie —Ger.:Bürgertum

—Ita.:Borghesia —Jap.: ブルジョアジー —Port.:Burgesia —Rus.:

Буржуазия_ —Spa.: Burguesía —Tur.:_Burjuvazi

→ Capitalism; Money; Society; Tyrant/master。

“资产阶级（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burgus，其又来自日耳曼语burgs，意指：小城市和堡垒。它的西班牙语衍生词burgo（1087）指的是：位于东欧的郊区的、小型的和中世纪晚期的城市；burgalés作为一种存在样态亦出现在《熙德之歌》（描述西班牙的勇士罗德里戈·鲁伊·地亚斯于1200年左右的生活的诗歌）中：用于称呼市镇居民的污名化词汇。最后，确立为有产者（bourgeois）和中产阶级（middle-class，在法国资产阶级中）：市镇居民，有产者。

尽可能简短的概念介绍

正如本导言中所提到的，对一个范畴的定义，首先需要追踪其起源的基本脉络才好理解。在追踪这些之后，才有可能尽可能地对它作为启发式工具所呈现的矛盾和限制提出问题。此外，我们必须提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两位作者于此相遇的范畴：拉康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路径、分析对象和实践都很特别，虽然他们的同源性得到了准确地指出（Tomšič，2015），¹但他们的话语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关系是由Alemán（2019）通过他的反哲学、以及其他并不显著的手法（Alemán&Larriera，2009）构建的；这些并不打算将马克思和拉康的归属和距离引入一个思想系统或哲学传统，而是捕捉一个奇点，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概念，从“理论严谨性以及决定我们的历史现实之紧迫性和结论”开始(Alemán，2019，第16页）。

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构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拥有生产和转化资本的手段，从而侵占生活的世界——例如时间、工人的生活和生态维度——并且将其转变为一个死亡的世界时，这个支配就实现了。资本是在没有限制的指数增长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

可以通过遵循历史辩证运动的论点来理解资产阶级的起源，其中的主要思想是“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第482页）。

正是以这种方式，前一个阶段的封建主义中，资产阶级被排除在贵族和教会的控制之外，而后者的控制逐渐松散，这有利于打开当时因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活力而尚且陌生的商业交流：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China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第485页）。

这一革命性因素，连同特别的艺术实践和新的知识形式，带来了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复制和改变现实并逐渐稳定下来的阶级。这个在一开始尚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一旦发现积累资本的做法，就建立了它的控制权。

资产阶级的支配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再生产和物质改造意味着，在表象领域，拥有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控制着精神生产的手段，因此，一般来说，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9页)。

这种精神或灵性力量，是在关于世界的特定概念之信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将具有结构性经济关联，其通过渗透“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在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中”来普遍化它的概念（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与克罗齐哲学》（西班牙语译本），1971年，第12页）。²

基于前文框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中）指出，资产阶级运作中存在特定的意识形态错觉。人权中的个人自由思想，以及物神化[fetishizes]自由市场领域的经济幻想，是其中的两种错觉。另一种批评是在认识的层面上：谴责政治经济学及其所谓的中立性和经济必然性。如果我们考虑法律维度，后一种批评就会被放大。因为法律维度试图脱离政治或宗教，而宗教——我们都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宗教会改变其原先的一般的价值观。并且，前者也与法国重农学派的提议及其与政治主权和经济科学的背离有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回顾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统治效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拉康的工作之交汇点了。

资产阶级概念与拉康思想的传播

在拉康的作品中，资产阶级的范畴多次出现。简而言之，为了建立这一范畴，我们将强调1966年至1972年“时期”中的四个关键指涉。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的拉康派传播受到青年骚乱的影响和当时发生的革命所导致的文化变革的挑战，这种划界就具有了意义。

这些年来，人们对话语、社会纽带、革命理念、社会地位落差中的享乐、症状的发明以及更广泛地说，精神分析实践和文明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精神分析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相互关系都产生了担忧。

在一开始就必须指出，在拉康这里不可能找到“资产阶级”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允许资产阶级出现的物质条件（资本的生产、改造和创新）以及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意识形态运作。拉康对资产阶级的运作感兴趣，他的方法植根于马恩假设下的经济，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精神层面，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即欲望和享乐之间的关系”（SXIII，20.04.66）。³他的分析并没有提出一个非历史的或形式化的条件，相反，它来自对历史_实体(Moteriality)_的具体象征性表达，这种表达允许人们从重要的唯物主义中理解一个单一主体。拉康所造的词”实体”（Moteriality[moterialité]）代表一种文字的唯物主义，源自物质(materiality[materialité])和法语单词[mot]（见拉康在日内瓦的索绪尔中心以《症状》为题所作的报告，第13页）。

对拉康来说，现代科学，即资产阶级内在的认识论，产生了资本主义主体的定义。科学通过一种普世化的心理学的发展达到这种生产，这种心理产生于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及其知识生产的各种变化。这是一个以科学为后盾的经济转型，向心理学（psi）领域发展，即福柯所理解的心理学——这是拉康当时不同意的概念（见《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第68页）：

科学心理学作为精确科学的最新发展，出现在支持这些科学体系的资产阶级文明的鼎盛时期，因此科学心理学只能天真地相信在物理科学中已出色地证明其价值的机械论思想。[...]同样，这种心理学的历史进步，当它以对宗教理性主义本质的实验批判为起点时，随着最新的心理物理学在功能抽象上达到顶峰，其现实[观]越来越严格地降低到仅仅测量人类劳动的物理产量。

因此，对拉康来说，由资产阶级的经济进步传递的机械论思想决定了心理学领域是一门实证科学。主体手头有什么可以主体化的（这里参考Alemán（2019）指出的，拉康与福柯主张（1982－1983）的不同），以及在一开始，当进入先于主体的能指链时是什么将（主体）主体化了——在结构上讲，这可以描述为来自一种机械论的、天真的关注，它让我们看到拉康并没有把某种机制、或其物理的性质作为他的批评目标，而是将批评外推到“主体与语言之关系的任何心理学假设”（SXIII，20.04.66）。这种关系允许资产阶级社会（家庭处其支配地位）与作为符号性的解决方案的俄狄浦斯情结之间建立了联系（见《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议》）：

让我们观察一下俄狄浦斯式的意识形态，一个世纪以来，它从它以前应该采取的立场，以某种方式传播了社会学／社会问题研究，：关于家庭的价值、俄狄浦斯意识形态所存在的家庭、文明中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即科学所传达的社会。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意识形态”一词的用法：拉康（用这个词）想说什么？他将家庭结构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效应提升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层面，这种效应似乎再次支持它们在科学知识中的合法性。但我们必须进一步问自己，如何才能将对心理学领域的机械论推断与“俄狄浦斯意识形态”中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为了跟进前者，我们从资产阶级社会中描绘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科学、心理学和家庭。

从哪里可以理解这个建制的剩余？什么从资产阶级，即那个“被科学驱动的社群”中逃脱了？

资产阶级社会的享乐与愉悦[快乐]

通过回顾一个展示了古代的享乐问题的比较习题，拉康在第十三次研讨会（20.04.66）中提出了主人之享乐的主题：

这个人[主人]照看私有财产；这个人不会像在自由政体里那样让他们[奴隶]如此努力地工作。这意味着，古代世界的享乐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致力于享乐、纯粹而简单的享乐的人是奴隶，而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

主人通过奴隶的身体和生命享受这种享乐：“享乐的问题在古代得到了解决”（SXIII，20.04.66），正如拉康所说。这是精神阶级经济的一种倾向；另一个人[奴隶]不如那个主体那么丰富，它是一个纯粹的享乐客体。正是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结构上打乱和修改了过往：“毫无疑问，享乐的问题将以不同的术语形式向我们提出，当然，鉴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它更复杂一点”（SXIII，20.04.66）；在此，主体更新了它的条件（扩展的理性思维，商业范式，“我”的扩张），通过在特定的话语中注册来恢复享乐的模式：大学话语，科学话语。

因此，在生产能力之前，这种自由为主体收集了一个剩余享乐[a plus-de-jouir]，这是文明模式的典型特征，同时相对于其自身的稀缺性而言也是一个独特的剩余。这种建立在自由和超越快乐原则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注册记录下来；相反，拉康提出了“愚钝”的概念（SXVI，15.01.69）。

这些听众是资产阶级的听众[…]换句话说，他们对快乐原则是什么一无所知。快乐原则是从古代道德中借鉴过来的。在古代道德中，快乐恰恰在于尽可能少地制造它[快乐]，保持悠然自适的品格，这是一种禁欲主义。可以说，这种快乐与猪的快乐结合在一块[…]。这与布尔乔亚们形成快乐的想法或他形成[关于]现实的想法有什么关系？

在这一比较中，资产阶级主体的模式在“悠然自适的品格（有尊严的休闲）”所统治的快乐原则中无法被发现或沉浸其中；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获得的自由提供了最新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快乐问题带着可能不同的轨迹重新出现。想想吧——文明期望将自己缩减为一个二元体：理性/快乐，并导向针对后者的苦修，这是一种为“资产阶级消化”量身定制的不可持续的操作（SXVI，15.01.69）。这还是一种文明的野心，旨在扼杀和压制永远存在于社会纽带中的东西、超出它[文明]的东西，即享乐。过度之物逃脱了经济科学的控制与可量化的领域，这种科学打算在没有享乐的情况下生产一个主体，一个被精确地界定的主体，在那里[可量化的领域]“科学通过纯粹的算术力量使其[主体]保持缝合”，在那里笛卡尔“分裂存在的两端[‘我在思’，‘故我在’]、使两者不能结合，而展示它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经历的扭曲。

“起因？转机？否定性？”（SXIII，20.04.66）。这句话可以从之前研讨会的一段话中扩展：“我们的目标是到达一个统一的领域，把人变成月亮吗？”（SII，25.05.55，P.241）。

根据拉康（《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第32页）的说法，这种将过度之物沉默化的复杂操作将以一种话语的衔接结束——特别是享乐实体——且其中没有中断。

我们面临着一种“愚钝的耳朵”不愿听到的东西之回归：这个东西打破了作为资产阶级文明支撑的科学的缝合。这是拉康从资产阶级研究中追溯到的结果：在资本主义话语中，当主体精准地将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时，主体最终被商品所取代，主体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元素（人力资本！）的位置，即是自身的企业主，在与可获取对象之循环相关的上瘾消费（没有间歇）中处理其焦虑，（可获取对象）就是能买到的东西、甚至包括自身。

马克思眼中的资产阶级：拉康

对拉康来说，心理科学是“资产阶级文明的顶峰”的产物，他的基本思想包含着与资产阶级认识论框架的其他科学相联系的主体性的特定概念。拉康派的这一指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运作的批评相一致，马克思在批评中说，自由主义权利中注册的自由最终是由政治经济学决定的。正是这样，根据两位作者的说法，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主体性路径，抹杀了主体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位置，迫使他进入“我－政制（I-cracy）”的王国（SXVII，21.01.70，p.63）。这样，马克思质疑的自由概念就是与对拉康对资产阶级文明典型心理的批判产生共鸣的现代主体的概念是一样的；他们都对“我”之中心化的科学幻觉提出了质疑，从而允许一种偏离中心的运动脱离它。

与之相对，我们发现从拉康从界定的心理学思想出发，拉康把资产阶级将精神维度框定在理性领域的野心称为“愚钝的耳朵”。其中，超越快乐原则似乎正在逃离对这种心理学文明的熟悉的、社会的和（作为最后手段的）科学的理解。享乐的问题开启了关于资本主义话语结构的特定时代的讨论。毫无疑问，这是拉康考虑到的一种可能性，它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化，但也得益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资本主义中这种特殊形式的享乐，以及从有关它的主体那里获得的反应：剩余享乐（the plus de-jouir），这使他们能找到解决方法、解决资本对其生活的永久占有所造成的残酷的稀缺性。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两位作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我们谈到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条件。在马恩（《共产党宣言》）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统治阶级，直到革命为工人阶级赢得自由和建设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新社会。与任一特定主体都不能还原为任何时代的符号／象征配置的思想相背，拉康（SXIII，20.04.66）不会同意马恩的假设。相反，从精神分析拉康派理论来看，不可能想象一个完整的视域或决定其主体的结构性缺口[gap]之消解。这种缺口是非历史的、永久的和构成性的。这种论断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有偏误的、是要超越的虚假普遍性，然而，从拉康在马克思主义的交叉解读来看（例如，阿尔都塞、佩雪、齐泽克），这是一个永久的状况，因为：“无意识的永恒最终是基于一般意识形态的永恒”（Althusser,1969,p.176）。然而，这并不妨碍拉康考虑对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之克服，即使另一种经济，即精神经济，并没有预示其未来的和谐，就算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箱也是如此：

人们无法清除社会剥削秩序的排泄物之瘟疫，因为这种秩序以主体的这个开口为基础，因此无论人们用什么办法思考它、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也不会在社会剥削的秩序中产生异化。（SXIII，20.04.66）

Notes

Further reading

Althusser, L. (1969).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G. Goshgarian (Trans.). London:

Verso.

Lacan, J. (1965–1966). Le séminaire. Livre XIII. 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 Unpublished

[Lesson of 20/04/1966].

Sombart, W. (1916). El apogeo del capitalismo.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4.

References

Alemán, J. (2019). Capitalismo: crimen perfecto o emancipación. Barcelona: NED

Ediciones.

Alemán, J. & Larriera, S. (2009). Desde Lacan: Heidegger. Textos reunidos. Madrid:

Ediciones Miguel Góm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