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后半到1990年代结束为止，我基本上没出版什么像样的书。比如，《探究I》和《探究II》是文艺杂志《群像》上连载的文章，不是体系性的论文。然而，相同办法写下的《探究III》，为了适合出书、从根本上体系化地重写了、改名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出版了。在这个意义上，于此时点，可以说我与以前（译者注：出版《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之前）变得不一样了。
在那之前，比起理论式的、思索式的，我曾更是社交式的、活动式的。比如，编辑着季刊杂志《批评空间》，演讲啊对谈啊采访啊这样的活也挺多。我还频繁出席海外的讲课[講義]·演讲·会议什么的。虽然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迎来六十岁还历[還暦]这一时点的我，废刊了《批评空间》，从文艺新闻杂志中隐退了，文学赏的选考委员也全部辞任了，大学的教职也扔掉了。因此，一回顾像本书（译者注：指本文作为后记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対話》）这样的对谈与那个时期自己的工作，感到了非常大的违和感。并不仅是岁数渐长的缘故，而是感觉（自己）仿佛不一样的人似的。
虽说如此，其实在更早以前，我也并不是非常活动式的。不如说到1980年为止之前的那个我，才更接近如今的自己的感觉。我挺内向的，与其他人也不怎么接触交往。所以，我一读在本书被收录的这些对谈，感觉里面的“柄谷行人”好像不是自己似的。然后，对于这个变化的原因，我觉得跟某一个人的相遇是很重要的。那正是我对谈的对象浅田彰氏。
我跟他相遇，是在八零年代初、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拜托我弄一个集中讲课的时候。而（京都大学那边）将一切安排妥当的，正是那时还是研究生[大学院生]的浅田氏。那之后，我就跟他一起在国内外的演讲会议等处活动。再之后，我们还一起编辑季刊杂志《批评空间》。不过这（《批评空间》）并非一开始就决定是我俩一起整活的。其源头是，八零年代末，我被思潮社编辑部的山村武善所拜托、准备开整杂志《季刊思潮》。这（《季刊思潮》）是接受了演出家鈴木忠志（译者注：日本戏剧家鈴木忠志，挺厉害的）意向的委托。我寻思鈴木氏比起和我一起做点什么、好像更想看我做点什么。这本杂志有哲学者市川浩参加，还有建筑家磯崎新在背后协力，建立了个这样的体制。大家都是比我更年长的人。
我最开始以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写东西，只要撰稿就可以了吧！结果作为编辑人，很快陷入窘境。然后，在第三号的企划里，就把浅田氏拉来座谈会。接着，在座谈会后，我跟他讲了这边的实情，拜托他加入编辑队伍[編集同人]。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仅是经济学与哲学，他对于音乐、美术、建筑等等一切的艺术方面都通晓掌握。机敏、周到、精确。我轻松了，而杂志充实了。《季刊思潮》在二年（八号）完结，接着杂志在别的出版社（福武书店，不久后是太田出版）以《批评空间》的新名再开了。然后，这件事差不多持续了十年。
在这期间，我基本不记得在那（《批评空间》）有写什么文稿。作为替代，我参加了每期企划的座谈会。加起来达到了四十回。在此之外，加上国内外的会议·演讲的话，跟浅田氏进行了相当数目的对话。所以，关于这本书所收录的对谈，虽然没什么特别的记忆，但没有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之所以能有这些对谈，都是浅田氏的功劳。
对我而言，浅田彰是最棒的伙伴了[最高のパートナーであった]。如果用漫才来打比方，我就是装傻（ボケ，逗哏）役，他则是吐槽（ツッコミ，捧哏）役。在各种方面，我都得到了他的帮助。我所想到的模糊思考，通过他的整理而变得面目一新的情况也有好多次。即使在美国和法国，从他的语言能力和临机应变的判断力里，我得到了多大的帮助呵！
不搞《批评空间》以后，我又变得不擅长对谈和座谈会了。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我倒是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小记：#最棒的伙伴 #我是装傻役，他是吐槽役；当柄谷行人与浅田彰两人相遇，日本的现代思想开始命运之转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