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在“现代思想”出现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作为战后日本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轴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作为其革命性的实践形态的“马列主义”。二战后，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诸国崛起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洋诸国里影响迅速扩大。即使在日本，作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占领军GHQ的民主化政策之结果，以战前受到治安维持法镇压的日共为始、马克思主义的诸派恢复了活动，尤其以大学等学术场域为中心延展了势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方式与“其他西洋诸国”有相当的不同。虽然说到西洋诸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不论是在康米党已经成为与保守派执政党匹敌的政治势力的法国和意大利，还是在康米党虽没成为巨大势力、但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打入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中的英国和德国，情况都与日本不一样，这些西洋诸国的“共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战前已作为政治·社会运动而被广泛认知、在一般大众之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而在日本的场合，即使在思想相对开放的大正德莫克拉西时期，在天皇制之下、言论自由也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安娜其与马列式的政治活动被禁止。故此，马克思主义还远远没有渗透到一般大众之中去，像是局限于以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知識人）为中心的先锋化（先鋭化）小团体的活动——这种感觉很强烈。
地理的位置关系上的差异也非常大。对于在与苏联和东欧接壤的西欧，特别是在被东方和西方阵营一分为二且是东西方对抗的最前线的（西）德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与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西欧，那些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人来说，无论是选择跟随苏联，以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还是选择留在西方，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中扮演体制内的批评者角色，这样的二选一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在德国，在此前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选择建设苏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基本上都移民到了东德，所以对于留在西方的知识分子而言，在立场上便不能像苏东阵营的知识分子那样提倡马列主义。至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打倒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暴力革命，以及将在康米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现实政治的主张暂且圈置，转而只能发展一种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在西德，这个马克思的出生地，也是他早期的活动基地来说，也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慎重对待。在康米党拥有巨大力量的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也面临着是否要冒着失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扩散到普罗大众中的支持的风险而采取暴力的“革命”路线这一艰难的抉择。
相比之下，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离东西方对抗的最前线——“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稍微离开了点距离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才刚刚在日本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政治活动的自由。如何掌握“权力”，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项真正的、紧迫的任务。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日共干部刚被释放便高呼“麦克阿瑟万岁”。在他们看来，一旦这个用治安维持法压制他们的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了的话，那么也许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开。但这是一个相当偏离真实情况的期望。他们也许从来没想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欧式的“市民社会”会作为一个新的、强大的“敌人”站出来阻止革命。
明确采取反共路线（“清共”）的美国无疑是我方死敌，持有这一立场的日共在1951年的第五次全国协会（五全协）上制定了军事路线：以农村包围城市的CCP战略（Maoist）为范本，建立以农村区域为中心的非公开军事组织（“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等）并开展游击活动。然则由于其过激性招致普通国民不满，日共成为1952年7月颁布的破坏活动防止法的取缔对象，同年10月的众议院总选日共又以全员落选惨淡收场。1955年召开的六全协，将此前的军事路线定性为并非日共中央的方针、而是由极左冒险主义分子发动的暴走，并转换到议会主义路线。由此产生了对于日共中央的不信任，日本的“新左翼”即来源于此。
现在回过头去看，（和远比日共根基牢固的西欧国家对比）所谓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过是本就不存在多少现实基础的革命幻想终究化成泡影，最后发展成新旧分裂、曾经的志同道合者热衷于彼此倾轧的状况。在与社会现实基本脱节的情况下，“革命”观念急速膨胀，之后发现与现实的差异又陷入反思，再然后运动逐步分裂，日共就重复着这样的模式。事后看来，设若当时领导战后思想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现实/观念的鸿沟，那么八零年代的“现代思想”就没可能这么早抬头了。
讲座派与劳农派
在“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一举全面解禁的战后不久，在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之间，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潜力的过度期待开始蔓延。因此，应该打倒的“敌人”之代表——美国，反而给予了自身活动的条件（具体而言，公共场域里的言论与表达自由、大学等研究领域的学术自由）——对于这个“矛盾”，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深入思考的契机迟迟没有出现。
引领了战后（西）德国的社会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从战前开始，（其理论）就已经在资本主义经济/市民社会的支持之下制度化了——包含他们自身（译者注：学派的建制化？）——对于社会理论而言，是否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还是说，只是装作在进行批判、其实在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做出迫真贡献？这样的疑问产生了。在战争期间流亡到美国、战后在美国占领之下的法兰克福重建了社会研究所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无视围绕着自身的“美国式的东西”而去致力于“革命”这件事，他俩实在无法做到。战后的日本左翼，就这样避而不谈关于自己的存在基础的矛盾纠葛（译者注：上文所述的各种“矛盾”），与此同时却在“革命理论”层面上不断激进化。
在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围绕着当时日本处于唯物史观式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相应地采取何种战略而展开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1927－1937）。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致上完成了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一个被称为劳农派的团体主张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明治维新又创造了以封建制度的残渣——天皇制为中心的“绝对主义”体制，因此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故而讲座派提出两阶段革命理论，主张与其他反对派合作，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目标，与劳农派针锋相对。“劳农派”因其1927年创刊的集团杂志《劳农》而得名，“讲座派”这一名称则来源于1932年至1933年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七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前者主要以二十年代中期被日共驱逐出境的群体为中心，后者则与日共有着密切联系，但三十年代中期以来，两派都遭到激烈弹压，处于解体状态，因此争论没有得到解决。
战后恢复活动的两派——劳农派与社会党、讲座派与日共各自联合后——势力得到了扩大。前劳农派领袖山川均（1880－1958）认为，比起理论方面的激进化，应该优先考虑融入作为革命“主力”的劳动者·大众之中的战略（山川主义），并由此而闻名。后来，他与身为经济学家的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1888－1980）、九州大学教授向坂逸郎（1897－1985）于1951年共同成立了社会党左派中最大的理论集团——社会主义协会。在讲座派这一系中，《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主要作者、经济学家山田盛太郎（1897－1980），以及法学家平野义太郎（1897－1980）、历史学家羽仁五郎（1901－1983）等人于战后分别在各自领域中扩大了影响力。讲座派的两阶段革命理论最初是遵循苏共领导的第三国际的“指导”，而在战后不久，受苏联影响的日共在将目前需要打倒的目标从天皇制绝对主义转向与美帝国主义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保留了基于两阶段革命理论的运动方针。因此，讲座派式的历史观将继续在日共党派学者中发挥强大的影响。
二战后担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本是劳农派成员的经济学家宇野弘蔵（1897－1977）认为，基本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上、同时又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要与“特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保持独立的立场出发，应该与讲座派和劳农派双方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体系。他的理论由对市场经济原理进行抽象分析的“原理论”，划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没落的历史过程的“阶段论”，以及分析当下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这三个层次构成，因此被称为“三段论”。这一理论在强烈倾向于学术（而非政治实践）的经济学家中得到了广泛支持，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宇野学派的团体，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力。
扩大着的马克思主义
在狭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曾参与创立亲共派学者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的东大教授古在由重（1901－1990）为唯物论哲学在学界的确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以民科哲学部门为平台，属于正统派唯物哲学的松村一人（1905－1977）与受西田几多郎（1870－1945）影响主张马克思主体观的梅本克己（1912－1974）展开了关于“主体性”的辩论。另有战前就已经偏离正统派、尝试结合西田哲学“场所论”和马克思“异化思想”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梯明秀（1902－1996），加上在西田哲学视域下基于费尔巴哈思想建立人学唯物论的船山信一（1907－1994），此二人作为立命馆大学教授，其观点不仅影响了学界，也影响了部分新左翼成员。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指以下现象：劳动者原本出于自我意愿主动使用身体“积极”劳动，但加速社会分工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让人逐渐丧失了这样的感觉。
由于以佛教“空无”思想为中心的西田哲学和贯彻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在战前，和梯明秀等人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者社团“唯物论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户坂润（1900—1945，被日本特高课弄进监狱，死于日本投降前夕），认为将所有事物随心肆意说明、堪称究极的形而上学的西田“场所论”等京都学派之思想，理应被视作“日本意识形态”的典型而予以警惕。然而，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彷佛自信自身是最先端、先进的思想，于是试图把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诸多思想（以西田哲学为主，包括韦伯和安藤昌益等人的思想）一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体系中，采取了以马克思的理论视角重构世界和日本的思想史的扩张路线。对于在学界和社会运动中迅速扩展处于发展阶段的日马而言，似乎已鲜有与之匹敌的思想对手。而丧失了马克思这个思想内核的现在的日本左壬（サヨク，一种对于日左的网右蔑称），则不如说过于恐惧担心在各种危险思想的负面影响下、将在无意中滑向右翼路线的危险。[译者注：这里是对比了一下战后日本马左和最近的日本非马左壬的情态，前者非常自信、以马克思的视角改组各路非马思想；而后者没有坚持马克思的思想、却非常担心受各种危险思想的诱惑而堕落。]
市民派的空论
在如上所述的正统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外，一群性质相似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开始活跃，他们就是所谓的“市民派”，又称“进步派”。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被视为战后批评家代表的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正男，以应用韦伯理论于经济史研究而闻名的大塚久雄，研究日本人法律意识、专业为民法和法社会学的知名学者川岛武宜，以及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创办杂志《思想的科学》的鹤健俊辅等人。这里所说的市民派与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下一阶段目标进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马列主义无关，它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总称，这群人的目标是通过推动市民运动对现有“市民社会”进行改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西欧各国经历数次国民革命引导的体制改革以及响应自由主义市民运动诉求而实行的国家宪制（constitution）改革。相较而言，即使是在战前最为开放的大正民主时期，日本也从未发生过市民运动直接影响政治变革的事件。所以，即便是市民派成员主张人们遵循“市民社会”中形成的规范和理想，这些倡议也不过是迎合欧洲各国的高谈阔论，与本国现实并不相符。同样是外来思想，主张“要颠覆劳动者被资本家永久剥削的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听起来就容易理解得多。旨在全面摧毁市民社会的马列主义者既然是激进左翼知识分子的先锋，那么如市民派这般既不激进也不够彻底的群体显然就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在日本“市民派”中，也有像早期丸山和川岛一样部分调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工具的学者——也有以在“市民社会”中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为目标、被称为“讲座派”的一类人——所以，“市民派”在理论方面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立场，如果遇上反战·和平这般典型的体制批判主题，也时常主张建立市民派和马克思主义各派的共同战线。
除此以外，还有类似经济社会思想史学者高岛善哉（1904—1990）和内田义彦（1913—1989）一样的学者，因为在战前无法自由展开马克思研究，就暂时以霍布斯、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和公民社会论为研究对象。到战后他们公开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原有研究，开拓了亚当斯密—马克思研究这样日本独特的研究领域，“市民派”中像这样的中间人也不鲜见。
到底谁是真正的左翼？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受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1893—1964，此人以改造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改革而逐步迈向社会主义道路为执政标志）的结构改革路线影响，通称“结构改革派”的派别势头逐渐在社会党和日共边缘滋长。原社会党总书记江田三郎（1907—1977）发表了名为江田前景的稳健路线，主张通过日积月累的结构改革渐进式实现社会主义，“结构改革派”因而掀起短暂风潮。然而该派随即遭到来自社会党左派和日共主流派的猛烈抨击，后者认为前者本质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最后这一派止步于马克思主义左派中的少数群体。被公认为“结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包括战前以研究意共理论家葛兰西（1891—1937）闻名的学者石堂清伦（1904—2001）和曾担任神奈川知事的经济学者长洲一二（1919—1999）等人。
60年的安保斗争前后，标榜比社会党和日共主流派有着更激进的革命路线的派别“新左翼”开始形成，以和平路线为显著特征的“结构改革派”自此被“新左翼”唤作“市民派”。明明是和西欧康米党中势力最强的意共采取相同路线的群体，却得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含义的“市民派”头衔，这件事听起来虽然很不可思议，但在日本左翼范围内，未宣称自身激进革命立场的群体被称作“市民派”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在西欧各国，成为结构改革派原点的霸权理论是葛兰西的一种战略论（阵地战），指的是夺取由民间社会组织（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共同构成的“市民社会”内部的文化霸权（知的ヘゲモニー），从而为革命奠定基础，这是对霸权理论的通常理解。基于此理解，近年来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也涉及了霸权理论方面的课题研究。西欧各国处于多数市民一致默认维持既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现状，像俄国那样在半封建制度状态下进行革命、由少数先锋党一举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体制的做法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即使是未受葛兰西直接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也能大致理解。既然如此，被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的群体利用媒体积极发声，以此为契机促使利害关系迥异的市民间就未来社会逐步达成新的共识，这样的观点对西欧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并非不可思议。
批判的泥潭
这般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轮廓的错综复杂之情况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如前所述，对于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派”在内的日本战后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已经成为了思想世界之中“激进性”、“战斗性”的标志。“阶级（斗争）”、“辩证法”、“虚假意识”、“帝国主义”、“市民社会”……通过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言语之使用，使得原本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思考方式迥异的人们、变得能够在共同的基础（舞台）之上进行争论。然而，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仍然暧昧不清，依据当时的情势，兴起了区分马克思派/市民派的自我中心式的（ご都合主義）风潮，谁先大谈特谈“马克思”谁就赢了——变成了这么一回事。
如“结构改革派＝市民派（？）”的问题所象征的那样，如果把不直接标榜暴力革命的左派、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称为“市民派”的话，那么在“布尔乔亚社会”中担任大学教授职位的人、以及凭借著述而获得稳定收入的人们，至少目前不会以“革命”为前提而活着，因此就算是“市民派”。左翼政党的议员与工作人员、加入左翼系劳组的一般劳动者等，也可能变成（为市民社会中的安定生活所支撑的）“市民派”。新登场的左翼团体，一定会批判比自己更加陈旧之左翼的“市民（布尔乔亚）性”，并强调自己与之不同。但从这些人中，也出现了被认可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大学获得职位或在新闻界成为知名大物的家伙——接着就会出现“更加崭新的左翼”，对其进行批判……这个模式变得不断地重复持续。
姑且不论战后不久的那段时间，经过一九五二年的旧金山条约与五五年体制的确立，日本成为了安定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走上高速成长的道路。而在其中，即使要根据革命性的“实践”之有无来区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似是而非的鹿克思主义，其基准却无论如何也会变得暧昧。如果硬要做出明确的区分，那就只能把激进暴力的行使当成“尺度”。因此，在左翼阵营之间，产生了一种比拼与机动队之间的冲突经验次数的勇武传式竞争——不用说，左翼团体的组成成员，即便遭受或行使了身体性的暴力，也不能说就此进行了革命性的实践。
也有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家伙，利用这种“日本式的马克思主义”之暧昧性，假装自己的研究主题符合所谓“作为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以此试图躲避来自左翼的谴责。这进一步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通货膨胀状态。就连古典自由主义的元祖亚当·斯密与以神秘主义倾向而知名的京都学派的元祖西田几多郎，也通过一点术语的操作而与马克思连接了起来，所以在战后日本那会儿，大多数的思想都能和马克思主义“接续”起来——至于有没有很好地接续起来呢？那就不清楚了
时代错乱的马克思主义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为了让无法立刻实现的“革命”强行作为“实践”性目标维持下去，没有明确地把握日本伴随高速发展带来的职业·阶层构造和社会性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及“资本家阶级/劳动者阶级”的二元对立已无法复原的这些现状，使自身变成了与社会现实脱节的乌托邦思想。对他们来说，“实践”本身就是“激进地与警视厅权力对抗”这一极其观念性的图景，因此也难以察觉自己正离“现实”越来越远。
顺带一提，为了在新左翼派的全学连集会等现场上派别间发生小规模冲突时、明确区分敌我双方，作为新左翼学生运动象征的头盔在不同派别之间颜色和图样也各异。而原本为了派别斗争用的武斗棒（ゲバ棒，一种四棱木材），也转用到了与机动队的“战斗”中去。日共呢？在这样并无胜算的斗争中，一边批判着那些他们称之为极左冒险主义的、使用象征性暴力来自我满足的新左翼态度，一边又用黄色头盔和“民主化棍棒”自我武装，展开与新左翼之间（象征性的）暴力斗争。
对于西欧各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那么它所设想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现状之间的偏差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地，将这一西欧模型硬套到日本头上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许是因为最初就已经偏离现实了，自然之后也无法明白这一偏差正在逐步扩大了吧。
众所周知，自从马恩撰写《宣言》（1848）以来，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开始变得体系化，西欧诸国中生活和劳动形态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手工业者的“工厂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强迫他们长时间工作却给予低工资的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逐渐加剧。正是因为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无休止的剥削才会在某处达到极限，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即将到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成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化的西方各“民族国家”在海外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当他们开始把从殖民地（的人民）掠夺来的利益输还给国内，安抚国内普罗列塔利亚的不满情绪，缓和阶级斗争时，列宁（1870—1924）关于革命的世界化之必然性的论述便以马克思主义的变型版本的形式出现了。
如此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状况，但在五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左翼势力们开始就“日本革命”的可能性产生路线对立时,西欧诸国已经开始从19世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变过来，尽管有着认为更加巧妙的帝国主义仍在继续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以及新从属理论等其他争论存在，但至少以军事力量为背景的直接掠夺政策正在走向终结。日本的传统统治秩序因战败而瞬间崩溃，作为后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一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都以美国为榜样走上了再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强行进口以一个世纪前的西欧社会状况为基准的社会理论——非此不可的必然性是没有的。
轻率的二元对立模式
不论对于日本而言有无必然性，憧憬着革命（夺取政权）成功的社会主义母国（苏联和中国）而甘愿为马克思主奔走的知识分子数量庞大，正因如此，陷入强行套用马列主义公式的教条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必然的事。比如“应该将日本视作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吗？”，“先锋党的历史使命为何？”“怎样才能克服自身内在的布尔乔亚性？”，像这一类的神学辩论总是周而复始。引发争执的各派别的基本观点又相应衍生出将国民划分为“革命势力/市民派/保守反动势力”的图式化，在此之上，自然也就形成了以这种图式化的方法分析现实中复杂多样的政治现象的定势。
（在上述的图式三方之中）“中间”的“市民派”为了维持市民社会式的价值观的秩序，时而参与协助革命势力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时而又反向倒戈，是不隶属于任何一方的存在——所以这个图示基本上就变成，在代表、代理普罗列塔利亚利益的革命势力与代表、代理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保守势力之间展开一场世界总决战。
各左翼派系和知识分子们为了证明他们站在革命力量的最前线，如前说述，在与机动队——支配现存的日本国家的保守·反动势力之象征——的冲突中迈入激进化的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左翼之间开始指责称对方是权力的走狗或间谍——这种行为也被称之为内部斗争（译注：原词为内ゲバ，即为内部ゲバルト ，德语gewalt（暴力）的日语简称，在日本专指左翼派系间的斗争），内ゲバ严格来说是指原本属于同一组织的分裂派别之间的gewalt（暴力），而在不同隶属的派别的场合里，它被称为对外斗争（外ゲバ）。比起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左翼派系间的内部斗争却更加引入注目，这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特征。
当然，正如字面意义上的“市民派”——或可称之为“自由主义左派”——不可能完全认同这种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的角度得出的二元对立式图景，但对于以既存的市民社会为前提来思考的“市民派”来说，他们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那样的统一性的世界观与理论体系，所以也没有能够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市民派”的讨论只能被视为，在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強く規定）的“战后思想”的广泛框架内、提出了一个更温和稳健的观点罢了。在思想的世界里，宣扬摧毁既存的社会秩序、建构全新社会的“激进目标”会更加显眼，所以它自然而然地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是没办法的事。
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保守”
因此，由于马克思主义主导而形成的二元对立图式，也间接影响了他们的“敌人”，即“保守·反动阵营”一方。众所周知，从日本的整体政治局势来看，伴随着五五年体制的建立，“保守”的自民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稳定的多数议席，并且跟大概有自民党一半势力的日本社会党——在其社会主义协会派以外，因为得到了劳动组合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浓度不是很高——以及大概有自民党三分之一势力的日共之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确立了（五五年体制下的）“保守主导”。然而，在人文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和新闻传媒人等构成的“论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轴心的左派势力，直到最近还占据着相对的优势地位。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扭曲现象，但也很容易说明变成这样的理由。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在其中特别是进行激进的批判、对“现实”能够再建构的另类世界观之物会有引人注目的倾向。在保守派占据议会的稳定多数、对“现实”的看法不太可能改变的现状之下，只要言论和学术的自由能得到保障，那么像马克思主义那般激进的体制变革思想在学术界与论坛占据优势地位，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而且，“保守”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就是维持现状之方向的“思想”，正因如此，只要作为“现实”而通用的那些东西、还没有产生由于革命等原因而从根本上被动摇的危机感，那么“保守思想”之类的东西就还不太可能结晶化、即在理论上进行体系化。与保守/革新这一对词语的印象相反，“保守”是在“革新”登场之后、作为对其的反作用而孕育而生。“保守”倒是比“革新”更新了。在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1729－1797）因为对法国大革命感觉到威胁而将保守思想体系化以来，西欧政治思想史就具有这样的普遍性倾向。
也就是说在战后的日本，在五五年体制之下享受着安定的、作为潜在的多数派的“保守”侧，并没有积极地将“自身的思想”进行体系化并去区分敌友。因此，在追求“激进性”的智识世界之中，依据阶级斗争史观而明确划分敌友的马克思主义之图式就十分通用——“容易理解弄懂的扭曲·想象”——是成立的。由于“保守”侧没有明确的自我规定，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明显的敌人”就自动被归类为“保守·反动”的行列。当然，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保守·反动”的人们，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是单纯或多或少地共有着“反共”这一态度——在此场合之下的“共”，是只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呢？还是指包含社会民主主义与市民派在内的“左翼”整体呢？这并不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左翼里，按照讲座派/劳农派论争以来的传统，倾向于将“保守·反动＝反共”思想潮流的本质视作右翼天皇主义，然而在“保守”之中，也有很多人试图将日本变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所以前者的设想是很勉强的。
战后日本的论坛之构图
虽然但是，“保守·反动”势的日本知识分子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具有相当于对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左派而言的朝日新闻与岩波书店那般、“能表明正式的思想见解的堡垒”，因此出现了只依靠“反共”这种松散的羁连而彷佛在共同行动的不得已状况。现在，被视为保守系的代表性论坛杂志的《诸君！》创刊于全共斗运动略泄高峰后的1969年7月、《正论》于1973年10月、《Voice》于77年12月，都在相当晚的时候。如今（学术界是另一码事），在论坛层面占据着优势的“保守”侧，无视世界性的冷战已经结束而依然以相同的腔调、从“外部”对持续声张反权力的“左壬（サヨク）”进行否定式的规定从而批判之——变成了这番构图，然而在50、60年代时，情况其实恰恰相反。
可以说，在学术界与论坛的场域里，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势，“反共”或“保守”侧处于守势，这一状态直到八零年代前半期英国撒切尔与美国里根上台之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但是呢，在西欧诸国，存在着能够作为保守之骨干的包括性、全面性的思想体系，比如“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堪称作为其现代版本的哈耶克（1899－1992）等的新自由主义、西德与意大利荷兰等地作为其政权政党之思想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受黑格尔（1770－1831）国家观影响的国民式自由主义、在东西对立的意识形态中门对狙之间追求独立与国家利益的法国戴高乐主义……有复数的梳理清晰的系统存在着，并各自持有独特的世界观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峙。
与此相比，就仿佛是对作为各种地域和职能性利益集团的大帐篷部落般的自民党之杂多性的如实反映似的，在作为反左翼的杂多集合体的战后日本之“保守主义”之中，并没有具体性的形象战略（イメージ戦略）。或许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思想性，以自民党为中心的保守政治才能如此长久。明明没有思想性的核心，却总能在现实政治之中得到国民的支持，而为了将狡猾不要脸的“自民党式的东西”解体掉、左翼阵营给它们扣上了“保守·反动”这样的形象并据此抨击，然而不管怎么就好像白费功夫一样、总是无法进攻到最后取得胜利——这种感觉很强烈。面对空气般的对手，挥舞着轻率的二元对立图式，结果更加助长了马克思主义左翼的脱离现实的情况。
丸山真男的曲折进路
由于思想过于被“革命势力（马克思主义者+市民派）vs.反共”这二元对立之图式所支配，关于“西欧近现代”整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正在以合理性之名，成为价值观划一化、人性异化、生态破坏、全体主义等的元凶的这一批判性讨论，没能在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间活跃起来。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战前以来，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是从六十年代以来，都兴起了一场后现代式的讨论：他们在将西欧近现代之本质视为“合理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样本想以唯物论来克服资产阶级文化与思考的“反近（现）代”的思想，也无法逃离理性中心主义的桎梏。然而，在当时日本的论坛和学院派中，“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优势地位，再加上在战前与战争中时、京都学派与日本浪漫派的代表性文人墨客们在“（西欧）近代的超克”这一标语之下竟然展开了翼赞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论述，所以要对“西欧近现代”进行全面批判式的议论颇有视为禁忌之感。
如此一来，象征着社会主义的苏联为其代表的（西欧）近现代左派，和象征着自由主义的美国为其代表的（西欧）近现代保守派，在“西欧近现代”这一“大局已定的擂台”上，持续着冷战对峙状态。直到浅田彰等人出场的八十年代，真正的“近现代批判”的言论都一直没形成鲜明的思想潮流。因此，对于日本的左翼论者来说，在近现代批判的延长线上必然会登场的“现代思想”就像是法国的流行思想唐突而仓促的进口输入（译者注：作者意思是这样的近现代批判早该登场了）。
在50、60年代发挥了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中，如果硬要举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近（现）代”呈现了其批判性眼光的人物的话，那就是丸山真男了。如上所述，丸山真男虽然是“市民派”里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包含新左翼在内）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唯独对他给予了重视。首先，丸山真男以采取应该彻底实现以西欧的市民社会为模型的近（现）代化之立场而知名，但是对于西欧近（现）代社会里，由于机械性地划一化了的合理化过度推进、导致整个社会的秩序·效率性与每个人的感性和身体性之间产生了矛盾龃龉的异化论式的问题，他也深感关切，并且认识到本来想要克服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反而把问题搞大了。
不过，他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西方近（现）代理念(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接受它的土壤之日本文化间的矛盾，而不是西方近（现）代自身内在的矛盾。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委婉曲折地暗示西欧近（现）代所面临的“极限”，并劝说日本人应该先适应它[西欧近现代]。作为浓缩了丸山思想精华的经典著作，《日本的思想》（1961）至今仍是一本为人熟读的通识教育书籍，它清晰地体现着这种意义上曲折的“近（现）代主义”。
在这本书中收录的第一篇论文《日本的思想》的开篇，丸山写道：第一，日本没有西方的“知识·历史”传统，日本人不擅长系统地、历史地重构自己思想所经历的变化过程；第二，因此在引进西方思想时，也存在着忽略其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只从自己容易理解的地方盲目引入的倾向；第三，他指出，在这种延伸中，就连从根本上批判西方近（现）代的尼采(积极的)虚无主义这样的“危险思想”也有向无害的体制顺应性观念转变的倾向。“日本的思想”本质上是“无结构的”，什么都能零零碎碎地吸收进去，所以近（现）代与反近（现）代之间的严重冲突也就失去了其本该造成的影响。
“日本式的近（现）代”和马克思主义
“日本式的思想”曾处于观点繁多共存却无结构的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带来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必要的体系性的批判性思考并据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丸山真男在这一点上给予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赞赏。然而，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死敌”——近现代合理主义的逻辑、基督教的良心、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操作精神——与此相当的东西在日本根本性、本质性地不存在，于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唱独角戏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让人感觉是脱离人们的生活实感、一味被人拿来照本宣科的抽象理念。而给人留下相似印象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自身原本是在现实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方式规范——抽象化后产生的虚构之物这一关键事实未能理解，导致他们企图以单方面的“理论”说明来掩盖现实和理论间的差距、陷入了理论信仰盲从。
按照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理论的公式法则，如果革命没有被引发，并不是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现实还未到理论预见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此为前提用理论来解释革命为何“延迟”。在革命迟迟未能发生的日本社会，对“现状”进行的唯物史观式的分析虽然日趋复杂，但始终无法让人产生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的实感。丸山将其归咎于“理论的拜物教（物神化）”——“拜物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术语，指如资本一类无实体之“物”被人视为具有自主意志和能动性并加以膜拜的现象。若让丸山来说明的话，像这样用奇妙的方式去维持“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预定调和（预先吻合）”，是因为社会科学式的理论经常对于与复杂多样的、难以一言概括的现实间的紧张关系十分没有自觉。
尽管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沉溺资本拜物教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目的，但其自身也深陷“理论的拜物教”的泥淖——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丸山虽然和新马主义者持有相同观点，但他会这样思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发现了西欧近现代自身的矛盾，而是因为他看到存在于日本的近现代思想的不成熟。如果没有系统掌握复杂多样的思想理论并据此建立坐标轴，没有站在全局高度思考自己的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思考就会变成不切实际自说自话的空论。“西欧近现代”是否信用破产还未可知，在那之前首先要明白的是，如果不经过近现代意义上的（思想的）体系化，思考就不会有任何向前的发展，这是丸山的基本立场。
概言之，《日本的思想》一书所使用的完全是现代化论者的语言。“不管是认知还是实践，如果没有具备强韧的自我控制力之主体，就无法产生让混居提升至杂糅的能量（注：丸山真男诟病日本的文化是混居“雑居”文化。这种文化虽然能对新事物兼容并蓄，但仅仅是与其各自共存，还缺乏与之融合为新的杂糅文化“雑種”的强势主体性）。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主体，至今仍然是我们‘革命’的课题”（《日本的思想》岩波書店、第66页）
“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要成为自由的主体”，这种丸山式思考方式似乎深刻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不论其派别如何。即使是在当下讨论应怎样接受后现代思想的场合，也一定会有年长智者发表这样的言论：“所谓的后现代，是针对如何解构已建立的现代性的讨论。在那之前日本先要完成现代化，才能有对其解构的东西，不是吗？”。通常会这样说的人大多是从前丸山的信徒。在我看来，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很有日式语言暧昧不清的通病，但大体意思并没有错。
尽管丸山（揭示日本近现代思想中的矛盾背后的深意）就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出了质问，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从未认真领会其中真义。他们似乎只能理解“理性的”谨慎论这一类型的说法，例如应首先贯彻讲座派＝日共两阶段革命论所说的第一阶段（市民革命）等等。这在之后，就成为了阻碍后现代式的思考被日本顺利接受的原因之一。
译者注： 本书为选译；后续与佐佐木敦《Nipponの思想》、宇野常宽《零零年代的想象力》重合的章节从略。书中观点不代表译者立场，请批判性阅读。本次翻译采用在线表格分段协作的方法，在三周内完成约1.4万字的笔译。关于日语中“近代”与“现代”的用法，参见下图。
译附：《超人幻想》第二季第一集——后浅间山庄的世代
