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2006 企划：西方负典编译组 视频：三奎罗 代为发布：网哲邻人部 视频版：【西方负典编译组】列宁再发现 S01E01（哔哩哔哩）
读列宁早期著作的人，都会经常读到“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个公式。
有一次，他对这个公式描述道：
“卡尔·考茨基的表述，再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这样，列宁就把对他来说是两本基础性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卡尔·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联系起来了。
这两本书对年轻的列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这两本书都译成了俄文。
不幸的是，这两个译本都没有留存下来
我们将追随列宁，以结合公式为统一主题，描述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发展。对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的进行某种特定解释，
而是要带出列宁和他那一代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结合公式是一种叙事的浓缩。
这种叙述具有相当大的感情色彩，关键是一种使命的观念——
这既包括工人夺取政权和引进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
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结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使命。
为了把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表现出来，我们将突出一些修辞，这些修辞并不经常出现在二手叙述中。
但是，凡是把社会民主党想象成建立在干巴巴的、决定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东西，而忽视了“福音！”和“这是救赎事业！”这种热烈言辞的话，就会忽视这一点。
结合公式还隐含着一种具体的政治策略，而这种策略与公式的情感热忱一样，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即为了推进所期望的结合，需要建立某种组织，需要建立某种政治条件，需要评估某些社会力量是朋友还是敌人。
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这一战略时，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一种创新，甚至是异端。
不过，虽然可能是俄国人想出了“霸权/领导权”这个新名词，但其基本逻辑已经被德国人研究得相当透彻了。
总言之，对“福音”的突出，强调了19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个重要但未被充分重视的方面：社会民主党人的改宗狂热，以及关于如何最好地传播“福音”的冷静思考。
马克思与恩格斯
工人们拥有成功的一个要素——数量；但数量只有在通过组合而团结起来，并在知识的引导下，才会有份量。
——卡尔·马克思《就职演说》，1864年
我们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结合叙事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到来的世界历史史诗。
在其全部范围内，这部史诗既考察了“一切迄今存在的社会的历史”，也考察了未来。
在马克思生前所写的传记中，恩格斯用一句巨长的话概括了这部史诗关键性的最后情节：
（马克思的“新的历史观”教导说，）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Beruf]，它不再有能力领导社会，甚至成为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历史的领导权[Leitung]已经传给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它在社会中的全部地位，只有完全废除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使自己获得自由，而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只是等待着相关的无产阶级来占有它们，以便实现这样一种状态：使每个社会成员不仅能够参加生产，而且能够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且通过整个生产的有计划的运作，使社会的生产力及其产量大大增加，从而使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都能得到不断增加的满足。
这种特殊的表述虽然带出了马克思叙事的关键特征——
阶级具有“历史领导权”的“召唤”，但并没有带出无产阶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任务，即夺取政治权力。
《共产党宣言》对这一任务作了如下表述：
“共产党人的直接目标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是一样的：把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
马克思在1864年为国际工人协会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说得更简洁：
“因此，夺取政治权力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职责”。
科学社会主义是对这一世界历史史诗的理性叙述。
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以马克思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其他19世纪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不同的政治策略。
因此，我们现在集中讨论总体故事中的一个特殊情节，即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伟大职责并执行这一职责的情节。
只要我们还停留在世界历史史诗整体的层面上，我们就可以满足于说“工人阶级实现了自己的伟大职责”，好像这个过程多少是自动发生的。
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详细考察这段情节，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段情节有其自身的戏剧性，因为它描述了历史行动者努力克服障碍实现自己选定目标的互动结果。
该情节可用结合公式来概括：“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学说，而社会民主党是为工人阶级的伟大行为做准备的历史行动者。
按照考茨基和列宁的说法，第一个提出结合说逻辑的人是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
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考茨基用这样的话概括了这本书的论点：
“工人运动必须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力量；社会主义必须是工人运动摆在自己面前的目标”。
列宁在自己对刚刚去世的恩格斯的悼念中，紧跟考茨基对《工人阶级状况》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本书表明，恩格斯是“第一个说无产阶级不仅是受苦阶级的人”。列宁还对恩格斯的论点进行了总结：
社会主义者所要了解的是，哪种社会力量由于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对实现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兴趣——然后向这种力量传达对其利益和历史任务的认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不可逃避的。另一方面，只有当社会主义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时，社会主义才会成为一种力量。
恩格斯的论点是在《工人阶级状况》中题为《工人运动》的一章中提出的。
在其中，恩格斯划分了两种不同的力量。
第一种是工人运动，它在人民宪章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最高的表现，是全国范围内的激进的政治运动。
第二种是受罗伯特·欧文启发的“社会主义鼓动”。
社会主义是
“彻底驯服的、和平的……他们确实理解劳动者为什么对资产阶级心怀怨恨，但认为这种阶级仇恨是没有结果的，毕竟这种仇恨是使工人接近目标的唯一的道德动力”。
因此，
“社会主义以其目前的形式，永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信条；它必须屈尊一时回到人民宪章主义运动的立场上”。
恩格斯自信地勾勒出故事中的下一个情节，这显然是结合叙事的第一次明确陈述：
可见，工人运动分为两部分，即人民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宪章派是比较落后的，不进步的，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是他们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比较高瞻远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付危难的办法，但是，由于他们最初是从资产阶级出发的，因此不能完全同工人阶级合并。人民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Verschmelzung]，即以英国式的法国共产主义的再现，将是下一步，而且已经开始了。那么，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之后，工人阶级才会成为英国的真正领袖。同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将继续进行，并将促进这个新的党，这个人民宪章主义的新的出发。
恩格斯监督的、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英译本增加了两处值得注意的润色：人民宪章主义是“理论上比较落后的”等等，结合后的工人阶级将是“英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领袖”。
我们引用了考茨基和列宁对恩格斯的总结，以便指出这一章对两人的至关重要性。
他们把它看作是他们的政治信条的本质的第一个声明。
然而，在二手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章的提法。
因此，《怎么办》的观点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典籍的修订。
换而言之，结合说的逻辑深深地蕴含在《共产党宣言》中——或者说，无论如何，列宁坚信事实就是如此。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
“为实现工人阶级的那些紧接在手的目标和利益而斗争，但他们也是当前运动中运动未来的代言人”
这句话具体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图：把引起工人运动的日常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
恰恰是这个路线图，甚至可能正是这句话，最终说服了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最重要的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8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他1882年翻译的《宣言》导言中的这句话：“《宣言》可以防止俄国社会主义者走两个同样令人遗憾的极端：一方面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的态度（=努力推翻沙皇主义），另一方面忘记党的未来利益”。
从《宣言》的整体结构来看，结合方案的体现并不过分。
《宣言》分为三个大的部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
第一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讲的是工人运动到革命为止的故事。
这一节的基本主题是工人的反抗和他们日益增长的组织，即用工人结合[Vereinigung]成革命协会来代替相互孤立。
下一节“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描述了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据说只反映了工人运动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即永远向前推动的部分[der entschiedenste, immer weiter treibende Teil]1的信念，因此，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仍然需要被说服它的伟大职责。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描述的是工人运动，第二节描述的是社会主义。
第三节转而讨论如何把这两者结合的问题。
这一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是结合公式中固有的政治策略首先开始被研究出来的地方。
马克思请我们观察除了伸向工人运动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外的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毁灭。
积极的论战语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者的赞美。
马克思要说服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伟大职责就是推动这一进程。
他们是有觉悟的因素，他们是可以用抽象的推理和资料的论战直接说服的人。
当社会主义者被抡圆了，他们自己就会开始在工人环境中传播认识。
《宣言》最后一节中受到批评的五个目标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代表了反对结合战略的大多数逻辑可能性。
因此，它们预示了社会民主党后来对其竞争对手发动的大部分论战。
第一个目标是封建的或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结合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对工人的煽动性调侃掩盖了支配工人运动的意志。在整个19世纪，各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断挑战社会民主主义。
在他的下一个目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马克思认为，结合战略将失败，因为它的基础是错误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店主——的利益并没有把他们引向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引向一个以个人小财产为基础的经济独立的“反动乌托邦”。
第三个目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在稍后我们研究宣言的战术意义时加以研究。
在第四和第五个目标中，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工人和正确的社会主义者——但在结合之外。如果工人运动拒绝采用革命社会主义的观点，它就会变成单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徒劳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寻求工人的解放。
如果社会主义者继续认为工人没有能力解放自己，那么他们就会萎缩成一帮乌合之众。
《宣言》并没有责备早期工人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立即寻求结合——事实上，一方面《宣言》赞扬他们的困顿抵抗，另一方面赞扬他们的批判性见解；应予谴责的是继续拒绝大综合的做法。
在确定了结合说的基础性影响之后，我们现在来概述一下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策略，正如导师们的各种言论所阐述的那样。
其关键思想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夺取’。
第一国际的这句著名口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一种理解上看，这句格言告诉其他阶级的革命者，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
法国的普鲁东主义者是这样理解这句格言的，他们也许是第一国际内部最重要的支持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格言不仅拒绝向非无产阶级革命者关闭大门，而且实际上还邀请他们进来。
如果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实现他们的解放，那么他们必须要了解他们需要做什么，并获得必要的组织工具。
任何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出身如何，这种为工人阶级做准备的使命都是义不容辞的。
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的纲领中所说的那样，社会民主的目的是
“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使它充满对自己的地位和任务的认识，使它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适合于斗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工人“以组合而团结，以知识而领导”。
“结合”——有纪律的组织——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必要的，如果工人不被“他们的不连贯的努力所造成的共同的不快所责备”，正如马克思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必须领导工人的知识时，他们当然是指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关键的几句话界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战略中的作用。这几句话总结了恩格斯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
进行这一解放世界的事迹——这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形式——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扎扎实实地阐明这一事迹的历史条件，从而阐明它的本质。通过这样做，科学社会主义将把无产阶级自身行为的条件和性质带到一个虽然在今天受到压迫，但却被号召采取这一[伟大]行动的阶级的认识中去。
Beruf，“召唤”，是一个表现力极强的词，它能唤起人们对崇高宗教召唤的回响。
无产阶级几乎被定义为“die zur Aktion berufnen Klasse”，即“被召唤的伟大行为阶级”。
科学社会主义自己的任务
任务——Aufgabe，另一个关键词
不仅是阐释无产阶级的号召，而且要让这个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要参与到宣传和鼓动的各个环节中去。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它的过去（——“历史条件”），它的现在（——“受压迫”）和它的未来（——“解放世界的行为”）。由于这个故事本身将激励无产阶级进行伟大的行动，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解放世界的前提条件。
夺取政治权力的伟大责任意味着，所有这些见解和组织的目标将是一个全国性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因而也是独立的政党。
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某种组织的必要性是新的世界观所固有的。马克思对“党”的作用的看法是不太基本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适当的制度和术语还没有形成。在此前提下，莫利纽1978年和约翰斯通1967年对马克思的党的观点的讨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马克思在《宣言》第一部分勾画了这样一个党的发展。这个草图中的一个主题对于理解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言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经济的国有化和政治组织的国有化之间划出了平行线。
资产阶级对经济的国有化，是把经济从原来的地方性的、偏僻的、分散的、低技术的生产起点上脱离出来，逐步走向全国性的、城市的、集中的、工业化的生产终点。
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改造，反映在社会自身政治组织的改造上。
因此，
“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之间对抗的性质”。
大规模工业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通讯手段，使不同地方的工人相互接触，这进一步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结合。
但是，这种接触是把许多普遍相似的地方斗争集中起来，变成全国性的——阶级性的——斗争所需要的一切。
这一节构成了列宁把所谓的“手工业的局限性”作为党组织发展阶段的比喻的背景。
因此，结合方案为社会主义者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宣传的任务。
从这一任务的定义中流露出一个巨大的战术含义：即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的必要性。
这一含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毫不含糊地得出。
如前所述，《宣言》第三节以否定的形式概述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性质，说明如何是不结合的。
在第三节所攻击的五个目标中的第三个目标中，马克思在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了对比。
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
“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政府、资产阶级竞争、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投掷了传统的憎恶之词。他们急于利用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诋毁任何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以至于成为贵族和德国专制主义政府的工具。德国共产党人则大不相同，他们与资产阶级并肩作战，一旦资产阶级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地主、小资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书中引用的正是这些段落，这本书是他在1883年为宣布转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发表的。
正如普列汉诺夫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使俄国社会主义者相信，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必须是他们最迫切的优先事项。
但是，对政治自由的坚持不仅对俄国人，而且对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基本的：它是以马克思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与所有其他19世纪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区别。
政治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重要性，在恩格斯的另一篇揭示性的但被忽视的文章《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得到了阐述。
在这篇对欧洲大陆各地工人政党进展情况的调查中，政治自由的状况是各国家政党的目标和成功的试金石。恩格斯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描述尤其具有启发性。
到1877年，法国工人阶级近来遭受了两次创伤。第一次是在波拿巴主义帝国的十八年中，新闻界受到束缚，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受到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被剥夺了一切交流和组织的手段。
这个镇压政权之后，1871年巴黎公社被粉碎。现在在法国掌权的，用恩格斯愤怒的话说，正是那些背叛了工人和国家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
尽管如此，恩格斯的政治建议是支持这些可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君主主义的进攻。
工人阶级有且只有一个直接的利益：避免（像在波拿巴主义时期所经历的那样）再一次出现这种长期的镇压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再次战斗的必要性，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直接解放，而是为了一种允许他们为最后的解放斗争作准备的状态。
只有共和国虽然卑劣，但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获得一定程度的个人和公共自由，使他们能够建立工人阶级的报刊，通过会议进行鼓动，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进行组织，而且，保护共和国可以使他们不必为将来重新夺取共和国而进行单独的战斗。
政治自由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在必要的时候，即使是政治独立也要为之暂时牺牲。
1877年，工人阶级支持共和派免受君主主义者的攻击。恩格斯评论说，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当了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和激进派的尾巴，但一个没有报刊、没有会议、没有俱乐部、没有政治社团的工人阶级，除了激进派中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它还能是什么呢？为了获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它除了支持唯一一个必然要为广大人民，因而也要为工人争取到可以独立组织起来的自由的党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因此，《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新的历史观是与一种政治策略相联系的，这种策略在《宣言》本身中得到了坚定的概述，而且其作者多年来一直忠于这种策略。
有些作者认为，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上的讲话》的革命主义与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就职演说》的改良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比。
然而二者都是基于同样的基本政治策略：努力获得政治自由，并在获得政治自由后利用这些自由将组合和知识带入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其目标是夺取政治权力以推行社会主义。
尽管“Die Revolution im Permanenzl”的呼声很激烈，但在“漫长的革命发展”的假设下，1850年的演说却从事于提出选举建议：
“即使在没有任何当选的前景的地方，工人也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的革命态度和党的立场带到公众面前”
德国社民党完全遵循了这一选举建议。
尽管《就职演说》对英国《十小时法案》等立法的礼赞是温和的，但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伟大职责是夺取政治权力，以便废除雇佣劳动。
这里介绍的马克思不是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三部曲开篇就提到了他认为关于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是一个德国哲学家”。
在科拉科夫斯基的论述中，甚至很难找到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提法，更不用说承认国家政权的核心作用了]。
这也不是杰夫·埃利的马克思。他写道，“马克思为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传统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一种强调“物质力量对人类成就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政治机会与经济运动之联系”的经济理论。
埃利对新的“独立的劳工群众党”有一个很好的描述：“独立，因为它的组织是独立于自由主义联盟的；群众，因为它需要基础广泛的公众鼓动；劳工，因为它强调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的必要性；党，因为它提出了永久性的、集中组织的、计划协调的、全国性的活动”遗憾的是，他把这一点与‘先锋队主义’对立起来，虽然这种策略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列宁）所说的先锋党的意思
然而这也不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最大的影响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断言。
另一方面，这里介绍的马克思类似于哈尔·德雷珀的马克思。德雷珀的伟大成就是把马克思放在不是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不是李嘉图及其追随者，而是十九世纪其他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工人的领袖——像奥古斯特·布兰基、费迪南德·拉萨尔和米哈伊尔·巴库宁这样的人的身边。
当然，马克思确实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但是，对于列宁和他那一代人来说，处于核心地位的马克思，是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看法，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者任务的新看法——新的政治战略，而这种新的政治战略又启发了19世纪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具创新性的政治制度建设。
1917年，列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笔记本中评论道：“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
哲学家马克思和经济学家马克思都试图给这几个字以最坚实的基础。
但是，对19世纪影响最大的马克思是活动家，他试图引出隐藏在这几个字中的政治策略的一切含义。
拉萨尔
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我们被告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给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拉萨勒，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马克西娜。
有些人甚至准备把斐迪南·拉萨尔放在首位：
“拉萨尔，甚至比马克思更重要，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他深有亏欠；马克思设定了文化界的思考和争论，拉萨尔设定了人民的组织。”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仍然是英雄般的创始人物。
相比之下，如今，拉萨尔已经或多或少地从历史篇章里上消失了，不少关于左翼历史的书甚至没有提到他。
在这里提出他的贡献的一个直接动机是，拉萨尔在《怎么办》的一个关键段落中出现了。
再有就是，人们坚信，如果不去关注社会民主党的被遗忘的奠基人，就无法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情怀，也无法理解其制度的逻辑。
拉萨尔作为新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虑到他对本世纪其他时期的影响之大，其职业生涯令人难以置信地短暂。
1863年，一个德国工人团体请他就工人的最佳政治路线发表意见。
在他的《公开信》中，
又称《宣言》
拉萨尔建议他们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以实现普选。然后，他就投身于了建立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党。
竞选开始后仅一年半，他就在一次决斗中丧生，而这次决斗的起因是他与一位德国女伯爵的恋情。
他的死可能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尽职行动，因为他的组织工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而且他与俾斯麦等保守派的眉来眼去可能很快就会使他名誉扫地。
他就这样死了的话，他仍然是一位烈士和事业的偶像。
拉萨尔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作为事业的象征。
英国评论家乔治·布兰德斯在1881年写道，他说他的气质的基本特征是犹太语“Chutspo”这个词最能表达的品质中可以看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心智的无耻、暴躁、果断和傲慢的存在。
拉萨尔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遗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袱，运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摆脱他的许多政策废话以及他对独裁的政党组织的倾向。
然而，在我们的讨论中——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我们要集中讨论的是，即使在其他方面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拉萨尔的永久贡献。
拉萨尔的永久贡献有两个方面。
他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更生动、更有效地调动了结合叙事的情感基础。
他还将结合方案中固有的政治战略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展现给大家。
结合公式中所潜藏的情感激情，最深刻地来自于使命的观念：一个人有义务接受的崇高任务。
在我们所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对Beruf、对“解放世界的行为”、对工人的“伟大职责”和他们的“历史使命”的提及。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太风趣了，没有对这个主题进行雄辩的阐述。
拉萨尔则恰恰相反。
虽然他的夸夸其谈无疑比马克思的夸夸其谈更有时代感，但在当时却极为有效。
30年后，塔赫塔列夫在彼得堡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时发现，拉萨尔的“工人庄园思想”在他的学习圈中给工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拉萨尔通过讲述下面的故事来解释“工人庄园的思想”：
本来，工人是作为革命的第三等级的一部分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但后来资产阶级由于自私和对特权的渴望而把自己分离出去。
相反，对工人来说，自利和群体团结是一致的。
社会下层阶级越是认真地、越是深入地争取改善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改善自己阶级的命运，这种个人利益就越是不会反对历史的运动，从而被谴责为那种不道德的行为，
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例子，
而会承担起一种彻底符合全体人民的发展、符合思想的胜利、符合文化的进步、符合历史本身的活生生的原则的方向，这种原则不是别的，就是自由的发展。
或者换句拉萨尔的话说……
它的利益就是整个人类的利益。现在的工人构成了“第四等级”，他们拥有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因此，你们能够以个人的激情投入到这一历史发展中去，并且可以肯定，这种激情越强烈，就越能在你们体内燃烧……你们所达到的道德地位就越高……先生们，我们可以祝贺自己，我们生在一个注定要见证这一历史上最光荣的工作的时代，而且我们被允许参与完成这一工作。
但是，这种注定了一种准宗教式的殷勤的义务，下面这段被广泛引用的拉萨尔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工人纲领》中的一段话揭示了这一点：
没有什么比认识到它注定要成为一个统治阶级，认识到它要把本阶级的原则提高到整个时代的原则，把它的思想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从而通过把自己的品格印在这个社会上而形成这个社会，更能使一个阶级的价值和道德品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这种命运的崇高和世界性的荣誉必须占据你的全部思想。无论是受压迫者的负担，还是无思想者的闲散消磨，甚至是微不足道者的无伤大雅的轻浮，对你们来说，从此都不成为现实。你们是现今教会要建立的磐石。
正是这种思想的崇高的道德忠诚，必须以吞噬性的排他性占有你们的精神，充实你们的思想，塑造你们的整个生活，使你们的生活配得上它，符合它，并永远与它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的道义上的恳切，它必须永远不离开你们，而必须在你们的工场里，在你们的闲暇时间里，在你们的散步中，在你们的聚会里，甚至在你们伸展四肢在你们的硬沙发上休息的时候，都要出现在你们的心中，正是这种思想必须充满和占据你们的思想，直到它们在梦中迷失自己。
你们越是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这一思想的道义上，越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它的光辉热忱中去，那么，请你们放心，你们就会加快我们当前历史时期必须完成它的任务的时间，你们就会越早地使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请注意这段话是怎样把决定论，即你们注定要成为统治阶级，同号召人们为实现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进行热情的活动结合起来的。
拉萨尔之所以被人们记住，还因为他“指明了道路”，也就是说，他阐述了党的政治战略的基本原理。
这个策略最早是在《公开信》中宣布的：
“工人阶级必须自我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并把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作为这个政党的首要口号和旗帜。”
十九世纪的《公开信》英译本在拉萨尔的文本中自由地添加了相当多的修饰。
例如，它在这段话中说，普选权对工人党来说是
“一种要刻在它的旗帜上的感情，并构成它行动的中心原则”。
因此，拉萨尔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三个词（独立、政治、组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拉萨尔提出他的策略的时候，它的所有方面都是创新的，不能说是离谱的。[ 关于社民党出现的背景，见Barclay和Weitz 1998。 ]通过坚持一个政治组织，拉萨尔面对的是一种甚至在工人自己中间也很普遍的意见，即（正如拉萨尔在他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必要为政治运动而烦恼，因为这是你们不感兴趣的事情”。
工人政治的内容来自于工人的振奋使命和他们对“第四等级思想”的忠诚。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作了区分。
这种区别的实质已经在拉萨尔那里说明了：
你想成立储蓄银行、伤残救助协会和疾病救助协会；这些机构相对但次要的重要性我很容易认识到。但是你们的目的是改善工人的状况——保护他免受鲁莽、疾病、年龄和意外事故的影响，这些意外事故的影响使个别工人的状况低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普通状况吗？如果是这样，建立这种机构就完全等于达到了你们的目的。但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在全德国范围内鼓动一场运动，并开始对全体工人进行普遍的鼓动，是很不值得的。然而，像全国劳动者的普遍鼓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在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情况下，如果完成的事情如此之少，就远不能找到它的回报。
后来的社会民主派舆论认为，拉萨尔对改革的敌意做得过头了。
拉萨尔还坚持政治独立，这个目标在1861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意义：
脱离自由主义的进步党，该党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召集了工人社团，以便在争取自由主义宪法的斗争中招募追随者。
拉萨尔猛烈地攻击进步党，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利益与工人的利益相冲突。
他攻击他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为自己的政治自由目标而斗争时缺乏活力、软弱和轻率。
这种对自由派的指责，在德国和俄国都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准特征。
最后，拉萨尔坚持有效的组织。
这个主题的一个方面是一种相当独裁和“人格崇拜”的党内组织模式。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另一面，拉萨尔的组织理想是如何从传播“第四等级理念”福音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的。
但是，如何落实普选呢？看看英国的情況。英国人民反对《谷物法》的伟大鼓动持续了5年多。然后，这些法律不得不消失：一个保守党部自己不得不废除它们。
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成为德国工人的普遍联盟，以便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不疲倦的、不间断的鼓动，争取在德国各州实行普遍的直接选举权。请注意，拉萨尔受到英国中产阶级反对《谷物法》的鼓动运动的启发。
拉萨尔希望建立一个在其旗帜上公开写上自己观点的煽动党。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新党必须建立以党员会费为基础的金库。这些金库将支持一支强大的鼓动力量：
创办和出版报纸，每天提出这一要求，并从社会状态中证明其原因。用同样的资金为同样的目的散发小册子。用工会的资金支付代理人，把这种见解传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用这种呼声激动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家庭佣人、每一个农场工人的心。从工会的资金中赔偿所有因活动而受伤或被起诉的工人。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再重复同样的事情，总是同样的事情。
这样，拉萨尔就唤起了后来成为列宁阶级领导思想核心的意识扩散圈的形象：
在每一个工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屋里宣传这一呼声。愿城镇的工人让他们的更高的见识和教育[Bildung]洋溢在乡村的工人身上。辩论，讨论，到处，每天，不停歇，不结束，就像英国反对《谷物法》的伟大鼓动一样，现在在和平的公共集会上，现在在私人聚会上，讨论全民直接选举的必要性。越是千百万人响应你们的声音，其影响就越是不可抗拒。
拉萨尔认为，有效鼓动的关键是保持内容简单，集中在一个基本信息上。
就他自己的鼓动而言，这个信息就是“为了获得国家对工人合作社的援助而进行普选”。
这个方案是对夺取政治权力以推行社会主义的方案的一个非常扭曲的初步近似。
因此，拉萨尔对结合公式有自己的版本：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命运正是这样的——黑暗时代一直无法设想，更无法实现的——科学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
比较拉萨尔的“die Wissenschaft an das Volk zu bringen”的口号和列宁关于从外部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的臭名昭著的公式，拉萨尔在这里所说的“科学”，基本上是他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化版本。
而他所说的“传播”不是成人教育讲座，而是《公开信》中所说的激动人心的鼓动机器。
随着岁月的流逝，拉萨尔的纲领、战术和组织的许多特点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拒绝。
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可以根据前面所引用的宣言段落来推测。
根据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拉萨尔对资产阶级的敌意使他危险地低估了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之一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利用他在1872年因叛国罪受审的机会提出了这一观点：
我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片面程序只能为贵族服务，设想中的没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结合自由的普选权不过是反动的工具，而来自领主政府的“国家帮助”只能是为了腐蚀工人，使他们对反动的目的有用。
在拉萨尔的纲领和策略中挑毛病是很容易的，当然他的言论也已经严重过时。
把他与马克思放在一起，正如杰维斯所说，他在智力上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他目前从历史记忆中消失，一定会扭曲我们对列宁等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看法，对他来说，即使在接受了所有的批评之后，拉萨尔也是一个英雄。
拉萨尔注意了《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政治战略。
他抓住了这一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对历史使命的号召所产生的情感吸引力，以及使工人做好准备去完成这一使命的组织意义。他确实可以被称为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最后，我们可以用爱德华·伯恩斯坦在他的正统的、前修正主义时期写的对拉萨尔的赞赏来结束。
他的《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费迪南德·拉萨尔》一书深受恩格斯的影响，并由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翻译成英文。
恩格斯在该书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哈尔·德雷珀实际上把他而不是伯恩斯坦当作作者
按照德雷珀的说法，“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一。”全书对拉萨尔抱有敌意，并大篇幅地强调他的弱点。那么，更可贵的是书中对拉萨尔永恒成就的总结。
组织的价值就是这样的一个贡献：
“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认识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的价值，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深信力量集中的必要性，以至于即使没有组织的外在纽带，它也还知道如何发挥一个组织的一切功能，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萨尔的鼓动所留下的遗产”。
但拉萨尔的核心贡献是把历史使命的观念变成了实际的政治。
在最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望的地方，他却付出了有意识的努力；
他训练德国工人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教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样至少使运动的发展进程加快了许多年……
胜利的时间还没有到，但为了夺权，工人必须首先学会战斗。
新型政党：社民党模式
对于一个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几乎完全局限于美国的人来说，进入世界上最大、最漂亮的大厅之一——一个可容纳一万人的大厅——却发现里面挤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党员和朋友，简直令人吃惊……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亨特，1908年
美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亨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打动的人。
社民党的实力和威望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信心的来源。
亨特盘点了这种信心所依赖的事实：
德国党是欧洲最古老和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它代表了全国大部分劳动者的思想。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比西班牙、墨西哥、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它现在的选票可以选出美国总统，直到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它的选票比德国任何其他党派的选票都多100万张。
亨特强调了其他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同时代的观察家们把社民党看成是前无古人的东西，是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新类型的政党。
首先，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由民主控制的组织，其特性在美国政治中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该党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宣传”。
最后，这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他们是那种在德国以外很少见到的劳动者
“……他们思想严肃，面目粗犷，肌肉发达；可以看出，他们从工厂的剥削中保存了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在闲暇时可以像男人一样生活；我的信念是，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可以和德国任何其他阶级在本质上保持一致。”
今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社民党的大多数讨论都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
该党并不像它所想的那样革命，它并不像它所想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它并不像它所想的那样民主，（最近会说）它并不像它所想的那样致力于性别平等。
特别是官方对《怎么办》的解释，是以列宁的激烈的革命党和社民党的温和的改革党之间的对比来操作的。
用贝特拉姆·沃尔夫的话说，西方的政党和工会是
“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舒适地适应了所允许的相当大的合法性，除了作为节日场合的旗帜之外，早已没有了起义精神”
毫无疑问，有许多东西给这一切讽刺以支持。
但是，当同时代的观察家们听到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高呼“我将继续与这个社会和社会制度为死敌，以便消磨它的生命，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把它彻底消灭”时，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所采取的是更为戏剧性的观点。
或者当他们听到普鲁士官员说，社民党不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而是一个革命党，其目的是破坏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这引用的普鲁士内政大臣冯德雷克的评论是为一项禁止社会民主党举行公开会议的法案辩护，这个法案几乎获得通过。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了解SPD模式对《怎么办》的影响，我们必须暂时括住事后的讽刺。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理想化模式——“理想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从日常具体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进一步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机构的理想和目标，最后的意义在于它把机构及其成员描绘成比现实更英勇、更纯洁的样子。
这样的模式不仅仅是自我标榜的拍马屁，而是在组织的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决定了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
组织内部的辩论和创新的建议都沉浸在模式所强加的言辞中。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组织的不成文的章程。
这种理想化的模式对外国人的影响有时可能比对机构本身的影响更大，英国议会的理想模式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社民党的模式对于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规范性的。
当让·多莫伊在写法国第一个工人政党成立大会的第一手资料时，他提到大会决定“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类似于德国存在的政党”；
7年后，保尔·拉法格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把他的团体称为“我们这些人把德国的政党奉为典范”。
奥地利第一个统一工人政党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反对者强烈反对在其成立大会上反复地、几乎是唯一地提到德国模式。
而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德国的组织榜样对第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始人的影响至少与人们假定的马克思理论一样大，事实上，前者促进了后者的广泛接受。
当我们勾勒出社会民主党模式中与《怎么办》特别相关的特征时，我们将看到，这个模式在形式上基本上是叙事性的：
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我们将从19世纪90年代的党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开始。
当党回过头来看时，它看到了自己的起源是独立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双重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拉萨尔如何敦促工人拒绝自由派进步党的指导。
运动的另一派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更倾向于马克思的团体，他们与激进的民主派中产阶级的赞助者之间的决裂，虽然比较缓慢，但也同样坚决。
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而言，是他们的观点的内部演变以及外部组织的演变使他们在1869年接受了马克思国际的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的理想。
然而，与拉萨尔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从他们作为激进民主派的时代起就保留了对政治自由的原始重要性的坚定信念。
党自身故事的下一个伟大插曲是取缔时期。
1878年，在俾斯麦的鼓动下，非常严厉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开始生效，基本上取缔了党，但有一个奇怪但至关重要的例外，就是它选举议会代表的能力。
“不仅党的组织被取缔，而且与社会主义有微弱联系的工会、文化和运动俱乐部、工人借阅图书馆、消费者合作社，有时甚至是受工人欢迎的酒馆和咖啡馆也被过度热心的警官关闭了”。
迫害时期在1890年以社民党的大获全胜和铁血大法官的大败而告终。
尽管受到迫害，但这一时期社民党的选票还是不断膨胀，直到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单一政党。
1890年，法律被允许失效。
到了1890年底，俾斯麦走了，但社民党还在。
德国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策略，当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感兴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专制主义的镇压是一个持续的现实，而不仅仅是“特殊法律”的问题。
这些策略的核心是流亡组织在给予运动一个持续的声音和方向感方面的角色。
在这里，最重要的角色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是在瑞士出版的《Sozialdemokrat》周刊的编辑。
流亡时期的一个传奇故事讲述了这份报纸是如何在帝国宪兵的眼皮子底下由“红色邮政服务”继续发行的。
正如伯特兰·罗素在19世纪90年代所评论的那样，
“这份报纸以最大的能量秘密发行，很快就开始为党的资金赚取大量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党中央和个别党员之间的联系。”
在保持党的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既要归功于它的编辑路线，也要归功于它的成功发行。
弗朗茨·梅林在其1898年首次出版的有影响的党史中评论说：
正值火星报计划在列宁头脑中形成之时
“伯恩施坦很懂得如何保持报纸作为全党的一个机关，同时给它一个明确的、坚定的、清晰的方向，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考虑到所有的战术要求”。
这样，俄国人对在国外出版的报纸的建党作用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
除了取缔时期在战术和组织上的成功之外，它还表现出“运动的非凡生命力”——生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专制主义的镇压无法摧毁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点。
“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了耐心、决心、纪律，在没有任何正式组织的情况下，表现出了真正有效的思想和目的的组织，这在人类社会开始以来的劳工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对自第一个拿破仑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家进行了稳定的、毫不动摇的抵抗，这个政治家掌握着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所有资源，他得到了一个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诋毁运动的报刊的支持；作为一个政党，他们从来没有被激怒而采取暴力行为。事实上，他们已经证明了一切适合人们和政党在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的高素质。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着的现象之一。”
取缔时期的胜利结果，比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学问证明，更能证实革命即将到来的“自然必然性”的意识。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民党对19世纪90年代的看法。
社民党的模式把党的创新机构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体现，即给工人带来他们所需要的洞察力和组织，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
对洞察力的强调导致了党的教育主旨。
党的工作不仅是教导工人如何执行他们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教导他们有一个使命的事实。
正如加里·斯坦森所言，社民党模式的一个关键假设是，
“虽然他们的经验条件可能使工人倾向于坚持社会民主，但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意识必须被教导和学习。”
H.-J.舒尔茨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基本观点：
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为手工业者和工人建立自由教育俱乐部的运动中，最初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典范行为不是罢工或街头抗议，而是阅读被授权的文本，获得认可的知识，以提高个人的智力、道德和审美。“知识就是力量”这个等式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诞生，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话语的核心隐喻……进入运动的进步工人首先必须成为典籍的读者。他被教导要把这些文本中的每一个文本当作包含着连贯的、不言自明的和超越阶级的科学真理来对待。
这种教育动力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鼓动机器的支持。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反社会主义法律出台之前，这台机器就已经让观察家们大吃一惊：
一群娴熟的、聪明的、精力充沛的鼓动者在德国的每一个城镇鼓吹新的信条，他们得到了报刊、小册子、论文、社会集会甚至年鉴等有效的机器的支持，在这些机器中，社会主义的学说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被提出、被灌输、被强制推行。
1911年，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特别是在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所特有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不屈不挠的鼓动，从不因偶然的失败而放松，也从不因偶然的成功而放弃，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能成功地模仿这种鼓动，这种鼓动甚至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批评家和资产阶级反对者的钦佩。
米歇尔斯接着指出，强调鼓动意味着“在民主组织中，职业领导者的活动是极其疲劳的，往往会破坏健康，而且一般来说（尽管有分工）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鼓动机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党报。
1895年有75份社会主义报纸，其中39份每周发行6次。
这些报章为广大的工人提供服务。有些报章是为单车工人、餐饮业工人、甚至旅馆主人而设的。
到1909年，总发行量超过了100万份，这个数字意味着还有很多实际的读者。
但是，印刷品的文字被嵌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面对面的口语背景中。
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通过公开会议、党员激进分子的小型会议和个别党员的鼓动来进行的。
社民党也不局限于政治宣传和鼓动。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由广泛的机构组成，试图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
党或与党有关的机构，包括工会、专门从事活动的俱乐部，从骑自行车到远足，再到合唱、剧院和庆祝节日。
这个运动的野心范围之广，足以证明弗农·利德克的经典研究报告《另类文化》的标题是正确的。
仅仅看利德克在字母“W”下的索引，我们就会发现以下内容：工人田径俱乐部、工人棋社、工人消费者协会、工人自行车俱乐部、工人教育协会、工人体操俱乐部、工人图书馆、工人划船俱乐部、工人撒玛利亚人协会、工人歌唱协会、工人游泳俱乐部、工人节制协会、工人戏剧俱乐部、工人青年俱乐部等等等等。
这里“工人”一词被一再重复，这使我们看到Arbeiter、工人这个词作为社民党模式的象征核心的核心重要性。
Arbeiter的核心地位还体现在社民党的高度意识形态话语中。
这个话语中的关键词汇是Arbeiter，Arbeiterklasse（工人阶级），Arbeiterbewegung（工人运动），Arbeiterpartei（工人党）。
这种密切的言语和象征性的联系也存在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词汇中：
个体工人是rabochii，rabochii klass是“工人阶级”，等等。
对此，其中一个动机是要维护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Arbeiter”一词所附带的复杂关联的中心地位。
李德克称它为运动的“核心密码”。一方面，Arbeiter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的使用标志着工人的分离性、他们的排斥感、对德国社会的敌意。
另一方面，这个词又强调了运动中所有参与者的统一性，总之这种用法具有矛盾的意义：
“这种广泛的意识形态用法（Arbeiter），加上无处不在的同志（Genosse），认可了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存在，特别是在运动的知识分子中，这个党既宣称它相信工人有必要和有能力解放自己，又宣称它对一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抱有无情的敌意。”
保留“工人”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话语的关键术语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看到潜在的叙事，即工人阶级是世界历史史诗中的一个主体、一个演员、一个主角。
英文“Working class”一词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阶级的，是社会所需要的众多功能中的一种，恩格斯曾经写道：
当工人决心不再被买卖的那一刻，当他们在决定劳动的价值时，他们作为人（Menschen）的一部分，拥有意志以及工作能力（Arbeitskraft）的那一刻，今天的工资法和整个政治经济学就完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工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具有提供劳动权力功能的“打工群体”，而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工人阶级”，拥有一种意志，使他们能够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积极作用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结束了。
“工人阶级”也是以组成阶级的具体的、积极的个人来定义阶级的。
十九世纪的英语用法允许用另一种方式来体现这一点。
例如，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书的第一个德文版有一个英文献词，开头是：“劳动的人们！我把这本书献给你们。”
社会民主党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保留各种关键术语之间的联系。以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的以下关键句子为例：
这样，从合格的和不合格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阶层——工人运动。
或者用更加保留这个叙事主旨的方式来翻译：
从有技术的和没有技术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在运动中发现自己的工人阶级的阶层——工人运动。
使用“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动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使用了“工人阶级”一词，die arbeitende Klasse。
例如，恩格斯在他的书名中就使用了这个词，该书被恰当地翻译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通常情况下，“工人阶级”一词是指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以外的本阶级的所有人。
在与刚才引文相同的一段话中，考茨基谈到激进的无产阶级对 die anderen arbeitenden Klassen 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trudiashchiesia”这个词具有同样的技术含义，即非常广泛意义上的工人，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本身。
现在回到社民党的模式，我们注意到，党本身的工作是确保所有这些机构共同合作，执行运动的中心任务，即提高无产阶级的认识。
因此，观察家们不仅对社民党鼓动的范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其超强的组织能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组织是如此的高效，以至于社会党人自诩能够在两小时内用煽动传单淹没整个柏林”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可称为社民党的建制的范围：党本身及其分支中的受薪官僚机构。
党的建制是纪律和组织的内在，和无形体面的外在，以及可见的标志性特质。
对于社民党的模式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品质。正如卡尔·考茨基在列宁引用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
无产者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的一部分而感到伟大和强大……他的个人性在它旁边算不得什么。他作为无名群众的一部分，全身心地投入斗争，没有个人利益或个人名声的前景，在他所处的岗位上，在充满他全部感情和思想的志愿纪律中履行自己的职责。
从《宣言》战略中产生的社民党模式的另一个创新特点是，它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
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它是德意志帝国唯一的真正全国性政党。
社民党试图在尽可能多的选区竞选候选人，包括许多它没有胜算的选区。
它的目的，在这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都是“向群众宣传，甚至向不情愿、不听话和对我们抱以蔑视的群众宣传”。
社民党对列宁极为重要的最后一个方面可以用列宁自己的形象来描述：它充当了人民的护民官。
正如一位英国记者在1912年所说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动、麻木不仁的军国主义和阶级统治的唯一的不屈不挠的、牙尖嘴利的敌人，是坚持不懈地、无所畏惧地、毫不含糊地呼喊着反对不公正的声音，在许多爱国者看来，这些不公正正在延缓德意志民族的道德进步，消耗德意志民族的重要资源。
因此，党不仅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甚至不仅站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立场上，而且站在整个社会的民主体面原则的立场上。
这种活动的一个中心论坛就是议会。
我们有时倾向于把“议会活动”等同于温和的改良主义。
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这么一个一般的演说，特别是议会演说比今天更受欢迎和更有声望的时候，社民党利用议会论坛是表明其立场和传播其信息的重要手段。
既然以后我们会听到列宁谈到所谓“俄国的倍倍尔”，我们就应该记住，倍倍尔的巨大影响的基础是他作为议会演说家的活动，才能更加引人注目，因为
“（帝国议会）没有任何其他议员的个人影响力能与他相提并论，当他站起来发言时，人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兴奋的感觉在会议厅中传递。”
当我们考虑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霸权”——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梦想时，应该牢记倍倍尔的威望。
议会的存在，特别是质询权，比方说普通议员有权要求内阁部长就任何议题作出答复，使议会中的少数派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对政府的批评。
美国人罗伯特·亨特等观察家认为，社会民主党在担任护民官时使用的质询权是欧洲政治自由的主要堡垒之一：
“除了俄国和少数比较落后的国家外，在欧洲，人们被枪杀，被驱逐出家门，被剥夺一切宪法保护，被置于戒严状态，这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一年多以前在科罗拉多州发生的几个月的情况一样——而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案件的双方情况”。
社民党作为人民护卫队所使用的另一个武器——对列宁和火星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列宁所说的政治控诉书：揭露腐败和丑闻。
揭发滥用职权的行为，往往是在同情的告密者的帮助下进行的，这些告密者传递了罪证，这是社会主义报刊的一项主要活动。
观察家们认为，由于它对影响社会各阶层的事件投下了“不友好和无情的目光”，因此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党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
除了作为俾斯麦的反抗者的英勇过去，除了作为工人阶级的教育者和组织者以及作为人民的“部落”的精力充沛的现在，社会民主党还将未来纳入其身份的叙述中——
也就是说，它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受社会变革的最终目标鼓舞的政党，因此，它是独一无二的。
最终目标所提供的灵感有两个来源：使命、任务、号召、伟大职责的观念，再加上最终结果由历史的力量保证的观念。
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评论都被这两个来源之间的所谓矛盾所吸引。
如果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证它的实现呢？
这种评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实践中，这两个来源是相互补充和加强的。
明白这点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创始人认为“理论上的明确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伯特兰·罗素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也就是在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引起风波之前——告诉我们：
“那些看到在最悲惨的条件下每天都得到支持的人，较聪明的劳动者从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到来的狂热而虔诚的信仰中，从他们坚信历史发展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中得到了支持。在它的手中，人只是傀儡，通过它的行动，资本家阶级的减少和最后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法令——那些看到这种宗教给持有它的人带来的力量、紧凑和狂热的人，几乎不会认为它的衰败可能有助于党的进步。”
罗素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局外人。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
阿德勒在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也就是在德国党半官方地否定了伯恩施坦的立场之后，但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出现之前写道：
“这些实际的人往往是多么不切实际啊！我们党的力量，我们每一个同志的效率，都取决于他知道，他每天必须从自己和别人那里索取的非凡的劳动、牺牲、勇气和忍耐力，并不只是为了他周围的个别群体的福利，而且他是一点历史的载体，他不仅是为现在而工作，而且是为未来而工作。”
考茨基与阶级领导
为了支持他在《怎么办》中的论点，列宁引用了卡尔·考茨基的一段相当长的话。
可以说，考茨基的影响隐藏在明处，因为关键的文字是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的最后一章，可能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基本的陈述。
考茨基被认为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但在某些关键方面——特别是在新生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考茨基的作用超出了影响力。
1892年，考茨基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这是一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近通过的纲领的半官方评论。
这本书为俄国的活动家们定义了社会民主党——这是一本人们为了了解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人而阅读的书。
而且，1894年，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年轻的地方革命家将《爱尔福特纲领》翻译成了俄文，当时他正获得了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终身身份。
尽管《爱尔福特纲领》对于列宁那一代人来说具有典范的地位，但今天它却被忽视了。
除了《爱尔福特纲领》之外，重建考茨基观点的主要文本是《议会主义》（1893年），列宁在《世界贸易报告》中直接引用它作为他的一些关键论点的权威。
这本书真的已经完全被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为数不多的完全论述政治理论的著作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来说，它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国家与革命》，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应该不合时宜地把考茨基为议会民主辩护，与例如苏维埃民主，相对立。
考茨基在19世纪90年代所说的“议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代议制民主。
因此，它不能真正反对苏维埃式的民主，而苏维埃式的民主本身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形式。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议会主义》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列宁明确使用的论点，还因为本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地汇集了俄国人在民主革命中标榜的无产阶级霸权战略背后的逻辑。
认识圈
考茨基把社会民主主义设想为一系列同心圆中的内环。
《爱尔福特纲领》中的一个关键段落描述了这些圆圈及其相互关系：
从有技术的和没有技术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工人阶级中发现自己在运动的阶层——工人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中为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部分人，即它的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是以牺牲沉沦在利己主义中的傲慢的工人“贵族”以及沉闷的“乌合之众”、在无望和无力中植被的工资无产阶级的下层为代价而成长起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工人无产阶级在不断地增加；我们还知道，它对其他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而其他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感情和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它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不断增长的群众中，战斗部分不仅绝对地增长，而且按比例地增长。不管无产阶级增长得多快，战斗部分增长得更快。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社会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最富有成效的招募场。社会民主主义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中意识到自己目标的那一部分。反过来，]战斗的无产阶级有一种越来越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的趋势；在德国和奥地利，二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体。
根据这段话，可以得出“考茨基的认识圈”的图示。
第一点，对理解《怎么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结合公式中使用的“工人运动”一词是一个技术性的术语，在社会民主主义话语中具有相当精确的含义。
工人运动既不是整个无产阶级，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它是激进的或战斗的无产阶级——被有组织的抵抗精神所激励的那部分无产阶级。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外圈的成员总会有较少的觉悟——也就是说，对自己的阶级立场、基本利益，进而对历史使命的洞察力较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看，内部的、更有觉悟的圈子有扩大的趋势。
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工人运动在整个无产阶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到了极限，所有的圈子都崩溃成了一个完全认识的圈子。
我们仍然不知道的是，使这些圈子聚集在一起的力量的性质。
考茨基对这一过程的简要描述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整个过程是自动的。
而考茨基最喜欢的一个词Naturnotwendigkeit（自然的必然性）的频繁出现，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因此，我们需要问，考茨基模式中的推动这些合并的力量是什么，它们朝什么方向运作？
是工人运动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催生出高度觉悟的内圈？
还是社会民主党出动，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工人运动？
由于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节中有两个目的，所以答案有些复杂。
一个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过去和未来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型：它的起源和命运。
另一个目的是提出一个明确的反事实的、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便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的“自然必然性”。
我们将首先考察考茨基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关于《怎么办》正统性的争论中被反复引用。
出于各种修辞和理论目的，考茨基想表明，即使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即使工人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必然。
因此，他请我们考虑即使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也会有这样的结果。一连串的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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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工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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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抗必然会导致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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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党必然会接管国家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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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利用这种力量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在经过许多试验和错误之后会发现——社会主义是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的唯一途径。
“因此，只有在最后一刻，就在幕布落下的时候，工人们才发现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这种最后一刻的转换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表明，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考茨基马上补充说），这的确是最坏的情况，因为社会主义是在‘大量的错误观念、错误和不必要的牺牲以及无用的力量和时间的支出’之后才到达的”。
我们将这种论点称为“迟早论”。
它作为一种将社民党的核心诉求——必然性与社民党的核心紧迫性——关于改组工人——相结合的方式，相当频繁地出现在社民党的著作中
正如年轻的斯大林在1905年回收考茨基的论点以捍卫《怎么办》的正统性时所说的那样：
“当然，在某些时候，经过长期的徘徊和苦难之后，即使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基础要素运动也会自己走出来，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
在做了最坏的设想之后，考茨基从他的思想实验中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急忙向我们保证，事件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下面这段内容广泛但又至关重要的文字解释了实际在扩大认识圈的力量：
然而，绝对没有理由期望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执政后会采取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态度。这就意味着，在认识和知识方面，它还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大的对手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身的成年人。无产阶级的这种畸形发展是极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由于（机械化工业），在无产阶级中（一旦它的原始退化被克服了）有一种理论意识，有一种解决眼前利益领域以外的伟大问题和目标的能力，人们在它上下的其他劳动阶级和劳工阶级中徒劳地寻找这种能力。
同时，此外，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得如此之快，表现为如此大量的显著现象，以至于即使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旦他的注意力被唤起，他也会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也不缺乏这种注意力的召唤，因为有由卡尔·马克思继续进行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对经济发展过程和整个经济机制的洞察力变得异常深刻和全面。
这一切汇集在一起，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教导。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悲哀的信息，而是好消息，是新的福音。统治阶级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在道德上自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灵感和希望的喜悦。无产阶级会在任何时间内对这样的教诲无动于衷甚至充满敌意吗？
一个独立的工人党一旦形成，它就会以自然的必然性迟早会采取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果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充满这种观点的话——最后它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
我们现在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招兵买马的阵地已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简言之，我们讨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承担者是工业无产阶级中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无产阶级对离它最近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大，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情感越受到影响，他们也就越会被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社会主义生产为其自然目标；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前，它不能结束。正如无产阶级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同样是一定的。
我们现在可以更具体地描述考茨基模式中起作用的力量。
首先，有一种从工人运动内部自动产生的力量：抵抗精神。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抵抗精神能够最终使我们自己走向社会主义，但这一点在现实层面中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更重要的是，抵抗精神（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其他特征）使工人运动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的福音。
而且，既然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福音确实存在，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自然的必然性：任何工人政党都会“迟早”采用社会主义纲领。
这种自然的必然性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民主党是通过扩大认识来改变工人运动的积极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认识到，好斗的无产阶级是理想的“招兵买马”的场所，所以它把自己的努力引向那里。
社会民主主义绝对不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运动自身的目的而自动从工人运动中发出来的。相反，它是最初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种特殊见解的力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信心”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的相关含义。
从最坏的情况来看，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工人最终会实行社会主义。
从现实层面的情况来看，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工人运动一旦有条件接受社会民主党的信息，就会听到、标明并从内心消化它。
即使是不学无术的人，即Ungelehrter，也会达到这种洞察力。
由于这种新的自然的必然性——“一个工人党迟早会采用社会主义纲领”——取决于洞察力，所以实际的时间进度并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
最先进的社会民主主义不一定要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找到。
可以想象，比如说，它可以在德国而不是英国找到。
事实上（考茨基有一次说），甚至经济落后的俄国的工人在政治上的思想也比英国工人先进。在这方面的推动力是阶级领导的质量而不是生产力的水平。
因此，我们看到，认识圈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基本公式把社会民主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但只有具体考察了才分明白，当社民党笔杆子们使用“工人运动”这个词时，他们指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之前的（仅由其激进的抵抗所定义的）工人运动，还是指由社会民主主义的见解和组织所改造之后的工人运动。
对这种或那种提法的正统性的误解，大多是因由此产生的模糊性造成的。
避免这种误解的最好办法是牢记基本的叙述。
即一边是由抵抗精神所激发的工人运动，另一边是由合并是必要的见解所激发的社会民主主义。
请注意，当个别工人确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时，他就会由于这一事实而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从而使断言认识来自社会民主主义几乎成为一个定义问题。
两位主人公的内在力量促使他们朝着对方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他们的融合。
我们可以将认识圈的寓意总结为以下几点：社会民主是需要的，也将会受到关注。
但它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因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都会到来。
然而它又是需要的，以避免社会主义“晚”来而不是“早”来所造成的悲剧。
它将会受到重视，因为它的福音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鼓舞和希望的喜悦。
结合与继续孤立
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考茨基强调，这二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原本是分开的。
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神话，描述了这两种独立的力量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考茨基对这一故事的演绎，成为其他许多更详细的社会民主主义起源描述的模板，包括列宁在《怎么办》中给出的模板。
在《爱尔福特纲领》中，考茨基追溯了工人运动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的发展历程。
运动的动力始终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抵抗。
这种抵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有效，但抵抗本身并不能产生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意识。
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茨基阐述了前面所说的思想实验，并描述了一个工人运动，这个工人运动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与社会主义相分离。
正如工人的反抗本身并不能产生对社会主义需要的洞察力一样，拥有关于社会主义的洞察力本身也不会产生只有激进的工人运动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认识。
考茨基的叙述讲述了“社会主义”（即所有那些主张把社会控制经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穷人问题的唯一答案的人）是如何从外部来到工人运动中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原本是如何脱离工人运动的。
但叙述的用意并不是要赞扬社会主义者。
恰恰相反，他们对激进的工人运动的傲慢高傲，事实上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公开恐惧，意味着工人把社会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奇思妙想而加以拒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太过粗糙和生硬，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政治主动性。
而且，当19世纪30年代确实出现了激进的工人运动时，社会主义者是持敌对态度的，因为工人的激进主义有可能吓跑社会主义者想争取的资产阶级慈善家和精英政治家。
对工人运动的“乌托邦式”排斥，可以用一个北美的例子来说明。
爱德华·贝拉米的《向后看》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经典之作：它发表于1888年，将当时的世界与2000年的世界进行了对比。
贝拉米没有区分“工党”、“红旗的追随者”和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下面的交流中，在十九世纪的世界里长大的叙述者从雷特医生的口中得知了二十世纪开明人士的观点：
当我们坐在桌前时，雷特医生自娱自乐地翻看我带来的报纸。里面和那个年代（1887年）的所有报纸一样，有大量关于劳动问题、罢工、停工、抵制、工党的纲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威胁的内容。
“对了”，当医生向我们朗读其中的一些内容时我说，“红旗的追随者在新秩序的建立中起了什么作用？我所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制造了相当大的噪音”。
“当然，除了起阻碍之外，他们与此无关”，雷特医生回答道。
雷特博士随后宣布，为了拖延改革，红旗的追随者得到了资本家的补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叙述者在脚注中补充说，这一断言无疑是不正确的，尽管这是唯一能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易懂的理论）。雷特博士随后解释说，开创了2000年乌托邦制度的“国家党”与工党没有任何关系：工党本身永远不可能在大规模或永久性的范围内取得任何成就。就全国范围而言，它们作为阶级组织的基础过于狭窄。直到在更高的伦理基础上重新安排工业和社会制度，并且为了更有效地生产财富，被承认为不是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所有阶级、富人和穷人、有文化的和无知的、老的和少的、弱的和强的、男人和女人的平等利益，才有可能实现它。
考茨基非常强调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激进工人的这种敌意。
甚至工人社会主义者也有这种敌意。
考茨基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本来就与工人这样分离，而是说它本来就与工人运动分离。
像威廉·魏特林这样的个别工人可以而且确实成为社会主义者——但这一事实本身就把他们与工人运动疏远了，使他们远离了激进的日常斗争。
憎恨资产阶级的“基本的”（urwuchsig）阶级本能，使早期工人社会主义者拒绝任何来自它的学说。
因此，他们自己的粗制滥造的理论是粗糙的、暴力的（gewalttdtig）。
此外，尽管他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有敌意，但他们自己对工人运动却没有真正的信心。
这种早期形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缺乏耐心和自信的力量感，而这种力量感是考虑长期、持久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
它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不像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者那样希望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百万富翁来资助新的耶路撒冷，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写的“革命”上，把权力交给一小撮有远见的独裁者。
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除了立即号召上街垒外，都被认为是对“人类事业”的背叛。
通常这种工人革命者最后都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如果他们确实参加了日常的阶级斗争，他们就会完全忘记社会主义。
这种“要素式”的革命激进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成长之痛之一，因为每当最近加入无产阶级的落后新兵还缺乏对社会关系的“明确洞察力”时，这种革命激进主义往往就会出现。
这个讨论的矛盾结论是，即使是直接从无产阶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也未能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差距。
那么，如何克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冲突呢？
考茨基在一段基本的文字中提供了答案，这段文字把《共产党宣言》、《社会民主主义》和结合公式的逻辑结合在一起。
下面这段话开始了题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的高潮部分：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调和起来，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必须突破乌托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事迹。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奠定了现代新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这样做，就使社会主义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并把迄今一直是善意的热心人的美梦变成了认真的斗争对象，而且还表明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必要”=naturnotwendig（自然）。请注意这句话中意志和决定论的结合，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句话是如此矛盾，但考茨基显然认为这句话是相互支持的）。对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它们使它对自己的历史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它们使它有条件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尽快地加速达到它的伟大目标。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再是自由地发明一个新的社会，而是在现有社会中发掘其要素。他们不再要从上面给无产阶级带来拯救它的苦难，而是要通过提高无产阶级的洞察力和促进它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来支持它的阶级斗争，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尽可能快地、无痛苦地实现无产阶级能够自我拯救的那一天。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到它的目标，并能够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雄贡献只能来自于掌握了现代“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将其进一步扩展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是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早期自学成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失败的原因之一。
然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要作用，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止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旦有了伟大的见解，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接受和传递这个福音。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应被看作是对前人的否定，而是对前人的综合。
正如考茨基后来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交战的社会主义派别都包含着一点真理。
在我们现在可以看作是“迟早论”的一个版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使以前本能的摸索变得清晰和深刻。
纵观这些（早期社会主义组织的）开端，总能看到一种混沌的萌芽，一种不确定的、本能的众多无产者的寻求和摸索，没有一个比其他无产者更突出，所有这些无产者在总体上都是以同样的倾向前进的，但往往表现出最突出的个别偏差。
例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就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
“……如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教义将继续长期停留在发酵阶段。《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只是凭借他们对时代科学的掌握，才得以确保他们的主导地位和决定地位。”
考茨基的叙述强调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的分离，以凸显它们结合的绝对必要性。
而这不仅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过去的故事——它还确定了社会民主主义论战在当前的任务。
即使在当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仍然拒绝大结合，结果连他们的一点真理也变得贬低了。
过去可以原谅的片面性，在现在却变成了危险的危害。
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敌人经常被以国家的定型观念来引用，一边，我们看到的是疯狂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或辛迪加主义者，他蔑视议会政治。
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工会主义者，他们是出色的组织者，但他公开拒绝社会主义。
而在中间的某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组织严密，又受到崇高理想的鼓舞。
如果我们只看这场论战中的一条战线，我们就会对社会民主党的前景产生同样片面的看法。
说他们在宗派主义的强硬路线和机会主义之间来回翻转。
但一旦考虑到党的多重目标，就得要强调前景的连续性
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一个目的是以类似的方式带出列宁的火星报时代著作中持续的两条战线的论战，非常包括《怎么办》。
洞察力和组织能力
既然我们已经见证了伟大结合体的起源，我们就可以更近一些看社会民主党，它是努力实现结合的积极力量。
关键的目标用考茨基的用词zielbewusst和zweckmdssig来概括，即“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和 “能够选择最好的手段来实现它”。
或者说，正如考茨基在1899年所阐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是好战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它力图启发它，教育它，组织它，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征服一切可能被征服的阵地，从而为它提供力量和成熟度，使它最终能够征服政治权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考茨基对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影响最大的主题。
这些主题包括：政治自由的首要意义；明确的最终目标给此时此地的斗争带来的力量；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高度重视；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崇高的使命感。
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和组织的任务从一开始就被削弱了。
就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而言，秘密组织是公开组织的一个非常无效的替代品。
社会主义报刊的重要武器特别依赖于政治自由，用考茨基的话来说：
要使这些群众互相接触，唤醒他们对自己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并为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的组织赢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可以向广大群众自由发言，这就意味着集会和新闻自由……没有新闻界的帮助，绝对不可能把今天庞大的工薪劳动群众联合成组织，并使他们达到统一行动的水平。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以及更多的原因，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角度来看，最严重的罪过莫过于贬低政治自由的关键作用：
“在工人阶级全力以赴的地方，在工人阶级第一次试图提高其经济地位的地方，工人阶级把政治要求放在纯经济要求的旁边，即要求结社、集会、出版自由。这些自由对工人阶级具有最大的意义：它们是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也是工人阶级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发展归功于它们。它们是无产阶级的光和空气；谁让它们枯萎或扣留它们——谁让无产阶级远离赢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的斗争——这个人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之一。不管他对无产阶级有多么伟大的爱，也不管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人。他对无产阶级的危害，就像一个公开的敌人一样；不管他是出于邪恶的意志还是仅仅是出于无知，这都是一样的——必须用对无产阶级公认的反对者同样的方式同他作斗争。”
“阳光和空气”这个比喻的历史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865年，当时恩格斯写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正确关系问题上（这个问题显然与俄国有关），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即使到了最坏的情况，资产阶级因为害怕工人而在反动的裙下乱窜，并呼吁那些与自己敌对的分子的力量来保护工人——即使这样，工人党也别无选择，只能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继续为资产阶级所背叛的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进行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它自己就不能自由行动；在这场斗争中，它是在为建立自己的生命元素，为获得自己呼吸所需要的空气而斗争。”
1882年，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波兰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把国家的解放放在自己纲领的首位，就会使我想起那些不愿意要求立即废除《反社会主义法》和结社、集会、出版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要想打仗，首先要有地形、“阳光”、“空气”和活动空间。否则，你永远只能是扯淡，永远也走不远。
无论他是从《普鲁士军事问题》还是从恩格斯的信中得到的这句话，考茨基在1892年写《爱尔福特纲领》时都使用了这句话。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明白了它对自己处境的适用性。
1897年，地下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写道：
俄国的工人运动仍然被紧紧地控制在政府压迫的铁腕之下。就像一个生命体需要空气一样，我们也需要政治自由。如果不能实现罢工、集会、工会、言论和新闻自由，如果不能实现参加国家管理或制定国家法律的权利，我们就永远也摆脱不了压迫我们的经济奴役的枷锁。这就是为什么同专制政府争夺政治自由的斗争是俄国工人运动最紧迫的任务。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流产，宣布《工人报》为新党的正式机关报——尽管该报再也没能出版另一期。
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发表了一份由彼得·斯特鲁夫起草的有影响的宣言。
在这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份正式纲领性文件中，我们读到：
“政治自由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就像新鲜空气对于健康呼吸一样必要。它是它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它为部分改良和最后解放而成功斗争的基本条件”
在1900年底出版的《火星报》第一期中，用同样的比喻敲定了同样的观点。为了完成这个循环，考茨基在他的《社会革命》——1902年出版，并迅速译成俄文，由列宁担任编辑——中重复了这个比喻。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被贴上“经济学家”的标签是致命的。
一个真正认为政治权利不重要的个人或团体，或者为政治权利而战不属于社会民主的工作，或者政治目标应该限制在经济立法上的个人或群体，如果指控成立，那他就不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不是比他的“政治”对手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组织——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正如考茨基相当着重地维护工人政党的关键作用：
“唯工团主义的信徒即使在装出激进的气质时也是保守的，而（相反地）所有工人党派即使在其态度或实际上其成员的意识是温和的时候，就其本质而言也是革命的。”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效的组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具有被无政府主义者和考茨基时代的旧式自由主义者所拒绝而被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的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在它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永久的机关，需要党内以及工会中的某种专业官僚机构，没有这些机关，它就不能发挥作用，这些机关是它的必需品，它必须继续成长，并获得重要性增长的职责”
这个官僚机构不仅包括受薪官员，而且包括议会代表和党的记者。
与这种职能分工相配合的是工人阶级组织所特有的纪律精神。
这些组织上的要求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结果，一部分是任何有效的战斗组织的必要条件。
“人们发现（这些特征）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即大规模的群众正在为一个沉重的战役回报而斗争，而且只有在最严格的协调和最果断的统一行动都倾向于同一目的的情况下才能赢得胜利。”
因此，考茨基嘲笑自由主义者，他们痛斥工会暴政，但他们总是在他们的党的号召下投票，根本不考虑为自己考虑。
同样可笑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议会党的纪律嗤之以鼻，却赞扬工会——把无产阶级工会当做不受约束的家园。
为了对抗这种情况下的固有危险，需要在党内实行代议制民主。
但是，代议制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现代分工和自愿纪律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任何有效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都将遵循这一要求：即“我们的世纪不仅是议会主义的世纪，而且也是（党）代表大会的世纪”。
但工人阶级政党比其他政党更有机会使组织官僚机构受到控制，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纪律意识。
这种纪律意识不仅意味着工人善于服从命令——它还意味着工人不会忍受党的官员、议员和记者的胡说八道。
党的发言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预示他们的行为：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一直是工人最好的维护者，而工人积极分子有时也会背叛自己的阶级。
最关键的是工人有能力“不断地监督和影响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发言的人。”
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人民”中的非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具备这种组织纪律性。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之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们是现代化的大型组织，不仅因为它们是懂得纪律价值的无产阶级组织，而且因为它们是社会民主党，因此受到宏大历史使命的鼓舞。
爱德华·伯恩施泰因在爱尔福特大会后仅几年，就因为他的“运动是一切，最终目标是虚无”的感言而声名狼藉。
当我们看一看《爱尔福特纲领》和《议会主义》——这两部著作都是在任何修正主义争论之前写成的——并观察考茨基坚持认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最终目标是党在日常斗争中的独特力量源泉时，我们就能理解这句格言所引起的恐怖。
任何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半自由主义国家的压迫环境下开展时——都会面临惨胜乃至失败。
唯一能防止这些失败造成毁灭性士气低落的，是对大事件的坚定认识，在这个大事件中，所有的失败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插曲。
在阶级斗争被“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所改变之后，工人运动现在有了一个明显地更接近的目标，
“现在斗争的所有方面都是重要的，包括那些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实际后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和威信，提高它的同志式的团结和纪律。现在，许多似乎以失败告终的战斗就等于成了胜利，每一次罢工和每一个被否决的立法建议，只要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都是朝着实现最终目标前进了一步。”
考茨基提到的威望和人的尊严，指向了更大的主题。
面对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强大与自以为是，一个工人政党面临着保护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人自尊的生死问题。
考茨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目标，它的广度和视野的宽广性都优于资产阶级政党。
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必要的信心，即这一目标能够而且会实现。
因此，只有对最终目标的坚定意识，才能使工人获得自尊和其他阶级的尊重。
最后的目标也只能是全国统一的阶级政党才有可能实现的东西。
“是什么使一个政党具有凝聚力——特别是像社会主义政党那样，它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时，是最终目标……党内总会有意见分歧，有时这些分歧会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但是，伟大的共同目标越是真正活在党员的意识中，这些内部争论就越不容易引起党的分裂。”
最后的目标不仅仅是刻在旗帜上的文字。它规定了学习把握大局的义务。正如考茨基在1908年写道：
“今天，在一个市场囊括整个世界的社会里，在一个处于不断变革、不断进行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工人正在把自己组织成一支千百万人的军队，资本家正在积累数十亿的金钱，一个正在崛起的阶级——一个不能满足于维持现状、不得不以彻底重建社会为目标的阶级——不可能仅仅依靠‘朴素的常识’和实干家的细节工作来明智地、成功地进行阶级斗争。”
“每一个战斗员都有必要通过科学的理解来拓宽自己的视野，把握伟大的社会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作，这不是为了取消工作的细节，甚至把它归入背景，而是为了使它与整个社会进程保持明确的关系。”
英格兰工人的命运就是缺乏最终目标的严重后果的例子。
个别工会的力量难以弥补由此造成的精神狭隘，使本应成为群众拥护者的“工人贵族”反而成为压迫者。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工人，在政治上也是无能为力的。
考茨基在1902年撰文并引用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的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工人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正在稳步下降：
“即使他们的反对者最近的鞭挞，也没有起到唤醒英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即使当他们的工会变得无能为力时，当他们的面包变得更加昂贵时，他们仍然是哑巴。今天的英国工人在政治因素上的地位比欧洲经济最落后、政治最不自由的国家——俄国的工人还低。正是他们蓬勃的革命意识给了俄国工人巨大的实际力量。正是他们放弃革命，把利益缩小到当下的利益，他们所谓的现实政治，使英国工人在实际政治中形同虚设？”
“如果说鼓舞人心的最终目标对工人阶级的有效影响是如此至关重要，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很明确了：每一个把无产阶级的进步作为毕生事业的人，都有责任反对这种精神停滞和愚蠢的倾向，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引向伟大的观点，引向大的前景，引向有价值的目标。”
这一评论使我们看到考茨基展望的最后一个方面：
不仅坚持无产阶级的，而且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自身的崇高的、鼓舞人心的使命。
正如社会民主党的叙述给工人以力量，使他们能够与看似无望的困难作斗争一样，它也给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以力量，他们致力于他们的Kleinarbeit，即运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党的机器所需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工作。
领导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热情地履行自己的小职责，但也要用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小职责——通过这些手段把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以统一的、和谐的方式结合起来，变成一个越来越不可抗拒的巨大的整体——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教导的任何人的任务，不管他是不是无产阶级，只要他采纳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并希望解放无产阶级，那么他的任务就是这样的。
对此，我们可以看看考茨基在1909年写的、深受列宁推崇的《通往权力之路》的最后一段话，这种高屋建瓴的言辞很少进入二手文献，但它却是《怎么办》这样一本书的重要背景：
今天，（无产阶级的）精英已经形成了欧洲文化国家中最强大、最有远见、最无私、最勇敢的阶层——团结在最大的自由组织中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也将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把各阶级中最无私、最有远见的分子吸纳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它将把自己最落后的分子也组织起来，并在自己的怀抱中加以教育，使他们充满希望的欢乐和洞察力。它的精英将被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使它能够领导巨大的经济变革，最终在全世界结束因奴役、剥削和无知而产生的苦难。被召唤参加这一崇高的斗争和这一光荣的胜利的人是幸福的！
人民群众的领导力（霸权/领导权场景）
考茨基告诉我们，社会民主主义有一种趋势，即越来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也就是一个人民党，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工业工资劳动者的代表，而且是所有劳动阶层和被剥削阶层的代表——因而也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代表”。
社会民主主义论述的这一特点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
社会民主党最终能够领导非工业劳动阶级，因为社会主义符合所有劳动阶级的利益。
但是，这种长远的眼光并不能穷尽此时此刻领导群众的潜力。
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体，所以它并不限于宣扬社会主义和维护工人利益。
社会民主主义不能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它的历史使命是在它能够采取行动的每一个领域中促成社会进化，并把所有被剥削者和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掌握在它的手中。
因此，社会民主主义鼓励无产阶级把自己看作是“任何剥削或压迫的誓死的敌人，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它是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拥护者”。
这具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比任何其他政党都能更好地维护所有劳动阶级现今的、公认的利益。
这些利益体现在所谓的“最低纲领”中。如果把最低纲领称为最大纲领——即在无产阶级统治之前所能达到的最大纲领，那么最低纲领的逻辑就比较容易掌握。
相反，所谓“最大方案”的逻辑是，它包含了在工人阶级有理由夺取政权之前必须现实地实现的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对于一系列措施来说，似乎确实是一个误导性的称呼，这些措施本来会给德意志帝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充分的政治自由、宗教宽容、“社会化”医疗、累进税、劳动保护法。
这个清单也表明，社民党把自己视为德意志帝国现代主义伦理体面的主要代言人是多么的有道理。
按照考茨基的说法，这些要求中有些只能由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来倡导。
另一些则正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方案的一部分，即那些积极（或至少公开）对民主改造感兴趣的中产阶级部分。
但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意见——“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党派像社会民主党那样精力充沛地加以拥护”。
除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全体劳动阶级利益的捍卫者的作用之外，还有随着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多地成为其他阶级的榜样而产生的影响。
用帕尔武斯在1898年写的一些话来看社会民主党叙事的这一方面：
帕尔武斯是一位俄国出生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他当时是社会民主党左派有影响的发言人。
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工业、贸易等工作。因此，这些人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特征。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优势问题；这意味着，这个工业城市人口及其利益、冲突、观点和要求支配着德国的历史特征，把其他一切事物都置于它的支配之下，把它们塑造成自己的模样，使它们依附于自己，并且不可避免地通过它所产生的巨大的舆论潮流来确立它对它们的道德霸权。
我们会注意到，帕尔武斯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中使用了“霸权”一词。
这使我们可以很好地转入被俄国社会民主党贴上“霸权”标签的政治战略。
我们的兴趣更多的是在这个政治策略的逻辑上，而不是在用来标榜它的词上。
“霸权”被用来描述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俄国背景下阶级间领导权的希望。
霸权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
正如普列汉诺夫在1889年所说的那样：“俄国（反沙皇）革命要么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要么根本不会取得胜利。”
这种策略让很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策略令人惊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有人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进行的——否则，为什么要给它贴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
而无产阶级则在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霸权战略是从我已经描述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公认前提中产生的——甚至可能是自然的必然。
事实上，从这些前提出发的适当结论，考茨基在1893年他的《议会主义》一书中就已经得出了。
第一条前提是，政治自由是社会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
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只有一个假装的议会政权的国家里，另一个沉重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征服一个真正的议会政权”。
也许，在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之前，一个革命者真的可以相信，议会制政权只会使精英阶层受益，而不会使人民受益，但是
“今天，（争取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斗争）至少在欧洲东部，采取了争取议会制政权、反对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形式，这一点每天都变得更加清楚。”
前提之二是，全体人民也关心政治自由，保护他们不被滥用权力。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是最能有效地利用政治自由来反对滥用权力的力量。
议会制度——即使是奥地利这样一个“奴性和软弱”的制度——也能确保一个“不灵活和勇敢”的人能够将公众的目光投向滥用权力的行为，并对任意的行动设定一定的限制。
议会提供了“一个护民官，当今社会的控告者可以从它的高度向全体人民说话”。
列宁明确希望《火星报》作为一个可以向全体人民讲话的护民官，暂时代替议会。
前提之三是，资产阶级对政治自由的兴趣随着无产阶级对政治自由的兴趣的上升而下降。
资产阶级当然不会介意自己拥有政治自由，他们对于争取无产阶级帮助获得这些自由也没有任何顾虑——只要资产阶级能够确信无产阶级不会以危险的方式利用这些自由。
也许可以像1830年以后的法国那样，干脆禁止无产阶级参与政治，也许像英国那样，资产阶级觉得一个温顺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正确地注意到，它不能再这样剥削无产阶级的革命服务了。
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的明显成功使政治自由本身的吸引力相当小。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1848年以后，懦弱的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的事业，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柯克普所叙述的那样：
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自由主义提出的一项长期指控是，它从来没有以任何程度的勇气和决心领导进步力量反对反动。
他们坚持认为，在1848年的革命斗争中，德国自由派从来没有信任过工人阶级，当在反动和无产阶级支持的强有力的民主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宁愿与反动交易，因此对神圣的进步事业犯下了叛国罪……
“资产阶级的叛国”，“资产阶级放弃”它在民主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这些词句概括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中产阶级提出的最严重的指责。
考茨基用下面的挽联概括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失败：
“事实上，莱茵河以东的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变得如此软弱，如此懦弱，以至于在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征服政治权力之前，很可能无法打破马刀和官僚制度，因此，绝对主义军国主义的垮台将直接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
比较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9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中的这句话：“我们在欧洲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就越是软弱、懦弱和卑贱，而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大。”只要他想，列宁就可以引用这句话来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辩护。
把所有这些前提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社会民主党，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由于这个事实，是民主愿望的最坚实的支持，比（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更可靠的支持。”
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是民主的最可靠的支持者，因为它不把民主看作是目的，而是看作是手段——绝对重要的手段。
社会民主党不会少爱民主，但不会胜过爱社会主义。
俄国人可能是第一个用“霸权/领导权”一词来形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人，但这个战略本身却是无可挑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
基本思想很简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留给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会试图利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为劳动阶级争取尽可能少的利益。
社会民主主义领导的无产阶级则会领导全体人民确保最广泛的民主宪法。
政治自由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可能，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责任是使政治自由成为可能。
按照霸权的设想，社会民主党不仅承担了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承担了整个人民的领导权。
因此，我们发现这些处于意识传播的外圈。
在这些外圈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困难。
有更多的不理解、摇摆不定甚至敌意。
考茨基在1920年代写的一段话中，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期望说了出来：
“随着工业人口的数量、经济重要性和智力的增长，无产阶级对不完全属于它但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关系方面接近它的人民阶层的吸引力也在增长。这种吸引力越强，无产阶级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就越强……”
“社会中的各阶级在现实中并不像在理论上那样必须严格区分……因此，在工资劳动者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等级，正如他们和知识分子之间一样。在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摇摆不定，这些阶级和阶层中的个别成员甚至整个群体，根据特定的个人影响、历史情况和经济格局，决定更多的是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因此，一部分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会越来越尖锐地与无产阶级对立。一部分不断增长的人，特别是贫困阶层的人，将被吸引到无产阶级身边，并把无产阶级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样一来，在无产阶级旗帜下行进的人民大军也会成长起来。”
社会民主是一个福音
我们已经梳理了卡尔·考茨基关于若干主题的言论，我们将在列宁的著作中看到所有这些言论的回声。
这些论述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考茨基的权威地位。
他的各种意见在三个方面得到了统一和支撑：结合公式的叙事逻辑，《共产党宣言》的权威，以及德国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威望。
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列宁这样的读者来说，《共产党宣言》和《爱尔福特纲领》是站在旧约/新约的关系上的。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应该支配我们生活的故事，然后通过论证故事中的事件已经展开了走势图，来支持这一主张，正如先前的权威著作所预言的那样。
《爱尔福特纲领》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社民党故事——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对《共产党宣言》预测的确认。
通过这种方式，它加强了《宣言》和社会民主党模式的权威地位。
结合公式——“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考茨基的各种论点都拉到了一起。
认识圈的扩大，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原来几乎是致命的分离，对拒绝马克思大结合的人进行两线论战，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的光和空气，力量来自一个鼓舞人心的最终目标。
纪律严明的全国范围的现代政党的需要，成为人民的愿望，执行资产阶级不敢承担的民主任务的需要，最后，社会民主党自己崇高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是从合并说中流露出来的。
工人阶级要想完成社会主义任务，就必须理解这个任务，并使自己有能力克服完成任务的一切阻力。
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在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全国性组织时，才能提供必要的见解和组织。
它只有在获得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政治自由，连同众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将不得不更详细地探讨阶级间领导权的问题。
特别是，摇摆不定的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形象是布尔什维克世界观的核心。
结合公式并不只限于考茨基。
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件事把正统派和“机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忠于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定义的结合公式。
通过简单的调查，可以看出结合公式的基础性。
康拉德·施密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他倾向于修正主义。
在一篇专门说明《共产党宣言》已经过时的许多方面的文章中，他首先赞赏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贡献：
当时，“现代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
“现代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运动与超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现代社会主义发现自己首先面临的是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这种运动是作为对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应而产生的；其次是在实际生活的主流之外，从对资产阶级财产的不合理性的批判中产生的集体组织生产和分配商品的观念。社会主义所实现的是这两个时刻的结合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实际的工人阶级运动失去了它的本位局限性，使社会主义观念失去了它的乌托邦性质。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提供了实现这种重建性结合的观念手段。”
1908年，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亨特出版了一本关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翔实而有用的调查报告。
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社会民主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但他坚持认为，无论是哪一个阵营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像费边主义者这样，认为自己可以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两者之间还是有根本的区别。
为了突出这种根本区别，他赞许地引用了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的“改革派”让·焦尔的话，我们听来在前面已经多次重复过：
马克思的功绩，也许是所有归功于他的功绩中唯一一个完全经受住了批评和时间的严峻考验的功绩，就是把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拉到了一起并统一起来。在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劳工与资本的压迫力进行了斗争和抗争，但它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在朝着什么目的努力，它不知道它努力的真正目标是财产的共同所有制。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不知道，劳动运动是它的精神所体现的活生生的形式，是它所需要的具体的实践力量……马克思用思想丰富了实践运动，并在理论上加上了实践；他把社会主义思想带进了无产阶级生活，把无产阶级生活带进了社会主义思想。
1900年，尤利·马尔托夫在发表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历史肖像时，把结合叙述作为俄国发展的模板。
这部著作的开头写道：“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由两股长期以来相互独立发展的潮流组成”。
接着是对西方发展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描述，从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摘录出来，最后以虔诚地希望圆满结束。
社会主义来到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中，它自己承担了成为这个阶级运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的任务。
而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来到了社会主义：工人群众开始在社会主义中看到自己历史运动的最终目标。
于是发生了实际的工人运动与理论思想的融合——拉萨尔所说的科学与工人的结合就这样实现了。
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政党成了它的先遣支队（先锋队）。
用马尔托夫的话说：“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说到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们还必须追溯工人群众经济斗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直到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无产阶级的遗产的那一刻。”
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部分，马尔托夫追溯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交融，既突出了俄国故事的典范精髓，又突出了俄国故事的地方特色。
因此，在专制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不得不接过工会等在西方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即“基础工人运动以有组织的、合理的特征”。
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活动中所赢得的信任，帮助他们完成了更基本的任务，即在群众中播种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必要性、以及作为从剥削中获得全面解放的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而征服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认识。
我们看到各国以各种方式认可了结合论述的规范地位。
我们可以认为它作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特征的一个核心部分的作用已经确立。
今天的讨论的目的是为《怎么办》提供社会民主主义背景。
今天，通常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被考茨基和一般社会民主党人所忽视，或者马克思对政治自由持虚无主义态度，所以这里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可能会令人吃惊。
但是在一百年前，对任何一个知情的观察者来说，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为了带出这一点，我们将在今天的最后，通过两个观察者的眼睛来观察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一位来自社会民主党时代初期，另一位来自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时代的末期。
这两段话将成为对社会民主党的“福音”解释的基础。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民主党自命的使命是把他们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好消息带给工人，并自信地期待他们会接受这个信息并执行这个使命。
第一段话揭示了社会民主主义使命所隐含的政治策略的马克思主义根源，第二段话则揭示了围绕使命的情感高涨。
前者是约翰·雷，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经济史学家，他写的亚当·斯密传记是最早的学术传记之一，从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他对社会主义的敌意。
尽管如此，他在1884年出版的《当代社会主义》中有一章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论述，这应该是最早用任何语言对马克思进行的学术讨论之一——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特别是由于他认识到了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背景的重要性）。
他引用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始观点的批评。
它的工作除了对社会的经济结构有科学的洞察力以外，不可能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论基础，而且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大众化的形式，不是为了执行任何乌托邦制度，而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促进他们自觉地参与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
雷评论说，“这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他的体系的显著和统治性特征”。
在指出马克思相信经济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他详细描述了马克思体系中所蕴含的实际政治策略。
之所以全文引用这段话，不仅因为这是专业学者写的关于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之一，而且因为它证明，即使在1884年，即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年，当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还在为诞生而挣扎的时候，对于一个细心的马克思读者来说，启发列宁的政治策略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认为，联盟也应该改变其方法和策略。它的工作是社会革命的工作，与旧的政治阴谋家和秘密组织的工作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武器；时代也发生了变化， 提供了新的工具。街头暴动、出其不意、阴谋、代议制可能会推翻一个王朝，或赶走一个政府，或使他们理智起来，但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引进集体财产或废除工资劳动是没有用的。人们在后天就会像以前一样，开始从事雇佣劳动，租种自己的农场。”
“社会革命需要其他更大规模的准备；它需要首先让全体人民彻底地接受它的原则；不，它需要具有国际性质，不取决于孤立的地方性爆发，而是取决于各地劳动阶级在革命行动中的稳定一致。这个事业不是政治性的，甚至不是国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而社会——它确实已经在酝酿着变革——必须被唤醒，使之自觉地同意分娩。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教育和感动公众舆论，而在这项工作中，普通的秘密社会只走了一点路。”
“秘密的宣传仍然可以进行，但公开的、公开的宣传更有效，更适合于这个时代。对于这样的运动来说，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便利，他们应该利用现代社会所允许的一切丰富的群众鼓动和相互交流的手段。不再有洞中和角落中的秘密组织﹐不再有小规模的起事和小阴谋﹐而是一个大规模的广泛组织﹐在公开的日子中工作﹐用舌头和笔来不停地煽动所有欧洲国家的群众进行共同的国际革命。简而言之，马克思力图把大生产体系引入阴谋艺术。”
接下来是罗伯特·亨特的一段话，可能有人告诉会觉得任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提并论的做法，不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伎俩。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所唤起的情感狂热和献身精神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包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
凡是为亨特的这段言论感到尴尬的人，也会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感到尴尬。
但在这里把这段话提出来的动机，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应然的观点，即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在其强度和要求上可以与宗教信仰相提并论，这是革命者自己经常提出的观点。
我们更想说明这种社会主义的狂热是如何表现在这个故事中的，这个故事中的积极分子受到启发和鼓舞，他正在传播社会民主的信息，并通过这种方式为这一事业建立起一支世界性的战士队伍。
“几乎不为工党以外的世界所了解……一个像宇宙一样广泛的运动在成长和繁荣。它的生命力是不可思议的，它的人道主义理想对那些劳动者来说就像对干涸的喉咙提供饮料一样。它的信条和纲领呼唤着人们的热情追随，它的皈依者们每天都在为它服务，他们的牺牲是无止境的，面对迫害、歪曲，甚至是殉难，他们仍旧忠心耿耿……从俄罗斯，横跨欧美到日本，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它跨越了国界，突破了语言、国籍和宗教的障碍，从工厂到工厂，从工厂到工厂，从矿山到矿山，它用生命的宗教触动了千千万万的下界。”
“它的皈依者在工业国的每一个城市、城镇和小村庄工作，在穷人和下层人中间传播新的福音，他们以宗教的热情听从他们的话语。疲惫的工人们仔细阅读这些传教士留下的文字作品，并在打开的书页中入睡；而青年们在其崇高理想和高尚思想的鼓舞下，带着喜悦的期待离开工厂，通宵达旦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