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明星”化、批评言论的“水户黄门”化
如前所述，后来的“现代思想”的旗手们和受此影响的从事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差异的政治（politics）”的人们采取了“左回旋”的姿态，不知不觉就与旧左派“合流”，形成了与“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右派”势力正面对峙的局面。因此，现在的“思想”界仿佛回到了1970年以前那种简单明了的“左/右”两极对立的形势。“只要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声讨在右倾化道路上前行的日本现状！”这样的——令人怀念的——台词，在以后现代为主题的讲演会和研讨会（symposium）中处处可闻。《现代思想》、《前夜》，还有以柄谷行人和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为主要写手的季刊《at》（2005年创刊）等一类“现代思想系”的杂志，反而以比继承了正统自由左派路线的《世界》和《论座》等左派论坛杂志更为激进的主张而变得引人注目。
无视“八零年代”而只看现状的话，甚至有一种说“现代思想”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比宣扬异化论的“新左翼”更为先锐化的“新·新左翼”都不奇怪的氛围——实际上（原来的）后现代主义者当中，新旧左翼派别出身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并不是说回到了和原来完全相同的“左/右”两极对立。让新旧“左”人来解释的话，现在的对立之所以不可能和以前“一样”，是因为试图通过改宪来实现国防力强化的国家主义者和追求美国式竞争社会的市场原理主义者横行、“右派”势力的扩张十分显著，但在我看来，“左派”一方的言论也发生了显著的质变。直截了当地说，尽管直到七十年代为止都是“左派”言论轴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权威性明显地下降了，但“现代思想”又没有提供一个充当其替代品的“统一理论”，因此现在“左派”一方的反体制言论失去了理论根据，也没有了一个思想中枢（まとまり）。
柄谷、高桥哲哉、小森阳一，还有表现出对后殖民研究的兴趣的政治学家姜尚中（1950-）等人，虽然常常就新自由主义批判和靖国神社问题等特定的政治主题在左派论坛的代表性媒体上登场，但却很少谈论自己的左派言论的理论和哲学背景，他们的粉丝也似乎不怎么关心理论。这就是“明星”化。只要看一眼高桥和姜这些“明星”在媒体上是以什么标题的主题登场，就算不细读对话的展开，也大概能知道讲的什么。粉丝也只要听到他们一成不变的“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的良心的正义的话语”，似乎就感到了安心与满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水户黄门”化。
思想家的“明星”化，或者说批判言论的“水户黄门”化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刹住了右倾化——尽管笔者完全不这么想。然而作为其副作用，它也有加速了“左派”知识权威性的下降的一面。在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全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丸山真男等市民派在评论界掌握了知识的话语权，形成了“若不是‘左派=反权力和反体制’的话，就不是‘知识的（译者注：理性的）’”的氛围。尽管政治上很保守，但在大学等知识世界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是“左派”。因此“马克思主义v.s.市民派”、“二阶段革命论v.s.一阶段革命论”、“旧左翼v.s.新左翼”、“前卫党建设v.s.大众路线”等左翼同僚的——现在看来，与其说是左翼的不如说是观念上的——理论斗争，成为了“左派”发展的原动力。
正如在第一讲说过的，评论界自70年代以来逐渐趋于保守，但如今看来，对日本来说一度构成政治和军事层面威胁的苏联—东欧体制崩溃，再加上重新集结的左人中缺少知识权威，因而“右派”言论也在不断失去合适的批判对象。因此，右派表现出一边过分鼓吹身为社会主义“残存”的西边……威胁论，一边又根据情况把对日本持续实施文化支配的美国立为“假想敌”的迷茫姿态。“左派”一方对此一片哗然，将其视为右倾化的极度进展所产生的危险征兆，在“明星”的加持下愈发加剧了“水户黄门”式的团结，思想界的简单系通货紧缩循环（deflation spiral）因而进一步运作，陷入了这么一种诡谲的格局：不接受简单明了的两极对立，就无法紧跟思想“最前沿”的脚步。
镜像对手的奇妙思想战
对于经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后现代左派而言，找不到统一的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代思想”究其根本，是对依赖于唯物史观这一近代的“宏大叙事”、从而坐享知识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挑战，也正因为告知了“宏大叙事”的终结，它难以由自身主导再一次形成“宏大叙事＝大一统理论”。总之，即使思想发生了“左转”，它也只能依靠那些为了解决根据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媒介理论等而产生的个别主题——诸如性骚扰、性主权、阿依努和冲绳、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的文化身份、监控摄像头的设置等——而不同的微观政治的“小叙事”。
但是现状下，尽管左派除了“小叙事＝小理论”以外分明已是两手空空，但他们同全球化以及日本政府的对东亚外交等“大政治”语境下的“右倾化”趋势相抗衡、迫不得已联合团结起来的时机渐渐成熟了。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境：为了让依靠“小叙事”的“左翼”们团结一心，总之先把与“不断强大的右翼”相对抗的“左派的共同叙事”之类的东西——主要是面向媒体的——赶鸭子上架般地制作出来。高桥与小森等人虽说在90年代后半批判过企图再一次编造美化国民国家的“宏大叙事”的“右翼”的叙事性言论的危险性，但是从前文提及的“二十一世纪宣言：摆脱‘寄生民族主义’”的发布开始，他们从“左派”视角出发建构“宏大叙事”的倾向也加强了。自不必说，后现代左派的发言会是这样的：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右派”那样无凭无据、恍若妄想的“叙事”，而是刻不容缓的“现实”，但对于那些尚未明确采取“左派”立场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而言，要追随它是十分困难的。
“贯彻弱肉强食的市场原理、扩大经济差距，一边计划让流离居所的败者群体充当海外调兵的主要人员，一边为此埋下伏笔，推行爱国教育、反性别自由教育以及监视社会化的右派势力”这样一个——相当雨露均沾地（総花的に）——膨胀起来的“共同敌人”的形象在立场偏“左”的媒体中频频出现。状况逐渐演变成默示录亦或者世界系动漫一般的场景：面对前所未有的“最强敌人”，散落地游击至今的“左派战士”们再度集结。接着，感受到来自“左派”威胁的“右派”十分“右派”地描绘出了一套“宏大叙事”，过分地夸大了在言论方面过激的“左派”身后的外星势力以及“作为隐藏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反日势力的关系网。结果，两套“宏大叙事”的双方从彼此内部投射出的自身“（虚构的）影子”中感到了威胁，与其镜像斗智斗勇，因此引起了一种奇妙的辩证法运动，双方都陷入了像是被幻灯放映机（Fantasmagorie）照射的膨胀。
由于“左/右”两方对于急遽变化的世界形势同样是前路未卜，加之拿不出能够“指点迷津”的一套“宏大理论”，索性继续夸大“敌人”的妖魔化形象，将其固定在友军的“明星”跟下。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全盛期，现在已经不能再说，只有“右翼”能够沉溺于浪漫主义式故事（story），而“左翼”则稳稳站在客观“历史history”中——尽管也可以换一种看法，昔日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也被囚于围绕“共产主义社会”之复活的浪漫主义式故事中。恰恰因为两套“叙事”之间的辩证法作用如此卓越，才导致即便是平日里站队相对中立的后现代系论者，一旦就政治热点发言的时候，采取左右不沾模棱两可的态度，或者，采取退一步静观其变的讽刺态度都变得难上加难。
像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论那样，意图将后现代左派系列的“小叙事”群松散一点地整合的中道理论并非没有。然而，他们的议论是全球化的产物，一边利用着以互联网为中心展开的国际信息网络，一边巩固作为诸众（多数性＝群集）的团结联合，最终把整个“帝国”——就像日耳曼民族曾对罗马帝国做的那样——占据完毕就好。这属于悠闲自在的做法，对于追寻“为了抵抗的理论”到手就能用的人们而言，评价不是很好。
柄谷行人的自我批评
在“左回转”了的后现代派之中，有不少人宣布“现代思想”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要真正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依据于资本主义式的消费文化所产生之“差异化作用”的后现代式思想，是有限界的。比如，柄谷在《批评空间》第二期二二号（1999年7月）与作家岛田雅彦（1961－）、批评家山城むつみ（1960－）的对谈《从世界资本主义到社群主义》中，这样论述道：
我认为在苏联的崩坏与海湾战争之后，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反讽的肯定这样的立场，已经失去了其反讽性（アイロニ）。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肯定罢了。比如，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在此之前德里达和德勒兹所持有的批评性就消失了。当然，德勒兹和德里达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因此才开始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变化不清楚、也不想知道的傻叉（ボンクラ），还搁那一个劲复读德里达啊德勒兹啊之类的。不管怎样，在八零年代为止还具有激进意义的思想，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就失去了这种意义。在这样一个阶段上，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马克思
（柄谷行人編著『可能なるコミュニズム』太田出版、五三頁）
柄谷自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关于或许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而实现“社群主义”——搞过这种奈格里·哈特式的讨论。然而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从九零年至今一方独霸，能有效抑止其的政治势力已经没了，在此之上，刚才那种悠长而反讽性的讨论就没办法再进行了。在“资本主义”的强力对手还依然存在的时代，依据对手的狠活“资本主义”被迫变化的可能性还保留着，在这种时代以悠长的姿态存在着的“资本主义（之现实）批判”——柄谷将其形容为“德里达的”或“德勒兹的”。后现代左翼的论者们，明知这可能成为对自己的思想式身份认同的否定，也仍倾向于使用这样的说法——虽然也有人没有着这是在自我否定的明确自觉。
“后现代化”并非幻想
像柄谷行人这样的“左回转”论调，乍一看似乎挺对的，但在笔者看来，它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啊。其一，在变得通过消费主导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俄狄浦斯式的家族的劳动力再生产机能会下降，精神分裂式的“主体”们出现在社会的表面上，因此价值观也正逐渐多元化——这样一个关于后现代式现状的认识的层面。然后另一个呢，是如何评价这个状况、如何在战略上做出应对——这样一个层面。
正如第五讲所看到的那样，八零年代的“现代思想”，特别是浅田彰的精神分裂·孩子论，对于后现代式的现状给予了极为积极的评价。在后现代式的“差异化”浪潮中，好像从偏执狂·驱力[パラノ・ドライヴ]（逼迫人变成在安定的职场工作的劳动主体之压力）中持续“逃走”是可能的——八零年代的“现代思想”们，操持着这样的言说方式。这是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急速变化、从而资本主义式的“主体”化——如果用新左翼的语调来讲的话，那看着就是意图克服“异化”与（坏的）“物象化”的一种战略。
然而进入九零年代，在泡沫崩坏后的不景气长期化、精神分裂·孩子第一世代的高龄化这个新的现实之中，八零年代的“对于将来的展望”与利用“敌人”之力的战略就过于乐观了，后现代化伴随着不安与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事实被再次理解了。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冷战构造终焉之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强化了其存在基础，并通过操纵短期流动性资金而恣意地改变各国的经济状态，从而影响着其国民的生活。像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美国直接行使军事力量，从侧面支援全球资本的扩张，这种情况也变得屡见不鲜。为了唤起消费而不断自我差异化的资本主义，由于无法制御其自身内部产生的再游牧化＝多元化倾向而走向自我解体……——超，不能悠哉地等待这个过程发生完成！——这样一种氛围在九零年代生成了。
在此意义上，像柄谷那样自我批判的论述，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资本主义逐渐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移、与之相伴“主体化”的样式也在变化——这种后现代式的、或者“现代思想”式的现状认识自身并不是错误的。由于日本国内的不景气长期化、证券·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数字鸿沟等原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贫富格差正在扩大，但是，并不能说后现代式的“对于将来的展望”就过时了、过往的“布尔乔亚＝资本家阶级/普罗列塔利亚＝劳动者阶级”对立图式就原原本本地复活了。
“劳动者”的收入、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仍在持续多样化，即使并不安定但精神分裂·孩子与灵活就业者的生活方式也不错——持有这种思考方式并积极选择之的人也不少。经济的增长并非仅仅依靠雇佣灵活就业者与派遣劳动者来低成本地使其工作（＝剥削）来完成，通过差异化来唤起“消费欲望”也是经常必要的——仅有一小部分有钱人花哨地消费，是行不通的。IT产业与技术的发展，也确实改变了被称作“下沉”市场的人们的消费趋势、生活风格、交流形态。更进一步说，证券·金融市场的动向，以及“一般平民”也有加入的年金基金与投资信托的运用状况、住宅·教育贷款的利率、工作企业的收益等都在错综复杂地连动着，也有单个人就能玩玩股票、国债、虚拟货币的大手子，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才是最有利的，实在是相当难以看清。
就算举着“马克思”名字的大旗，大喊大叫“以自由的名义，请把目光投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 仅凭这一点，也未必能就此看清诸如“对败者组的剥削”这样形式的“通俗易懂的真相”。读罢德里达、德勒兹，或者受其影响的柄谷、浅田彰、中泽新一等人的困难文本，很明显的是，东浩纪名之为“邮政的不安”的问题将永远不会消除。但是，如果否定将目光投向“微观差异”的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只追逐“宏大叙事的对立图式”的话，那就会更加远离“真实”，陷入幻想中。作为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复杂现状的工具，“现代思想”直到现在——倒不如说正是现在——依然有效，至少笔者如此认为。
我们应该从马克思那儿学到什么呢？
如前所述，尽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象征的“宏大叙事”的时代应该已经落幕，但是，不安于后现代性的变化，致力于编织各个领域的“小叙事”的后现代左派人士，不知何时开始创作并重新编辑“宏大叙事”。但是，“前路”依然迷茫，因为没有哪个“理论”能够支撑这种“宏大叙事”，所以“敌人”的幻影只会随心所欲地膨胀，妨碍我们形成清晰的世界形象。
笔者自己也不太清楚，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和继承“现代思想”，同时也觉得“不应该轻易明白”，但是我倒只有一件事可以讲得“清楚”，那就是：“就算已然不可能建立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综合理论（＝宏大叙事），作为分析社会的工具的‘思想’，也不是马上就没人要了。”在思考企业内部以劳动为中心的主体性＝身份形成机制今后将如何转变方面，德勒兹—加塔利的游牧论提供了重要的提示，而且，这种工具在分析现代日本消费文化、年轻人文化的动向以及IT化的原因方面似乎依然有用。
许多“左回旋”的人似乎认为，“不能显示出对未来的明确认知的微观理论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的话，那还不如扔掉”，但如果让像笔者一样、原本就寻思“理论”和“知识分子”没啥了不起的人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勉强地展示出对未来的愿景和可能性。既非政治家，也不是什么政治指导者，却被要求构建某种引导世界的理论，这种搞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假设正如左/右翼论者所说，就算现在是一个未尽的危机时代好了，但这也不能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文艺批评家等知识分子必须完成特殊使命的依据。倘若如今真的礼崩乐坏，那么“只逞口舌之快的人”自然也不应该做什么出格的拙劣实践，徒增混乱。
如果能够有“若干的分析装置”，帮助我们细致地分析事物，从而提示我们扭曲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那想必会是快事一桩。就算只是如此，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左回旋”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反全球化人士──试图再次抬出马克思作为象征，他们其实并不是天真地相信“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随着货币经济的渗透，那个“劳动价值论”似乎行之有效的世界，与“生动的自然”紧紧相连的共同体，是刻写在它会不会作为“幻影”消失的危机意识之中的。这也是一种危机意识，即失去了与“生动的自然”的联系的“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作为人类的“主体性”，并逐渐家畜化呢。如果我们想让马克思复活，我们该做的就不是恶作剧式地模仿《共产党宣言》等文字中出现的他表面上的勇武，而是更应该学习马克思望向各种常识的深刻的怀疑目光，包括望向我们自身的。这便是对马克思的回收。幸运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地“动物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用“语言”写就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或者“尝试理解”彼此的想法。至少我在继续作为“人类”的时候，“若干的分析装置”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正是因为这样想了，或者说至少是这样想着，所以我才会像玩笑一样写出这本书。这就是我从“现代思想”中学到的东西——如果这么结尾的话，“你丫的还没从新自由主义创造出的新幻境中醒过来吧！”大概会有不少读者会以昔日的左翼活动家，或者电影《黑客帝国》中登场人物的口吻来如此锐评笔者窝佬吧。
完
译者谈本书：完结啦，这本书第一第二章补足了佐佐木《日本国的思想》里欠缺的战后~八零年代新学院派前的部分[关于战后日本左翼思想史与文艺批评，我们在关注一本还没出版的日语新书，是集中讨论这方面的，“用言语能改变世界的时代……”]，第七第八章则从非左（批评空间系）非右（姑且这么认为！）非亚文化（佐佐木迫真的东浩纪牛逼论）的立场锐评了在日本现代思想潮流的衰落。显然，译者并不赞同作者的很多观点，不赘述了。这两本都告诉我们一个思想史事实，别光在那云，说什么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只在中国流行（一种文化马阴谋论的变奏），人家日本也很流行（过）好吧。接下来会零散地翻译一些柄谷和浅田的对谈杂文，以及选译一些“日本哲学的最前沿”（国分功一郎 X 千叶雅也）供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