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斯拉沃热·齐泽克与物质的消失

原文：Materialism without Materialism: Slavoj Žižek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Matter。

齐泽克新出版了两本大部头哲学著作：《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2012）和《绝对反弹：向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前进》（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2014）。恰如其副标题所示，两本书都在努力重塑21世纪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尽管这一哲学标签总令人不禁想起某些名字（比如最著名的两个：黑格尔和列宁），齐泽克仍试图寻求一种有别于经典恩格斯理论与苏联式唯物主义理论的结果。于是，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齐泽克通过将德国观念论与精神分析理论极具特色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他的理想，他利用黑格尔与雅克.拉康的著作，创造性地更新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尤其要注意的是，齐泽克公开吸收了两种直球反列宁主义方法论，以重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第一种方法中，他完全站到了列宁在1908年所著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反面，并热情地庆祝“物质的消失“——这一现象据说在量子物理中被观测过¹ （更近一些时候，在弦理论中，该现象的观测结果更加显著）。在第二种方法中，齐泽克颠覆了要在唯心主义/观念论中发现唯物主义的观点（这部分出自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小逻辑》的评论²），转而坚持认为（这也隐秘契合了卡尔.马克思在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第一种方法³），在唯心主义/观念论中注入唯物主义迫在眉睫，尤其是观念论中的超越论部分与后康德主义三道九流⁴。当然，齐泽克虽然在哲学理论层面上反列宁主义，但在政治态度上（可以说和实践哲学处在同一级别）却是（某种程度上）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这里我插几句，这也就是说，第一，齐泽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列宁式修正，在唯心主义（即非唯物主义nonmaterialist）的歧途上走的太远了；第二，齐泽克用自己黑格尔－拉康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去沟通‘自然与精神（Natur und Geist，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和‘实在与现实（按照拉康的说法）’二者的关系，会引发致命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悬而未决，还带有危险的模糊性，时不时会让齐泽克的唯物主义理论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理论”之间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而对于后者齐泽克又曾清晰且正确地斥责它们为“伪唯物主义（pseudomaterialist）”。

在《绝对反弹》的开篇，齐泽克呼吁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内部的批判。众所周知，列宁在这本书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对抗那群唯心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利用当时推翻牛顿学说的物理学革命性剧变。在这位《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作者看来，这群科学、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剥削者是在伺机利用自然科学的危机，以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唯物主义的地位，而在列宁看来，该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überhaupt）的一部分⁵。

齐泽克在2014年出版的《绝对反弹》的开篇词中（这是2012年的杰作《少于无》的续作）准确抨击了这种论断，他认为列宁在激烈捍卫唯物主义坚定的实在论原则的过程中，没能守住恩格斯与他本人支持的那种唯物主义标准⁶。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五章，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唯物主义需要随着科学上的新发现，改变自身的形式，列宁还把这一点用在了恩格斯身上。⁷”齐泽克继续说：

相应的，今天我们要把这句名言用在列宁本人身上：如果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明显没能成功应对那种将哲学唯物主义上升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层面带来的挑战，同时也没法帮助我们把握来自其他领域的突破（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就更不用提21世纪共产主义的失败了⁸。

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尽管我们猜测其本义是想要及时发动攻击，出其不意地打压那种为反唯物主义和反实在论立场提供（伪）科学依据的行为，但它却忽视了从一开始，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潜力恰恰正是隐藏在后牛顿主义物理学之中（当然，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弹》以及他早期的著作中，齐泽克一直都致力于沟通（interface）量子物理和他混合德国观念论/马克思主义/拉康哲学三家理论的框架³）。而列宁却仅仅将物理学视为被理论与意识形态敌人盗用的武器。除此以外，列宁的唯物主义理论在论战进攻上过于粗糙（虽然这种粗糙本身是经过仔细计算的，是他精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战略的一部分），看不出有严肃使用过辩证法的痕迹。换句话说，这篇写于1908年的论文在和对手正面交锋时，似乎没能真正提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它猛烈抨击的世界观。考虑到这些局限性，齐泽克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有道理的：他强调需要“重复列宁”（无论是哲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并在21世纪早期即《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一百年后，通过上演列宁本人的姿态（列宁认为，和恩格斯相比，这种姿态更值得效仿），从而超越列宁。

虽然《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没能促就唯物主义哲学与量子物理接触——补充一句，齐泽克在很多场合都曾有理有据地批判过此书，认为这部1908年著作中的唯物主义甚至犯下了马克思早在“论文一”⁹中就批判过“主观冥想式（contemplative）”（缺乏历史性与辩证性；译者注：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错误）错误——但对列宁做一些魔鬼式的宣传也没什么不妥。这是因为，列宁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初衷，就不是想要建立一套完整、自足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总体性陈述（更不用讲应对共产主义本身的问题或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了）。尼古拉.布哈林曾讲过一些标准的（苏联式）台词，其中一句是说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或者应当是）建立在《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二者结合的共同基础之上¹⁰。人们可能会勉强承认齐泽克所说的，《哲学笔记》没有回到新物理学的论题上。但历史事实却是（尤其是被劳伦.R.格雷汉姆[Loren.R.Graham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苏联科学史专家]一丝不苟地清晰记录下来的历史），很多苏联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曾主动抵制《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严肃地实践和解释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学和天体演化学之类的科学（更不用提物理学以外的化学和生命科学了）。

我坚持认为，在柏林墙倒塌与20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后，无数激进左翼都对“共产主义理想（the idea of Communism 阿兰.巴迪欧语）”的嘈杂喧嚣与横空天降表示抗议，抗议本身固然正确，但当上文所述的苏联科学家和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劳动成果遭到无声地践踏时，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这也就是说，虽然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无脑地与斯大林画上等号这种庸俗的反马克思主义姿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对那种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恩格斯－列宁主义辩证法）庸俗化为李森特一人的行为，反抗有限（如果有进行过反对的话）¹¹。在我看来，哲学与科学的灾难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灾难，恰恰源于苏联及其附属国实存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崩溃(这又悲哀地证明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发出的警告：“要是敌人获胜，即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而这个要做胜利者的敌人从来不愿善罢甘休”¹²)。我担心齐泽克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迅速摒弃，无意之中可能会给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并且不曾被哀悼之人（losses）的坟墓上，堆积更多的尘土，从而使坟墓更难以发现。但除此以外，我还是相信，通过重新审视自列宁时代的苏联以降的多学科理念与围绕《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展开的诸多争论，我们会发现，齐泽克的唯物主义与起死回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而言是颇有助益的，无论是从知识－历史深度还是从哲学与政治深度而言都是如此。

诚然，在《少于无》中，齐泽克一度简要提到了苏联式辩证唯物主义，并对此表示称赞；此外他还极富创意地回顾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并在本体论层面认为这种区别反映出了一种“视差间隙（parallax gap）”，是内在于人类的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历史存在的对抗与分裂¹³。这种创造性的姿态隐秘地反对了青年卢卡奇提出的，运用中介（mediating）/被中介的（mediated）人类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攻击与自然过程直接接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其他相关文章中说到，为了成为完全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必须将“自然”与自然科学纯然视为意识形让步后，社会建构的人工构造（artificial configuration）¹⁴。这和恩格斯主义自然辩证法及其理论分支中狂妄拙劣的自然主义和实在论形成鲜明对比¹⁵。对卢卡奇的反对一开始是隐秘含蓄的，但后来在《少于无》中，齐泽克公然确认了对卢卡奇（包括他不少的西马后继者）的批评，批评卢卡奇过于急切地试图复苏黑格尔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¹⁶。简而言之（齐泽克在《绝对反弹》中同样谈过这点¹⁷），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以及其挑拨离间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行为，造就了后来西方（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东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分歧。

和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类似（施密特于1962年写出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虽然此书实际上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在实证式、经验式的自然科学方面，他们是卢卡奇主义者]，但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异见与分歧，至少从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方面如此），齐泽克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社会建构主义（historicist social constructivism）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在论（准）自然主义（realist quasi-naturalism）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¹⁸。正如齐泽克在1996年的访谈中所说，“不是所有事物都是文化的……虽然你无法确定一个纯粹自然的时刻，一个没有被文化中介的时刻，但你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事物都是文化的。否则，你就陷入了话语唯心主义¹⁹（这一说法在《绝对反弹》中也出现过²⁰）。”如果对自然（作为实在界）与文化（作为想象界－象征界现实）的区分是内在于后者的²¹，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证实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反对例如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唯心主义”等等的），那么，我们或许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元－辩证唯物主义，用以描述处在辩证唯物主义（比如，作为自然的实在界）和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作为文化的想象界－象征界现实）之间的辩证法²²。换句话说，如果如《绝对反弹》所说的那样，“用以将实在界从象征界中分离出来的界限，同时内在于并外在于象征界²³”，那么我们在建立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时候，就需要在（元）辩证法层面施以巧计，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前-/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包括伪马克思主义）之间如履薄冰、腹背受敌地前进。

正如我早已说明的那样，齐泽克含沙射影地指出，1908年的列宁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退行到1845年的状态，退行到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先驱们“主观冥想（contemplative）”的姿态。但是，在齐泽克近期推进当代辩证唯物主义重构的工作中，马克思本人同样没能躲过他的批判。齐泽克不仅借马克思批评列宁，还借黑格尔批判了马克思。在《少于无》中，齐泽克坚称“今天，人们应当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那里，并实施对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逆转’。²⁴”除此以外，齐泽克还对青年马克思（1845年以前）提出了阿尔都赛式的诉讼，指责他过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竟认为存在未被异化的人类本质是有效且可能的²⁵。我建议你们在阅读《少于无》中的这个批判时，要配合《绝对反弹》一起阅读：“在今天成为一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唯心主义推到极限²⁶。”（在这个例子中，在今天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唯一方法，就是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推至极限——齐泽克暗示说马克思本人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开始具体地研究涉及“现实的抽象”的结构和现象²⁷）齐泽克后来使用巴迪欧在《世界的逻辑》中的概念和语言，拓展了他的论著²⁸。

今天，支配性的哲学斗争发生在唯物主义的领域内，发生在民主唯物主义（democratic materialism）与辨证唯物主义之间——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吸收了唯心主义的遗产，从而去反抗披着各式各样伪装的庸俗的民主唯物主义（从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到后德勒兹主义所谓精神化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首先，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它没有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这种概念认为物质是被实质填满的实体（matter as a full substantial entity）——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消失”在一套纯粹的形式关系中。其次，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是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但也不是没有观念（idea）的唯心主义（Idealism）——它是一种有观念（Idea）的唯物主义，确证了在唯心主义的空间之外的永恒观念。唯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观念的永恒秩序（eternal order of Ideas），那又该如何解释短暂而有限的现实；唯物主义则于此相反，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从困于有限的历史境遇中的人类活动中产生的永恒观念²⁹。

在《绝对反弹》的开头部分，齐泽克提出了一份简洁但深刻的清单，列举了当前非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他将所有这些思想都归到巴迪欧“民主唯物主义”的名下），他指出这些思想都没有吸收康德主义，尤其是后康德主义德国观念论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标志着“唯心主义遗产”的巅峰）³⁰。除此以外，齐泽克尽管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弹》中曾多次诟病过巴迪欧式的唯物主义³¹，但从根本上还是支持《世界的逻辑》中的“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的（通过将其与民主唯物主义比较³²），认为它是21世纪真正的、值得进一步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巴迪欧类似，齐泽克在《少于无》的结语中，呼吁一种能超越福柯－阿甘本动物般“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界限的唯物主义理论³³。

现在回到前文引文的细节上来，我希望能从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即齐泽克笔下完全的辩证唯物主义），提高人们的关注和意识。在这么做之前，我们应当注意，我举出了齐泽克（和巴迪欧）用巴迪欧的术语，表达了对五花八门的生命政治民主唯物主义的敌意和反对，认为它们和新（更新后的）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将会有一场血腥的战斗（我本人非常支持齐泽克呼吁偶尔应当复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以及他对巴迪欧本体论框架的是否真正具有唯物主义凭证的怀疑[37]）。这也就是说，在我看来，齐泽克迅速融合了两种可能的“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的含义：一方面，这种唯物主义中，物理自然被剥夺了以前人们所想象出的肯定性，即它的一致性、密度、体积和统一性，转而将其想象为被敌意、矛盾、分歧和紧张等内部否定因素所穿透和渗透的自然（例如，将神化自然（Nature-with-a-capital-N）置换为全知全能的大他者或作为大一（One-All）的全体（Whole）/总体性（Totality），这是作为并非全体(not whole)/并非整体(not-all)的被划杠的实在界的，混合了黑格尔－拉康－齐泽克术语的，虚弱的（ohnmächtig）腐烂的（pourri）自然）；另一方面，在这种“唯物主义”中，所有的物质都消融在“纯粹”逻辑的（无论是符号性的还是思辨辩证法的）、和/或数学的“形式”中（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元物理实在论区分开，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困难，因为后者既不包含辩证法也没有区别于理念论（ideational）的物质）。为了使论述简洁清晰便于理解，我将前者——一种冲突（conflict）的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物质的消失”仅仅是非冲突的（nonconflict）——作为虚弱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后者——超结构（hyperstructurist）本体论，物质简单地消失在其中——指定为“辩证唯物主义”（未必是辩证的，也未必是唯物主义的）的有力形式。这第二种“辩证唯物主义”与齐泽克笔下节食版的实体（唯物主义）十分接近，后者被剥夺了（没有）实体（物质），不含酒精、咖啡因和脂肪（但也因此变得难吃和难以满足）。除此以外，这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的有力形式，和齐泽克对巴迪欧形式主义的、纯数学的、集合论的本体论的怀疑类似，同样意味着要去对齐泽克本人的唯物主义信条进行怀疑。

对“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可以用齐泽克的一句话来总结，这句话被一个长破折号分成两部分——“首先，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没有形而上学所谓充满实质实体的物质的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消失’在一套纯粹的形式之中。”在破折号之前，有的只是虚弱自然（weak nature）的辩证唯物主义，但在破折号之后，却变成了具有有力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相应的在更大程度上，有两个平行的概念，而齐泽克试图借助它们“将唯心主义推向极限”：在一个概念中，有一种“极限（limit）”或者说临界点（tipping point）被完成了（虚弱自然），在这个临界点上，完成了向合格的唯物主义的扭曲的过渡；在另一个概念中，有一种“极限”或者说最高限度（maximum）、唯心主义的巅峰被达到了（有力形式）。我们很容易猜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第二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再造，会做出怎样的正确论断。

然而，齐泽克对新版辩证唯物主义进行阐述时的问题，还不止如此。哪怕在鼓吹虚弱自然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时候（而不是具有有力形式的伪唯物主义本体论），齐泽克依然违反了自己对“物质的消失”（即“作为被实质（substance）填满的实体的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概念的限定，因此才偷偷地、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地，滑向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相信有力自然（Strong Nature）是统一的、自我一致的的存在（being[s]）领域。这种无心之失大都发生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弹》中的几页）齐泽克对“实体”（substance）和“主体”（齐泽克将二者分别翻译成拉康的数元S和$）进行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思辨式区分之时[38]。作为一名出色的唯物主义者，齐泽克坚持了实体在本体论层面和时间/发生层面较之主体的优先性，后者是从前者中产生的[39]。然而，当他如此论证时，他又开始对所谓优先于主体性的实体性（例如自在的前人类的自然本身[an sich]）非但不虚弱（根据黑格尔的虚弱自然[Ohnmacht der Natur]）反而很有力（即一个与自身和其各部分有机成为一体的全体[Whole]）的观点闪烁其词。在《少于无》中，齐泽克强调“主体总是，构成性地，第二个才出现，它指的是一个已经给定的实体，它引入抽象的区别和虚构，撕裂了它的有机统一[40]”，并接着声称“人是对自然的变形扭曲，是对“自然”的生成与腐败之节奏的扰乱[41]”。虽然两处引文当中第二个“自然”一词周围的引号，暗示了存在一些微妙的、值得注意之处，但其主旨还是对“有机整体”的“节奏”的预设。这些显然是与齐泽克和他本体论的最基本、最系统化的维度中的公式不和的。

齐泽克在《绝对反弹》中让黑格尔的实体即自然（substance als Natur）和主体即精神（subject als Geist）的观点更加引人注目熠熠生辉，并以与前文同样的方式，闪烁其词地暗示事实上是主体性的产生破坏了实体性的和谐。齐泽克对此陈述道：

精神（Spirit）本身就是其试图医治的伤口，也就是说，这个伤口是自残式的。“精神”最基本的层面就是自然的“伤口”。主体就是巨大的——绝对的——否定力量，一种将裂隙/创口引入给定的直接的实体统一体的力量，一种差异的力量，“抽象”的力量，撕裂的力量，把现实中有机统一的一部分当作自立的力量[42]。

除了在此探讨的“实体性的”“有机统一体”，在完全相同的语境下，齐泽克还讲到了“对称性破缺”，“前在和平（preceding peace, 与 eternal peace相对应 ）”的“统治”和“切入饱满而健全身体的伤口[43]”。简而言之，正如齐泽克的数元所显示的那样，在主体（$）出现以前，实体（S）享有不被划杠（换句话说，和谐的、统一的）的地位，即有力的肯定性的余裕而非虚弱的否定性的匮乏。

齐泽克的其他构想，显然回避了这种掩耳盗铃般的行为，这种行为将神化自然视为实体性（substantial）的大他者和自我同一的太一（One-All）。然而，齐泽克的这些构想，同样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在《少于无》中，他提倡一种“完全的辩证唯物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当然，并不包括以浪漫派自然哲学的方式对自然进行直接精神化，反而是包含一种对自然的内在的去自然化[44]（这段话在《绝对反弹》中也出现过[45]）”。我必须声明，我非常喜欢“对自然的内在的去自然化”这个观点。但这种喜欢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齐泽克的观点。

齐泽克在近期有关新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倾向于将自然本身视为去实体化的——即充满冲突的、不和谐的、不一致的东西，尤其是当他在动物性、自由和性欲的层面（还有就是他在触及生态和“绿色思考”的议题时）上谈论人性独特性（或缺乏独特性）的时候更是如此[46]。尽管这套说辞和他在其他地方论述的“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有所出入——即具有有力形式（主义）的超结构本体论（我在上文中将这种本体论视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背叛，而非创新），齐泽克在表明虚弱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条时，有时候会过于急躁地将主体认同为无实质的实体（insubstantial substance），将精神（Geist）认同为虚弱自然（die Ohnmacht der Natur），将被划杠的文化主体认同为被划杠的实在界自然（在Alenka Zupanc ˇic ˇ最近的评论中，也暴露了同样的问题）[47]。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齐泽克早些时候对当代（伪）唯物主义观点的批判，将它们都归于“民主唯物主义”的名下；因此他也反对深受德勒兹启发的“新唯物主义”，斥其为费拉不堪的泛心论者（panpsychist）和满嘴火车、退行性的、神秘化的精神化自然（即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乃至被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48]。但是，如果直接将自然的（非）实体性和去自然化/超乎自然之主体性（more-than-natural subjectivity）这两个否定项画上等号，哪怕这种划等号地行为具有历史独特性，用普遍存在的对立和冲突取代了对宇宙有机统一的强调（恩培多克勒而非巴门尼德），但这又和泛心论有什么区别呢？

到了这一步，人们可能会觉得《少于无》中的齐泽克和《绝对反弹》中的齐泽克是不一致的，以至于读者不得不被迫在两个不相容的观点中选边站，但无论你选哪个，只要你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并提前接受了齐泽克以前的著作中精妙绝伦的论述——“将唯心主义推到极限”，要么是通过使“物质消失”的简单方式（例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式的强形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在论），要么通过陷入一种被否定的、精神划杠的（barred psyche）泛心论的方式（例如自然的精神化，其中与大多数泛心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工作的精神是分裂的，而非不可分割的，主体性[$]）——你都会觉得浑身瘙痒难忍。我坚信，齐泽克明白这点，并且愈发频繁地用演讲或文章的形式，厘清他那引人入胜但又与众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从而避免让读者做出令人不适的选择。至于讲到我以前对齐泽克的评论[49]，我认为我和现在一样，同样是在对齐泽克本人进行内在地批判，挑战他的一些论断，我认为这是对齐泽克形而上学体系最有力且最慷慨的重构。与此同时，这种重构需要仔细研究齐泽克文本中的重点内容，有选择地修复并反对一些细节内容。

在我用齐泽克来反对齐泽克，并向我这个干预的结语前进时，我能为辩证唯物主义做些什么，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草图，使其既忠实于精神，同时又能批评《少于无》和《绝对反弹》中的文字？在我看来，齐泽克在哲学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陈述，这两个陈述包含了五条思想脉络，前者和后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脉络盘根错节，建立起上面两个论述的理论内核，第一，既不支持具有形而上学真实形式的唯心主义，也不支持分裂精神的泛心论或是，第二，能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传统之合法延伸的泛心论（同时也是作为黑格尔自然哲学持久有效方面的继承者的泛心论）。接下来，我会对齐泽克（局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五条脉络做简要讲解。

第一，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各种成熟版本中，都不应当被误认为能代表黑格尔体系的总体性，甚至都不能将其视为该体系的核心。在比较了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后，黑格尔提炼了自己的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 als Naturphilosophie und Geistesphilosophie）[也就是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仅仅是三卷《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第一卷而已]，并将他的逻辑学（Logik）描述为“前－本体论式的（齐泽克语）”而非合格的本体论的（properly ontological）[50]。黑格尔的逻辑学展现了辩证的－思辨的（speculative）的分类网络，将其展现为对实在界哲学的自然现实与精神现实进行主观/主体思考得以可能的认识论条件，和这些现实作为客观存在得以可能性的（前）本体论条件。但是，这些分类被禁锢在逻辑学“对思考进行思考”的纯粹抽象之中，在形而上学层面是不真实的，它们只有借助或本身就处于自然和精神（Natur und Geist）的真正（[作为现实] als Wirklichkeit）存在之中，才能获得自身完满的本体论地位（换句话说，真正存在[real being]）。

第二，齐泽克狂热地忠实于非柏拉图主义的黑格尔，因此在分类学意义上，他不可能同时还去坚持这种白莲花般的、具有有力形式的、没有物质的超结构主义邪路（换句话说，一种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齐泽克强化了这种作为完全的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实在论的反驳。在厘清黑格尔哲学的界限时，他指出将知性层面的数学（Verstand-level mathematics）和实证实验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决定性特征，黑格尔不可能有能力公正的对待它们；但尽管如此，齐泽克还是坚称，今天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者必须要吸收数学[52]。除此以外，齐泽克还正确地驳斥了巴迪欧与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柯瓦雷（Koyré）式法国新笛卡尔理性主义，指责它错误且毫无根据地将科学性还原为单独的纯粹数学（风格）形式。与前文类似，齐泽克对两人的指责意味着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安心的承诺（令唯物主义者安心），无论他理论中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元素是多是少，都令人宽慰[53]。同样的道理，齐泽克谨慎地指出，人们不能将量子物理学本身单独视为非应用数学问题来处理[54]。

第三，紧接着前两点，尽管齐泽克曾公开声明他对理论物理思辨的偏好，认为它们是复兴当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来自实证的、实验的自然科学的好伙伴，齐泽克有时还是会认可生命科学（无论方法还是原因，过去还是现在）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传统的压倒性的重要性[55]。齐泽克一再表明，他可以正确理解到并欣赏从康德《判断力批判》以降（尤其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经由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直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早期苏联理论发展的谱系。在这个方向内，生物学有机体在“有观念的唯物主义（a materialism with an Idea, 该概念来自《绝对反弹》）”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后者其实就是一种去实体化的实体性的（desubstantialized substantiality, 例如虚弱/腐烂的自然），非还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这种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和另一种成熟的，非附带现象的主体性缠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s被赋予了下向因果性的力量）。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生物学是一种自然科学，它孕育出自然，但自然又不可避免的滑向物理学和化学的领域；第二，生物学同时也是有知觉（sentient）有智慧（sapient）的主体诞生的开端领域。

第四，齐泽克时不时会肯定突现论[emergentism]（我在上一段中曾称赞过这种观点），有助于缓解$的泛主体论（pansubjectivism）的冲击，这种泛主体论认为被划杠的实体和被划杠的主体会完全融合在一起（正如我之前所说，齐泽克对此含糊其辞脑子短路，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屈服于泛主体论）。但是，这种缓和取决于活物的$（活物[living matter]只有在面对非活物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与《少于无》和《绝对反弹》中大量潜移默化地讲的量子物理中的亚原子粒子和亚原子无关。和我在其他地方仿照齐泽克的风格对量子物理的批判界定类似[56]，在这里我想说，那种认为主体性突变论是源于量子物理实体而非有机生物实体的观点，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或齐泽克本体论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太过于还原主义与整体论了，以至于意外毁掉了多种作为中介的突现层（[intermediate emergent levels and layers]原子、分子、化学、基因和细胞等等）之间的真实区别。

最后，齐泽克虽然明智地意识到量子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主体的自由[即自我决定]（这就好像偶然性和随机性并不等于自治和能动）[58]，但他在对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进行简单但重要的区分时，却将自己展现为一名认知主义者。对于与作为分裂精神泛心论的伪唯物主义本体论相对的，当今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作为自然的虚弱性/腐烂性的存在的不完备性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又没有自动地或不可避免地使$的出现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被划杠的实在界是被划杠主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此外，从方法论上讲，沿着康德与后康德主义德国唯心论的某些观点，这种超越论的，同时又是自然/唯物的主体性催化剂（它们本身是前/非主体性的）能够，并且应该从同一种主体性中，在事后通过反向工程创造出来。维持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区别必然会有助于保护自己不落入“存在巨链”的枷锁之中。除了廉价空虚的没有唯物主义的（复数）唯物主义，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原注 9：

•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pp. 189–236.
•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pp. 740, 744, 910, 912, 914–915, 918–926, 929, 932–933, 945–946.
•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pp. 222, 225, 380–381, 390–391.
• Adrian Johnston, Adventures in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5–183.

原注 19：

•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Penguin, 1971), pp. 115, 118–121.
• Timpanaro, On Materialism, pp. 7, 15–16, 29, 32, 35–36, 43–45, 47–48, 56, 58, 73–74, 76, 129, 209, 216–217, 232–233.
• Graha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pp. 29–30, 41.
• Sheeha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255, 258–259, 263, 277–279, 282.

原注 20：

•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xi–xii, xiv–xv, 3–4, 7, 65–66, 68, 201–202, 232.

未完，见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