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真正的共和——男人，有他们的权利且舍此无多；女人，有她们的权利并丝毫不少。——苏珊·安东尼，1868年。
The true republic—men, their rights and nothing more; women, their rights and nothing less. ——Susan B. Anthony，1868.
从独立战争至今，美国最流行的、最具领导地位（hegemonic）的女性主义观点一直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第一次浪潮期间，自由主义的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曾是全美最大的妇女权利组织。从第二次浪潮至今，自由主义的全国妇女组织（NOW）则是美国最大的女性主义组织。今天，NOW在全国拥有超过500000名缴费会员，以及500多个地方和校园分支。1。
本章重点讨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美国女性运动的贡献。十八世纪时，自由主义思想是革命性的。它激起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倒台和英国在美洲殖民地殖民统治的灭亡。然而，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就转而接受了一种以改革为导向的政治，即通过合法选举、立法和司法程序在体制内开展工作。她们并不主张妇女解放需要对经济或政治制度做出质的变革。其既不呼吁消灭资本主义，也不挑战民主共和的基本假设，只要女性能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因此，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倾向于改革而不是革命。
“女性问题”和启蒙思想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深层的理论根源在于启蒙思想——一个在十八世纪动摇了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社会生活根基的思想体系。“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来源于这种新的社会思想可以把世界从黑暗无知的时代带入一个科学和理性思想之世界的想法（Zeidin，1981）。这些彼时激进的思想为十八世纪的主要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和口号。例如，《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都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国家理论。就是说，要像制定美国宪法那样，为了组建政府，公民应当有一份书面契约，规定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公民不可未经同意而被统治，若政府背弃其责任或公民权利甚至可以推翻它。启蒙思想家还坚持公民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然而，在“女性问题”方面，许多启蒙思想家所持观点远没有他们的批判观念表现得那么进步（Knott and Taylor, 2005; O’Brien, 2009）。这在选文8中独立战争前夕阿比盖尔·亚当斯和她的丈夫约翰之间的通信中可明显看出来。当她的丈夫起草《独立宣言》时，阿比盖尔要他“记得女性”。约翰回之他“不能不笑”阿比盖尔“奇特”且“调皮”的要求（John Adams quoted in Butterfield et al, 1975: 375）。他对选举权的看法是启蒙思想家的典型，揭示了在他们拒绝给予女性选举权时，性别、阶级和种族问题是如何交错其中的。像其他许多男性启蒙思想家一样，约翰·亚当斯将财产所有权视为选举的资格。他认为没有财产的人“太过依赖他人以致没有自己的意志”（375）。因此，尽管启蒙运动思想在它的时代是激进的，许多人仍被排除在它所自豪宣称的权利之外。
现在早期美国女性运动的兴起
已婚妇女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控制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源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婚姻法里具有统治性的“遮蔽主义”（doctrine of coverture）。该原则认为，一旦男人和女人结婚，他们在法律面前算作一（one)。这个“一”即为男人，他控制家庭财产和收入，法律上有权管教和惩罚他的妻子孩子。选文16，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1894] 1975）描绘了遮蔽主义的束缚和这个短篇小说中的妻子以为她的丈夫死于火车事故时感到的自由。结尾出人意料的转折是肖邦许多短篇小说的标志。
十九世纪末的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是对遮蔽主义保护下的性别不平等的直接回应。这不仅在于酗酒是一个与家庭暴力相关的严重问题，还在于妻子们还担心丈夫会喝光家里的收入。然而，废奴运动才是十九世纪美国女性运动的关键导火索。在选文10《关于两性平等和妇女状况的信》（1837）中，著名女性主义和废奴主义者Sarah Grimké将她对自由女性在发展智识的能力／机会方面的“悲惨匮乏”境况的女性主义批判，与对奴隶妇女遭受的暴政和性暴力的有力描述结合在一起（[1837] 1974: 311 和 315）。Grimké问道：“任何一个美国女性，能面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放荡和残忍场面，却冷眼袖手旁观，说‘我与奴隶制无关’吗？她不能如此，亦不能无愧”（315，她强调）。
在废奴运动中，女性学会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技能。然而，她们也知道了自己无法与男性废奴主义者一起平等地发挥作用。女性不仅被禁止加入一些废奴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为（女性）仅仅是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权利）而斗争。一些白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推动其女性主义要求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强调在她们自己缺乏自由的状况与奴隶之间的相似性。这在选文15《因非法投票被捕后的讲话》（1872）中得到体现。这是苏珊·B·安东尼在她和其他15名妇女因试图在总统选举中投票而被捕后的一次审判中的发言。这里安东尼讨论了自由女性和奴隶都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控制自己的收入、保留自己的名字，或拥有对孩子的抚养权 （custody）(Anthony [1872] 1992) 。正如第5章里讨论的，很多非裔美国女性不喜欢这种比较——鉴于奴隶的生活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参政论者的生活有明显的区别。
塞内卡瀑布城《感伤宣言》
184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内卡瀑布城举办，他们的要求表达在著名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中，即选文11。这份文件由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起草，以《独立宣言》为蓝本，强调了《独立宣言》所支持的权利与妇女被排除在这些权利之外之间的矛盾。《感伤宣言》列举了数十种男性施于女性“暴政”的方式，如“剥夺她不可剥夺的选举权”；“夺走她对财产的一切权利，甚至是她赚得的工资”；以及“使她一旦结婚，在法律眼中便民事性地死亡了” (Stanton, [1848] 2005 ：72)，她们还要为自己孩子的监护权（guardianship）而斗争，因为这个时代罕见的离婚情况下由男人获得抚养权。
这些要求是与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对立的——通常被称为 “主妇居家崇拜 ”（cult of domesticity）或 “女人味崇拜”（cult of true womanhood）--它将女性的角色浪漫化为家妻、主妇和母亲（Welter，1973）。这种话语得到了 “领域隔离学说 ”（又称性别二元论，doctrine of separate spheres）的支撑，该理论认为家庭的私人领域是妇女的领域，而家外的公共领域则是男人的领域（Lener，1979）。当然，女性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理想，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奴隶妇女以及大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妇女都必须在家庭之外工作。尽管主妇居家崇拜是为了将享有阶级特权的“女士们”与其他女性区分开来，但它依然限制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
现代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爱情、婚姻和性的观点 2
由于英格兰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并在其前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国）之前进入了现代世界，所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些最早的著作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者撰写的。选文9来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1792] 1975）的导言。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通过宣称自己是美丽、纯洁和精致的天生拥有者，只获得了表面上的地位。她强调需要进行文化、教育和经济改革使女性能够培养自己的技能，并赋予理性和自我实现以重要意义。通过这些方式，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她那个时代的性别之社会建构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女性主义批判。
半个世纪后，英国作家哈丽特·泰勒·密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呼应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并强调了现有的婚姻法是如何将妇女禁锢在暴力和压迫的关系中的。选文12来自哈丽特·泰勒·密尔的《妇女的选举权》（[1851] 1970），而选文13来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 1972）3。这两位作者都写了大量关于改革婚姻、离婚和儿童抚养法的重要性的文章，而理性和自决的启蒙思想也贯穿于其作品中。由于这些性改革主义（sexual reformism）的倡导者把性暴力呈现为更大的不平等性别关系问题的症状，其为后来的女性主义对家暴和性侵的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妇女权利活动家，对女性关于性的积极体验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只有少数人提出了女性应该能够在婚姻之外体验性愉悦的激进主张。此时，“情爱自由”（free love）或“性－爱”（sexual love）是指和你爱的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无论婚内还是婚外。它并不指随性或偶然的性关系。在这个时代的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中，情爱自由的祭司是维多利亚·克拉弗林·伍德胡尔4。对伍德胡尔而言，由于婚姻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经济上的不得已，因此在当时的法定婚姻制度下，基于相互爱欲带来互惠的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伍德胡尔视婚姻与卖淫无异。在选文14《而那真理许你自由》（1871）中，伍德胡尔捍卫了她情爱自由的立场，并且当她写道：“我有不可剥夺、宪定和自然的权利去爱我所爱之人，去爱得无论长短”（Woodhull [1871] 2010: 51）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
[译者注：对上一段叙述有些无法理解历史语境的，比喻来说，当时欧美的所谓法定婚姻制度，仍然具有很强的封建宗法的家长制、包办婚姻色彩，不论男女双方结婚很多时候并非基于恋爱自由的前提。]
第一波环保主义活动 5
与主要和自己社会阶层的人合作的温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相比，许多中产阶级、左翼自由主义的妇女参政论者在这个时代从事环保主义活动，他们在安置所或互助会工作，并/或发起各种集体生活形式的实验，例如公共厨房和儿童护理（Hayden，1982）。由于安置所和互助会都位于社区内，这些社会改革者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工作，因此她们对贫穷和肮脏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最有名的安置所，即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提供健康护理、儿童护理和成人教育，并倡导工人阶级的工会权利。
赫尔之家的妇女大量参与解决环境问题。她们在市政持家的名义下工作，强调这些问题如何直接影响到她们的住房和家庭的安全。数以千计的妇女动员起来解决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卫生问题、食品销售和职业安全等。选文18节选了部分简·亚当斯(1907－1973)关于市政持家的著作。亚当斯不仅指出了妇女在传统上是如何处理健康和卫生问题的，而且还指出她们在这些严重影响她们的家庭和社区的问题上应该有投票权。
在现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献中经常被忽视的是，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是如何对市政持家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通常是通过黑人妇女俱乐部和/或建立互助协会。6总的来说，黑人妇女俱乐部运动比她们的白人同行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处理。在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棚户区和贫民窟中，不仅健康状况危险，而且像儿童护理这样的问题对绝大多数黑人妇女来说也更为迫切（Olivia Davidson引自Giddings, 1984: 100）。
事实上，这些妇女处理的社会问题跨越了从托儿所到养老院的整个生命周期。她们的活动帮助弥补了黑人学校、医院和诊所资金不足的问题（Shaw：1995）。在这个时代创建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机构是亚特兰大邻里联盟（Atlanta Neighborhood Union）——在这个时代与赫尔之家最相似的黑人妇女组织（Lemer，1979：88－90）。1908年，在 Lugenia Hope 的领导下，它建立了一个托儿所、一个幼儿园和一个医疗中心，以治疗肺结核和其他污秽疾病（Giddings，1984：136）。Fannie Barrier Williams 很好地抓住了白人和黑人妇女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她写道：“有色族裔妇女的俱乐部运动深入到整个种族的亚社会状况（sub-social conditions）中……在白人妇女中，俱乐部是已跃升之人（uplifted）的进步运动。”（引用自 Giddings，1984：98）
赢得选举权
1890年，美国两个主要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合并为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该组织将其精力用于赢得投票权（Hole和Levine，1979）。一幅描绘这次合并的漫画《美国战斗性妇女参政论者（American Suffragettes）》（1896年）可以在选文17中找到。“战斗性妇女参政论者 （suffragettes）”这个词最初是用来贬低这些妇女的活动的。一些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和少数美国妇女参政论者重新使用了这个词，以区别于那些通过立法手段和游说来寻求政治平等的、比较沉稳的宪制主义者，她们的活动更加激进。然而，大多数美国妇女参政论者继续使用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一词，选择不去改编早期的贬义词。7
不管这个词是否被使用，在20世纪初，新一代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妇女参政论者已经长大成人。在爱丽丝·保罗的领导下，这些妇女参政论者组成了妇女党（Woman’s Party）。她们专门为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通过而工作，采用了比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更广泛的策略——这些策略是保罗从她与英国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的接触中学到的。她们在白宫外进行抗议，甚至进行了绝食抗议。所有这些活动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激进的，这些妇女有几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为获得选票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活动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耗时甚久，从塞内卡瀑布会议到1920年通过第十九修正案取得妇女选举权的胜利，已经过去了70年，据NAWSA前主席凯莉·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rt)估计，这一共涉及到：
56次面向男性选民进行公决的运动；480次旨在让立法机构将选举权修正案提交表决的运动；44次旨在让州宪法会议将妇女选举权写入州宪法的运动；277次旨在让州政党会议把妇女选举权纳入政策的运动；30次旨在让总统政党会议采用妇女选举权政策作为竞选纲领的活动，以及29次一共19届国会的活动。（Catt 引自 Hok and Levine，1979：554）
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后，爱丽丝·保罗呼吁开展新的运动以通过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这项修正案简要地指出，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削减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然而，到1920年，为实现投票权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妇女运动因疲惫而偃旗息鼓（Hole and Levine，1979）。直到40多年后，美国女性主义者发起的第二次群众运动才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
浪潮之间的进步与挫折
尽管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后，基于群众的活动势头有所下降，但在192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妇女已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30年，在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中，有40%是女性，这一比例是1900年的两倍，令人吃惊。传统的妇女工作领域——如护理和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两次浪潮之间妇女职业角色的增加。在高级学位方面，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最欢迎女性（Cote, 1987）。
在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中，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著作在两次浪潮之间获得了最广泛的公众和专业关注，因为她专注于性实践和性别角色。她在《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一书中对健康和放任的性态度的报告，为米德赢得了自由性实践倡导者的声誉。选文21是来自她的书《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 1963），其中米德在她的民族学研究中强调性别是如何根据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性别角色而被社会性地构建的。
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对两次浪潮之间的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在选文19所展示的《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中，伍尔夫介绍了 “莎士比亚的妹妹”—— 一个“不曾写下一字的诗人”，她“被埋葬在十字路口”，无名无利，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无法受到教育和写作（2008：148）。但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的妹妹仍然活在你我心中（ibid），她在此开始大声呼吁妇女拿起笔来，发出她们的声音，并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来自同一本书、标题为“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选文20中，伍尔夫思考了为什么母亲没有财富留给女儿，并讨论了妇女被缩减为抚养孩子和家庭工作是如何对产生收入和文学作品造成严重障碍的。她的结论是，500英镑（经济独立）和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一个不受日常生活干扰和要求的地方）是妇女写作的先决条件。
晚期现代性的自由女性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将众多的女性放置到战时经济与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职业中。然而，当士兵们回国后，已婚或怀孕的妇女往往被私人和公共雇佣政策逼得离开她们的工作，而投入男人的怀抱（Cott，1987：225%）。
事实上，经常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浪潮的书籍——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1963年）笔锋直指主妇居家崇拜。弗里丹的重点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已经实现了当时被认为是妇女的 “美国梦”——成为家庭主妇和在家妈妈，有养家糊口的丈夫，有自己的家，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过体面的生活。如选文22所示，弗里丹记录了许多家庭主妇正经历着深刻而持久的抑郁症。弗里丹称这种现象为 “无名的问题”，并将其归结为与做家庭主妇和母亲有关的成就感匮乏（Friedan,[1963]1997: 15）。后来的女性主义作者批评弗里丹忽视了妇女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因其没有设法解答是否 “做女佣、保姆、工厂工人、职员或妓女，比做一个休闲阶级的家庭主妇更有成就感？”（钩子，1984：1－2）。然而，弗里丹的分析道出了那个时代许多妇女的担忧——鉴于二战后的繁荣为男性提供了高工资，使美国的在家母亲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之一。
弗里丹（[1963]1997年）还对比了“一个世纪前，妇女如何为高等教育而奋斗”（16），而在1950年代，她们上大学是为了“找一个丈夫”。她哀叹年轻女性如何被教导去怜悯那些想成为诗人、医生或总统的“没有女子力”的女性（同上）。在战后美国，有“真正的女子力”的妇女不想要职业、高等教育、政治权利或第一波妇女努力争取的机会（同上）。弗里丹把这种削弱妇女愿望的女性概念称为女性的奥秘（Friedan，[1963] 1997，18），它把妇女的愿望降低到砂锅大小。她将此归咎于形成美国社会规范核心的系统化、性别化的世界观，并呼吁妇女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争取平等。
1966年，弗里丹与其他赞同这些观点的妇女一起成立了NOW，其第一份 “宗旨声明 ”可以在选文23中找到，其他在这个时代为平等而斗争的主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是妇女选民联盟、妇女平等行动联盟和联邦就业妇女的组织。一个专注于宪法权利的主要自由主义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经常为女性主义者提供法律服务，并在法庭上发动法律斗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协助取得了第二次浪潮中的一个重大胜利——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确立了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以及堕胎的合法化。
自由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
选文24节选自最有影响力的第二波自由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作品之一，卡罗尔·吉利根的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1982)。吉利根批评了早期的、男性撰写的关于道德发展的心理学理论对性别的忽视、并且其将女性排除在研究之外。她的研究显示，当女孩做出道德决定时，她们比男孩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结论是，女孩是关怀伦理为导向的，而男孩则是以正义伦理为导向的。关怀伦理强调相互联系，在女孩中出现的程度更高，因为她们在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早期与其母亲的连结。而正义伦理强调遵守基于男性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正式规则，这需要与母亲分离和独立。吉利根认为，这种分离提高了男孩对儿童和成人之间权力关系差异的认识，并对正式的正义规则产生了更强烈的关注——相反，女孩对母亲的持续依恋促进了她们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道德视点的理解。
第二次浪潮的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男女之间的相似性，而吉利根的工作则侧重于两者的差异。然而，根据吉利根的理论，这些差异是社会建构的，并且她的政治观点遵循自由主义的路径，强调男性参与儿童抚育的重要性以及儿童早期社会化中的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结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将 “性别（gender） ”作为女性主义分析的核心概念。通过强调生物层面上的性征和社会层面上的性别之间的区别，她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来实现性别角色的社会转变，以促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事实上，大型自由派女性主义政治组织在改变歧视妇女的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以及使妇女当选为政治官员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充当了通过ERA而进行的漫长而艰难的斗争的先锋，1982年ERA的失败对第二次浪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保守的 “道德多数派 ”的 “家庭价值观 ”运动占据了美国全国的风头，共和党人开始享受选举的全面胜利。这些右翼保守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竞选和 STOP-ERA运动8将福音派基督徒和世俗保守派联合起来的结果。尽管20世纪80年代对女性主义政治议程来说是一个暗淡的十年，但它却是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的多产时代，我们将在本选集的后面章节中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