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痛苦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存在，反之亦然。“主人”必然会认识到他的文化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同质、单一。“他”非常不情愿地发现了。“他”只是“其他人”中的一个。——Trinh T. Minh-ha， 1989年。
引言
在后现代时代，全球力量运作变得模糊，经济和地缘政治边界不再稳定，这让现在的理论家谈论更加多变的景观、回路和网络，而不是更僵化的，稳定的，等级森严的，民族的，国际的社会关系。在取代了以国家为中心、受冷战启发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概念的新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界限的模糊表现得很明显。到20世纪90年代，术语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得到更频繁的应用，用来区分以高收入/高消费或低收入/低消费为特征的全球地区。在这里，“北方”和“南方”并不是指特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不平等的位置。取代了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词汇的术语跨国（transnational），指的是未能对应或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形式。跨国形式指出早期的理论框架的不足，并“挑战理论以赶上鲜活的现实”（Ong，1991:279）。事实上，理论家们越来越意识到，Ta们不再能够从有着理论局限的、基于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秩序的分析中获得对社会生活的充分理解（Smart，1993:135）。
今天，经济力量似乎也更具流动性，更难以在术语国际的语义中定位。正如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家Inderpal Grewal和Cren Kaplan所指出的，鉴于总部位于日本的公司SONY拥有一家好莱坞工作室，以及沙特阿拉伯投资者拥有美国新闻机构UPI（Grewal and Kaplan，[1994]2006: 10–11)，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差异十分困难。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跨国经济单位的崛起进一步模糊了国家边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而欧盟包括20多个国家，甚至有自己的货币。这些跨国形式的发展是为了加强商品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以便在世界市场上更成功地竞争。
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是这些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名称，因为这些跨国公司采取了迁移和适应所在环境的新方式。与早期的国际[multinational]公司将其研究、设计和管理部门部署在最发达的国家地区不同，今天的跨国[transnational]公司利用不同的劳动力池子（熟练或不熟练，蓝领或白领，外国或国内），无论这些劳动力池子位于哪里。这里关注的是最佳的生产、市场、基础设施和政治条件(Harvey, 1989; Ong, 1991: 281–282)。
灵活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作用的增强以及苛刻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实施是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应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的经济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促进自由市场、竞争性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贸易、出口导向型增长、严格控制国际收支和赤字以及大幅削减政府社会支出。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促进了美国国内外经济实践的放松管制。尽管公司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被转移，但它并没有被削弱，而是随着对经济行为的监管被取消而变得更加权势熏天和无政府化（图雷纳，1998）。
经济贸易量的增加以及资本和企业流动性的增强需要新的权力形式来连接地方、国家和全球。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这两个充满活力的组合的新成员，体现了（新的权利形式的）发展。世贸组织的成立是为了监督贸易协定，并谈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出现的争端。它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机构之颜”，是当今所有国际参与者中影响最广泛的一个（Symington，2005:36）。强大的三驾马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当代全球化政策的驱动力。
Alison Symington（2005）在选文133讨论了这些组织以及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了解这些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她的文章被收录在“青年女性主义者的第一国际联合[first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by young feminists]”——捍卫我们的梦想：全球女性主义的发声，为了新的一代（Wilson et al., 2005）。这本书是由来自超过11个国家的青年女性主义者写作，并由新时代女性发展替代方案(DAWN) 的青年妇女女性主义宣传教育机构所支持。许多投稿作者将个人反思与其对全球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但ta们比大多数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作者更注重结构和材料分析。
伴随跨国金融力量的增加，今天的军事冲突越来越跨国。尽管康米主义是一种跨国意识形态，但美国与康米主义叛乱分子的军事冲突通常采取国家与国家作战的形式，如越南战争或朝鲜战争。在以前的战争中，资金或军事援助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然而，实际的局中人代表了特定的国家或国家中的特定地区。相比之下，今天的国际冲突通常涉及代表跨国文化/种族/宗教社区的跨国战斗人员，并从多个国家招募志愿军事人员（如基DI组织）。这些事态发展导致了战争的重要变化，例如，当美国政府宣布跨国战斗人员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时。此外，处理军国主义和战争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机构也采取了跨国形式，如国际特赦组织或无国界医生组织。
后殖民和跨国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观点的兴起见证了全球女性主义分析范式的重大转变。今天的许多女性主义者更喜欢使用跨国化分析手法，而不是遵循早期现代的全球女性主义分析所青睐的概念路径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框架。正如Inderpal Grewal和Cren Kaplan解释的那样，这些早期的理论框架包含了“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残余，在这种世界观中，掌握全球核心权力的人被描绘成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和动摇者，而地方一级实际的复杂的阶级划分被忽视了（[1994] 2006:12）。这些女性主义者还挑战并打破了这些早期框架中已经嵌入的“不充分和不准确的二元划分”（13），强调了社会力量是如何在多个方向上运作的，这些方向反映了交叉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单向同质化。
在选文131，《沟通的愿景：跨国时代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alking Visions: Multicultural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Age [1999] 2001）中，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讨论了她自己特有的跨国、多元文化方法和交叉性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尽管肖哈特称赞交叉性分析做出的贡献，但她批评美国的交叉性理论家很少讨论她们自己身为第一世界国家和全球超级大国之公民的特权地位。肖哈特指出，美国国内对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反对，从来没有保证反对美国海外的全球霸权。例如，她讨论了有色人种如何经常利用美国军队作为向上流动的途径，并在许多美国军事帝国主义的海外侵略中服役。肖哈特认为，“第一世界”，即使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也包含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必须在讨论地方/全球联系时得到注意和承认（[1999]2001: 37–38)。
后殖民一词是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介入和质疑殖民主义话语、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遗产。后殖民理论家也更加关注全球化的文化和话语表现。Ta们没有忽视政治经济学，而是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与文化和话语分析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论之间的旧现代分界线变得更加流通和模糊。Ta们还拒绝线性历史观，即社会世界从传统社会转向时间纵向[vertically]积累的现代社会（因为时间是纵向积累的，因此一些社会结构被视为比其他社会结构更先进）。对于后殖民理论家来说，时间是“混乱的，相互重叠的”（Alexander, 2005: 190）。重写本[palimpsest]是一种已被铭刻和重写的羊皮纸，以前的文本被不完美地抹去，并且仍然部分可见。使用这个比喻，社会历史时间是一种不完美的抹去，过去总是在现在可见（190）。1
选文123来自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 1979），这是后殖民理论的基础著作之一。萨义德再次关注持续存在的西方偏见，即来自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阿拉伯伊斯兰和亚洲民族/文化，他称这种西方偏见为“东方主义”。他结合了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描述了“东方”是“西方”的物质－话语建构，然后这种“东方”又投射到东方被殖民的土地和民族上。这一过程需要“东方”的“他者化”，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定义和巩固“西方”（萨义德[1978] 1979:12）。因此，东方主义对西方的描绘，与其通过西方的滤镜对东方的描绘一样多。后殖民理论的目的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构成过程的社会含义。
去殖民化的女性主义思想
选文124，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在西方人的眼中：女性主义研究和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1984）。这是一篇向美国女性主义者介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标志性文章。莫汉蒂的目标是解构和拆除在许多第一世界全球女性主义话语中所发现的特权和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Mohanty，[1984] 2005:372）。她特别批评了弥漫在这些话语中的本质主义，即西方女性主义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复合的概念，即“第三世界女性”是一个具有相同兴趣和欲望的群体，而不管她们的实际阶级、民族或种族位置如何。她认为，这种“第三世界女性”的同质构建经常暗示她们贫穷、无知、受传统束缚和受到压迫的侵害。她们没有明说，但在这里已经预先假设，第一世界的女性相比第三世界女性，是受过教育和现代化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有控制权，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莫汉蒂 Mohanty，[1984] 2005:374）。这种二元话语不仅“对第三世界的女性采取了父权家长式的态度”，而且还将第三世界的女性贬低为受害客体，“剥夺了她们的历史和政治能动性”（Mohanty，[1984]2005: 377–378)。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杂志《Off Our Backs》（上一章导读中提到过的,1983）的封面上找到，该文可在第9章的选文115中所见。这一SP版的《Off Our Backs》题为“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者会面”，封面上的女人表征了莫汉蒂认为被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了的所谓贫穷、受害的第三世界女性。
像莫汉蒂的作品一样，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的作品也揭示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其隐含的殖民主义性质的立场与假设的看法。在选文129《混乱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World Feminism 1997）中，纳拉扬以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玛丽·戴利（Mary Daly）的作品为例（见第9章的选文113），探索了“第三世界传统”的表现，这些传统的“印象”再现了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主义立场”（纳拉扬，1997:43）。纳拉扬明确表示，并非所有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文化实践的批评都是固有着殖民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1997: 58–59)）。相反，采取殖民主义立场需要采用传教士框架般的陈述，在这种框架下，第三世界妇女被视为受害者，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解救出来。因此，她们被视为没有能动性，无法代表自己，无法为自己发声。殖民主义立场还抹去了文化传统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框架。这些文化传统被视为不变的和“永久存在的”，使第三世界国家显得像“没有历史的地方”（Narayan，1997:48–49），没有属于地方形式的抵抗。
纳拉扬还解构了“西方化”等术语的含义。她讨论了“西化”一词是如何经常被用作“流放策略”的，在这种流放策略中，倡导妇女权利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被恶人们归类为被西化的“社群叛徒”（纳拉扬，1997:31），以破坏她们的女性主义的正当要求和行动。她指出，她的对手总是选择性地挑选被认为是西化的东西——他们开车或使用电脑，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叛徒行为。总之，她呼吁就西化等术语的含义进行更具批判性的辩论，以解构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滥用。
庶民能说出话吗？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特征，不仅关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还关注它们的话语含义／寓意。后者在斯皮瓦克的选文125《庶民能说出话吗？》（[1985] 1988）中得到了强调。斯皮瓦克是印度庶民研究集体的成员，她使用“庶民（subaltern）”2一词来指“从属群体的一般属性，无论这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还是任何其他方式来表达的”（Morton，2003:48）。
对斯皮瓦克来说，殖民地人民所被强加的帝国准则／编码和实践，破坏了其本土的符号系统——斯皮瓦克称之为认知暴力。这种暴力断裂的文化影响是复杂的，但它们也包括了本真的本土文化之沉默。对斯皮瓦克来说，那些真正的庶民——最边缘化的群体——无法说话。如果庶民能说话，她或他将不再占据庶民的位置。一些作者将这一立场阐释为对于作为历史主体和斗争者的本土人民之排斥或沉默化（Parry，1987:34）。然而，斯皮瓦克的意思与此非常不同。对她来说，反帝国主义作者和活动家显然不在作为一个话语领域的帝国主义之外，因其直接地与之打交道。那些被认为对殖民话语进行理论批评的人很难占据庶民的位置（Morton，2003: 66–67)。ta们自己的特权和杂交性必须得到认识和承认(Landry and Maclean, 1993: 200).
斯皮瓦克的立场不同于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的立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认为边缘化的人拥有最关键的优势，从而被压迫者（或庶民）的知识被赋予了特权。相比之下，斯皮瓦克认为这样的项目“从长远来看是深深的侮辱”（1989:86）。她认为，这些作者只能在“代表”下层的幌子下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女性主义者给被压迫者的知识赋予特权时，实际上是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为被边缘化者的立场进行阐释和发声。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突出了被边缘化者的立场，但实际上（将其）隐藏在幕后，不承认后者的阐释作用或其间所涉及的错位/替代——当ta们为被压迫群体发声和阐释立场时（Pels，2004）。对于斯皮瓦克来说，如果一个人假装实际上代表着另一人，而不承认这种错位/替代，那么ta将成为一种新的支配形式的同谋，即使它是建立在激进或解放实践的基础上的。
斯皮瓦克的工作很有价值，因为它在进行如此仔细的分析性区分的同时，坚持在女性之间建立联系——通常是一种困难的全球联系。她敦促女性主义者承认，所有的女性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白人、西方有色妇女还是后殖民理论家写的——都必须被质疑和解构其可能的帝国主义逻辑。她教我们批判性地“阅读世界”（Sanders，2006:93）和“抛掉个人的特权”（斯皮瓦克，1990:30和42），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责任。
移民与后殖民空间的性别政治
现代的全球女性主义作家关注的是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移民，而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强调的是一种更具流动性的全球移民意识，表现在术语流散[diaspora]上，这个词来自希腊语dia，“经过（through）”和“分散（to speirein）”，现代思想更加固定和以国家为导向，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概念，它同时表示着原籍国和到达国。流散的概念标志着跨地理、文化和精神之故乡边界的多地点过程（Brah，2003:625）。
后殖民理论家，如Avtar Brah（1996）和Trinh T. Minh-ha（1989），不光是简单地将全球移民描绘成主流文化的受害者，而是指出移民是如何不断挑战主流文化的边缘化冲动的。因此，主流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例如，Brah的《流散地漫画》（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1996）讨论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们从英国前殖民地大量移民到大不列颠，“大不列颠性[Britishness]”是如何被分解和重建的。通过这个过程，老伦敦／英国味[Englishness]成为了许多族群中的仅仅一个族群性（Brah，2003: 632–633)。这个想法在选文126，Trinh T. Minh-ha的《女人，本土人，其它：写作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1989）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西方痛苦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存在，反之亦然。“主人”必然会认识到他的文化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同质、单一。“他”非常不情愿地发现，“他”其实不过只是“其它人”中的一个。（Minh-ha， 1989: 99–100）。
Minh-ha的作品破坏了任何文化中“真正的自己人”的概念，揭示了每种文化是如何混合并形成的。相比之下，“西方对文化杂交的支配性态度是，杂交总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或者它正在渗透一个被假设为、一直是纯粹和不变的身份认同或位置”（而这样的纯粹位置从来都不存在，这也是Minh-ha想要指出的）（Grewal和Kaplan，[1994] 2006:8）。纠正这一理想化的假设是西方思想“去殖民化”的目标。
正如Minh-ha认为，在理解现有多元文化社会的混杂性时，“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线框必须被拉长和拒绝，“西方与其他国家”的二元对立也需要在社会思想中被解构和拆除。事实上，许多后殖民理论家认为“现代性”的概念是“关键比喻”之一，通过这种比喻，工业发达的西方将自己塑造成中心，将世界其他地区塑造成更落后的边缘，而不是承认世界上相互交织的历史（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在《斯普林》Mary Louise Pratt in Spurlin，2006:23）。
斯凯·布兰农（Skye Brannon）在选文135、短篇小说《火草》（ Fireweed，2009）里讲述了一个难民移民的故事，他是在利比里亚发生的一场残酷战争中流离国外的可怜人，在那里，他的妹妹被士兵雷普并杀害。他则被一个美国女人雇来去她家里做木工，这个女人对自己卧室墙壁油漆颜色这等无足轻重的小事的担忧，反而揭示并二次刺激了这个难民木工的创伤性经历。这个故事不仅突显了许多美国人对全球问题的傲慢无知，也对比了与面临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恐怖的难民们相比，美国女人的担忧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然而，女人的卧室颜色是她世界中心，难民只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外围生物。这些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件事：为什么当被问到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时，甘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并为之斗争的印度领导人）会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点子。”3
女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在选文127，《分散的霸权：后现代性和跨国女性主义实践》（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1994] 2006）中，格雷瓦尔（Inderpal Grewal）和卡普兰（Cren Kaplan）讨论了将后现代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论化的重要性。Ta们特别关注了后911时代跨国军国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增长所带来的挑战。Grewal和Kaplan（[1994] 2006:19）呼吁采取唯物主义－解构的方法，来审视当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膨胀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将这些跨国全球冲突视同为“文化战争”。
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经常可以看到将当今的全球冲突描述为文化战争的迫真姿态，在美国，西方要么与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联系在一起，要么与其现代世俗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文化都被描绘成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敌人。甚至一些当代理论家也认为，全球冲突是传统结构的社群对现代性所培养的话语框架的反弹，例如对西方倡导的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和鼓励个人主义理想的反弹（Ritzer，2011）。在这里，重点再次放在文化差异上。
格雷瓦尔和卡普兰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国外的反西方情绪不仅是由文化战争引发的，而且是由早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引发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到西方霸权是如何制造与自己相关的全球热点的。例如，正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帮助下，促成了1953年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evi）推上台的（反民主）政变。美帝的巴列维傀儡独裁统治，最终正是在1979年被今天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推翻（Gasiorowski and Byrne，2004）。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时向塔利班提供了军事和财政支持。20年后，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反而与塔利班开战。
格雷瓦尔和卡普兰警告女性主义者们，不要让历史健忘症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西方之前对专制政权的支持是如何一手制造了当代全球冲突的。Ta们还敦促美国女性主义者不要只关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父权性本质，而且要审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它对共和党的影响是如何通过限制生育选择的资金和发展实践，影响了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生活。
将穆斯林妇女描绘成压迫性宗教/文化习俗的受害者，经常被用来为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赢得支持。例如，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利用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争作为他致力于妇女权利的证据，并试图吸引女性选民支持共和党（沃尔特Walter，2004年）4。在选文132中，莱拉·阿布·卢古德（Lila Abu-Lughod ）提出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妇女真的需要存款储蓄吗？”[译者注：应该是捏它了穆斯林文化中对贷款利息的厌恶]（[2002] 2012年）。她警告女性主义者要警惕“纯洁／简化的文化偶像／meme是如何被贴在更混乱的历史和政治叙事上的”（Abu-Lughod，[2002] 2012:488），这些叙事声称“正在解放穆斯林妇女”——尤其是当军队支持这些信息的时候。
在讨论戴面纱和罩袍的政治时，阿布－路霍德还讨论了女性主义者“需要以何种手段去反对将戴面纱作为女性被压迫的典型标志的简化解释”（[2002] 2012:490）。（据她的说法）女性主义者必须接受差异——注意到其他女性对自由和正义有不同看法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阿布－路霍德警告女性主义者不要落入到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不要停止对于压迫性实践的批判或反抗。对阿布－路霍德来说，将穆斯林女性塑造成需要拯救的人，这让人想起了最初西方白人从棕色男人（指印第安男人）手中拯救棕色女人一般的家长式殖民主义形象。它强化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一种值得并必须挑战的傲慢形式。
酷儿全球分析
威廉·斯普林（William Spurlin）在《没有边界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out Margins 2006）中指出，后殖民酷儿理论家是如何承担双管齐下的任务的，即对酷儿理论的西方偏见去殖民化以及对后殖民理论的异性恋偏见酷儿化（2006:7）。在选文130题为《色情恐惧症和酷儿/自然的殖民化[Erotophobia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Queer(s)/Nature]》（1997）中，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使用了一种借鉴历史作品的二次创作的手法，展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北美、拉美和亚洲的早期近现代史中，是如何将欧洲的性别和性取向制度强加给各种异性恋和非异性恋的民族的。
殖民者利用他们所认为的本土人民“异常”的性行为来证明后者的异教徒性质和不文明本性，从而为他们的殖民化行为作辩护。一位探险家在谈到乔克托（Choctaw）民族时写道，“ta们在道德上非常变态，其中大多数人对‘肛门性爱’上瘾”（引用于Gaard，1997:126–127）。征服者试图消除印第安人的土著同性性行为，作为他们摧毁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并作为灭绝本土人民的借口。缺乏基督教教义限制的异性恋行为也被欧洲殖民者们所反对。传教士认为“女人高于男人”是“绝对违背自然秩序的”（引用于Gaard，1997:129）。尽管今天的人们会开玩笑说“传教士的位置”是如何支配了西方的性行为观念的，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当欧洲征服者和殖民者对被征服的本土人民强制实施前者的性制度时，本土人民遭受的恐怖。例如，后殖民理论家M. Jacqui Alexander讲述了征服者Vasco Nunez d’Balboa如何杀死40名他“发现穿着女装”的巴拿马男性印第安人并把他们喂给他的狗的可怕故事（Alexander，2005:196）。
通过挖掘这段历史，后殖民时期的酷儿理论家们展示了殖民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不仅包含着种族和性别的特定概念，还包含着授权他们殖民和帝国主义冒险的性和性经验的特定概念的。对这些理论家来说，殖民化是民族主义者关于身份和定义的自我主张／确证反对和压倒他者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非西方化民族的酷儿情欲、以及ta们的文化和土地，被压制进入传教士的位置——即：征服者‘在上面’”（Gaard，1997:131）。
跨国女性主义组织
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女性主义组织也采用了新的形式，并通过反映出全球政治崛起的不同地点来实现跨国运作。在制定国际妇女能动性的议程框架方面，来自“南半球”的妇女对“北半球”的意识形态支配所构成的挑战已经变得足够的团结协力，从而能够有效形成自己的话语力量（Tripp in Ferree和Tripp，2006: 60–61)。跨国妇女组织的两股力量——人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切——融合在一起，预示着来自南半球的妇女关切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些关切的合流在1995年北京市【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这可以在选文128《北京宣言》中看到。互联网的连接、更便宜的机票和全球电话服务也使跨国组织的运行更加流畅。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定期互动，甚至可以参加世界会议，而不需要如上述会议中作为任何特定国家的代表来获得赞助。（Ferree in Ferree and Tripp，2006:12）。
古普塔（Jyotsna Agnihotri Gupta）在选文134《走向跨国的女性主义》（2006）中讨论了“跨国女性主义”的含义，以及这个概念与早期的“全球姐妹情谊”概念的不同之处，后者从关注女性之间的共性开始，而跨国女性主义的概念始于承认全球女性之间的差异（Gupta，2006:25）。跨国女性主义的方法也承认一个人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权是如何与另一个人的受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它需要对多重化、重叠化和离散化的压迫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像早期的全球姐妹情谊方法那样构建一个假设的预构的统一的女性主义议程的普遍性别理论（34）。
尽管致力于交叉分析、纵横政治和植根于后殖民批评的实践，但跨国女性主义方法也寻求克服女性主义后殖民方法中政治经济问题领域的理论化不足，这些方法仍然陷入文化和话语辩论（古普塔，2006:25）。为了解释这一点，古普塔从莫汉蒂的后殖民方法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变化中吸取了一些见解。莫汉蒂的早期作品，如《在西方的眼睛中》（Under Western Eyes 1984）见于选文124，专注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去殖民化。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如《无国界女性主义：非殖民化理论，实践团结》（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20031 2006)，莫汉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是一个更加紧迫的斗争战场”（230）。莫汉蒂明确指出，她并没有切断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之间的联系，只是转移了焦点。对古普塔来说，这种既关注本土语境、主体性和斗争的微观政治，也关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和进程的宏观政治的唯物主义－解构方法[materialist-deconstructive]是跨国女性主义的核心。
结论
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同意，后殖民和跨国式思想不仅表现了线性进步和发展之意识形态的真正危机，也表现了今日理解和概念化世界的模型的危机。因此，全球女性主义思想从晚期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范式转变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们“回答／满足了崭新世界秩序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概念需求”（Dirlik，1997:502）。
附注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两位社会学学术背景的女性学者主编的选集，其中的导读部分是两位编者撰写的。译者认为，导读部分合并起来，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思想导论，是优秀的、较新较全面的、面向大众好读易懂的小册子；也方便想要进阶了解某一领域的读者顺着导读中提到的著作去做更多阅读，于是这样的翻译就一石二鸟了。就导读的写作风格而言，校对君通读下来感觉堪称立体机动防御，常见的抹黑与误解偏见，都能从中得到有力澄清论证，早该清清了；同时理论深度的入门级瑕不掩瑜，兼顾了反思与能读懂，这也是其中提到的写作立场伦理的表征，谁说越晦涩读不懂越有反思性？别整天念那些另类说唱黑话了，你[知识权威]狗屁才艺，女性主义在这一点上[应\是]有更好的自觉；当然本书也有缺点，比如思想理论[家]的介绍上对亚非拉的关注还是少了，毕竟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定位（实践历史就不要从思想史类书硬求更多篇幅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后续的选文翻译，天坑慢慢选择性地填。双击！双击！（指后续各位读者的亲友需要所谓的女性主义书单，请推荐本系列导读，谢谢）——最后，「仆は嫌だ！不协和音で 既成概念を壊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